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纪录片导演竹内亮10年前到大凉山的时候，公路上没有护栏，看到两边的悬崖心惊胆战，有些路段还要骑驴。10年后，他再次来到大凉山拍纪录片，这一次，他觉得大凉山非常美，随便一拍都像一幅画一样。

中国的扶贫工作，吸引着世界的目光。

在资深中国问题专家、中国改革友谊奖章获得者库恩看来，“这能够代表真实的中国”。当然，也可以通过了解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中国的脱贫攻坚工作，来深入探究中国共产党的治理结构及组织能力。英国导演柯文思认为，脱贫是中国的标志性成就之一，令千百万渴望改善生活的人们释放被贫困禁锢的能量、希望和梦想；同时，“它能充分体现中国人的精神”。

而日本纪录片导演竹内亮关注中国扶贫，是因为禁不住公司曾经去大凉山支教的摄影师的念叨，“想看看大凉山现在的变化”。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白雅婷认为，中国的发展经验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实质性的参考和宝贵经验。

中国的扶贫故事，有千千万万，每个故事都值得说、都有精彩之处。

库恩：这一史诗般的成就将为人铭记

文丨《中国报道》记者　何晶　左琳

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资深中国问题专家中国改革友谊奖章获得者

中国的脱贫攻坚是打破外界对中国的偏见和刻板印象的最好故事。

2019年7月23日，一部记录中国为完成在2020年消除极端贫困这一目标所做努力的纪录片《前线之声：中国脱贫攻坚战》首次登陆美国的电视荧幕。

作为该片的主持人和撰稿人，资深中国问题专家、中国改革友谊奖章获得者罗伯特·劳伦斯·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走访了位于贵州、甘肃、山西、四川、海南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贫困家庭，采访了从中央到乡镇的各级政府官员，包括海南省琼中县年轻的基层扶贫干部……通过讲述几个真实案例故事，揭示出中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他曾在一个采访中提到过“制作这部纪录片并不容易”，甚至期间还病了两次。

正如库恩对《中国报道》记者说的，尽管中国有很多成就，也有很多故事可讲，但没有一个故事像中国承诺消除国内所有极端贫困并计划在2020年底前实现这一目标一样，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同时能够代表真实的中国。但库恩也曾提到，“绝大多数有关中国的正面信息，比如扶贫，都没有被外界正确理解。”

76岁的库恩如今每年有超过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国调研交流。30多年来，这位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200多次飞赴中国出差、调研，通过出版书籍、制作纪录片、参加论坛等方式，“一直努力向世界讲述一个真实、丰富而复杂的中国故事”。

到底该如何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扶贫故事？

在纪录片《前线之声：中国脱贫攻坚战》中，讲述了几个中国脱贫攻坚的故事——年轻的“第一书记”前往偏远乡村，投入扶贫工作；甘肃女孩因为教育改变了命运；哈萨克族牧民通过饲养骆驼摆脱了贫困；贵州的老人们搬出偏僻的山区村庄；第三方评估团队对脱贫攻坚效果的独立审核……故事层层铺开，它们具有真实的力量。

最近，库恩正与他的团队正在摄制第二部关于中国脱贫攻坚的纪录片，这部纪录片将主要聚焦于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挑战和在医疗健康方面的应对。除此之外，他还在为两本书的出版做准备，其中一本书也是关于中国的脱贫攻坚情况。

《中国报道》记者近期对库恩进行了书面采访，他向我们回答了关于为何会致力于向世界讲述中国“脱贫攻坚”故事，对中国的脱贫攻坚工作有何思考等一系列问题。

中国报道：为何您如此关注中国脱贫攻坚的相关话题？

库恩：这是我必须要讲述的中国故事。

我来到中国已有30多年时间了，和我的老搭档朱亚当（Adam Zhu）一起，通过各种形式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我们发现，尽管中国有很多成就，也有很多故事可讲，但没有一个故事像中国承诺消除国内所有极端贫困并计划在2020年底前实现这一目标一样，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同时能够代表真实的中国。

事实上，中国的脱贫攻坚是打破外界对中国的偏见和刻板印象的最好故事。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外国人对中国的扶贫计划和实施的运作，了解非常有限。他们读到的关于中国扶贫的内容大多是泛泛而谈，比如用的都是“8亿人”这样的庞大数字——当然，这些数字令人印象深刻，但却冷冰冰的。因此，要想真正了解中国的扶贫情况，就需要去倾听那些个体和一户户家庭的故事，它们数不胜数。

在过去的30年里——特别是在过去的15年里，我和朱亚当一起走遍了中国的100多个城市以及无数的县、乡、村，去研究、调查、采访、出书、发表论文、制作电视节目和纪录片。在这之后，我自以为已经了解了中国，但直到我到贫困地区，特别是偏远的山村实地考察后，我才真正明白扶贫的意义。我与那些贫困的村民攀谈，聆听他们的故事。我代入感十足，仿佛自己就是他们中的一分子，与他们共同经历了脱贫的过程。

我还出乎意料地发现，很多生活在城市的中国人其实也并不了解自己国家的农村扶贫工作是如何进行的，尤其是90后和00后。在跟这些年轻人——包括在大城市出生的农民工子女的交流中，我感到一丝悲哀，很多年轻人对他们父母生活和耕耘过的乡镇近期发生的历史性变化一无所知。这就是为什么我致力于向世界——包括向中国讲述中国的扶贫故事的最主要原因。这是我必须要讲述的中国故事。

另一方面，除了了解扶贫工作本身，也可以通过了解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中国的脱贫攻坚工作，来深入探究中国共产党的治理结构及组织能力，这在中国于国际事务中作用越来越大、敏感度越来越高的当下，尤为重要。

中国报道：您在调研和拍摄过程中获取了大量一手信息，给您印象最深刻的故事有哪些？

库恩：第三方评估令我印象最为深刻。

我们的国际摄制组在美国获奖导演彼得·盖泽尔的带领下，与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以及我们的制作伙伴CGTN合作，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走访中国各地，深入到大规模的扶贫项目中。我也想看看，中国精准脱贫政策的实际效果究竟如何。

我去了正在进行易地搬迁的贵州省惠水县，那里的村民从偏远山村搬到了70公里外的明田社区。据我了解，搬迁到这里的村民住房是免费的，一个四口之家最多可享有80平方米的居住面积。政府还承担了所有的基础设施，包括沙发、床、厨具和电视。

一些村民还学会了新的非农技能，譬如参加烹饪班。我结识了其中一个学厨师的农民朋友，他一家三代和他的几个朋友都很满意新生活。但同样地，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搬迁，毕竟乡村才是他们世代生活的地方。因此，说服村民搬迁就成了当地党委书记的工作。而根据规定，他和当地政府都不能强迫人们搬迁。

“第三方评估”令我印象最为深刻——这一制度的出台就是为了避免出现欺诈行为。事实上，即便中国的扶贫工作在产业发展、教育、易地搬迁等方面取得了成功，但中国幅员辽阔，在资金流量如此大的情况下，依旧会存在被滥用的风险。

2015年至2019年，全中国有近300万名党员干部工作在农村扶贫一线。“第三方评估”人员的工作就是评估扶贫的效果及官员们的工作情况。他们来自完全不同的地区，几乎不可能认识他们要评估的官员，因此评估结果不会被个人关系所左右。而且为了确保当地官员不会为了视察现做准备，评估组会在最后一刻才决定去哪里，视察的时间也往往就安排在到达当天。

看完我们的纪录片后，一位颇有阅历的美国人说：“我从没想过这会是个正面的结果。关于中国的负面报道太多了，我们以为他们对自己国家的底层社会根本就不在乎。”

中国报道：您认为中国的脱贫攻坚为何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还面临哪些挑战？

库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的承诺及中国共产党的动员是三个强有力的因素。

人们或许会对此感到惊讶，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总书记会把脱贫攻坚当作他最重要的工作。近7年来，我也始终关注着习近平总书记对到2020年中国要消除绝对贫困的不懈努力。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几十年里，人们更多关注的是经济增长，这使数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展历程。从本世纪初开始，至2012年中共十八大后，人们开始意识到，或是由于地理位置偏僻，或是没有足够的教育和工作机会，或是因为他们年老体弱……无论中国的经济发展得多么迅猛、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有多高，仍有人处在棘手的贫困之中。

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概念。他说，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切忌喊口号。

我惊奇地发现，中国的每个贫困家庭都有自己的档案和专属计划，每个月都有检查，有纸质记录，记录被数字化……以便集中分析管理。这可是上百万户啊！

自2013年以来，有赖于严格、量化和透明的程序，中国的精准扶贫政策每年令1000万至1400万人脱贫。此外，还要归功于三个强有力的因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的承诺及中国共产党的动员。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仅体现在下达指令，而是通过其组织结构——中央政府和五级（省、市、县、乡、村）地方政府（组织）来实际执行。第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表示要亲自抓好扶贫，为其他官员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榜样。习近平总书记已经走遍了中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24个贫困村。他不论走到哪里，都在强调扶贫，鼓励党员干部定期到贫困地区走访，直接与当地群众交流。他曾表示，“扶贫始终是我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我花的精力最多。”据我所知，没有哪位国家领导人曾提出过这样的论断。第三，中国共产党能够协调全国人员和物资。不论是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工作中还是在扶贫工作中，这种“全民动员”机制都是中国制度优势的具体体现——集中一切资源，团结各族人民，实现国家的总体目标。

当然，中国的精准扶贫攻坚虽然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但也曾面临或者说当前仍面临着不少挑战——

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持续影响；由于疫情的突发性和广泛性，世界经济普遍下滑，衰退的经济体购买力不强，削弱了中国出口型企业的收益；中美关系的现状增加了经济的不确定性和压力；从扶贫工作本身来说，数据可靠与否也是个问题。另外，2020年热度退去后，该如何防止脱贫的人再度返贫？中国扶贫要想真正成功，必须是可持续的。

就如习近平总书记此前说过的，脱贫既要看数量，更要看质量。要严把贫困退出关，严格执行退出的标准和程序，确保脱真贫、真脱贫。还要“回头看”，通过产业发展、培训、就业、后续帮扶等方式，建立稳定脱贫、持续脱贫的长效机制。

当中国2020年的脱贫攻坚目标完成后，也即提前10年实现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没有哪个国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让这么多的人摆脱贫困。当未来的历史学家书写我们这个时代的史书时，中国的精准扶贫很可能是一个极具特色的故事。这一史诗般的成就将为人所铭记。

《中国报道》：中国在脱贫攻坚领域有哪些经验值得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

库恩：其他发展中国家跟中国的国情和文化不同，但中国要相信自己的扶贫经验可以帮助到它们。

在发展中国家中，只有中国实现了快速发展和大规模减贫。40多年来，中国的贫困人口分享了改革开放的成果，而在过去的7年多来，那些极度贫困的人们也终于摆脱了贫困。中国的脱贫成果被称为发展奇迹是有道理的。

一个国家要想做成扶贫工作，首要的就是国家领导层必须态度坚决、给民众以承诺。作为一个受过科学训练的人，我很欣赏中国领导层从科学角度解决问题的方法，包括规划过程严格，会制定具体措施，设立监督、反馈和纠错机制——中国愿意反思和改进措施，这也是其治理体系的关键所在。

当前，中国已经开创了产业、教育、易地搬迁、生态补偿、社会保障等扶贫方式，这些都可以被其他国家借鉴；中国共产党领导、地方政府实施的组织体系也可以被借鉴。

所有国家在进行脱贫工作时都应该认识到，要激励官员把扶贫放在其价值认知中的首要位置，这一点至关重要，这只能自上而下地去实现。这也是中国给世界提供的一大经验。

中国报道：您认为新冠肺炎疫情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脱贫进展？

库恩：我认为，这次疫情是对扶贫体系的一种“压力测试”。

当中国领导层称疫情防控为“对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大考验”时，我很重视——在我对中国30多年的观察生涯里，不记得曾有过这样的说法。但显然，这是国家领导层自信的表态。我认为，这次疫情是对扶贫体系的一种“压力测试”，它能让人更清晰地分辨出什么是有效的、什么是无效的，能依靠谁、不能依靠谁。

毫无疑问，中国的疫情防控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经济也确实受到了影响，一定程度上转移了对包括扶贫在内的工作注意力。一些农民在播种季节无法回到土地；外出务工人员无法返岗……此外，医疗问题和经济受挫又导致一些新的贫穷，也让曾经贫穷的人再度返贫。

中国政府完全有理由将脱贫目标日期推迟到2020年以后，但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表态，必须如期实现贫困线以下农村居民全部脱贫的目标。这份决心是非常重要的。

与CGTN合作完成的纪录片《中国脱贫攻坚》。

2017年11月，库恩为纪录片拍摄在贵州进行扶贫调研，图为库恩骑行在偏远乡村。

责任编辑：何晶

柯文思：这是21世纪最大的新闻故事

文丨《中国报道》记者　何晶

云南鲁甸卯家湾是全国最大的异地搬迁安置点之一。云南省昭通市小干溪村有十几户人家要搬迁。

柯文思两届奥斯卡奖得主英国知名纪录片导演

让有才华、有抱负、能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从贫穷中走了出来，得到了发挥自己潜能的机会。这一系列生动有趣的故事，可以启发我们所有人。

1981年，年轻的英国电影导演柯文思（Malcolm Clarke）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看到成千上万的人骑着自行车上班，清晨的长安街上回荡着清脆的自行车铃声……那时候他觉得中国“更像一个巨大的农村”；32年后，已经是两届奥斯卡奖得主的柯文思2013年又再次来到中国，并拍摄纪录片《善良的天使》。此时，“我惊讶地发现这个国家正在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的发展和进步超出我的想象，一场巨大的社会和经济的变革正在这里进行。但可悲的是，这些改变是我们西方人没有意识到的。”在接受《中国报道》记者书面采访时，他如是说。

柯文思还敏锐地注意到，“中国的发展就是21世纪最大的新闻故事，而这个故事的很大一部分又与中国摆脱了几十年前我所目睹的极度贫困直接相关”。他曾经在一个演讲中提到，“我觉得现在轮到中国讲故事的时候了……全世界很多国家都害怕所谓的崛起的中国，但并不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威胁，只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国。”

这次，柯文思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2019年，他作为导演拍摄了一部关于中国脱贫攻坚故事和小康生活的纪录片，并在2020年推出。众所周知，今年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

“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独特的机会”，能让西方观众见证中国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让有才华、有抱负、能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从贫穷中走了出来，得到发挥自己潜能的机会。这一系列生动有趣的故事，可以启发我们所有人”。

的的确确，中国的精准脱贫政策已经让千万人获得了物质水平的巨大改善。但在这个宏大的群体叙事中，柯文思更关注其中的个体发展故事，尤其是中国女性的命运改变。“我也认为，其中受益最大的，还是那些能够幸运迈入小康生活的女性们……我们这个纪录片也展示了精准脱贫政策是如何给女性开辟了一条道路，让她们能有机会真正地‘撑起半边天’”。

在中国脱贫攻坚的过程中，关注女性是非常重要而且独特的视角。这个视角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让我们认识到真正脱离贫困以及进一步让贫困女性群体具有更强的生存与致富能力，对于女性个人、她的家庭甚至是中国社会来说，具有何等重大意义。“当这些坚韧不拔、勤勤恳恳的女性的全部潜力最终被释放出来，她们巨大的能量和被低估的才华会大大有益于这个国家的发展，也会促使中国社会更加公平。”柯文思说。

中国报道：您这几年开始关注中国题材，这次又是什么原因让您决定要拍摄关于中国脱贫攻坚题材的纪录片？

柯文思：扶贫是中国的标志性成就之一，令千百万渴望改善生活的人们释放被贫困禁锢的能量、希望和梦想。

我第一次来中国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旅行了很多地方，那个时候的中国贫困并且落后，更像一个巨大的农村，和现在简直是天差地别。而当我2013年再次回到中国拍摄《善良的天使》一片时，我惊讶地发现这个国家正在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的发展和进步超出我的想象，一场巨大的社会和经济的变革正在这里进行。可悲的是，这些改变是我们西方人没有意识到的。

在我看来，中国的发展就是21世纪最大的新闻故事，而这个故事的很大一部分又与中国摆脱了几十年前我所目睹的极度贫困直接相关。

当我拍摄纪录影片《善良的天使》时，我再次走遍了中国，亲眼见证了这个国家在生活、医疗、教育水平上的飞跃，现今的一切在上世纪80年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可以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影响力，超出了大部分西方人的预期。

当然，中国达到的这一系列成就，与中国人民急切渴望脱贫致富有着最直接的关系。纵观历史，中国一直是一个具有巨大创造力和革命精神的国家，中国人民也一直都在不辞辛苦地工作。但几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巨大潜力被贫困所扼杀，迫使很多人除了简单活下去之外几乎不能考虑其他事情。

拍摄一部反映中国脱贫攻坚故事和小康生活的纪录片，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独特的机会，能让西方观众见证一个近年来发生过数千万次的中国现象——仅用一代人的时间，让有才华、有抱负、能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从贫穷中走了出来，得到了发挥自己潜能的机会。这一系列生动有趣的故事，可以启发我们所有人。

这个系列纪录片并没有野心去呈现中国脱贫攻坚的全景图，我们的4部短片仅仅是从几个小的切入点触及到这个庞大主题的表面。扶贫是中国的标志性成就之一，令千百万渴望改善生活的人释放被贫困禁锢的能量、希望和梦想。无数的人和故事佐证这是一场非常成功的社会工程。从未有这么多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得了物质条件和教育上的飞跃。这一成就不仅仅值得被记录于历史书里，它也应该被记录于影像和文学作品中。

中国报道：您认为，与中国巨大的经济发展相比，中国的脱贫攻坚成就在世界上是否也得到了与之相等的肯定和关注？世界是否充分了解中国所做的努力？

柯文思：中国在扶贫领域取得巨大的成就，但中国却没有在国际社会上得到多少赞许，这中间有很多因素。

如我之前所说，我自己感受到了中国在这几十年间，尤其是在扶贫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中国却没有在国际社会上得到多少赞许。当然，这中间有很多因素，包括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等，我在这里也不想讨论这些原因的细节。然而，我想说的是，如果中国政府可以给予自己的作家和艺术家更多的支持和鼓励，让这些最有资格讲述中国故事的人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那么我想世界会更好地了解和认可中国。

中国报道：您是否认为，在中国脱贫攻坚的过程中关注女性是非常重要而且独特的视角？

柯文思：脱贫攻坚过程中受益最大的，还是那些能够幸运迈入小康生活的女性们。

精准脱贫政策已经给许多人带来物质水平的巨大改善，但我也认为，其中受益最大的，还是那些能够幸运迈入小康生活的女性们。

在中国一些依旧落后的农村社会，生为一个女性就意味着低人一等，她们在家人眼里常常就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劳动力而已。这也是我们这个纪录片系列给予女性极大关注的原因，并且展示了精准脱贫的举措是如何给女性开辟了一条道路，让她们能有机会真正地“撑起半边天”。

中国报道：您认为，对于中国来说，解决女性贫困还有哪些阻碍？还要做出哪些持续性的努力？

柯文思：中国的精准脱贫政策，对于这种性别不平等最有力的影响是带来了平等教育的机会。

长久以来，传到西方的中国故事都是以男性为主角，在金融、政治、科技、科学甚至艺术领域，似乎有一种将男性推到聚光灯下的潮流，把所有值得称道的创新和成就都归功于男性。在西方，唯一一个可以充分说明中国女性“撑起半边天”的故事是在体育界，中国女运动员不断挖掘自己的潜力，锲而不舍地追求卓越的精神令人敬佩，甚至在赛场上令对手畏惧。

中国在实现男女平等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妇女撑起半边天”的理念令人钦佩，但事实上中国女性还没有完全得到和男性一样平等的机会。在我们拍摄系列纪录片的过程中发现，这样的不平等同样存在，女性角色或多或少都面临着偏见和歧视，以及基于性别而存在的困难与挑战——一位年轻的女卡车司机，被人说她的驾照是买来的；一些农村里还是重男轻女，女孩得把好吃的让给家里的男孩先吃……

这样的不公显然是由古老落后的农耕传统文化造成的，这种传统很难消除，也不会在一夜之间改变。中国的精准脱贫政策，对于这种性别不平等最有力的影响是带来了让女性获得平等教育的机会。年轻的女孩不必再从小辍学去田里劳作——就像我们这个系列纪录片中的一位主人公一样。

教育是消除性别不平等的最有力武器，它能释放中国社会巨大的潜能。这其中最大的受益者是大量处于中国底层农村的女性，她们的生活将会因为接受教育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当这些坚韧不拔、勤勤恳恳的女性的全部潜力最终被释放出来，她们巨大的能量和被低估的才华也会大大有益于这个国家的发展，也会促使中国社会更加公平。

中国报道：中国到2020年底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前脱贫攻坚到了决战决胜阶段。您认为要达到这个目标，中国还面临哪些困难？

柯文思：那些通过易地搬迁摆脱贫困生活的家庭，在他们的新生活中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我只是一个电影工作者，不是扶贫专家，所以我不会贸然指出中国未来可能会面临的挑战。但我可以肯定地说，那些通过“易地搬迁”摆脱贫困生活的家庭，在他们的“新生活”中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物质和生活环境的提高也会带来新的困境，其中许多人被安置到城市里更好的居住环境中，但新的环境带来的是失位感和外来感，这些感觉源于新的社区、更大的家庭、习俗和传统等带来的压力，所有在生活中曾经熟悉的一切如今却要重新适应。

生活环境的改善也并不一定会使生活在其中的人感到更舒适，尤其是对那些离开自己早已习惯的圈子的人来说。我在埃塞俄比亚、以色列和危地马拉曾拍摄过关于这个主题的纪录片，影片里负责动迁的人无一例外地感觉到麻烦反而是从完成搬迁后才刚刚开始……对于易地搬迁的家庭来说，适应并融入新社区，接受新的生活方式才是挑战的真正开始。

中国报道：拍完这部纪录片之后，您是否还会继续关注中国脱贫攻坚的相关情况？

柯文思：我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能在这个独特而丰富的主题中找到灵感，因为它能充分体现中国人的精神。

我一直在寻找有感染力的、能打动人心的故事，我可以通过影像的艺术来诠释它们。当我们在为这部纪录片做选题调研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很多动人的故事，但这些故事没办法全部放进一个有限篇幅的纪录片系列中。我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中国和西方的艺术家、记者和电影制作人能在这个独特而丰富的主题中找到灵感，因为它能充分体现中国人的精神。

未来一段时间，我还会留在中国，尽可能地向外界阐释我眼中的中国，我希望能消除一些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误解，为看待那些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

在对世界讲述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方面，中国并不是非常成功。也许，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讲述出的中国故事，更能展现出中国人民令人钦佩的一面。

导演柯文思正在拍摄中。

本刊记者左琳对本文亦有贡献

责任编辑：何晶

竹内亮：我在大凉山，看到越来越好的生活

文丨《中国报道》记者　徐豪

竹内亮日籍纪录片导演

我们的影片和视频的价值，就在于展现出时代的样貌，所以我们会一直拍符合当今时代的影像。

竹内亮可能是今年在中国最火的日本人。

自6月26日《好久不见，武汉》在网络上发布后，竹内亮一夜之间成了“网红”。7月份，他又去了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拍摄了一部聚焦中国脱贫故事的纪录片。

“纪录片的主线很简单，就是一个日本导演去体验中国大凉山的彝族生活。”竹内亮告诉《中国报道》记者，他很想知道中国最贫穷的地方现在人们过着怎样的生活，所以就带着摄制组去了那里。

“我希望人们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些影片，看出来现在的时代和社会面貌。因为‘时代’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我们的影片和视频的价值，就在于展现出时代的样貌，所以我们会一直拍符合当今时代的影像。”竹内亮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说。

凉山州属于“三区三州”之一的深度贫困地区，是中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新中国成立前，凉山彝区还处于“刀耕火种”“以物易物”的贫穷落后状态。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凉山经济社会有了长足发展，但整体发展水平与其他地方相比还有很大差距。2020年是中国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将全部实现脱贫。在精准扶贫政策下，那里的人们生活有什么变化？

在凉山拍摄期间，竹内亮早上5点起床，跟着当地居民去农田里干活，去农民家里“蹭饭”；亲身体验了彝族的火把节，对当地直接在火上烤的鸡肉念念不忘，虽然吃得满嘴满脸都是炭灰；还去探访了“悬崖村”旧址，但因为恐高，钢筋结构的梯道他只爬了四分之一就不敢再往上去……

今年8月，拍摄归来的竹内亮接受了《中国报道》记者专访，讲述了他所见所闻的大凉山。

中国报道：为什么会选择去拍大凉山脱贫攻坚这个主题的纪录片，好像和您以往拍摄的题材都不太一样？

竹内亮：拍纪录片不是为了去宣传政府，我想看看大凉山现在的变化。

竹内亮2013年到南京定居，开了一家文化传播公司，他想通过视频把日本的文化传达给中国人，也把中国的文化传达给世界各地的人。7年时间里，他不断行走、拍摄、记录，至今制作超过200集、有着两亿播放量的“网红”纪录片《我住在这里的理由》就是这样的“旅行式”纪录片。

“现在是个交通发达，人口流动激烈的时代，一个人为什么要生活在那块土地，一定有着很深层次的理由。”这是《我住在这里的理由》的开篇语。而这次选择中国脱贫攻坚的主题，竹内亮笑称是被公司的摄影师徐亮“洗脑了”。“徐亮以前在大凉山参加过支教活动，他对大凉山的感情特别深，进入公司第一天，他就说‘导演，我想拍大凉山的纪录片’，但一直没有机会。他非常有执念，就一直跟我说。”

徐亮向竹内亮说，他觉得疫情之下，大家都在关注城市生活，对偏远农村的关注度不够，而且今年中国政府很大的一个工作主题就是脱贫攻坚，不拍感觉有点遗憾。“最近我也一直在拍武汉、南京，的确是只关注大城市，没有关注偏远的地方。我本来没有很关注，但徐亮一直说，‘大凉山多么有魅力，我们应该关注脱贫的主题’。好的，那就去看一下。”

竹内亮一开始也有忧虑，拍这个主题是不是太政治化了？“我不想拍太政治化的片子，拍纪录片不是为了去宣传政府。”竹内亮向《中国报道》记者表示，他们谋划拍摄的时候，刚好解读中国工作室也要拍摄脱贫攻坚主题的纪录片，“目标一致，我们就合作了。我被徐亮‘洗脑’了，也想看看大凉山现在的变化。虽然拍摄需要经费，但真心话，不是为了钱。”

竹内亮说，这是一个能真实反映大凉山情况的纪录片。“他们不干涉拍摄内容，我们想怎么拍就怎么拍。如果他们要求我们必须拍什么、必须去夸政府，那我们肯定不会合作。这次合作非常开心，以后还想跟他们一起拍摄更多纪录片。”

中国报道：这次拍摄的主线是什么？到了大凉山有什么感受？

竹内亮：这个纪录片就是一个日本导演去体验中国大凉山的彝族生活。变化太大了，太厉害了。

其实这不是竹内亮第一次去大凉山。2010年，竹内亮还担任日本NHK导演的时候，拍摄了《长江·天地大纪行》，“我们用了一年时间，拍摄长江沿岸人们的生活。从长江源头到最后一站上海，走了6300多公里。大凉山在长江的中上游，那时候我就到过一次，但没有那么深入地了解。”

不过，那次体验让他心有余悸。那时候路很不好，两边也没有护栏，在一些边上是悬崖、特别陡峭的地方，“万一开错的话就完蛋了”。在一些地方，没法行车，他们还是靠骑驴行走的。“那个时候大凉山相当贫穷啊，我看到山里居民戴着彝族的帽子，穿着传统民族服装，过着看起来还很原始的生活。”竹内亮告诉《中国报道》记者。

和以往纪录片的拍摄基调一致，这次竹内亮继续采用“旅行体验式”的拍摄方法。他住在当地农户家里，早上5点多就起床去地里收割荞麦；在农民家里“蹭饭”，这已经成为网友跟他评论互动的“固定项目”，不过因为不能吃辣，也有一天三顿都吃包子的“悲惨”经历；他和当地孩子打成一片，一起唱五月天的《知足》；和当地人一起过彝族火把节，对烤鸡肉念念不忘……

但让竹内亮感触最大的，还是“变化”。竹内亮向《中国报道》记者说了一个让他惊叹的事情，当地农民在地里割荞麦，虽然还是千百年未变的手工收割方式，但他们一边工作一边拍视频，自己剪辑、加字幕、加音效，然后上传到快手、抖音这些平台，就可以吸引很多粉丝，流量大了还可以变现。“变化太大了，太厉害了。”

在2013年底四川省全省建档立卡贫困人口625万中，凉山有88.1万；截至今年全省剩余的7个未摘帽县、300个未退出的贫困村，全部都在凉山，剩余的20万贫困人口中有17.8万在凉山。目前，凉山州7个未摘帽县脱贫退出各项指标基本达标，其他各项工作正处于最后扫尾和巩固提升阶段。竹内亮看到的种种变化，正是脱贫攻坚精准施策的效果。

竹内亮和摄制团队还去了“悬崖村”（昭觉县阿土列尔村）。昭觉县政府已在今年5月完成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村中的84户贫困户全部住进县城安置点新居。曾经村民需要攀爬两小时的“天梯”才能回家，如今搬进县城的村民通过网络直播的形式，将“悬崖村”变了网红旅游打卡地。

“那个钢筋做的梯道，非常高，非常陡峭，我们也去爬了，但我恐高，爬了四分之一就吓得不敢上去了。”竹内亮去看了“悬崖村”的现在安居房，宽敞明亮，“比北京的公寓住宅都好”，还有沙发、电视、洗衣机，都是免费配置的。“我问他们，是现在生活好还是以前的生活好，所有人说现在的生活好。”

中国报道：这一趟拍摄下来，你对中国的扶贫工作有什么感受？

竹内亮：中国太大了，东西部发展差异很大，扶贫工作太不容易了。

竹内亮定居在南京，虽然大凉山现在比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和南京的繁华相比，“大凉山啥都没有”。

凉山地处横断山脉核心区，72%的面积为高山地貌，绝大多数贫困村处在海拔较高的高寒山区，自然条件极差，易地搬迁是脱贫的重要手段。现在凉山彝区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村通了公路、建起了医务室，镇镇建了卫生院、办了学校，学龄儿童实现全部入学。

在竹内亮看来，贫困地区实现脱贫、解决基本的生计问题之后，“还应该继续扶贫”。竹内亮告诉《中国报道》记者，他们去了徐亮曾经支教的地方，学校教室已经翻新，设施也很好，但是师资力量还是比较薄弱，虽然每年会有支教人员，“但有固定的老师对孩子的教育会比较好”。

实际上，在中国的官方规划里，实现全面脱贫的总体目标，保持政策稳定、连续性非常重要，就是“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脱贫摘帽只是第一步，还必须做好“后半篇”文章。

在“悬崖村”搬迁安置点的社区彝绣工坊，竹内亮看到彝族绣娘们正在进行培训。这里的培训班通过与电商平台合作，采用“培训+订单”模式，根据订单开展绣娘培训。这让彝族不仅成为推广彝族传统文化的名片，也让当地发展起稳定的产业，妇女们在家门口就能把钱挣了。与彝绣工坊类似，职业培训区内还有关于厨师、电焊等多种培训。

“我跟他们的村主任聊了聊，村民们现在不住在山上了，但还有人白天回到山上干活，那里有养殖场，养鸡、养羊。”竹内亮说。其实这也是昭觉县搬迁村民稳定生活的措施之一，他们针对群众传统的种养殖业习惯，组织部分村民回去轮流植发展畜牧业，这样可以有保底的收入和生活保障。

“中国太大了，东西部发展差异很大，扶贫工作太不容易了。在日本，各地没有这么大的发展差别，收入、教育水平、基础设施，都差不多。从日本人的视角来看，很难理解这种现状。但是我了解。”竹内亮向《中国报道》记者感慨，“这么大差别的情况下，要解决贫富差距，把国家治理好，保持社会和谐安定，是挺不容易的。”

中国报道：接触过很多大凉山当地人之后，对他们有什么特别的感触吗？

竹内亮：他们和大城市有心理上的距离感，但又希望孩子可以走出去。

在拍摄的最后两天，竹内亮将镜头定位在瓦吾小学一个男孩阿作伍勒的身上。暑假期间，伍勒在县城里进行集训，因为皇家马德里基金会在凉山的足球项目，他可以体验到欧洲顶尖的足球训练。

“这个小孩子很厉害的，水平很高。他们以前在很高的海拔上生活，体力特别好，一直跑也不累。”竹内亮说。阿作伍勒平时在村里读书，竹内亮还和他回到了他平时生活的地方，一起去放牛、除草。

但这样开阔眼界的机会并不多，很多孩子可能还没有走出过当地的县城甚至村子。竹内亮刚到凉山州进村子的时候，村子里的孩子们听说他是日本人，就把他团团围住——他们从来没有在生活中见过日本人。

“你看，东部地区很多人都去过日本，即使没去过，朋友圈子里也有去过的。但在这里，彝族的孩子还没有见过日本人，他们对日本的了解非常非常少，知道的仅仅是电视剧里的。”竹内亮对《中国报道》记者说。

这让竹内亮再次感受到了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差异。他也和一些村民聊过，他们有人也去过上海、浙江一带，但不喜欢大城市，心理上有距离感。“他们在大城市里务工，由于没有文化，工资很低，有时候还会被坑。但他们又希望孩子可以走出去，离开农村到大城市有更好的发展，哪个父母不想呢？”

作为一个纪录片导演，竹内亮非常喜欢人文内核的东西，他希望大凉山彝族的生活状态、风俗习惯可以保持，但又觉得他们也要享有现代的生活，“这是一个很哲学的问题”。

竹内亮觉得大凉山非常美，随便一拍都像一幅画一样。在那些热爱生活的人们的努力下，大凉山会越来越美。谁知道未来会有什么奇迹发生呢？也许那个放牛的踢足球男孩，会出现在吸引世界目光的球场上呢。

竹内亮和当地孩子打成一片，他们还一起唱五月天的《知足》。

“悬崖村”搬迁安置点的社区彝绣工坊，采用“培训+订单”模式，根据订单开展绣娘培训。

责任编辑：徐豪

白雅婷：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历史性的

文丨《中国报道》记者　左琳

白雅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

这些成就也为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无贫穷目标作出了重大贡献。

“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包括到2030年时消除一切形式的极端贫困。”2016年，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正式启动，减贫被视为首要任务。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白雅婷（Beate Trankmann）在接受《中国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过去40年来，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历史性的，这些成就也为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第一项——无贫穷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的成绩具有全球影响力

联合国数据显示，2015年，全球还有7.34亿人每天生活费不足1.90美元，处在国际贫困线标准以下。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人均收入增长超过25倍，8.5亿人摆脱了贫困，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70%，成为全球最早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

白雅婷表示，中国的规模和体量，就意味着它所取得的一切成绩都具有全球影响力，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进展同样如此。体现之一即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白雅婷表示，作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的来源，“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投资和贷款领域互联互通的重要驱动力。在未来，“一带一路”应该向着保障全球公共产品的方向发展，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要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持一致，且符合发展中国家的需求，特别是要在整个“一带一路”沿线制定实施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兼容的统一标准。她认为，这样不仅有助于拉动环境友好投资，同时也更具包容性，譬如可以增加伙伴国家的体面劳动机会。

中国经验值得借鉴

在白雅婷看来，中国的发展经验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实质性的参考。虽然各国国情不同，但中国的经验可以通过南南合作平台被有效地借鉴参考，为各国提供经济加速增长机会的同时，保持对环境健康的重视；中国有针对性的、自下而上的扶贫模式，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宝贵经验。

她将经验归为三点：首先，中国通过对当地资源、环境条件和文化的全面评估，以家庭为单位，逐区、逐村地确定贫困人口在哪里、他们缺乏什么以及需要什么；针对每个县、每个村，中国也都制定并实施了量体裁衣的干预措施，譬如各个村可以根据其在自然条件、财政情况、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方面的比较优势，来决定种植、饲养或销售什么；同时，每村每户的脱贫进展情况都会被监测和跟踪，以便核实扶贫措施是否有效。

白雅婷总结称，在脱贫攻坚的过程中，中国政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自2017年以来，中国累计选派约77.5万名干部前往记录在册的贫困村以支持当地政府以单个家庭为单位实施减贫措施，同时掌握脱贫进展情况；在资金方面，多年来中国持续在扶贫方面投入。去年，中央拨付专项扶贫资金1260多亿元。

“战斗”仍未结束

白雅婷认为，尽管中国在脱贫攻坚方面取得了成功，但仍需警惕。

她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贫穷不是只关乎收入，人们的生活同样受其他问题的影响，比如获得教育或医疗的机会。疾病和自费医疗支出是导致返贫的关键因素，因此，负担得起的医疗是关键；同样地，获得了优质的教育可以使人们得到更好的工作和更高的收入。如果把这些考虑进去，全球很多人其实仍处于“多维贫困（multidimensionally poor）”之中。

“多维贫困”不仅包括经济收入贫困，还要综合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等多个方面的状态，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摆脱贫困依然是严峻挑战。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预测，通过全球教育、健康和生活水平等综合指标进行衡量的人类发展指数可能在今年出现衰退，这也将是“人类发展”这一概念自1990年引入以来的首次衰退。收入减少、社会保障有限和不断上涨的物价，意味着即使是以前有保障的人，现在也面临着陷入贫穷和饥饿的风险。

在中国，最脆弱、受疫情影响最大的是非正式员工和工资不稳定的劳动者，而他们在就业人员中占比很大。但联合国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中国，最贫穷的人反而能更好地抵御疫情的直接影响。白雅婷认为，这要归功于现有的社会救助体系。例如今年考虑到疫情，中国多地上调了城乡最低保障标准。除此之外，数字经济这一绿色模式也让中国公民和企业突破了疫情带来的限制。

她同时指出，我们要注意到，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平等地获得技术，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平等地使用技术，因此我们必须确保在发展过程中，不让任何人掉队。

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只剩下10年的时间，现在必须加快行动。白雅婷表示，中国在向绿色道路过渡的同时，必须继续平衡增长，而许多经济和社会收益——包括全球40%的工作——都有赖于一个健康、稳定的环境。

责任编辑：左琳

Q&A

中国报道：在脱贫攻坚方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中国做了哪些工作？

白雅婷：1979年以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始终是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伙伴，扶贫也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中国合作一直以来的核心。

以中国的体量，政策支持可以产生最大影响。因此，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会在思想、创新、宣传和国际经验等角度为中国提供支持。我们会通过概念验证方法开展实地项目，这些项目可作为试点，反过来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政府也可牵头扩大项目规模。

举个兼具可持续性和包容性的例子：2006年伊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协助科技部，通过科技特派员项目，为农民提供因地制宜的环境友好型技术，使农民真正步入21世纪科技时代，这不仅增加了他们的收入，而且使他们的生产活动与市场挂钩，促进了可持续发展。2008年以来，每年有100万农民从该项目中受益，年均收入增长率为10%。从2012年至2014年，该项目扩大至31个省份，有7.5万名工作人员帮助农民增产增收。

此外，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还协助建立了中国国际扶贫中心（IPRCC），旨在建立一个全球减贫知识库。该中心为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官员和专家提供了在减贫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