Copy Reference 在更高水平开放、制度型开放的过程中，经济特区仍然发挥着重要的先行先试作用，仍然扮演着开拓者的角色，仍然发挥着敢闯敢试敢干、敢为人先的特殊作用。
深圳太子湾邮轮母港。
40年前的蛇口开山炮声犹然在耳，如今的深圳经济特区生机勃勃。40年的时间，经过一代又一代特区建设者艰苦卓绝、拼搏奋斗，深圳实现了由一座落后的边陲小镇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化大都市的历史性跨越，并向世界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磅礴伟力，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深圳等经济特区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党中央关于兴办经济特区的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经济特区不仅要继续办下去，而且要办得更好、办得水平更高。
新时期新形势下，党中央对深圳改革开放、创新发展更是寄予厚望。2019年8月，党中央出台了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全面部署了有关工作。此次又以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为契机，党中央支持深圳实施综合改革试点，以清单批量授权方式赋予深圳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更多自主权，一揽子推出27条改革举措和40条首批授权事项。
当前，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特区发展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站在历史发展的新起点上，深圳如何再出发？深圳又如何进一步落实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和综合改革试点的政策及措施？
就这些问题，《中国报道》记者专访了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三个关键词：开放、改革、创新
《中国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高度肯定了深圳等经济特区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具体来说，您认为深圳40年来最值得被肯定和借鉴的经验有哪些？
迟福林：应该说有三个关键词，就是开放、改革、创新。40多年来我国对外开放有三个大的变化：一是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深圳应该是一个典型代表；二是从制造业为主到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开放转型，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件事情；三是从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到经济全球化重要推动者的重大变化。
经济特区在这些历史性转变的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呢？我也归纳了三个关键词：窗口、试验、示范。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起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示范作用。这两年我到日本就有专家让我猜一猜，他们最愿意去中国什么地方？我以为是上海、北京，但是日本专家回答说是深圳。因为这是一个最新的开放城市、创新城市，创新已经成为深圳的一个代表词。
打造制度型开放新高地
《中国报道》：习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新时代党中央赋予深圳的历史使命之一就是要锐意开拓全面扩大开放。《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中也明确提到要“加大制度型开放力度”。深圳应当如何承担起新的历史使命，如何加大制度型开放力度？
迟福林：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高水平开放有着其鲜明的特征：以构建新发展格局为基本要求；以推动自由贸易进程为重要目标；以服务贸易发展为重大任务；以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为重要突破；以制度型开放为突出特点；以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重要保障。这些都需要我们在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开放中深入把握。
“十四五”时期我国要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以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为重要突破。深圳应当以规则对接为重点打造我国制度型开放新高地。
首先，深圳有条件在制度型开放方面先走一步。1980年至2019年，深圳市GDP年均实际增长20.7%，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1.3个百分点。2019年，深圳外贸依存度达到110.5%，远高于全国31.8%的平均水平，成为我国外向度最高的区域之一；全年专利申请量与授权量分别为26.15万件和16.66万件，形成了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格局。作为我国经济活力最强、开放度最高的城市之一，深圳有条件、有基础、有责任在推动制度型开放、加快构建与国际接轨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方面率先实现重要突破。
其次，围绕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主动对接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提升区域性、全球性影响力。例如，打破市场垄断与行政垄断，在要素获取、准入许可、经营运行、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等方面，全面实现对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对待；以广东自贸试验区前海蛇口片区为载体，先行试验国际高水平经贸协定的某些核心议题，在关税缩减、服务贸易标准对接、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服务、监管适用、争端解决机制等领域开展更大力度的探索与压力测试。
再次，积极探索以数字贸易为重点的全球贸易规则。2019年，深圳市数字经济产业规模达到27828.6亿元，位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数字经济产业增加值1596.59亿元，增长18.0%，已初步成为我国乃至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领先者。为此，深圳可依托数字经济发展优势与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的时间窗口期，加大在数据安全有序流动等方面的先行探索，积极促进数字领域的产品与服务出口，探索安全弹性的跨境数据流动、数据本地化、消费者保护等领域的规则标准。
在这样一个开放过程当中，经济特区仍然发挥着重要的先行先试作用，仍然扮演着开拓者的角色，仍然发挥着敢闯敢试敢干、敢为人先的特殊作用。
推进粤港澳深度合作
《中国报道》：在您看来，深圳加大制度型开放力度的突破口在哪里？
迟福林：我认为，深圳应该以推进粤港澳深度合作为重点形成深圳制度型开放的突破口。深圳经济特区、粤港澳大湾区等，都是中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试验田”，肩负着服务贸易和服务业市场开放的历史使命。
目前，深圳创新优势与港澳现代服务业优势仍具有较大的互补性。提升深圳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国际竞争力与全球影响力，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把港澳国际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连接港澳市场与内地市场的连接点，集聚全球优质创新要素，更好参与全球经济竞争与合作，更深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提升在全球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地位和管理水平，在进一步拓展自身产业发展空间的同时，不断深化探索和丰富“一国两制”新实践。
同时，深圳要加快推进深港、深澳服务业深度合作。在《内地在广东省向香港开放服务贸易的具体承诺》《内地在广东省向澳门开放服务贸易的具体承诺》的框架下，推动旅游、金融、教育、研发、医疗健康等重点服务贸易领域更大的开放。
此外，深圳要加快推进深港、深澳创新体系的全面对接。例如，全面实现创新人才、企业在三地的资格互认；以港深创新及科技园为载体，加快推进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交叉研究平台和前沿学科建设；在明确标准的前提下，全面取消深圳对港澳高校、科研机构申请科技项目的限制；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打造深港澳科技成果转化一体化市场；加快推进深圳产权保护制度化、法治化，逐步实现粤港澳产权保护规则等的对接。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
《中国报道》：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深圳等经济特区发展面临哪些困难和挑战？
迟福林：我国扩大开放面临着三个严峻的挑战：一是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这给我国的开放带来一系列的课题和一些新的挑战；二是在疫情严重冲击下，单边主义、民粹主义、保护主义的挑战和风险明显加大；三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快速兴起，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加速重构。
当前，深圳在推进制度型开放、促进粤港澳服务贸易一体化中仍面临某些政策与体制的突出矛盾。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大局出发，一方面，从法律上赋予深圳在数字贸易、服务贸易及投资、金融、人员进出等方面先行探索的开放自主权，并主动适应全球经贸规则重构趋势，加大压力测试，使深圳率先建立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另一方面，赋予深圳更大改革自主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强化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率先建立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但对于未来的高水平开放，我们一是要坚信14亿人口大国的对外开放，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二是我国的经济转型升级无论是产业结构还是消费结构，都需要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包括区域发展结构；三是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
8月24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举行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首批企业上市仪式。
责任编辑：何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