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七百弄乡古竹村，驻村第一书记吴传武和村民在一起。在担任古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的两年时间里，他带领群众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扶贫搬迁、发展产业等各项工作。

脱贫攻坚任务能否完成，关键在人。扶贫干部直接面对贫困群众，是联系帮扶贫困户的桥梁和纽带，是中央各项扶贫政策落实到“最后一公里”的关键。

扶贫工作千丝万缕，而且每一件都是重中之重，“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扶贫干部面对任务，不能推脱，不能出错，为了群众的期待，为了艰巨的任务，必须日夜兼程。在脱贫攻坚战中，没有枪林弹雨，但同样有冲锋陷阵、奉献牺牲。

这些年来，280多万驻村干部、第一书记日夜奋战在脱贫攻坚主战场，他们和贫困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以行动兑现对人民的承诺。他们用一双双泥鞋，丈量着山村的道路；一本本工作簿，记载着扶贫的家事国事；一张张疲倦而又坚毅的面孔，昭示着他们坚定的信仰。

两任“第一书记”的扶贫接力

“对于贫困户而言，缺的是能够在关键时候拉他们一把的人、是能把致富信息带给他们的人，扶贫干部就是要扮演这样的角色。”

文丨《中国报道》记者　陈珂

坐落在海南岛中部的琼中县，夏长无酷暑，冬短无严寒，自然条件优越。

从海口市驱车一个多小时，在海榆中线湾岭段下高速后，再沿着一条掩映在绿树丛中的水泥路走到尽头，便来到了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镇岭门村。

3年前，国内第一部以外国人视角解读中国扶贫的纪录片摄制组也曾来到这里，将镜头对准岭门村时任驻村第一书记黄海军，向海外观众呈现了一位真实的中国扶贫干部形象。

“回海口工作有一年了，联系的还是岭门村，干的还是扶贫的事，就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去年8月离任那天，黄海军一个人坐在车里眼泪狂奔，4年来与村民朝夕相处的瞬间放电影一样在脑海里回放。眼下，扶贫“接力棒”已经传给第二任驻村书记曹文超，岭门村的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工作也无缝衔接。

沿着摄制组当年的足迹，《中国报道》记者此行进行了实地探访，两任驻村第一书记向记者讲述起在岭门村的扶贫经历和发生在这里的变化时如数家珍，眼神也变得坚毅、透亮。

精准识别是第一步

当“第一书记”，对黄海军来说有点机缘巧合。2015年，海南省选派驻村第一书记的文件下发到省农信社党委组织部，负责经办的人正是黄海军，他第一时间向领导提出申请。“女儿才8个月大，真的不再考虑考虑？”领导说起双胞胎女儿，触动了黄海军心里最柔软的地方。但他转念一想，女儿可以辛苦妻子照顾，那些还在贫困线上挣扎的村民，谁来帮他们一把？

一个月后，30岁的黄海军走进岭门村，是省派驻村的633名第一书记中最年轻的一位。

夏长无酷暑，冬短无严寒，琼中县因地处海南岛中部而得名，自然条件优越。坐落在广袤山区的岭门村有5000多亩林地、近千亩水田，最适合种植水稻、橡胶和槟榔，以及开展养殖业。“11月份北方开始大雪封山的时候，这里仍然绿油油一片。”随便撒一把种子都能长出作物，为什么会成为建档立卡贫困村？

为了掌握一手资料，黄海军刚上任就一头扎进摸底工作。他发现这里有和其他贫困地区几乎一样的致贫“基因”：信息闭塞，思想保守，坐等国家帮扶，内生动力不足……实现“两不愁三保障”是扶贫的“及格线”，而对贫困户进行识别无疑是第一步。

精准扶贫在2014年正式实施后，岭门村随即启动了贫困户的识别和纳入，但这是个动态调整的过程，不符合条件的要退出，新致贫或者又返贫的要在新一轮评估中纳入。“事实上，村民对‘贫困户’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微妙的过程。刚开始对于谁能成为贫困户，包括贫困户自己也不是特别在意。随着帮扶政策越来越多、力度越来越大，逐渐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

入户调查时，甚至有村民直接质问为什么不让自己当贫困户，黄海军就拿出笔和纸帮村民把收入一项项算清楚。他心里暗暗打鼓：如果这件事情不能让人信服，后面开展工作也会寸步难行。帮扶政策一下来，黄海军就在大喇叭里通知村民召开民主评议会，组织每家每户出一个代表进行投票。

山心村是岭门村的一个自然村，危房改造时由于接收信息不彻底，村民对改造名额有异议，对谁当贫困户也议论纷纷。黄海军特意挑出一天时间去讲政策，赶到的时候已经晚上8点多，他把村两委干部和群众召集到一起后，推心置腹地说：“当第一书记前，这里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在村里也没有亲戚，不存在对谁好对谁坏。如果有做得不好的地方，一定是我们之间接收的信息不对称，你们要把真实情况告诉我。”见黄海军如此坦诚，村民慢慢放下戒备，心里话敢往外说，不符合危改条件的也开始咨询起别的惠民政策。

在任期间，黄海军一共对37户贫困户完成了精准识别和纳入。

“把政策落实好是第一步。其实村里所有工作都有一个出发点，那就是要依靠村两委和农民自己。”黄海军总结说，精准扶贫不是“空中画饼”，只有从农民的角度出发，工作才能做得扎实。

“我和贫困户成了忘年交”

比识别贫困户更难的，是说动他们勤劳致富。

到村后，黄海军曾发誓：“群众一天不脱贫就一天不离开”，他深入贫困户家中分析致贫根源，逐户制定帮扶措施。但遇见贫困户王成安后，黄海军一度觉得他就是农村“懒汉”的原型，是精准扶贫最难“扶”的对象。

“贫困户中有12户贷款养羊、种山茶、开店修摩托……其他都动起来了，只有他无动于衷。”黄海军说，王成安每天三顿酒“雷打不动”，是附近人尽皆知的酒鬼。上门走访时，他甚至直言不讳地说，穷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政府多少会给点。

后来看到的景象让黄海军颇感无奈：政府发给王成安的槟榔苗和益智苗，在家门口放到晒干都不会栽到田里；亲戚分两次买牛给他养，牛被绳子缠到不能呼吸也想不起来看一眼……

精准扶贫就是要不落一户，不弃一人。黄海军拿村里养羊致富的案例“诱惑”王成安，多次上门后，家里的小狗见了他都不停摇尾巴，王成安却始终拒绝改变。黄海军决定换个思路，他摸底后发现，王成安并不是一个完全不求上进的人：荔枝、橡胶价旺时，他曾一口气种了100多棵荔枝树、400多棵橡胶树，精心培育到挂果和割胶时，价格却都跌到谷底，王成安一气之下把树都砍掉了。跟风养过的牛、蜜蜂也费时费力白忙活一场。

“换位思考，就知道成安叔最担心什么。是风险，我们扶贫干部就要帮他分担风险。”黄海军说，对于很多贫困户而言，一两万元的贷款就能帮他们打一个翻身仗。

“成安叔，你要是错过了这一次机会，可能这辈子就这样了。”话说到心坎里，王成安抬了抬眼皮，黄海军趁热打铁：“你自己出5000元，然后跟农信社贷5000元，我再想办法帮你申请5000元政策性补助，养成后一只羊就能卖2500元啊！”王成安不愿自己掏钱，但对白给的5000元动了心，最终他同意先养20只本地黑山羊试试。

为确保专款专用，黄海军亲自为王成安牵线买羊仔，陪他去参加扶贫机构组织的培训，带他到养殖大户家里参观学习，帮他跟畜牧部门联系做好防疫工作……王成安看在眼里，自己也像变了个人：酒喝得少了，做事精气神十足，每天天不亮就到羊舍赶蚊子，给受伤的山羊抹药膏。大半年下来，不仅贷款全部还清，王成安还用赚来的钱扩大养殖规模，2019年养羊收入5万多元。

黄海军现在的办公桌上，摆着一张和王成安的合影。照片中，王成安一只手搭在黄海军肩上，另一只手挽着他的胳膊，两个人开怀大笑。

三方共筹“贷”来希望

2016年9月，一年任期结束，黄海军主动申请留任。

“脱贫攻坚进入关键时期，我们村的贫困户能直接在屏幕上看到省委书记讲话，省里的政策也一竿子插到底。”黄海军不断给自己施压，既要带领全村脱贫，也要让村民有自己的致富门路。

通过争取多方支持，黄海军向县里相关部门和镇里申请资金修建、完善基础设施，4年间改造180多间危房。他还记得，第一次到岭门村时，在村口远远望去，全村只有一栋两层小楼，迎接他的人说那是村委会。如今村民们装修精美的楼房早已盖过了当年村委会的“风头”。

利用小额贷款发展养殖业、种植业的贫困户也越来越多。有的贫困户像王成安一样受过打击，从头再来又担不起风险，也有的贫困户安于贫困，习惯了政府帮扶。这些都是精准扶贫中的真实现状，“药方”仍在扶贫干部身上。

“农民致富需要资金投入，没有钱可以申请小额贷款，但必须让农民自己也出一点。”回忆起让王成安贷款养羊，黄海军说他总结出了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是无论做什么，一定让贫困户知道这是自己的事，要和他们的切身利益绑在一起。“因此我们在村里推行了小额贷款、省农信社资助和贫困户自出的‘三方共筹’方案。”

但也有贫困户张口就要贷10万元。“农民没有理财习惯，只能在收成季节到手几千块钱后慢慢周转，贷款3年到期，拿什么还？”黄海军不得不手把手帮他们算账，讲清楚贷款的前提是分期还本。“该还的时候还不上，我就知道他们有难处了，再想办法帮忙。”在任期间，黄海军带着信贷员在全村发放贷款169笔、金额600.2万元，帮助35户贫困户实现脱贫。

2017年9月14日，国务院扶贫办公布“2017年全国脱贫攻坚奖”评选结果，40名来自脱贫攻坚一线的先进个人获奖。黄海军在列，成为海南省首位获评这个奖项的扶贫干部。“讲实在话，荣誉背后是所有人的努力，包括省农信社、驻点镇干部、村两委干部、驻村工作队员和村民。”黄海军说。

“最佳拍档”的扶贫接力

2018年底，岭门村整村脱贫；2019年4月，琼中县整县脱贫。为了配合上级检查，原本按期离任的黄海军又主动留任了几个月。这时，同事曹文超已经无缝接任岭门村驻村第一书记，两人在村委会住对门。

“曹哥脾气很好，我脾气很急，很多事情他都能接得住。我认为他是省农信社7000名员工中第一书记的不二人选。”黄海军亲切地称曹文超为“曹哥”，他坦言，自己在任时解决了“两不愁三保障”，但也仅仅是及格，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需要有效衔接，曹文超的压力更大。

对曹文超的采访并不顺利，等他从县城开会回来时见到他，已经是记者第3次走进岭门村。当过14年兵的军转干部曹文超没有想到，当兵时没打过仗，转业后却赶上了，还是一场脱贫攻坚战。

“海军帮我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村容村貌大为改观，贫困户的内生动力也激发了出来。不过确保贫困户不返贫，还是得让他们的腰包鼓起来。”曹文超要做的是依托产业让村民致富。

“农民嫌种水稻不赚钱，岭门村有860亩土地荒了近10年。”2019年10月，曹文超从湖南引进黄辣椒，先整合下辖3个村民小组60多户农户的230亩荒地，建成了一个辣椒种植示范基地。目前已流转300亩荒地种植冬季辣椒，未来计划逐步扩大到1000亩，主要订单销往岛外。通过出租土地分红、参与种植和管理，村民每亩地每年可增收3000元。

说起岭门村的产业规划，曹文超的语速明显加快。他拿出厚厚一本产业规划书，向记者详尽介绍说：“岭门村下一步产业发展主要是打造种、养、加3个‘五福岭门’特色产业：‘种’就是种辣椒（福椒）、红米（福米）、蘑菇（福菇）、四角豆（福豆）和白色茄子（福茄）；‘养’就是养福猪、福龟、福鹅、福牛和福鸡；‘加’就是除了现有的辣椒酱、野生蜂蜜和岭门红山兰富硒米加工之外，接下来还要进行药材益智和五指毛桃的加工……”

为了让产品适销对路，曹文超计划成立特色产业销售服务公司，统一收购各村小组养的鸡、牛、甲鱼和澳洲小龙虾，流程化包装后再向市场供货，进一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

海南省农信社也与岭门村签订了采购协议，采购范围涵盖贫困户、低保户、残疾户、五保户、一般农户和农民专业合作社。记者在采访中得知，从今年年初到8月份，海南省农信社在岭门村的消费扶贫金额已经有47万元，超额完成全年任务目标。

今年4月，曹文超荣获“2019年度海南省打赢脱贫攻坚战先进个人”称号。对于他和黄海军来说，荣誉的获得也是岭门村不断蜕变的印迹。现在，两人一周至少通3次电话。“回到原单位后，省农信社党委特意把全省农信系统的扶贫工作安排给我，曹哥遇到困难了找我商量，我负责请示跟协调，我们主要是相互配合把工作做好。”黄海军说。

黄海军（右一）到贫困户家里进行走访探望。（受访者供图）

黄海军（中）在橡胶林里给贫困户讲解扶贫政策。（受访者供图）

接任驻村第一书记后，曹文超（右一）经常行走在田间地头，与村民一起规划岭门村的产业发展。（受访者供图）

责任编辑：陈珂

村里来了位“好书记”

总是一身检察服的张友权工作尽职尽责，村民们发出由衷的赞叹：我们村来了个好书记。

文︱王哲　乐明刚

白河县人民检察院找准检察工作与扶贫工作的有效结合点，把脱贫攻坚与执法办案、司法救助、支部联建等工作融会贯通，精准实行帮扶措施，促进帮扶村工作取得新成效。

“不知不觉，来村里工作已有5个年头了，石关可以说是我第二个家了。”张友权对《中国报道》记者说。2015年7月28日，张友权从陕西省白河县人民检察院正式到仓上镇石关村担任“第一书记”，今年3月转任村支部书记。

长期的职业习惯使张友权很注意自身形象，一身检察服，胸前一枚党徽、一个公文包是行伍出身的张友权每天下村的标配。刚开始的时候，大多数村民对他还不了解，还暗自嘀咕：政府咋派了个这样的扶贫干部？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驻村多年来，张友权工作尽职尽责，让村民们心服口服，从心底里发出由衷的赞叹：我们村来了个好书记。

村里人的贴心人

“我就像倒进开水的奶粉。”张友权出身农村，后来参军入伍，转业到检察院后又到基层挂职锻炼过，有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一到石关就迅速融入了新的集体，投入到脱贫攻坚的紧张工作中。

当看到村里公路沿线的村民把畜圈厕所随处搭建，垃圾污水随便排放，张友权心里不是滋味，他跟村支部班子协商后，决定“内聚实力，外修形象”，先从环境治理改造入手，通过包联单位协调，争取了资金支持。3个月时间，把30个老旧圈厕改造成封闭式整齐、卫生的新厕；同时，把污水沟等所有卫生死角来了个彻底大清理，农户门前建起花池，种上了花草。经过一番改造，石关村的面貌焕然一新。

此后，张友权又组织村组干部、党员、群众代表30余人到他的家乡构扒镇黑龙村参观绿化建设，体验民风民情，学习创业致富的好经验。这次“取经”，让大家很受益，打开了思路和视野，增添了自身脱贫的信心。

石关村各农户家庭状况、文化层次以及思想认识都不同，要真正实现脱贫，其难度不同步伐更不一，张友权就想方设法一一破解。

八组贫困户老黄，住在村委4里外的山上，家里3口人。张友权到他家走访，问他搞点啥产业增收？他说：“我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做不了啥活。”张友权说：“你养些鸡行不？”他说：“我没钱买鸡苗。”张友权自己掏出200元钱说：“你自己再想办法凑一些，先买50只小鸡喂着。”张友权又联系做鸡苗生意的人直接把小鸡送到老黄家。后来，鸡长大了，因为缺饲料，老黄找到张友权：“张书记呀，你叫我喂鸡，现在鸡没吃的了，咋弄？”张书记又帮他打听买了几百斤苞谷让人送去。到当年年底，这50只鸡和蛋总共卖了3900块钱。再见面时，老黄说：“哎呀！张书记，春上你叫我养鸡我不乐意，现在才晓得你是在给我找挣钱的路呀。”

为村里“造血”实现长远发展

担任第一书记以来，张友权与镇村脱贫攻坚队、村委班子合力使劲，先后扶持发展了晋波养殖和鸿运养殖等专业合作社，带动贫困户抱团发展。张友权在单位领导的倾力支持下，多渠道汇集，为石关村水、电、路、讯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文明乡村建设争取了大量的资金支持。

为了制定出详实可行的整村脱贫规划，张友权对全村14个组、22个院落做了细致的调研核算，做了大量的一线调研笔记，和干部村民一次次探讨，最终落实了安全饮水、村组道路、交钥匙住房、河防工程等项目。张友权早把自己当作石关的一员，与干部群众融为一体、打成一片。

镇包村干部秦宏新说：“张书记到石关村后，村里的变化有目共睹，他的为人品行也给我们树立了榜样。从来的那天起，他的吃住都在村里。贫困户识别摸底，他白天入户走访，晚上整理资料，心里时刻想着要给石关多做些事。”村委会主任储召奎指着绿化池说：“你看那些花草，都是张书记抽空修剪的。”

为脱贫舍“小家”为“大家”

在今年疫情期间，为了让村民清晰地了解疫情形势、学会自我防护，每天早上，张友权都会拿着自己撰写的广播稿到村头广播站向村民绘声绘色地宣传。56岁的他还主动申请和一群年轻的志愿者一起到集镇卡点执勤，日夜站岗，从未叫苦叫累。

张友权自己有车，但难得回县城的家。他也深感对不起家人，母亲和妻子的生日他往往都顾不上回去一起吃顿饭，儿子女朋友头一次来家里见“二老”本来答应回去的，可临时又参加脱贫会议，他只有在微信里对家人说声“对不起，今天不能回来了”。

张友权说：“组织安排我下来工作，就是要踏实做事。村里有了变化，是大家的智慧和力量，我仅做了分内的事。”

石关村是近年来白河县人民检察院开展扶贫工作的一个缩影。在服务保障脱贫攻坚战中，白河县人民检察院找准检察工作与扶贫工作的有效结合点，把脱贫攻坚与执法办案、司法救助、支部联建等工作融会贯通，精准实行帮扶措施，促进帮扶村工作取得新成效。该院全体党员干警结对帮扶110余户贫困家庭，制定落实发展产业等帮扶措施，不断加大对仓上镇石关等3个村帮扶力度，协调解决修建公路、河堤和村级信息化应用等问题。

今年以来，该院还筹措资金20余万元，用于解决基层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困难，组织干警向贫困户捐献生活物资和日常用品一万余元，所联系贫困村生产生活都发生了质的变化，整村实现脱贫摘帽。

白河县人民检察院资助贫困村大学生（左起第五位为张友权）。

责任编辑：王哲

从“男护士”到“第一书记”

“我是通过读书走出大山、改变了命运，我干第一书记的初心，就是想让更多孩子也能走出大山。”

文︱《中国报道》记者　王哲

“苏木地伟喔（远方的贵宾），确波果拉苏（四方的朋友）……纸张我木都（彝乡多美酒），色拉你喔苏（美酒敬宾朋），苏尼苏达洛洛（请喝一杯酒呀）……”8月30日下午，在凉山彝族自治州普格县螺髻山彝寨，来自中国文联等机构的“心连心”文艺小分队与彝族乡亲们载歌载舞，欢快地唱起了彝族的祝酒歌。

冯巩、张泽群等演职人员都已不是第一次来凉山，青山绿水依旧旖旎，而凉山彝族老乡的生活已是大变样，头一次入住由当地彝族贫困户运营的民宿——“朵洛荷”非遗民宿（妞妞嫫艺术客栈），更是让他们感觉特别有意义。

“说起‘朵洛荷’，可不简单，它是第一家集彝族传统文化民宿、特色餐饮、电商线下、非遗文创工坊于一体的民宿综合体。”一手打造“朵洛荷”民宿的汉族小伙儿王新对《中国报道》记者娓娓道来他当“第一书记”的故事。而他的故事，正是千千万万奋斗在脱贫攻坚第一线的扶贫干部的真实写照。

干好电商先当“护士”

今年还不满30岁的王新是土生土长的凉山人，在国家助学贷款和爱心人士的资助下考上大学，因为想回馈社会，王新选择了成都医学院的护理专业。2014年，王新进入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医务部工作，有了大城市稳定的工作，娶妻安家，但他还是心心念念要为家乡做点事情。2017年11月17日，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发出选派驻村第一书记的通知，王新第一个报名。一个月后，2017年12月18日，王新来到普格县螺髻山镇德育村担任第一书记。

在彝语里，普格的意思是“山垭口下的草甸子”，位于凉山彝族自治州东南部的普格县，是一个以彝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聚居县、典型的高山农业县，也是国家级深度贫困县。当时，德育村共有67户贫困户296人。没有产业、没有资金、没有技能，村集体经济等于零。

如何让他们脱贫，走上致富路，是个大难题。驻村两年多来，王新主要做了这样两件和自己的专业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一是电商；二是民宿综合体。”这是王新“望闻问切”后给德育村开出的诊断处方：电商做“外敷”，民宿当“内服”，两者结合在一起，就能根治“穷病”。

“如果发展种植业，山上没有大片适合农作物生长的土壤；发展养殖业，村民们没有承担前期投入抗风险的能力……”经过深入调研和摸索，王新发现这里的原生态特产，山菌、核桃、苦荞等“藏在深山人未知”，它们如果能走出大山，肯定很受欢迎。于是，王新从零学起，摸索着在京东、淘宝、天猫上开店，搭建了电子商城、微店等销售渠道，还建立了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等宣传平台，同时在建档立卡贫困户中选拔培养电商销售人员，就这样从无到有打造出了一支完整的电商运营队伍。

千百年来只会务农的当地村民破天荒地学做电商，当然遇到了不少困难。“一开始，几乎有一半货都退了回来。后来一调查才发现，灌装、打包、邮寄等生产销售流程都有问题，不少村民发货时不是填错了姓名地址，就是少放了产品，还有的直接把空箱子寄走，闹了不少笑话，也出了不少纠纷。”王新经过反复思考，创造性地把在学护理时学到的“三查七对”“双人核对”等工作流程引入电商工作中，防范再出错。

“我要求他们在货物打包时，要逐条核对客户姓名、电话、地址和产品是否对得上，重量是否够，到邮局后再核对一次，出错率明显降了下来。”王新说，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村民们逐渐熟悉了工作流程，养成了严谨的工作态度，质量关把控住了。“当护士和干电商，从工作的严谨角度是一样的，我这也算是把上大学学到的知识活学活用。”

参与电商工作的贫困户生活都有了质的提高，曾经的建卡贫困户吉木阿牛现在已经是负责市场运营的部门经理，月工资有5000多元。

2019年，王新先后争取到了两笔扶持资金共135万元，全部用于德育村的产业开发和产品销售推广，让全村528户共2187人都能收益，每年创造收入近10万元。

彝绣包包成“网红”

“彝绣是凉山的特色，但是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潮流。怎么传承和发扬彝族传统刺绣技艺、把它和现代商品结合起来、符合现代的审美需求，是个很大的课题。”王新向《中国报道》记者说。

以前的彝绣产品品种单一，难有销路，村民自己做出来的东西既不够好看，也缺乏创新，根本无法凸显文化特色，村民们也根本不相信这种东西也能挣钱。为了鼓动村民们参与文创产业开发，王新每天带着扶贫队员挨家挨户苦口婆心地动员，一部分村民半信半疑地跟着他干了起来。

“我们摸索出一条产学研一体的文化产业扶贫机制，这在凉山州也是首创。”王新多方打听，联系到了四川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绘画专业的钱华敏副教授，坚持不懈地沟通联络，王新最终用诚意打动了钱华敏，她来到德育村进行研究考察后，决定与德育村合作进行文创产品的开发设计。

王新还联系螺髻山景区管理局、凉山州非遗保护中心联合开展了产业扶贫彝绣培训班，并从外地请来了有20年经验的资深老师，对当地的彝族妇女展开轮训。

绣着彝族图案的女士手提包，色彩艳丽的冰箱贴，摆放整齐的茶垫、靠枕……四川泸州援彝帮扶干部、普格县委常委、副县长刘彬也来为彝绣工坊打call，他带着记者走进位于螺髻山彝寨的文创扶贫工坊，色彩别致的各色产品让人眼前一亮，这些刺绣精美的文创产品都是由彝族妇女制作而成。

德育村妇联主任博什么日洛从小喜欢刺绣，但都是自己在家里接服饰制作的活儿，通过集中学习，对彝绣有了更全面的认识，自己的技艺也提高了不少。德育村村民阿力莫惹洛之前从未学习过彝绣，在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有了自己独立完成的文创绣品。

“我们把彝绣融入了日常的包包等物件上，看起来既别致又时尚还实用。然后再通过电商销售出去。”王新说，“小小的彝绣，意义很重大。以前彝族农妇在家做完农活就是照看孩子，自己没有经济收入，家庭地位也低；现在学习彝绣，实现了在家就业，可以增加家庭收入，更重要的是，家庭地位也提高了。”

为了进一步拓展德育村特色文创产业，王新远赴甘孜藏族自治州得荣县取经，甘孜州植物标本装饰画项目的发展给了王新启发，德育村有着丰富的草木资源可以作为制作标本装饰的原材料，还可以将彝族文化元素融入画作之中，目前，德育村的文创产品已经有植物标本装饰画、民族特色台历、彝绣包包等20大门类产品。“不到100元，就能买一个彝乡风情的包包，彝绣的小件包包现在都成了大城市女生青睐的网红产品。”王新说。

为了德育村文创产品的可持续发展，王新摸索着用做企业的思维发展村集体经济，带头设计并注册了“妞妞嫫”商标，并申请了“四川扶贫”公用商标的使用权，注册了普格县螺髻山妞妞嫫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王新带着合作社成员先后去北京、成都、广州等地推广“妞妞嫫”品牌，并先后与中国电子商务大数据交易中心、成都乡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泸州老窖集团等大型企业和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

今年4月1日，王新在多方面支持下上线了德育村扶贫商城。该平台由“妞妞嫫”合作社直接运作，开设了农特产品、特色文化产品等专区。商城运营所得利润的30%上交村集体经济账簿，30%给村里的贫困户分红，剩余用于合作社后续发展需要。

凉山非遗保护中心主任克惹晓夫对此深有感慨：“将旅游文创产品与非遗相结合，打造出受市场欢迎的文创产品，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凉山彝族传统文化，同时也让非遗文化技艺得到更好的传承，意义非同凡响。”

打造彝乡首个非遗民宿综合体

拥有世界第一温泉瀑布的螺髻山是凉山州第一批4A级旅游景区，现在正在创建5A级景区，风景如画的螺髻山，每年的3月到11月是旅游旺季，可是纷至沓来的游客几乎全都是“一日游”，吃住都在西昌，消费与当地的彝乡没有关系。王新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一个“治穷”金点子也由此产生。

“想方设法把游客留下来。”王新决定发展民族特色民宿，再与非遗特色文创工坊捆绑在一起，打造民宿综合体，实现多赢。说干就干，利用原先的彝寨房屋，一个民族风情浓郁的“朵洛荷”民宿很快就成为现实。

朵洛荷，是有着“东方狂欢节”美誉的彝族火把节之舞。彝语“朵”即火，引申为火把，“洛”为唱。“朵洛荷”民宿即以此文化为主题。刚刚开张的“朵洛荷”民宿共有21个房间，从背景墙、“火把”壁灯、伞式床头灯到室内装饰，把彝族火把节，朵洛荷舞蹈的浓郁民族风情体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每间房的大门上还装饰有彝族传说小故事。在民宿里，游客不仅可以吃住，还能现场观看和参与彝绣的现场制作，买到有特色的文创产品和当地的农土特产。

“朵洛荷”民宿继“妞妞嫫”合作社后，成为第二个村集体经济项目。德育村村民也投入到民宿管理中来，前台接待、大堂经理、客房经理、保洁员等岗位都由当地村民担任，每月领取工资，有效助力家庭脱贫奔康，并且也让村集体经济收入有了质的变化。

“未来，我们要把非遗民宿综合体的概念推而广之。”王新说，今后将依托这个民宿品牌整合其他民宿，形成抱团式发展，带动当地村民增收。王新马不停蹄地带领村民利用各个场合各种平台讲述扶贫故事。“村民们多年来形成的习惯是等靠要，我希望带动他们主动出击宣传‘妞妞嫫’合作社，也吸引更多游客来‘朵洛荷’民宿。”

“第一书记”的艰辛

“我现在的工作状态可以说是‘5+2’‘白+黑’，天天忙到飞起。”每天早上起床后，王新就前往民宿和合作社，午饭后，他会下乡去村民家中，下午六七点回到住所，吃过晚饭，他就埋头做书面材料到深夜。

王新的微信头像是一张自己和妻子的卡通人物结婚登记合影，朋友圈里除了扶贫工作之外，也有一些和妻子说的“甜到肉麻”的情话。“感觉自己亏欠老婆太多，以后要加倍补偿她。”王新告诉《中国报道》记者，他与妻子结婚刚一年多就来到德育村工作，和妻子聚少离多。两个多月才能回家一次，单程就需要8小时，在家里也只能待一两天。

刚开始因为沟通少、不理解，他们也经常争吵。2019年5月，王新的妻子第一次来到德育村，目睹了丈夫的工作后，才知道扶贫干部的艰难与辛苦，并主动为他拍摄了很多扶贫工作视频发到网上，为网友们讲述“第一书记”的故事。“扶贫干部都是聚少离多，甚至还有夫妻、子女分居三地的。”在成都市新都区从事社区教育的妻子张玥说。

“我是通过读书走出大山、改变了命运，我干第一书记的初心，就是想让更多孩子也能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改变自己的命运。”王新这样告诉妻子。

在王新的组织下，由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联合螺髻山镇人民政府共同打造的教育扶贫项目——“触摸·山那边”成长营活动已经坚持了两年，成长营通过组织德育村贫困家庭的青少年走进城市、走进大学，让山区孩子们更直观地了解“山那边”的世界。

2019年年底，德育村成为螺髻山第一个有分红的村子，人均年收入5900余元，已经实现整村脱贫，村民们个个都很自豪。

由于扶贫成果出色，原本于2020年4月离任的王新继续留任德育村第一书记一职，以巩固脱贫成效。“现在看来，我至少要干到明年春节，这几年，我和螺髻山彝寨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如果组织上认可我，我还想继续为彝乡的繁荣振兴继续贡献力量。”

“彝乡有璀璨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自然资源，都是无比宝贵的财富，但是因为长期山水阻隔，人们从见识到学识到意识都与现代社会脱节，从而造成了深度贫困。几年来，我思考最多的是如何去破解这种‘富饶’的贫困难题，这正是我们来到这里当第一书记的真正意义。”王新这样对《中国报道》记者说。

身着彝族服饰的王新推介德育村这两年来开发的电商产品。　摄影/王哲

在四川省凉山州普格县螺髻山镇黄草坪村，梯田下修建的新房整齐排列。

充满彝乡风情的朵洛荷民宿。　摄影/王哲

责任编辑：王哲

因为脱贫攻坚，他们凝聚起共同的力量

这些小故事是中钞人奋战在扶贫一线的掠影，它们承载着贫困村民脱贫致富的梦想和努力，也记录着中钞人扶贫攻坚的初心和决心。

文︱赵宇　杨进　王旭

江西省于都县禾溪村、南昌县九联村，陕西省商南县石垭子村，河北省顺平县西北堡村、曲阳县涧子村、南沟村；南昌印钞有限公司、西安印钞有限公司、石家庄印钞有限公司、保定钞票纸业有限公司……一个个看上去并无关联的名字，因为脱贫攻坚，相距遥远的他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作为国家法定货币的设计者、制造者、维护者和货币综合解决方案的提供者，积极响应党中央脱贫攻坚号召，在推进企业改革和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先后在四川雅安、青海玉树等地开展了教育扶贫等工作，兴建了9所希望小学，在内蒙古阿拉善兴建了中钞公益林。在总公司的统筹协调下，分布在祖国各地的中钞下属企业，通过各种方式持续进行帮扶工作，涌现出一批以驻村第一书记为代表的脱贫攻坚先进典型。

养鸡场承载致富梦

清晨，袅袅炊烟升起，沉睡的禾溪村渐渐“苏醒”。一座座房屋错落有致、绿树环绕，村外绿野葳蕤，庄稼长势茂盛。谁能想到，几年前这里还是一个萧条破落的省级贫困村。

江西省于都县岭背镇禾溪村距离省会南昌市300多公里，是“十三五”期间省级建档立卡贫困村，截至2018年，仅建档立卡贫困户就有112户495人。

“这就是从城里来的新干部？”“工作队真能带领大家脱贫致富？他们能干些啥？”对于初来乍到的第一书记朱龙敏，迎接他的并没有热烈的掌声，而是村民们怀疑的目光。

2018年，朱龙敏在帮助南昌县九联村顺利脱贫以后，被南昌印钞有限公司派到禾溪村开展驻村扶贫工作。

“怎么也没想到干了几十年的印钞工作，在职业生涯末期，会和扶贫工作结缘。”年近60岁的老朱说起话来嗓门很大，“既然组织上让我挑起这副担子，我就要把它挑稳、挑好。”

有着军旅生涯的朱龙敏做起事来雷厉风行，上任后的5个月内走遍了全村112户贫困户和20户易地搬迁户，摸清了村里632户农户的基本情况，也走破了3双鞋。

“在这个底子薄、条件差、人多地少的贫困村，要真正实现全面脱贫，就必须在找准穷根、分类指导、精准帮扶上下功夫。”朱龙敏深入走访调研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根据禾溪村山多地少、林多荒地多的特点及市场需求、产业基础，朱龙敏提出了肉鸡养殖的产业扶贫项目。他和村干部数次商讨，计划养殖规模4万只。

养鸡场建设资金有缺口，他就积极向上级汇报沟通，申请到扶持资金50万元；养鸡棚选址难度大，他带领村民一次次上山寻找合适场地；养鸡场建设缺乏专业团队，他多方联系，邀请于都县建筑设计院来规划设计；鸡苗引进没有着落，他奔走求援，协商解决鸡苗品种和引进技术问题。

“2019年禾溪村大棚肉鸡养殖纯利润达到了18万元，待养殖产业项目建好后，将给村民带来更大的收益。”对于自己的工作，朱龙敏十分自豪。

在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同时，朱龙敏带领驻村工作队，与村两委班子一道认真落实精准扶贫要求，逐户逐人分析致贫原因，一户一策制定精准脱贫方案，力求全村“人人有事干、家家有业就、月月有收入”。

对于一些没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朱龙敏则通过村集体项目分红、申请低保、易地搬迁、危房改造、公益岗位就业等方式帮助他们脱贫。

“参与扶贫攻坚工作以来，眼看着村民们的生活发生巨大的变化，内心特别的骄傲。党和国家推出了很多好政策，作为第一书记，我要用好这些政策，让更多贫困村民享受到实惠，帮助大家过上好日子。”朱龙敏黝黑的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

小红薯变成“金疙瘩”

“免费提供红薯苗让我们贫困户种植，这不是天上掉馅饼儿嘛！”听到消息的陕西省商南县城关镇石垭子村的贫困户们在惊喜之余都会有这样的疑问。

“不光免费送苗，等红薯成熟以后，咱们村粉条厂还会以高出市场的价格回收红薯，解决种植户的后顾之忧。”一位消息灵通的贫困户向大家交了底。

“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在饥荒年代果腹救命的“小红薯”，现如今成了石垭子村的“大产业”。

2016年，西安印钞有限公司驻村扶贫工作队针对石垭子村山地资源丰富、土壤肥沃、水质优良的特点，确定了产业扶贫的重头戏——“红薯种植+粉条加工”。

为了确保红薯种植产业取得成功，第一书记王耀青带领工作队员与村干部们一起采购红薯苗，按数量分发到贫困户手上。种植过程中出现病虫害问题，他及时联系技术人员进行防治病虫害的知识培训……地里的红薯长势如何，一直是王耀青心中时刻牵挂的事。

“每年红薯收获了就是我们最繁忙的时候。我们种的红薯不打药，粉条不含明矾、色素，好吃爽口、筋道耐煮……”眼前这个谈起红薯就头头是道的人，正是依托村里红薯产业脱贫的崔风学。在他眼里，这满地的红薯早已是帮助他脱贫致富的“金疙瘩”，王书记也是让他摆脱贫困的“大恩人”。

除了种植红薯的收益，贫困户还可以到粉条厂工作，进厂不进城，按天计发工资。这种产业+农户的扶贫方式，改变以前的应急式输血扶贫为现在的稳定式造血扶贫，逐步建立起贫困户脱贫长效机制。

2019年10月，接替王耀青的驻村第一书记焦明继续围绕红薯做文章。焦明在走访中发现，村粉条厂加工设备落后，严重影响了产能提升和产品质量。于是，他协调企业加大扶贫支持力度，对石垭子村粉条厂设备进行更新改造。2020年4月，投资12.8万元的粉条厂设备改造项目完成，为产业扶贫增添了后劲。

在工作中，焦明结合实际、着眼未来，组织村两委研讨确定了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农副产品注册商标、经营品种、营销方式等未来发展规划。为了给村里节省设计费，焦明求助西钞公司设计师，精心设计商标，然后亲自跑商洛市市场监督、税务等部门审批。2020年6月，“脂岭沟”商标终于成功注册，为石垭子村集体经济发展赋予了品牌价值。

2020年8月，石垭子村在焦明的精心指导下又成功开发出了香菇酱产品，第一批产品200瓶香菇酱已经销往长安大学，受到客户好评。

依托产业发展，石垭子村迅速走上了致富的康庄大道，2017年实现整村脱贫，建档立卡的123户贫困户，112户已经脱贫，仅剩的11户在今年能够实现完全脱贫。

“产业路”奔出好日子

东方才微微露白，石家庄印钞有限公司派驻河北省顺平县西北堡村第一书记贺宁，就已走在赶往河北农业大学的路上。就在前一天晚上，他终于联系上了河北农大教授张广华，并说服对方来村指导草莓科学种植。为此，他兴奋得几乎一宿没睡，眼巴巴地盼着天明。

“贺书记去请‘大把式’了！”得知消息的村民奔走相告，喜不自禁。

西北堡村前些年是当地闻名的贫困村。土坯房随处可见，产业基础薄弱，而且交通不便，村道脏乱差……这是2016年驻村扶贫工作队刚到村时看到的光景。

面对贫困面貌，贺宁来到田间地头，一边帮老乡干农活，一边闲话家常，寻找贫困根源。

“老乡，咱们这里有什么土特产吗？”“原来还多，现在很少了。”“为啥？”“为啥！还不是因为那个破路，买东西的来不了，咱的东西运不出去。”

原来，西北堡村种植的草莓、杏、西红柿等果蔬色泽鲜美，口味纯正，且都是无污染、无公害绿色食品，但苦于交通不便，销路不畅、缺乏知名度，好多农户都放弃了种植。

“这是捧着‘金饭碗’讨饭啊！必须要在修路和扩大果蔬种植上下功夫！”

贺宁带领驻村工作队跑政策、跑资金，对村落街巷、田间阡陌全部硬化，并将村中心的洼地填平，安装了路灯，建成一个6000多平方米的农贸集市广场。2020年，进一步硬化两侧辅路，增加广场面积2000多平方米。西北堡村集市的名气越来越旺，周围村村民都过来“赶集”。村里集市贸易红火，村外道路直通城市，“产业路”的打通为西北堡村脱贫插上了翅膀。

修路的同时，贺宁他们化身宣传员、讲解员，将思想工作做到老乡家中、田间地头，鼓励大家扩大果蔬种植。几年光景，工作队以帮扶资金、自筹资金、农户流转土地等方式带动村民建成果蔬大棚20多个，草莓种植规模达到45亩，种植黄花近百亩；以小额贴息贷款、产业奖补等方式鼓励村民从事养殖业，喂养牛羊100多只；建立了“甜堡九九”草莓为龙头的农业合作社；申请注册了“甜堡九九”商标，逐步确立了“农业产业化、农产品品牌化”发展格局。

为了打开销路，工作队队员打爆了电话，跑断了腿，还自购了小型农用车，奔波于西北堡与石家庄之间，深入石家庄多个社区、北国超市，同时依托石家庄铁道大学辐射其他高等院校。石钞公司职工食堂和广大职工也通过微信等方式订购当地的特色果蔬产品……以“石钞公司+合作社+农户”合作经营模式拓销路，铸品牌，实现年平均总收入30万元，让摘“穷帽”、奔小康的梦想照进现实。

“真没想到，俺们种的蔬菜还能送到石家庄这样的大城市！”望着满载果蔬的运输车，已经脱贫的乡亲们干劲更足了。

兴教育播洒新希望

“丁零零——”，清脆的上课铃声响过，刚才还一片喧闹的操场顿时安静了下来。不久，整齐悦耳的读书声传出了教室，飘荡在这所山村小学的上空。

朝阳斜照在这座橘红色四层建筑上，悬挂在三层护栏上的“涧子小学”4个大字反射着光芒。这是村里最好的建筑，也是涧子村和峪尔村孩子们最快乐的地方。

2014年河北省曲阳县教育局拨专款对涧子小学进行了扩建，但是学校的配套设施并不完善。

在此帮扶的保定钞票纸业有限公司驻村扶贫工作队第一书记郭思嘉走访贫困户之余，也将目光锁定在这所小学身上。

“孩子是家庭未来的希望，抓好教育扶贫也是扶贫工作的必答题。”郭思嘉说。

“日常用水需要从十几米外的住户家中引水，每次用完水后地面一片泥泞。没有音响设备，做操、搞活动基本靠喊。最严重的问题是缺少老师，每个年级只有一位老师负责教学工作……”校长刘文启向郭思嘉介绍着学校的情况。

了解了学校的难点和痛点之后，郭思嘉有了使劲的方向。他带领工作队帮助学校打水井，硬化地面，修建水池和排水系统；买来了音响、功放机、喇叭等设备，建成了学校广播站；发动企业职工捐赠电脑，成立了学校微机室；工作队员李捷、杨志鹏还利用工余时间开展支教活动；保钞公司还在涧子小学建立了“爱心助学志愿者实践基地”，选派公司青年志愿者分批到学校担任义务老师。

“天使告诉我们破晓后的黎明更加灿烂，天使让我们重拾了梦想，让我们看到未来的路依旧可以通往光明。你们就是天使。”读着王炎焱小朋友的感谢信，驻村工作队员心中无限感慨，顿感责任千钧。

2016年保定钞票纸业有限公司扶贫点转到曲阳县南沟村后，工作队继续紧抓教育扶贫不放松。接续扶贫的驻村第一书记郭国福、刘盛多方联系为南沟村幼儿园添置35套崭新桌椅，组织公司员工为南沟村捐赠了3000余册图书，建立了村内图书室。2020年1月，公司捐资12.9万元建设的新幼儿园落成。孩子们看着眼前的“新家”，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念书有啥用啊，我成绩也不行，还不如早点出去干活，还能贴补一下家里。”这是村里很多初中毕业孩子的想法。

为了打消这些想法，鼓励村民重视教育，激励孩子们刻苦学习，驻村扶贫工作队设立了大学生励志奖学金，以此来引导孩子们积极学习，树立读书改变命运的理念。

“要为村里的弟弟妹妹们做好表率，待学业有成后，要回馈社会，回馈村里。”今年考入河北经贸大学的田泽媛在领取励志奖学金时说。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们要为孩子们的成长与成才提供支持，让他们走出山村，斩断贫困代际传递，为整个家庭的未来点亮希望的火种。”郭国福看着幼儿园里欢蹦乱跳的孩子，眼中满是怜爱。

这些“第一书记”的小故事，是中钞人奋战在扶贫一线的掠影，它们承载着贫困村民脱贫致富的梦想和努力，也记录着中钞人扶贫攻坚的初心和决心。

石钞公司派驻顺平县西北堡村驻村第一书记贺宁聘请专家为西北堡村村民讲解草莓种植知识。

保钞公司在扶贫村建立青年爱心助学志愿者实践基地。

责任编辑：王哲

扶贫干部：从“雪中送炭”到“锦上添花”

“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有效的组织保障和得力的干部体系做支撑，脱贫攻坚任务能否如期完成，可能就要打个大大的问号。”

文丨《中国报道》记者　陈珂

今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提到这样一组数据：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共派出25.5万个驻村工作队、累计选派290多万名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到贫困村和软弱涣散村担任第一书记或驻村干部，目前在岗91.8万名。

“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有效的组织保障和得力的干部体系做支撑，脱贫攻坚任务能否如期完成，可能就要打个大大的问号。”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雷明在接受《中国报道》记者专访时对我国的干部扶贫体系给出了高度评价。

推动乡村治理迈向现代化

2014年4月，《扶贫开发建档立卡工作方案》印发，全国组织80多万人逐村逐户开展贫困识别，共识别出12.8万个贫困村、2948万户贫困户、8962万名贫困人口。这一体量表明，我国贫困人口多、致贫原因复杂，扶贫思路注定不能是大水漫灌。

一年后，中央下发《关于做好选派机关优秀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工作的通知》，向建档立卡贫困村派驻第一书记。“精准扶贫实施以后，一套非常适合打脱贫攻坚战的组织保障体系随之建立，特色是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乡镇村实干。”在这个体系中，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一起抓，同时又从中央和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等派出大量驻村干部下沉到扶贫一线。截至2019年12月，已有92万名选拔出来的优秀人员奔赴建档立卡贫困村，其中第一书记23万名。

“驻村干部把脱贫工作做得有声有色，他们不仅帮助贫困村实现了‘脱贫摘帽’，也加强了基层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了党建扶贫、干部扶贫作用。”雷明表示，党的领导贯穿于脱贫攻坚工作始终，是根本保障和根本优势，这种领导作用力通过对扶贫干部的有效组织和配置得以实现。

更深层次的变化体现在农村发展思路的革新上。“有的村干部可能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村子，由于视野、能力、受教育程度等的限制，在村级经济的发展上是没有什么思路的。而驻村干部大多来自各级党政机关，接触过新生事物，比较容易产生新点子，让他们加入乡村治理就相当于给乡村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雷明分析说，除了扶贫的关键性成效，驻村干部还能带来溢出效应，帮助乡村治理从传统向现代化迈出跨越性的一步，为乡村振兴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了基层治理基础。

干中学、学中干

脱贫攻坚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但扶贫干部却是“摸着石头过河”。

2017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贫困村驻村工作队选派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规定：“优先安排优秀年轻干部和后备干部参加驻村帮扶。每个驻村工作队一般不少于3人，每期驻村时间不少于2年。”“新选派的驻村工作队队长一般应为处科级干部或处科级后备干部”。

数据显示，2017年中央单位新轮换的驻村第一书记中，平均年龄37岁。“我近几年接触到的扶贫干部中有老同志，但以年轻同志居多。年轻人一下子从城市去到农村，没有基层工作经验，融不进去，同时也有很多困惑。他们发现城市里难以注意到或者不存在的问题在农村可能就是大问题，比如邻里、家族之间纠纷等。”雷明说。

按照“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通过示范培训和大规模轮训相结合、请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课堂教学和现场教学相结合等方式加强驻村干部培训，近两年来，我国共培训驻村干部290多万人次。

“虽然有培训，但还远远不够。更多时候是结合专家学者的调研结果总结方法，以及依靠干部自身‘干中学’。”雷明指出，扶贫干部在刚入村时一般会经历和村两委、村民的磨合期，再到“准村民”的过程。通过走村串户和农民做朋友，逐步熟悉工作路子，再把新想法、新思路应用到解决实际问题上，“处理农村工作日趋成熟，干得好的还会成为农村问题专家，这种成就感很难在原工作单位体会得到。”

“所以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从刚开始有所顾虑、要由单位选派，到后来经过层层筛选才能驻村，而且被选上的干部劲头越干越足，任期满后还要主动申请留任。”雷明告诉《中国报道》记者，也正因为在基层得到了扎实锻炼，在突如其来的疫情面前，广大驻村干部与村两委、普通民众携手筑牢了疫情防控的基层“最后一公里”。

稳步衔接乡村振兴

脱贫攻坚即将迎来决胜时刻，未来农村的扶贫规划也将在乡村振兴的框架下得到进一步明确和施行。扶贫干部的角色会发生哪些转变？

“‘两不愁三保障’实际上是通过雪中送炭的方式，使贫困人口摆脱绝对贫困，乡村振兴则是在过上温饱不愁的日子后再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富。现阶段及以后，扶贫干部主要是在雪中送炭的基础上锦上添花。”雷明表示，扶贫干部只有理清了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才能找到自身定位，提供更加有效的工作思路和措施。

脱贫攻坚是乡村振兴的前提，越接近尾声，难度就越大。雷明向记者分析说，挑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怎样帮助剩下的未脱贫地区如期脱贫、如何克服抵达胜利前的懈怠和冒进思想、如何建立长效脱贫机制以实现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在脱贫攻坚基础上，乡村振兴怎么做？“‘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20字方针把乡村振兴任务分解为产业新、农民富、农村美三个方面。经历了脱贫攻坚，扶贫干部是最了解农村工作的那批人，他们也将成为乡村振兴的主要力量。”雷明说。

2017年6月30日，在位于黔桂交界的乌英苗寨，驻村第一书记韦桂华（右四）带领村民维修河堤。

责任编辑：陈珂

Q&A

中国报道：脱贫攻坚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需要特别注意哪些问题？

雷明：截至2019年底，我国尚有未摘帽贫困县52个、贫困人口超过1000人的贫困村88个、贫困发生率超过10%的贫困村1025个，主要还得依靠扶贫干部精准施策，这些地区的扶贫干部需要加倍付出，处理问题的方法也要比前期更灵活。

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急于求成。离胜利的终点越近，参与脱贫攻坚战的人员越容易懈怠、冒进，认为做一些表面文章就可以了，但实际上跨的最后一步比较虚，为脱贫乃至乡村振兴埋下了基础不牢的隐患。一直在开展的扶贫督查对扶贫干部进行了很好的约束，一批不作为的“走读式”“挂名式”干部被替换，真正投身于扶贫工作的人正在发挥光和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