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十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胜利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这是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的纲领性文件。

新中国成立以来，连续14个“五年规划（计划）”前后相续、有机衔接，引领了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国将踏上新的发展征程。

在“十三五”和“十四五”的历史交汇点上，我们瞻望未来，就经济社会发展如何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汇集专家智慧，为“十四五”发展规划汇聚共识、凝聚力量。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促进高质量全面开放

推动形成国内国际相互促进的双循环协同发展体系是融合双循环的重点。

文︱李春顶 张瀚文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描绘了面向未来的“十四五”以及2035年远景发展蓝图。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和必须遵循的原则，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可以说，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十四五”建设的重要方向之一。

对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建设，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把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作为新时期的具体方案。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我们认为需要重点从四个方面入手：第一，扩大内需，开创和拓展国内大循环；第二，优化制度和营商环境，畅通国内大循环；第三，构建高质量的全面开放新格局，推动国际大循环；第四，推动国内国际相互促进的双循环协同发展。

扩大内需，开创和拓展国内大循环

内需是经济平稳运行的“压舱石”和“稳定器”，有效地扩大内需是开创和拓展国内大循环的关键和路径，不仅强调消费对经济的基础性作用，更强调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中央提出要千方百计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很重要一点是增加人民群众收入，培养购买力，这样才能真正取得效果。扩大内需不仅需要发挥市场的主体作用，也离不开政府的宏观调控。

扩大内需的关键主要在于增加居民收入以及提高产品的供给质量和多样化，具体应主要关注四个方面。一是企业和政府应培育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新消费”模式，塑造新的消费场景，缩短消费链、提高社会效率，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促进实物消费提档升级、服务消费提质扩容，从深层次上解决供给同需求错位问题。二是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居民创业和就业机会，增加居民收入和财富，尽可能激发居民的潜在需求。三是扩大有效的进口贸易规模，以高质量的供给催生创造新的市场需求，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推动消费平稳增长。四是推动“新基建”在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的建设发展。“想致富，先修路”，完善中西部地区以及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进一步加快中西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在促进中西部经济发展过程中促进消费和生产需求的增加。另外，增加“三农”领域的公共产品供给，进一步夯实“脱贫攻坚”的阶段性成果，不断激发农村地区的市场活力，在畅通产业循环、市场循环和经济社会循环基础上，增强供给体系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助推产业链再造和价值链提升，在更高水平上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以更好提振经济信心、增强发展后劲。

优化制度和营商环境，畅通国内大循环

优化制度和营商环境，形成完善而成熟的市场体系，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营商环境是市场主体准入、投资、建设、生产、经营、流通、物流、回款等整个活动的环境。优化营商环境要着力建设一个民主法治、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和发展空间，让市场投资者明确创业是安全的，去政府部门办事的效率高，合法权益能够得到保障，投资者的回报能够受到保护。

近年来，我国营商环境不断优化。世界银行于2019年10月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20》中，我国营商环境在190个经济体中排名第31位。成绩的取得得益于我国对标国际先进经验、对接国际通行规则，制定了专项改革任务，完成了“放管服”改革和百余项改革措施，在推动工程建设项目全流程审批制度改革、完善保护中小投资者监管制度体制机制改革等各个方面都实现了突破，增强了我国营商环境的国际竞争力。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措施应重点放在三个方面：一是建立优化营商环境长效机制，持续深化“放管服”，简化审批流程，争取将政务办理公开化，提升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二是将数字化等先进的管理手段纳入营商环境建设，确保科技人才的引进，构建科技人才引进战略机制。三是重点解决优化营商环境的地区不均，加强改善我国中西部地区的营商环境。在优化营商环境的过程中，中西部地区的当地政府应在体制、理念、方法上主动借鉴沿海发达省份的优化模式，因地制宜地改善本地营商环境。

改善制度和营商环境，有利于促进优质外资企业的项目投资，同时将有利于国内企业降低成本、提升竞争力，畅通内循环的渠道，进而把内循环的“蛋糕”做大、做强。

构建高质量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构建高质量的全面开放新格局是推动国际大循环的客观要求，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高质量的全面开放型国际大循环体系，不仅要包括量的合理增长，还应该包括质的稳步提升。量的合理增长有助于为质的稳步提升创造更多施策空间；质的稳步提升有益于为量的合理增长提供坚实的基础。

经济高质量发展是2017年党的十九大中首次提出的新要求，表明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数据精确、资源精准对接、产品质量保证与优化配置的增长方式，是创新高效节能环保高附加值的增长方式，是创新驱动型经济的增长方式，是智慧经济为主导、质量主导数量、高附加值为核心、使经济总量成为有效经济总量、GDP无水分，推动产业不断升级，推动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文化建设五位一体全面可持续发展的增长方式。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时期的发展目标和构建内外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要求。而要推动国际大循环的发展，就需要逐步构建高质量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具体来说，要不断提升“中国制造”的质量和水平，促进外贸产业转型升级和价值链攀升，逐步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转变，提高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打造贸易强国。创新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方式，促进投资的自由化与便利化，推动负面清单管理体制的优化，提升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的效益水平。优化区域开放布局，不断打造和建设区域对外开放的新高地，逐步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新格局。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以及中非、中拉合作，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推动外贸和外资高质量发展的同时，逐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构建高质量的全面开放新格局，不仅要扩大开放范围、拓宽开放领域、深化开放层次，还需要创新开放方式、优化开放布局并提升开放质量。在开放范围和领域上，推动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在开放层次上，从商品和要素开放向制度和规则层面开放发展；在开放方式上，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实现互利共赢。

推动国内国际相互促进的双循环协同发展

推动国内国际相互促进的双循环协同发展是打造“新发展格局”的交汇与融合点。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要用国内大循环推动国际大循环的发展。激发国内市场活力，不仅在需求端促进消费，更重要的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产品市场的活力，提升要素市场效率，不断增加产品的供给能力和供给质量，在国内大循环发展的基础上提高国际大循环的水平。二要用国际大循环推动国内大循环的发展。例如积极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中欧双边投资协定建设，以及中国—海合会自由贸易区发展等，将“中国制造”和“中国智造”不断推向全球。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不断深化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提升内循环的效率和水平。

扩大内需、增加居民收入、优化制度安排和营商环境，是开拓和畅通国内大循环的要求；构建高质量的全面开放新格局是推动国家大循环发展的关键；而推动形成国内国际相互促进的双循环协同发展体系是融合双循环的重点。随着“十四五”建设逐步拉开序幕，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将成为其中重要的建设方向。

9月26日，中国中免第二届海南离岛免税年终盛典启动，诚意满满推出各类优惠，吸引一大批消费者前往抢购，现场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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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国际双循环”
2020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首次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之后新发展格局在多次重要会议中被提及。

李春顶为中国农业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

张瀚文为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张利娟

“十四五”以消费提质升级助推高质量发展

适应中国消费升级的大趋势，加快释放14亿人的消费潜力，奠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成为“十四五”时期的重大任务。

文|匡贤明

10月7日，消费者在南京夫子庙景区内的一家餐饮店用餐。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分展之间的矛盾”。随着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我国城乡居民消费不断扩大，消费水平不断提升，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消费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增强。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首先表现在消费领域。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对“十四五”时期发展提出了系列建议，其中明确提出要全面促进消费，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适应中国消费升级的大趋势，加快释放14亿人的消费潜力，奠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成为“十四五”时期的重大任务。

消费结构呈现明显的升级态势

从过去几年的情况看，我国消费不仅在规模上快速增长，而且在以服务型消费为重点的消费结构上呈现快速升级的态势。

疫情对居民消费有短期冲击，但消费增长的长期趋势不变。此次疫情客观上对城乡居民消费带来了短期冲击。我们用ARIMA模型对城乡居民消费水平进行分析，结果表明，2020年一季度至三季度，城乡实际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均低于新冠疫情前所预测的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影响最大的是一季度，居民人均消费直接损失超过900元。但从二季度，消费开始复苏。进一步的模型预测显示，乐观估计2021年二季度疫情对居民消费的冲击将基本消化，人均消费支出增速由负转正。这表明我国消费增长的趋势不变。

服务型消费需求全面快速增长。这些年老百姓在健康、医疗、文化、旅游、教育、信息等方面的服务型消费需求全面快速增长，已经成为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内容。1978年，我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为57.5%和67.7%；2017年，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9.3%，首次低于30%；2018年，居民恩格尔系数进一步下降到28.4%。国家统计局从2018年开始公布服务消费指标。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城乡居民服务消费占比为42.6%，2018年服务消费占比为44.2%，2019年为45.9%，城乡居民消费升级的趋势明显。事实上，普通民众从实际生活中也可以感受到，即便是传统的物质产品，其生产和最终消费环节也开始嵌入越来越多的新型服务，个性化、高端化的趋势明显，这与传统消费有明显区别。初步预测，到2025年，城乡居民服务型消费支出占比将达到50%；到2035年左右，有可能达到65%左右，并且在这个比重上趋于稳定。由此看，我国消费升级还有15年左右的时间。

消费升级将带来比较明显的市场规模增量。2019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41.2万亿元，比2018年的38.1万亿元增长3.1万亿元。假设202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保持在2019年的水平，如果“十四五”期间保持平均5%的增长，到202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超过50万亿元。近几年，我国扭转了消费率不断走低的态势，2019年最终消费率达到55.4%。消费增长带来的引致投资不断增长，带动中国市场的不断扩大。

中国消费释放将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从2014年开始，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始终高于投资的贡献率。2019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率为57.8%。从未来趋势看，按照现在的增长速度，预计到2025年消费规模将达到60万亿~65万亿元，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稳定在60%以上。未来几年，我国有条件、有可能保持5%~6%左右的增长。从全球看，中国的消费升级将对全球形成重大利好。中国的市场，也是世界的市场、共享的市场、大家的市场。有研究预测，2016—2021年这几年中国的消费增量将达到1.8万亿美元，相当于2021年英国的消费市场规模。在全球经济需求不足的大背景下，我国几年的消费增量就将相当于一个英国市场，这一市场开放将对全球经济增长带来重大影响。

推动扩大内需战略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机结合

当前，中国消费面临的突出挑战是“有需求缺供给、有供给缺质量、有质量缺品牌”。“十四五”时期无论是产业变革，还是商业模式创新，都需要牢牢抓住消费需求升级这个根本，都需要以新消费为导向推动新的供给变革。

创新供给体系，加大服务供给。适应服务型消费需求增长的趋势，要进一步加大服务业开放力度，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社会服务领域，形成有效的供给，满足不断增长的服务型消费需求。对企业来说，当前教育、医疗、健康、护理、个性化、绿色化消费等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市场缺口，都是老百姓的“痛点”，都是有可能产生新商业革命的领域。

优化投资结构，加大服务投资。在消费结构升级过程中，优化投资结构尤其重要。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表明，到2030年，我国教育市场规模将超过16万亿元，到2050年，教育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0万亿元；到2030年，我国医疗卫生市场需求将达到15万亿元，2040年达29万亿元，2050年达到37万亿元。未来几年，大教育与大医疗产业将成为企业投资的“热土”，尤其是民营企业的投资热土。

推动服务业市场的全面开放。目前，我国制造业领域约95%以上已经实现市场化，服务业领域这几年的开放尽管已经在提速，但与制造业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要将服务业市场对内对外开放作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任务，实质性打破服务业领域的各类市场垄断与行政垄断，推进服务业与新经济的深度融合，破解服务型消费“有需求、缺供给”的突出矛盾。

创新消费市场监管，优化消费环境。在服务消费为重点的时代，需要针对消费新时代的新特点，进一步强化消费市场监管，营造一个安全、放心、便捷的消费环境，引导消费结构向更加合理、更加绿色、更加健康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以服务贸易为重点推动高水平开放进程

适应消费需求升级主动扩大进口。《2018年中国消费市场发展报告》显示，我国进口总额中，消费品比重不足10%。如果消费品进口占比提高到20%的水平，不仅有利于本国居民的消费结构升级，而且将给其他国家带来年均约4000亿美元的出口机会。未来10年，我国将进口22万亿美元的商品；未来15年，我国将进口10万亿美元的服务。适应消费需求增长的趋势，需要把商品和服务进口进一步机制化。在上海进博会的基础上，加快打造更多的进博品牌，包括在海南自由贸易港举办的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也包括在有条件的地区举办多种场次、独具特色的进口博览会。

加快形成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开放新高地。一是以服务贸易为重点加快国内自贸试验区的转型升级。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国内自贸试验区需要在服务贸易和服务业市场开放上先行探索，更好发挥对外开放压力测试的重要作用。二是以服务贸易一体化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好粤港澳大湾区这张牌，重要的是尽快实现粤港澳服务贸易一体化体制机制创新的实质性突破。这不仅对我国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将提供有益探索，也将为港澳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供重要平台。三是尽快形成海南自由贸易港服务贸易新高地。利用建设自由贸易港的契机，加快形成海南服务贸易新高地。

以服务贸易为重点推进双边、多边自由贸易进程。在主动大幅降低关税的同时，务实推进与欧盟、日本、东盟等经济体的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进程。例如，加快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进程；努力在2020年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同时启动中欧自贸区可行性联合研究，加快构建以一体化大市场为目标的中欧经贸合作新格局。

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释放消费潜力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涉及居民收入，也涉及消费环境等一系列的政策调整与体制创新。总的来看，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需要加快落实，尽快取得突破。

保持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当前我国有4亿中等收入群体，如果能够扩大到8亿左右，将深刻改变我国的社会结构，并形成消费释放的重要新增主体。为此，需要在中等收入群体倍增方面采取多种举措。例如：通过保护和激发企业家精神、员工持股、知识产权保护等措施，调整我国的利益关系，形成巨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以适应我国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并对拉动全球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

推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双轮驱动。农村蕴藏着巨大的消费潜力，其中最大掣肘在于农民土地财产权未得到完全落实，农民财产性收入占比太低。统计数据表明，2017年，全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8.11%，而农民仅为2.26%。这就需要加快推进农村“三块地”改革，着力提升农民收入水平，尤其是财产性收入。加快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改革，使户籍制度尽快退出历史，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对接创造条件。由此使部分农民进入中等收入群体，释放出农村巨大的消费潜力。

加快税收结构调整，降低居民税负，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合理的税收结构能够降低中低收入者税负，并且增强中等收入群体的自我认同感。当前，我国税制仍以间接税为主，既加大了企业税收负担（90%的税从企业征收），同时也带来了税收的逆向调节，中低收入群体实际承担的流转税税负要高于高收入群体。适应经济转型升级大趋势，培育中等收入群体，需要改变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尽快提高直接税比重。

10月18日，备受行业瞩目的“2020VR/AR产品和应用展览会”在南昌绿地国际博览中心启幕。

作者为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责任编辑：何晶

坚持“四个面向”，让创新驱动发展落地生根

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再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科技创新认识的不断深化。

文|陈宇学

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将创新放在了各类规划任务的首位，强调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强调创新要坚持“四个面向”，即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面向人民生命健康。这为我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组织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指明了方向。“四个面向”相互交融、密不可分，共同组成科技创新的着力点。

推动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

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再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科技创新认识的不断深化。

科技创新是一个复合性的范畴，其中包含了科学、技术和创新三个概念。三个概念相互联系，共同构成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要素，但又相互区别，价值导向有所不同。科学强调对规律的认识和发现；技术强调发明，注重有用性；创新强调技术的市场化和产业化，不仅仅强调技术的技术性，还要特别考虑技术的市场性和社会性，实现技术的技术性和市场性社会性统一。三者共同构成创新核心体系，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是创新的基础和源头。创新推动科技成果实现价值。科技创新不仅仅是技术概念，一定程度上更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推动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是科技创新的应有之义，也只有这样，才能解决过去长期以来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人民生命健康需要“两张皮”问题。

坚持“四个面向”，就要推动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通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研究既要追求知识和真理，也要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就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协同发展、绿色发展、共享发展和开放发展都需要科技创新的力量和解决方案。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人民生命健康对科技创新成果有强烈的需求，涉及农业、工业和服务业；能源交通；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新兴产业创造新需求，公共卫生和医药等各个方面，特别是能够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

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

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相比，我国发展还面临重大科技瓶颈，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格局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科技基础仍然薄弱，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原创能力还有很大差距。一些战略性新兴领域，由于没有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源头供给的支撑引领，出现了高端产业低端化的局面。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开关”，是技术进步的先行官。基础研究一方面要遵循科学发现自身规律，以探索世界奥秘的好奇心来驱动，鼓励自由探索和充分的交流辩论；另一方面要通过重大科技问题带动，以问题为导向，在重大应用研究中抽象出理论问题，进而探索科学规律，使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互促进。要解决卡脖子的问题，必须要强化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11日召开的科学家座谈会上讲到，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

二战之后美国的科技从过去的实用主义走向更加注重长远和基础，使得美国成为基础研究原始创新强国，实现科学与技术、产业和社会发展的结合。我国目前也处于这样一个关键时期，美国的经验值得借鉴和学习。按照“十四五”规划建议，我国将进一步支持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培养更多更好的基础研究人才。

基础研究属于准公共产品，需要公共投入。目前我国在基础研究投入方面还不足，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中基础研究占比刚超过6%，创新型国家普遍在15%以上，有的国家甚至高达30%左右。这是我国“十四五”时期要弥补的短板。基础研究的主要承担者是大学和公益性的科研院所。但按照历史经验和未来科技发展趋势，企业也应该积极参与，特别是有条件的企业，例如我国的华为，正是由于多年的基础研究积累，才能在5G技术方面独占鳌头。

当前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占全社会研发经费的78%左右，但其中只有大概0.2%是用于基础研究，用于应用研究的也不到4%，95%以上都是投向了试验开发。技术创新型的中央企业和技术领先的民营企业，可以凭借自身的创新优势开展基础研究特别是应用基础研究，或者与大学科研院所、中小企业合作，协同推进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真正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和国家强的通道。因此，“十四五”期间，国家会进一步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对于从事和支持基础研究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

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关键核心技术掌控十分迫切，关系产业安全、经济安全、国家安全，关系到现代化目标能否顺利完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不能总是用别人的昨天来装扮自己的明天；不能总是指望依赖他人的科技成果来提高自己的科技水平，更不能做其他国家的技术附庸，永远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

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为我国进一步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和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多年保持10%以上的增长速度，2019年达到了2.21万亿元，总量居世界第二位，研发投入的强度也达到了2.23%，超过了欧盟平均水平。在人才、体制机制、创新环境等各个方面都有长足进步。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创新指数报告》，2019年中国创新指数排名第14位。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国家创新指数报告》及相关创新指数年度报告，均显示我国已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正向“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目标迈进。

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新型举国体制与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举国体制不同。一是要尊重市场规律，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二是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补短板和锻长板并重，努力构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科技创新局面；三是要坚持开放协同创新理念，集聚各方优势力量集中攻关。自主创新绝对不是关起门来一切从头开始的创新。

具体而言，“十四五”时期，国家会进一步强化和整合战略科技力量，加快建设国家实验室，整合国家重点实验室，优化科研机构规划布局，建设跨学科、大协作、开放共享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协同创新平台，保障多主体协作、多学科交叉融合、多技术路线并行，形成高效强大的技术供给体系，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领域实施重大科技项目，努力突破一批关键通用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保障关键核心技术源头供给。

“十四五”时期，国家会进一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向企业集聚更多的创新资源，使企业成为创新要素集成、科技成果转化的生力军，打造科技、教育、产业、金融紧密融合的创新体系，真正用源头创新夯实产业基础，支撑传统产业升级，引领新业态和新模式，催生新发展动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

推动重大基础研究成果和原创成果转移转化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是推动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一环。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需要转移转化，需要与市场、社会和国家需要相结合，才能形成现实生产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要解决四个问题：一是有得转，这不仅仅是数量问题，更重要的是质量问题；二是有权转；三是愿意转，四是转得顺。目前我国在有权转和愿意转方面取得很大成绩，通过赋予科研人员职务发明所有权和长期使用权试点，转让和许可收益的很大比例给了科研人员，极大地调动了科研人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积极性。但目前在有得转和转得顺方面仍然存在断点和难点。问题之一是科技成果质量不高，需要进一步强化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四个面向”意识。问题之二是技术转移人才队伍和机构能力弱。问题之三是知识产权服务能力较为薄弱。问题之四是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定价机制有待完善，需要更加充分地利用市场机制加快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问题之五是企业技术消化吸收能力不够强。

解决这些问题，发挥政府职能作用至关重要。“十四五”期间，政府在补短板、强弱项方面的职能将进一步显现，公共财政资金支持前移，引导更多的社会资金支持科技创新。弥补市场短板，除了加大对基础原创性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力度之外，进一步创新支持方式，培育高水平研发公共平台，支持中试熟化平台建设。更重要的是将着力提高创新政策、产业政策、财税政策以及外贸政策之间的融合性和协同性，充分发挥政策合力，推动创新驱动发展落地生根。

激发人才创新动力和活力

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构成。创新驱动的实质是人才驱动，驱动人才创新的背后是好的体制机制。

“十四五”时期，国家将进一步深化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协同推进科技与经济、教育、人才、社会保障等体制机制改革，提高改革的系统性和协同性。向用人主体放权，为人才松绑，发挥市场在人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把解决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统一起来，使各项改革朝着推动创新驱动发展聚焦发力。

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培养更多创新型人才，造就更多的世界顶尖科技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完善激发科技创新动力、活力和人才积极性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赋予科技人员更大的自主权，大力培养和引进国际一流人才和科研团队。加大科研单位改革力度，赋予更大的自主权，最大限度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提高科技创新产出效率。深化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用好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提高知识产权管理和运营能力，切实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实现创新价值。

2019年11月21日，参观者在北京举行的2019世界5G大会上了解一款5G机器人。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

责任编辑：王哲

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科技显著进步，才能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为解决好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注入强劲动力。

文丨张德勇

7月23日12时41分，长征五号遥四运载火箭将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发射升空。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并将其摆在各项规划任务的首位进行专章部署。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作出的战略部署，为“十四五”时期乃至更长一个时期以创新为引领、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深刻认识创新驱动发展的重大战略意义

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及其“两步走”战略安排。“十四五”时期是我国新发展阶段开好局、起好步的重要时期，将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更大的作用空间。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方面，创新驱动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样，要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也必须牢牢依靠创新驱动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带动我国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实现更大更新发展，为顺利实现“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创造有利条件。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我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着眼于“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而作出的战略抉择，创新驱动发展则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一个重要特征。

无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还是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其要旨都是牢牢把握发展主权动。历史和现实雄辩地证明，只有以创新为引领，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才能真正掌握发展主动权，壮大竞争新优势，确保我国发展行稳致远。从这个意义上讲，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就必须下好创新驱动发展这盘大棋，也更加需要科技创新这一解决方案。

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具有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

在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了新特征和新要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更加突出，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关于民生方面的远景目标——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尤其是首次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作为远景目标提出来，充分体现了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这自然需要强大科技的支撑。

大到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小到人民实现美好生活向往，都需要科技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的便捷方式及途径。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科技显著进步，才能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为解决好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注入强劲动力。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同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科技革命引致产业变革进而促使生产力迅速发展，谁抓住了科技进步的“牛鼻子”，谁就能从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这不仅已为各国发展实践充分证明，也必然是当今各国赢得发展先机的根本抓手。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传播，强化了经济全球化的逆流，加剧了各国间的战略博弈，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正经历深刻调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正面临深度重构，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正遭遇各种复杂严峻的风险挑战。

因此，只有从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出发，把握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的重要机遇，着眼于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凝心聚力进行科技创新，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才能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乘势而上、大有作为。

擘画建设科技强国宏伟蓝图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既高度重视创新在我国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中的战略作用，又明确指出创新的主攻方向——科技自立自强，为“十四五”时期以及到2035年建设科技强国擘画了路线图和时间表。

创新能力显著提升，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中的重要任务；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是到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的重要标志。可以说，建设科技强国，既有阶段性目标任务，也有长期性奋斗方向，能够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关键变量作用及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中的支撑引领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在奋进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新征程中，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了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战略部署。而在“三个面向”的基础上，又增加了“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及时有力回应了人民群众的诉求和期盼。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党中央高度重视，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摆在第一位，迅速作出部署，把疫情防控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取得疫情防控重大战略成果，而强大的科技支撑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因此，在“三个面向”基础上增加“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凸显了生命至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深化了对科技创新战略地位、作用的认识，对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提出了新要求、赋予了新使命。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发展提速提质，科技投入大幅增加，科技产出量质齐升，科技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十三五”时期，我国研发投入强度从2.06%提高到2.23%，基础研究经费增长近一倍，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2015年的第29位跃升至2020年的第14位，载人航天、探月工程、北斗导航卫星、量子通信、高速铁路、新能源汽车等一大批科技进步成果举世瞩目，科技支撑引领作用显著增强，科技实力正在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的提升，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更好发挥科技创新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战略支撑和引领作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征程要求加快建设科技强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科技发展不仅关系到世界经济格局的重构，也关系到国际力量对比的深刻调整。

当前，我国科技发展还有不少突出问题亟待解决、不少明显短板亟待补上，特别是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原创性、前瞻性科技创新依然不足，成为影响经济发展、产业提升、国家安全等方面的主要因素。

因此，立足当前，面向未来，我们要以创新为引领，沿着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发展路径，加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是根本。当务之急，就是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以“四个面向”为牵引，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在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等方面实施科技攻关，将现存的“卡脖子”难题逐一攻克，尽快扭转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在这些领域实现从跟跑、并跑到并跑、领跑的转变。

其中，重要的是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不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进一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对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持，推动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

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是目的。要以促进实体经济大发展为导向，以推动实体经济提质升级为目的，强化科技创新的战略支撑作用。

首先，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前沿领域尽快形成突破，并相应转换为现实生产力；其次，从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安全出发，加大重要产品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打造新兴产业链，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最后，抓紧布局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培育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赢得实体经济大发展的先机和优势。

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坚持与制度创新协同共进是保障。一是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强化顶层设计，实现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进一步完善鼓励创新、保护创新、推进创新成果转移转化的体制机制，以制度创新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保驾护航；二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完善政府的服务功能，做到不错位、不越位和不缺位，将创新激励导向积极培育市场创新主体，以市场机制推动形成大中小型各类企业竞相创新的蓬勃局面；三是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和潜力，健全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鼓励科研工作者心无旁骛地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更好服务于国家发展大局。

2019年全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情况

注：统计数据未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数据因四舍五入的原因，存在总计与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

数据来源：《2019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左琳

把握新发展阶段，构建农业农村新发展格局

积极稳妥做好脱贫攻坚战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机衔接，是实现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有力保障。

文︱雷明

国家之尊，农业为大；社会之基，农业为首。

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关键性、基础性产业，农村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农民是我国人口占比最大的职业群体。农业兴则百业兴，农村稳则社会稳，农民富则百姓富。因此，“三农”问题始终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首要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国家发展工作的重中之重。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对此应怎么理解？如何实施？

总体来看，要紧紧围绕新发展理念，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并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构建新发展阶段中农业农村新发展格局。

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首先是要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落实的关键在于找准点、发准力、创造市场价值，即要以好的产品形成有效供给，创造出生产价值、产品价值，进而形成有效的业态，并通过有效的业态对接市场需求，促使生产价值、产品价值向市场价值转换，最终获得财富目标。

具体来说，要持续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产业布局，持续稳定粮食生产，大力发展畜牧产业，推动特色产业向优势区集聚，实现粮食安全和现代高效农业相统一，推动农业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着力推进农业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三链同构”，打造系统有效的农业产业生态。

加强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把现代农业产业园区作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优质平台，围绕产业细分领域建设专业园区，突出抓好“园区平台”，围绕产业图谱精准招商，推动以智能化为重点的企业“改造”，同时积极扶持小农户，通过发展社会化服务、完善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利益联结机制等途径，帮助小农户加入现代农业产业链，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铸牢农业产业链。

围绕建设农业产业研发创新基地、产学研融合基地、人才聚集地等出政策、定措施，重点抓好创新引领、质量提升和品牌培育，推进农业产业链提升。其中，品牌培育要遵循“人无我有，人有我特，人特我精，人精我唯一”理念，深耕具有创新性的品牌和产业业态。

抓好基础保障，稳定农业生产。提升源头供应质量和供给效率，着力建设高品质原料基地，促进高效种养业转型升级；突出“龙头带动”，把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培育壮大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作为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增加纯收入的关键措施，大力发展深加工企业；培育体验农业、休闲农业、创意农业等新产业新业态，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优化农业产业供应链。

创新农业生产经营模式，优化生产技术措施，落实各项扶持政策，保护农民农业生产积极性。在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方面，应着力培育示范家庭农场、示范合作社、重点龙头企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示范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等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打造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基础工作。美丽乡村不能简单等同于乡村或村庄外表的改观，它本身蕴含着乡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蕴含着规划科学、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可持续发展内涵，其核心在于解决乡村发展理念、乡村经济发展、乡村空间布局、乡村治理、乡村人居环境、乡村生态环境、乡村文化的传承和实施路径等问题。

良好的建设有赖于良好的治理，因此要把夯实乡村基层治理基础作为固本之策，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作为主攻方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农村民生、促进乡村和谐稳定作为根本目的，将“治”与“理”有机结合。建立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以现代乡村治理生态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乡村善治之路。

乡村建设归根结底是人的建设。目前普遍存在的村庄空心化等问题，就是典型的人员缺位问题，应从筑巢引凤以及事业平台打造两方面入手，真正营造出“请回来”和“留下来”的良好环境。为此，要构建乡村人才振兴的机制、模式与平台，推进职业农民、职业经理人、科特派、志愿者、人才培育引进等制度建设，并开展针对新型职业农民、新型管理型人才的培训，大力培养致富带头人。但要注意的是，应造就一支高质量的、懂技术、懂市场的师资队伍，培训时要在产业链上培养实用人才，农民缺什么教什么，真正解决农民的实际问题。

深化农村改革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离不开农村改革。

应深化农村改革核心围绕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进一步完善城乡要素合理流动体制机制，打通要素进城与下乡通道，破解农村土地征收制度改革、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改革和农民宅基地使用制度改革等发展难题。引导更多的资金、管理、技术、人才等要素向乡村流动，推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双轮驱动”，促进城镇和乡村协调并进。

深化农村改革，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要在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上，坚持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促进共同富裕。在坚持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努力培育从事农业生产和服务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同时还要聚焦激活农村土地要素和土地市场，不断探索创新土地股份合作经营的新渠道，提高土地要素配置效率。

积极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实现形式。完善农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的相关政策，加快推进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明确农民的各类资源资产产权，尤其是土地要素如何在市场经营活动中发挥作用，确保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积极运用确权成果，探索为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承包地有偿退出、互换并地等提供有效支撑的途径，确保农民受益。

深化农村改革，要坚持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不动摇，积极探索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协调配合、相互促进的有效机制。在改革中，应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做到对症下药、量体裁衣，鼓励各地立足资源条件、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区域发展战略定位。要始终坚持“耕者有其田”和确保土地利用效率两个基本原则，这是农村改革必须坚守的底线。

实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我国当前正处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交汇期，积极稳妥做好脱贫攻坚战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机衔接，是实现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有力保障。

实现二者有效衔接，首先要处理好乡村振兴中“振”与“兴”的关系。从字面上讲，“振”是提振，“兴”是兴起。近些年，粮食安全问题始终是中央乃至全社会关注的首要问题。14亿人口——这么庞大的人口基数，饭碗必须牢牢地端在自己手里，因此乡村振兴首先要提振农业，确保农业生产优先发展。“兴”的方面，应结合乡村实际，发展壮大新型产业的产业链、价值链，使乡村经济向着更高层次、更高水平发展。

其次，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不同，决定了二者有不同的工作重点，这是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脱贫攻坚主要关注资源禀赋型贫困，工作重点在建设基础设施、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和构建基本社会保障体系，目标是实现贫困群体的“两不愁三保障”；乡村振兴主要关注能力贫困、意识贫困、精神贫困和文化贫困，工作重点是美丽乡村建设，以实现人、财、物的合理配置，农民责、权、利的合理划分，实现产业兴、农民富和村庄美。二者是从“雪中送炭”向“锦上添花”过渡。

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更要处理好政府、市场和农民三者之间的关系。不仅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要发挥好政府的支持保护作用，“有效市场”需匹配“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更需要匹配“有知有志”的新型农民主体，三者缺一不可。具体来看，要在充分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用改革激发市场活力，用政策引导市场预期，用规划明确投资方向，用法治规范市场行为，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同时还要加大开展对农户科技、文化、知识上的帮扶，大力培育有知有志新型农民主体，推动农户尽快实现由自然小农人到市场人，再到现代社会人的成功转变。

4月26日，村民在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东关乡龙泉村安置点的“就业扶贫车间”分拣整理猕猴桃。

2019年11月2日，“2019杭州富阳·渔山稻香节暨大杭州首届稻草艺术嘉年华”在杭州富阳区渔山乡开幕，游客在用稻草装饰的滑梯上嬉戏。

作者为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

责任编辑：陈珂

做好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联动发展

如何在“四新经济”的助推下做好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联动发展迫在眉睫。

文|郭叶波　高国力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培育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以下简称“四新经济”），并提出要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目前，“四新经济”已成为各地区“十四五”时期抢先布局的投资热点，其对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联动发展的助推作用更是引起了各界的高度关注。如何在“四新经济”的助推下做好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联动发展迫在眉睫。

推动生产方式走向跨界融合

近年来，我国的“四新经济”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尤其是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和一些中心城市发展尤为迅速。即便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冲击下，“四新经济”仍然呈现出强劲增长态势，信息消费、网络消费、平台消费、智能消费等新兴需求快速成长。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四新经济”的发展形态变得越来越丰富。量子通信、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集成电路、基因技术、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各种新技术不断涌现，特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突破性发展将对未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智能制造、智能网联车、智能机器人、无人机、分布式新能源、石墨烯等新产业不断催生并发展壮大；移动支付、电子商务、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网络经济、供应链金融、网络办公、网上教学、远程医疗等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创新发展，日益走进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

“四新经济”正在对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变革产生深远影响，推动生产方式走向跨界融合，重塑生活的时空观念和消费方式。

“四新经济”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明显的创新指向性。新技术更容易首先在创新基础较好、市场经济活跃的发达地区、中心城市或大城市取得突破和实现产业化应用，然后逐步向中等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或中小城市扩散发展，即具有孕育的集中化特征和发展的分散化特征。在投入要素上更依赖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新产业对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依赖程度降低，而对数据、人力资本等新型生产要素的依赖程度较高，往往具有“轻资产”特征。在投资营利模式上趋于多元化。与传统经济形态相比，新业态新模式的开放性更强，丰厚的创新红利更容易吸引多元化资本进入，便捷的互联网公共平台可将多元化参与主体紧密联系在一起，营利环节也从直接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拓展到间接的增殖服务、网络点击流量等环节。在发展动力上受供需双轮驱动。从供给侧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催生一大批以信息技术、数字制造技术、新材料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的新兴产业，也将不断催生新业态新模式的涌现。从需求侧看，人民群众消费的多样化、个性化需求，为“四新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需求动力。

推动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实现耦合、协调与优化

实践充分证明，“四新经济”已广泛渗透于经济社会各个领域，与人类的生产生活深度融合，成为引领创新和驱动转型的先导力量，对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联动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

由于“四新经济”具有创新指向性，其孕育的集中化和发展的分散化特征，有利于构建基于城市群协同创新的产业分工体系，强化中心城市与其外围腹地开展产业分工合作，逐步从产业间分工深入到产业内分工、产业链分工，同时促进城镇化人口向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集聚，推动实现城镇体系结构优化，形成城市群协同分工效应，从而促进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在要素配置、空间分工上实现耦合、协调与优化。

从要素投入结构特征看，“四新经济”对人力资本、数据信息等新型要素的要求较高，发展“四新经济”有利于提升城市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程度、提升劳动力市场的匹配度、发挥知识外溢作用，加快产能置换，在实现产业和人口等要素空间优化配置的过程中形成要素集散效应，产生规模经济、集聚经济，推动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从低水平的空间均衡状态走向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耦合、协调与优化。

“四新经济”开放性强，具有投资主体多元化、营利环节多样化等特征，发展“四新经济”能够更好地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到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领域，同时也拓展营利空间、提升投资效益、促进产业升级，形成投资联动效应，从而促进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在投资方向、项目效益上的耦合、协调与优化。

从发展动力特征看，“四新经济”由供给侧的先进技术驱动和需求侧的多样化需求拉动，通过先进技术为多样化需求创造良好的服务环境，同时也通过个性化需求引导科技创新方向，不断创造出新的供给和新的需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促进国民经济更高水平良性循环的供需动态平衡效应，从而推动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在发展动力、供需结构上实现耦合、协调与优化。

急需做好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联动发展

“四新经济”在推动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联动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十四五”时期，应切实采取措施，在“四新经济”的推动下做好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联动发展。

一方面，可以强化载体支撑，积极培育新型人口与产业协同集聚形态。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布局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区域性创新高地。“十四五”时期可考虑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成都、武汉等科教资源丰富、创新创业活跃的大城市郊区，合理布局一批创新引领、产教融合的科学城，打造组群布局、生态宜居的创新策源地，拓展职住平衡、商住平衡的新空间。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统筹推进各类产业园区、专业镇等产业升级与空间转型，完善企业准入和退出机制，打造新兴产业链，推动传统产业链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服务型制造，提高国土空间利用效率和综合效益。支持基础条件好、消费潜力大、引领时尚的城市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区域性消费中心城市，培育新型消费，推动消费向绿色、健康、安全发展，使其成为扩大内需、促进产业升级、带动就业增长的新引擎。适应人口老龄化趋势，在气候适宜、交通便捷的城市郊区、县城、特色村镇，加快布局一批集文化、娱乐、锻炼、疗养、照顾、陪伴等功能于一体的健康养老综合体，引导人口和相关产业合理布局。

另一方面，强化数据赋能，推动智能城市建设与数字经济协同发展。加快构建城市数字产业体系，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积极发展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推动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机器人等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健康发展。加快智能城市建设，推动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率先建设特色鲜明的智慧城市群，完善城市物联网感知体系，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加强智能交通、智慧管网、智慧水务、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慧养老、智慧社区等应用，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推动实现城乡基础设施通达度比较均衡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此外，强化自主创新，推动城市群创新链与产业链耦合发展。加快构建城市群协同自主创新链，“十四五”时期应进一步推动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共建，支持长三角地区G60科创走廊扩容升级，高标准谋划北京—雄安科创走廊建设，加快培育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科技创新走廊。加强大城市科技策源地龙头创新与周边区域产业培育引导，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引导在大城市创新策源地加快形成新产业区并逐步向周边区域和中小城市进行产业、技术梯度转移，促进各级城市人口与产业要素协同集聚。鼓励东部地区发达城市与东北、中西部地区城市深入开展产业园区合作共建，大力发展飞地经济，带动欠发达地区城镇化质量与工业化水平同步提升。

最后，强化“新基建”，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新应用场景深度融合。当前，应统筹推进各级城市和城镇之间的第五代移动通信、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合理布局，统筹推进城乡新型基础设施与传统基础设施一体化规划建设。结合场景创新、模式创新，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四新经济”互动发展，支持将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超高清视频直播等各项技术进行融合，在赛事转播、教育、医疗等多个领域创造全新的应用场景，加快云办公、云教育、云政务、云医疗等新业态新模式发展，为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联动发展提供物质技术支撑。

俯瞰福州滨海新城。

2018年2月28日，在雄安新区雄县望驾台村外的一片空地上，京雄城际铁路开工仪式开启，现场热闹非凡，来自雄安三县的村民们纷纷到此见证这一历史时刻。

郭叶波为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发展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室副主任

高国力为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发展战略研究中心）所长

责任编辑：张利娟

推进新老基建协同的顶层设计优化

在全方位的变革挑战之下，需要最大限度地统筹政府公共资源、平台型企业的共享资源以及全社会一切积极因素，通过制度上的设计安排和技术上的赋能加持，为社会发展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

文|陈端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深入分析了我国发展环境面临的深刻复杂变化，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强调要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等内容。《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也对此进行了重要谋划。这些思路和举措环环相扣、彼此支撑，可以预见，新基建将成为“十四五”期间的投资热点，其拉动经济发展的乘数效应也将不断彰显。但新基建作用的发挥离不开传统基建的底盘支撑，我们需要立足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高度，从认识论到方法论层面对新老基建协同的路径与支撑进行系统研讨，推进顶层设计优化。

新老基建齐发力，重塑流量入口格局

过去20多年是线上平台的发展黄金期，以腾讯、阿里、百度、字节跳动等为代表的互联网生态型平台依托各自的核心优势汇聚社会流量资源，将巨型流量资源与外部商业资源对接推动流量转化变现。未来10年则进入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安装期和新老基建协同发力、融合创新的新窗口期，一方面基于移动互联的流量红利不断式微，另一方面基于数据红利快速崛起：以数智化链接、全域感知、智能匹配为特征的数据红利将取代过去依托规模化流量汇集分发谋求商业价值变现的流量红利，成为商业创新的主流增长点。

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于2020年4月推出纲领性文件《关于推进“上云用数赋智”行动培育新经济发展实施方案》，明确提出“以数据流引领物资流、人才流、技术流、资金流，形成产业链上下游和跨行业融合的数字化生态体系”。处在智联时代，“一切皆终端，无处不入口”，通过对传统物理基础设施进行数智化赋能，将其与电子商务平台、智慧物流平台、智慧出行平台、数字文娱平台等数字商业基础设施融通，全新的社会商贸流通和消费基础设施将为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的孵化提供沃土。这必将打破少数超大型网络平台作为整个社会流量汇聚分发平台的行业格局，并促发新一轮利益格局的重组。在越来越细分化、颗粒化的新场景下，算法即研发，服务即产品，“需求侧—供给侧”之间的无缝链接与实时响应取代“流量—广告—消费”的多阶传导模式，成为商业变现主流。

以新型资本市场支撑新老基建协同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大大加速了经济线上线下一体化融合的步伐，国家层面的政策创新持续不断，从倡导打造跨越物理边界的虚拟产业园和虚拟产业集群，到加快新型消费基础设施和服务保障能力建设等，政策创新也为产业创新指明了着力方向。数字经济时代，国民需求端的总增长和供给侧的新型举国体制都具备一定的优势基础，以新老基建协同连接和打通我国经济发展的断点和堵点、打造新发展格局是破解我国一二三产、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难题的突围之道。

在此过程中，新老基建的协同进化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对新兴要素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也需要涵纳时代红利、消化创新溢价的新型资本市场提供支撑，制度层面的“软基建”不可忽视。

新型资本市场面向科技竞争主战场，提供的不仅仅是流动性，功能发挥也不仅止于效率定价和风险定价，更重要的是顺应了数智化时代、平台化时代的产业发展逻辑，有效地联通和盘活知识资本、技术资本、数据资本、产业资本及金融资本，充任了新时代的赋能型产业“路由器”，借助资本市场平台推动面向新发展格局、新经济范式、新治理模式的经济社会整体转型。

近两年，国家层面的资本市场改革大刀阔斧，以推出科创板和创业板注册制改革为抓手，高新科技领域股权投资方兴未艾。对于地方政府而言，需要超越传统的卖地、发债、基建投资和招商引资思路，借力资本市场盘活地方优势要素和促进沉积资产的流动性。

具体来说，可围绕地方经济发展和新经济新动能需求扶持一批细分主导产业，打造对应的上市公司，以上市公司的战投引进、定增融资、并购基金和创投基金为抓手，与政府引导基金有机协同，把主导产业上下游的创新孵化和集群扩张统筹起来，寻求资源禀赋、产业禀赋与创新禀赋的最优化融合模式，以地方整体发展为本地新经济上市公司背书，以上市公司的市场化运作反哺地方经济发展，形成产融互动、彼此支撑的良性循环。

以全面规则体系推动数字经济良性发展

新基建打造了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十三五”期间，我国数字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但现行体制机制、财税金融体系与平台型、共享型经济形态之间张力凸显。新的市场主体、市场客体、市场载体和交易规则层出不穷，从市场准入、公平竞争，到产品质量、消费者保护、就业保障，再到数据隐私、网络安全乃至算法伦理等，数字经济良性发展所必需的规则体系（包括技术伦理体系）都亟待完善。从行业监管、市场监管，到平台治理、数据治理，相应的监管机制、执法方式和管理体制都需要重构。

数字经济的发展与传统经济相比呈现出很多新的规律和特点，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数字经济以大数据等要素为关键生产资料，相关企业往往具有“轻实物资产”“重知识产权”的性质特征。目前，企业用户资产并未计入传统的财务报表体系，而这可能是某些数字经济企业最核心的竞争优势所在，加上我国现在关于大数据的确权、流转、交易等法律法规都不完备，数字经济企业进行信贷融资时难以在财务上提供与传统金融机构风控体系相匹配的说服力材料。其次，数字经济并非外在于传统经济社会系统的一个独立运行的创新体系，而是传统经济形态在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技术支撑下的一次全方位转型升级，特别是到了产业数字化时代，数字要素与其他关联要素和传统要素之间如何协同，成为决定新一轮数字经济发展成败的关键。

在财税领域，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的不断涌现为我国税制带来多重影响。一是税源伴随经营主体的多元化呈现出复杂化、动态化和调控难度加大的特征；二是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相结合催生了大量在线消费的体验型、社交型数字产品和服务，改变了传统有形商品的产销和税收体系，税基的控制难度也大大增加；三是大规模的数字化在线协同使得税源地确认变得日益困难，尤其是对于一些跨境商品和劳务协作而言，极大提升了税务机关的实践操作难度；四是在税源地与价值创造地发生分离的情况下，利润归属和确认可能引发困难，为跨国避税提供了空间；五是在数字经济时代，产业融合与跨界运作成为潮流，经营主体的经营内容和方式日益复杂化及多元化，按行业划分税源结构并确定税率的操作方法可能面临越来越多的现实困难。

数字经济天然是全球化的共享型经济，一国的税制结构很大程度上会决定该国企业的运行成本和国际竞争力，进而影响该国对跨国投资的吸引力，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的涌现需要的不是既有财税体系细节上的修修补补，而是全方位的财税体系变革，推动这方面的整体变革既需要面向未来的前瞻力、洞察力，也需要多部委之间的有效沟通协同，共同推动。

以技术手段优化数字经济协同共治体系

此外，当代金融科技的发展也成为一柄双刃剑，在加大各种非传统风险交叉传染可能性的同时，如果对新兴金融科技善加应用，也可以提供面向数字形态的新型风险预警和风险管理的有效工具。

借助金融科技力量，让金融服务不断延伸到更多的民生和企业应用场景，实现对更多新经济应用场景的技术赋能和金融赋能，打造数字金融与数字经济的内在合力，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视为搭建面向未来的协同共治体系的一部分。日前，蚂蚁集团暂停首次公开募股，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出台《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昭示了国家强化对数字经济时代科技金融和平台经济发展的引领与运行监管决心，以及对制度层面“软基建”的持续完善。

在全方位的变革挑战之下，未来需要系统谋划，最大限度地统筹政府系统的公共资源、平台型企业的共享资源以及全社会一切积极因素，通过制度上的设计安排和技术上的赋能加持，为社会发展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在政府引导、社会力量参与、专业化社会工作者操作、公众监督、法律保障的原则下，以各种具体机制安排保障社会主体协同管理的常态化运行，以刚性的法律为协同治理筑基，以规范化的程序与机制稳定多方主体预期，打造活力与秩序有机平衡的新型治理体系和社会运行体系。

7月30日，参观者在南通市新基建应用场景展上了解5G+全连接工厂的运用演示。

11月5日，广西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动员大会暨首批重大项目开竣工仪式在南宁举行。图为与会人员在新基建展厅拍摄配备自动巡视机器人的数据中心智能微模块。

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数字经济融合创新发展中心主任、中经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陈珂

生态补偿机制：促进绿色和均衡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

生态环境投入不是无谓投入、无效投入，而是关系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投入。

文|靳乐山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总体达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品质的要求日益提升；国际上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等情况都促使我国更坚定地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推进高质量发展。

生态保护补偿（生态补偿）是生态保护受益方以资金、项目、技术和政策等方式，给予生态保护提供方以补偿的机制。当生态保护受益方是广大的区域或不特定的人群时，地方政府或者中央政府代表受益方给予生态保护者以补偿。我国自1999年实施退耕还林工程以来，生态补偿已经开展20多年，补偿的领域已经从森林逐步扩展到流域生态补偿、草原生态补偿、湿地生态补偿、海洋生态补偿、农业耕地生态补偿等。与此同时，生态补偿也从生态系统要素补偿扩展到区域补偿，如我国实施的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生态补偿，2019年的补偿资金已经达到811亿元。我国目前每年生态补偿资金投入总量在1800亿元左右。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的促进绿色协调发展的以下主要路径，生态补偿都可以发挥重要的助力作用。

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

《建议》提出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逐步形成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生态功能区三类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针对生态功能区，要保护生态空间，支持生态功能区把发展重点放到保护生态环境、提供生态产品上，支持生态功能区的人口逐步有序转移。

我国重要生态功能区占国土面积的53%，承担水源涵养、水土保持、防风固沙和生物多样性维护等重要生态功能，关系全国或较大范围区域生态安全的地区。目前我国819个县（市、区）在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内。按照国家主体功能区定位，这些县市区的经济发展活动将受到限制，主要发挥生态功能，提供清洁空气和水、生物多样性等生态产品。

为了保障这些地区人民群众的发展权益，国家实施了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这一区域生态补偿政策。《建议》特别指出要健全区际利益补偿机制，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欠发达地区财力支持，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为推动绿色发展，《建议》提出完善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推进排污权、用能权、用水权、碳排放权市场化交易，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目前我国生态补偿资金90%以上来自各级政府财政资金，尤其主要来自中央政府财政资金。随着生态补偿范围和领域不断扩大，这一态势将给政府财政带来一定压力，同时也不利于调动社会各界参与生态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性。因此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委2018年底发布《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行动计划》，提出要健全资源开发补偿、污染物减排补偿、水资源节约补偿、碳排放权抵消补偿制度，合理界定和配置生态环境权利，健全交易平台，引导生态受益者对生态保护者的补偿。积极稳妥发展生态产业，建立健全绿色标识、绿色采购、绿色金融、绿色利益分享机制，引导社会投资者对生态保护者的补偿。

《建议》进一步提出推进排污权、用能权、用水权、碳排放权市场化交易，是在新的发展阶段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推动市场主体参与生态保护，实现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的具体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意味着中国碳排放要从目前的每年160亿吨，在10年内尽快到达峰值后并不断减少，直至2060年前达到碳零净排放。这对中国而言，挑战是巨大的，而且没有市场主体的参与，也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也从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将起到更大的作用。

强化绿色发展的法律和政策保障

为更好地促进绿色发展，《建议》提出强化绿色发展的法律和政策保障。

目前我国共制定环保法律13部，资源保护与管理法律20余部等专项法或单行法，涉及水、气、土、固废等各要素污染防治以及环境影响评价、野生动植物保护等。但是，仍不能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对资源环境保护提出的新要求。2018年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条款写入我国《宪法》，为完善绿色发展法律体系提供了宪法保障。

我国正着力在以下八个方面加强制度建设，强化绿色发展的法律和政策保障，即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空间规划体系、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环境治理体系、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市场体系、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

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建设方面，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和资源安全、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在国土空间规划和管控方面，2010年国务院就出台了《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将国土空间按照开发方式，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等四类主体功能区；按开发内容，分为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其中限制开发区域，一类是农产品主产区；另一类是重点生态功能区，它和禁止开发区域一样，主要发挥生态功能，提供生态产品。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进一步界定了生态空间，并为保护生态空间、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进一步理顺了生态空间中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风景名胜区、自然文化遗产地等之间的关系，建立了以国家公园为主体，分类科学、布局合理、保护有力、管理有效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以确保重要自然生态系统、自然遗迹、自然景观和生物多样性得到系统性保护，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在资源节约和绩效考核方面，我国出台了《循环经济促进法》，促进资源的回收利用和循环使用，在居民、企业、社会等不同层面倡导资源的再利用和再循环。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规定（试行）》，对于领导干部践行新发展理念，促进自然资源资产节约集约利用和生态环境安全，完善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推动领导干部履行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提出具体要求。

在生态补偿制度方面，国家有关部委正积极推进《生态保护补偿条例》的制定，拟在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基础上，总结我国20多年生态补偿实践经验，将行之有效的原则和做法提升为法规，为在更大范围推广使用生态补偿奠定法律基础，降低交易费用。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今年11月在江苏考察时所强调的，生态环境投入不是无谓投入、无效投入，而是关系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投入。生态补偿机制正是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实现生态产品价值的重要途径，是促进绿色发展和均衡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2008—2020年）（亿元/年）

2017年7月12日，塞罕坝林场建设者获联合国“地球卫士奖”。图为工作人员在塞罕坝机械林场采集数据。

3月5日，在腾格里沙漠南缘的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当地干部职工及八步沙林场治沙人共同在县城北部沙区旱麻岗治沙点开展春季治沙劳动。

生态补偿资金来源

作者为中国生态补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张利娟

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夯实文化强国基础

这是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跨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时代要求，是不断夯实文化强国坚实基础的新的阶段性重要任务。

文|李国新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了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其中包括“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

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什么必须建成文化强国？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精辟阐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文化是重要内容；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是重要因素；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文化是重要力量源泉。

没有文化的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中，专门用一个部分来部署“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并提出了“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新要求。这是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跨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时代要求，是不断夯实文化强国坚实基础的新的阶段性重要任务。

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

贯彻落实《建议》提出的“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首先需要持续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城乡一体建设。

“十三五”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确立了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制度，意味着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取得重要突破。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也跃上了新台阶，全国乡村两级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已经实现了全覆盖，贫困地区县级图书馆、文化馆也已全部配齐了流动服务车。在历史上有“苦甲天下”之称的宁夏西海固地区，市县乡村的图书馆、文化馆、乡镇（街道）文化站、文化室等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已基本形成，农民自发兴办的文化大院类型多样、活动丰富多彩，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注入活力。

然而，从整体上看，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城乡发展不均衡问题依然是当前的突出矛盾和短板。在贫困地区，还有近30%的县级图书馆、文化馆设施建设未达标，农村公共文化资源和服务总量不足、质量不高的现象仍然较为明显。

想要高质量发展，首先需要解决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发展不均衡的问题。解决的基本路径，就是持续推进以标准化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

当前，需要抓住新一轮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或目录）调整的契机，明确国家和地方基本公共文化的服务项目、支付类别、服务对象、质量标准、支出责任等主要事项，提炼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核心指标，并将之纳入地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或目录）。

与此同时，还应落实好公共文化领域中央和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让各级政府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责任具体化、精细化、清晰化，为公共文化服务城乡一体发展、提升服务水平奠定坚实基础。

建立系统观念，多方发力，破局发展

围绕“如何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一体发展、提升服务水平”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建立系统观念，进行全局性谋划以及整体性推进。

公共文化服务要进一步强化传承、普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功能，铸牢文化强国的根脉。《建议》中提到的“加强文物古籍保护、研究、利用，强化重要文化和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加强各民族优秀传统手工艺保护和传承，建设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等，都是重点任务。

利用公共文化服务传承普及中华优秀文化，着力点是通过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让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让活起来的优秀传统文化走进百姓生活。公共文化服务承担好、完成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功能，也是实现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这一愿景的重要方式。

另一方面，推动公共文化社会化发展实现新的突破，对“十四五”时期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对公共文化社会化的认识不断深入——从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到促进公共文化社会化发展，直至把公共文化社会化发展提升到增强发展动力的高度。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目标是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共同参与的格局——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意味着在保基本、兜底线、促公平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之外，有更多的个性化、特色化、多样化的公共文化服务，因此，社会化发展在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立足于我国公共文化社会化发展的现状和需求，“十四五”期间，我们需要重点在以下几个问题上寻求突破。

一是落实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确立的非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优惠收费政策；二是完善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机制；三是推广基层公共文化设施社会化运营管理试点。

以上每一个问题目前都存在从理念到政策的不协调、不通畅问题，目前在实践进展方面并不完全成熟，更多体现出的偏向于探索性，在“十四五”期间，需要以改革创新的理念和实践加以突破。而社会化发展的新突破，必将带来“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新景象。

除此之外，在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方面，《建议》中也明确提出要推动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在健全现代文化体系上，要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企业、文化业态、文化消费模式。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线下关门、线上开花”的实践——如“云”博物馆、“云”图书馆等，已经生动体现了10多年来我国大力推动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的巨大成就，同时提升了全社会对公共文化数字化的理解和认识。

“十四五”期间，进一步加强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推动数字化向智慧化迈进，创造出更多的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服务新业态、新方式、新场景，这是推动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公共文化服务扩大覆盖面、增强实效性的重要途径。

新发展理念指导下的融合发展是大趋势

创新、开放、共享，这些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新发展理念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思想基础，公共文化服务的融合发展，就是以新发展理念指导公共文化服务的必然结果。

“十三五”以来，我国已经有不少公共文化机构秉持新发展理念，大力推动融合发展，通过共建共享、联合服务，形成了优势互补、方式创新、凝聚合力的新格局，综合服务效能明显提升。如浙江嘉善县的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三馆功能融合，苏州图书馆为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打造的民乐系列活动“听·说|乐读课堂”、佛山图书馆的“我把古诗唱给你听”、深圳图书馆的“读剧”、天津交响乐团的“四大名著音乐会”等，都是以综合性的服务手段、方式实现融合发展的实践。

“十四五”期间，公共文化服务融合发展着力点应放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推进公共文化机构之间的融合发展，如作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主力军的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美术馆之间服务功能的融合；二是推进区域性公共文化服务的融合发展，如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双城经济圈、北部湾经济区等功能区域公共文化服务的一体化建设；三是在文旅融合背景下，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公共服务的融合发展。

《建议》提出，“十四五”期间要“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建设一批富有文化底蕴的世界级旅游景区和度假区，打造一批文化特色鲜明的国家级旅游休闲城市和街区，发展红色旅游和乡村旅游”。其中，“文化底蕴”“文化特色鲜明”就是公共文化的着力空间；在发展红色旅游方面，公共文化发挥资源和内容支撑作用；针对发展乡村旅游，公共文化在挖掘农耕文化基因、彰显乡村文化特色上更是大有作为。

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镇的山村里，隐藏着一座藏书近两万卷的“图书馆”民宿。图为当地小学生在该民宿里写作业。

在杭州临安区天目山镇交口村，一名村民拿着刚写好的春联喜笑颜开。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专家委员会首席专家

责任编辑：左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