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由奋斗者书写

70年来，中国人民靠不懈奋斗、勇敢拼搏闯出了一条新路、好路，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

文|张小平

在面对70年辉煌成就的喜悦中，每一位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路上的奋斗者都值得尊重。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时代是奋斗者书写的。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中华儿女接力奋斗，一茬接着一茬干，一棒接着一棒跑，开拓未来，砥砺前行。70年，是中国道路越走越宽、越走越自信的70年，是中国精神传承和弘扬的70年，亦是中国力量磅礴迸发的70年。

时代伟业是奋斗出来的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家园，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社会主义的根本和基本制度，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建立起初级医疗卫生保健制度，摘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在经济还处于困难时期，面对西方封锁的国际环境，决心发展国防尖端科学技术，自主研发成功了“两弹一星”；从莽莽荒原到大庆新城，一举甩掉“贫油”帽子。改革开放后，中国又在短短的四十年内完成了三次工业革命，现在进入了以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通讯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跻身世界科技先进行列。

今天的中国，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西气东输、南水北调、高铁飞驰、信息畅通，天堑变成通途。中国航天“可上九天揽月”，蛟龙号潜艇“可下五洋捉鳖”，四川凉山的“悬崖村”架起了宽带网络的“信息天路”，南盘江大桥、清水河大桥、港珠澳大桥似条条巨龙腾空而起，这些伟大成就的背后镌刻着的，正是无数奋斗者拼搏的足迹！

我们不能忘记钱学森、邓稼先等一批科学家在西北荒漠中隐姓埋名做科研的毅力，不能忘记铁人王进喜“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铮铮誓言，也不能忘记那些把青春献给北大荒、红旗渠、共青城、建设兵团的年轻人。

在新时代奋斗者的行列中，更有怀揣理想、几十年坚持“国之重器”北斗导航系统的研发群体，有为中国轨道交通建设奉献青春的工程师，也有在商海里不断突破创新的企业家……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地坚守与奉献，书写了无怨无悔的人生华章。

70年来，中国人民靠不懈奋斗、勇敢拼搏闯出了一条新路、好路，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也实现了西方几百年才完成的跨越式发展。

奋斗者体现中国精神

中国的跨越式发展并不是单纯的经济行为，更是中国精神的传承和弘扬。历史实践证明，一个民族无论经历怎样的磨难，面临多大的困境，民族精神始终是战胜困难、砥砺前行的强大动力。中国精神是中华民族屹立数千年不倒的精神支撑。在70年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的奋斗者正是中国精神的传承和集中体现。

奋斗者体现改革创新精神。创新是一个民族和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具有求新求变的文化基因，体现在几千年“上下求索”的思想历程中。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几代领导人，都重视独立自主的首创精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是前无古人的创举。中国40年的改革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与时俱进，因时而改，闯出一条人类文明史上绝无仅有的跨越式发展道路。

中国自主开辟的改革模式，扭转了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声望，为世界上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非西方化的现代化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道路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同时也动摇了西方中心主义支撑的发展模式的至尊地位，动摇了基于西方经验的制度文明和价值观念的普世地位，改写了“现代化=西方化”的发展公式，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自己的路注入了信心和底气。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并不只有西方制度模式这一条道，各国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来。”特区精神、华为精神等便是奋斗者体现改革创新精神的最好诠释。

当今时代，是科学技术蓬勃发展、人们生活日新月异的时代，创新是我们时代的主旋律。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需要敢于“涉险滩”以挣脱思想观念桎梏的勇敢者，需要勇于担当以摆脱利益固化束缚的奋斗者。推动创新、创业、创造，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均需要大力弘扬改革创新精神。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变，而创新精神是我们不断前行的思想源泉，是激励我们吐故纳新、与时俱进的强大动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支撑。

奋斗者体现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把中华民族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祖国繁荣发展不懈奋斗。爱国主义追求人生理想，崇尚国家正义，民族和国家的大义高过个人的荣辱与生死。当近代中国日益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关头之时，中国人民以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抵抗侵略，在救亡图存的道路上百折不挠，前赴后继。一场场气壮山河的斗争，谱写下一曲曲可歌可泣的爱国史诗，体现着中华儿女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紧紧联系在一起。改革开放以来，在各条战线上涌现了许许多多为祖国现代化事业呕心沥血、乐于奉献的爱国者，他们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从国家的利益出发。“两弹一星”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都是爱国主义精神的充分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中，推进各项事业都必须更好地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当代中华儿女要更好地热爱祖国的壮丽河山、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更加关心祖国的前途命运，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维护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团结统一，更加热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境界，自觉投入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当中。

奋斗者体现自强不息精神。以自强不息为核心的奋斗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积极进取、刚健有为、历经磨难而不倒的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精神铸就了中国人民百折不挠、愈挫愈奋的民族品格。自强不息包含着对人生意义和不朽价值的深刻内涵，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铁肩担道义”，把民族大义作为自己人生的最高追求。

时代是奋斗者书写的，社会主义是奋斗出来的。新中国70年的奋斗历程充分体现了自强不息精神在社会主义时代的继承与发扬。大庆精神、北大荒精神等，使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注入了丰富而又深刻的时代内涵。面对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今世界，危机与挑战依然严峻，传承自强不息精神，居安思危，积极进取，勇担时代之大任，奏出新时代的最强音。

奋斗者体现无私奉献精神。无私奉献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人生观和优良传统，也是无数奋斗者的共同特征。他们为了祖国的尊严、人民的幸福、事业的发展，舍弃了家庭幸福，牺牲了个人利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坚守信念，才能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意识。无私奉献体现在将小我融入大我、将个人利益融入集体利益之中；体现在一切以人民利益为重，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体现在克己奉公，鄙弃一切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和争名逐利的腐朽意识。焦裕禄精神、雷锋精神等，均是对无私奉献精神的最好诠释。

中国将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70年的奋斗，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中国的崛起是中国人民发扬改革创新、自强不息、无私奉献、爱国主义等中国精神长期奋斗的结果，是中华民族团结起来、凝聚力量的结果。中国进入新时代，民生事业加快发展，人民生活持续改善，精神文化需求日益高涨，科技领域创新捷报频传，华为5G技术世界领先，文化惠民插上数字化的翅膀，精准扶贫又精准脱贫，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共筑绿色家园。乡村振兴正在宏图大展，中国发展走上新时代的长征路。

中国是伙伴，而不是威胁，这样的认识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中国崛起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正成为时代的引领者。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深化互利共赢格局，倡导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打破旧有的、不平等的国际秩序，努力寻求一种以平等和相互尊重为基础的新秩序，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推进经济全球化走向公正合理的发展模式，是为全球治理提供的新思路和新方案。

中国人民只要坚定走中国道路，传承和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中华民族必定迎来更加璀璨的明天，必定会对人类文明做出更大贡献！

随着巨大盾构机刀盘缓缓抵达接收井，北京轨道交通新机场线最长盾构区段实现贯通，为机场线全线按期通车运营奠定基础。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左琳

我们这样创造“北斗奇迹”

北斗精神是“两弹一星”精神的延续与传承，在当年那么艰难的条件下我们都可以创造奇迹，如今我们更有信心在北斗精神的激励下，通过技术创新、集智攻关、群策群力，创造“北斗奇迹”。

文︱《中国报道》记者　张利娟

1994年，一首《好汉歌》红遍了中国大江南北，“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妇孺皆知。为什么要“参北斗”？因为“找不到北”时，抬头看北斗七星就可以了。然而，并不是每次抬头都能如此幸运。

幸运的却是，那一年北斗一号已经立项，我国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开启了与世界卫星导航系统跟跑的征程。2012年底，历经磨炼的北斗二号系统建成并向亚太地区提供服务，具备了与世界并跑的能力，北斗三号则直接实现了并肩超越。北斗人用20年的努力走完了美国、俄罗斯40年的历程，向世界证明了中国时间、中国方案和中国精度。

“我们需要自己的时空基准”

中国北斗诞生之初，世界上已有两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美国GPS、俄罗斯格洛纳斯。已经有其他导航系统了，我们为什么还要下大力气建设北斗呢？

“需要！”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总设计师杨长风在接受《中国报道》记者专访时果断地说，“我们需要自己的时空基准，用自己的卫星系统来描述自己的时空位置，这样在关键时刻才不会受制于人。”

杨长风说，在北斗工程诞生之前，我国也曾在卫星导航领域积极摸索。1970年，我国成功建造了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自此，中国航天事业开始起步发展。在卫星导航方面，先后研究过“灯塔一号”等技术探索试验系统，但均未建成正式系统。1983年，以陈芳允院士为代表的专家学者创造性地提出“用两个卫星定位一个目标”，虽然它的区域不是很大，但是能够在中国区域内解决，而且精度比较高，花钱也不太多。

“正是由于利用通信卫星进行定位，这就使我们的导航系统有了独特的短报文功能。”杨长风回忆道。

据了解，为了验证“双星通信导航一体化”的设计，相关研究人员联合了13家测控系统和通信系统单位，在全国几个卫星测控站之间往返试验。1989年的一天夜里，正在做试验的研究小组第一次凭借双星快速定位通信系统实现了精度30米的定位，试验结果远远高于当时的技术能力预期。大家一遍一遍互相问：“实现了吗？”都不敢相信。

“按照现在看来，这个30米的定位精度不高，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是相当不错的。最关键的是，这一核心技术取得突破后，才有立项的资格。随后，科研人员马上提出建设双星导航定位系统的立项申请。”杨长风如是说。

终于，在1994年1月10日，国家批准北斗一号工程立项。

“立项之后，卫星团队全面展开研制工作，这期间的压力很大。”杨长风说，“一是核心技术比较欠缺；二是当时国家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经费非常有限。为了保证北斗一号系统工程的顺利推进，主管机关想尽了各种办法‘挤’经费，最终保住了这一工程。”

“北斗一号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它解决了‘有无’的问题。”杨长风总结道，“1993年初，航天五院提出卫星总体方案，初步确定了卫星技术状态和总体技术指标。经过艰苦卓绝的关键技术攻关，终于在2000年底建成北斗一号系统，使我国成为继美、俄之后第三个拥有自主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

“双星定位系统建成后，北斗系统是与世界其他卫星导航系统一样一步跨到全球组网，还是分阶段走，又引发了争议。”杨长风说。最终，“先区域、后全球”的思路被确定，“三步走”的北斗之路由此铺开。

北斗人用20年的努力走完了美国、俄罗斯40年的历程，向世界证明了中国时间、中国方案和中国精度。

4小时期限下拿到频率资源合法权益

根据国际规则，如果不在国际电联内合法登记，或在登记后的7年里没有使用该频率，你的卫星就无法合法地使用该频率资源。

2000年，正在筹划全球导航系统的中国和欧盟，在当年召开的世界无线电大会上向国际电联提出了扩展卫星导航频率的呼吁。2000年4月18日，国际电联批准了中国申报的全球导航卫星的频率和轨道，中国的北斗系统进入了国际电联的频率总表，正式取得合法地位，只等卫星发射，成功启用。

“一颗卫星的研制周期一般是5年，而北斗二号立项的时间是2004年，这就意味着留给北斗二号的时间只有3年。时间紧、任务重、责任重大。”杨长风感慨道，“但是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北斗人前进的步伐。立项后，北斗人争分夺秒，自定‘白加黑’‘5+2’的干法，最终在2007年4月初，卫星伴随着运载火箭到了发射中心，本以为万事俱备只欠发射了。”然而，让杨长风万万没想到的是在发射阵地进行第3次总检查的时候，卫星应答机出现了异常。

“应答机相当于我们的手机，是天上和地下进行联系的传输工具。”杨长风解释道，“当时可谓进退两难，把问题彻底地解决，时间可能来不及；要不解决，卫星上去后，可能拿不到信号。最终决定还是把应答机从卫星上拿下来处理。但拿下来又面临着两大难点，一是要在50米高的发射塔架上面给卫星开肠破肚，万一有一点闪失，就会造成整个任务的失败；二是取出应答机后要归零，要把出现的问题找出来。整个过程要进行大量的试验，但研制应答机的单位在上海，我们在西昌。当时归零只给了3天时间，3天往返上海和西昌是不可能的。专家们研究后决定，找附近具有这种试验能力的单位。通过协调，我们在成都找了一个研究所。”

讲到此时，还能明显感受到杨长风的紧张和激动。“当时负责归零工作的同志，抱着应答机沿盘山公路颠簸了5个多小时赶到成都。整整3天，通过各种试验，最终把问题解决了。回来的路上，我们的同志像抱初生的婴儿一样一路把应答机抱在手上，回到发射中心。”

2007年4月14日，我国第一颗首发的北斗二号卫星成功发射。经过3天的在轨测试，4月17日晚上8点钟，在频率只有4个小时的期限内，我们的接收机收到了卫星发射的信号，并得到了国际电联的官方认定，我国正式合法拥有了所申报空间位置和频率资源。

“当时我们在一个大草坪上等待信号，在十几家单位的接收机同时收到信号的那一刻，大家都激动地跳了起来，哭着相互拥抱……”讲到此时，杨长风眼角泛起了泪花，“这承载整个系统的希望终于实现了。可以说，没有这一次的背水一战，就没有如今的北斗系统。这一切都是北斗人用敢想敢干的工作作风以及团结协作的精神来保证的。”

“国产化我骄傲，国产化我心跳”

除了成功拿到频率资源合法权益，北斗二号背后还有很多令人震撼的故事。最值得一提的非星载原子钟莫属。

简单地说，原子钟是卫星导航系统的核心。北斗卫星研制初期，原子钟主要从国外进口。

“2004年，北斗二号工程批准以后，我们一开始考虑继续采取国际合作，从国外引进这个原子钟。”杨长风说，“和国外谈判的过程一切都很顺利，但万万没想到的是，到最后签协议的时候，国外公司突然变了脸，不给我们提供原子钟。怎么办？北斗人决定自己干！”

“中国人的脊梁不能由外国人顶着，建立独立自主的北斗导航系统，必须核心在手！”杨长风感慨道。

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2005年，北斗人组织了三支队伍你追我赶进行攻关，仅仅用了两年时间就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精，性能指标不断提高的铷原子钟，填补了国内空白。

“当中国宣布星载原子钟研制成功后，国外的原子钟厂商马上就主动找上门来，条件出奇的好，价格也一降再降，但为时已晚，中国已经决定用自己的原子钟建设北斗系统。”杨长风自豪地说，“从那以后，我们更加坚定了北斗的关键器部件一定要百分之百的国产化。”

北斗人有句戏称：“国产化我骄傲，国产化我心跳。”所谓“国产化我骄傲”，就是我国自主技术已经涉及北斗系统建设的各个方面。“国产化我心跳”则是北斗人对北斗系统的高要求——系统连续稳定、可靠运行。“不同于部分国外成熟的技术，我国国产化是在不断摸索、不断归零中提升的。”杨长风说，“北斗的质量是我们的生命，这是每个北斗人对高可靠要求、高质量服务的庄严承诺。”

一年成功发射10箭19星，靠的是把细节做到极致

北斗三号系统一年内完成10箭19星的发射任务，且100%成功，创下了世界卫星导航系统建设和我国同一型号航天发射的新纪录。

“一年发射10箭19星，这个目标绝不单单是‘多’的概念，高密度发射、在轨测试、快速组网等都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而且每一个细节都必须做到极致，才能确保万无一失。”杨长风说，“2018年底向世界宣布北斗三号基本系统建成，提供全球服务，这是我们对世界的承诺。”

作为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总设计师，杨长风承受着一般人难以承受的压力。在这一年里，他的神经几乎每天都是紧绷的，每一次发射他都亲临现场。“每发一颗星，不到最后一刻，我的心都落不了地。过去一年，我和我的很多同事一样，整整一年基本没有休息过。我已经60岁了，有时候也感觉特别疲乏，但只要任务一来，依旧能够迎难而上，北斗事业是我毕生奋斗的方向。”

据悉，在自主创新方面，北斗三号创新使用了更先进的技术为世界提供更优质服务，形成了星星组网、星地组网的复杂系统，极大提升系统的一体化水平，为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

“北斗系统建设有300多家单位10万余人共同协作完成。2018年，北斗系统密集发射，一线主要技术人员在发射基地出差达到200多天。正是由于万人一杆枪的努力，才能创造北斗三号组网密集发射的‘中国速度’。”杨长风说。

虽然北斗三号工程组网时间紧、任务重，但是在完成密集组网发射任务的同时，北斗人仍不断追求卓越，定位精度不断提升，在亚太地区从10米提升至5米，体现了“中国精度”。

杨长风如此感慨道：上述成绩的取得，靠的是北斗精神，即“自主创新、团结协作、攻坚克难、追求卓越”。北斗精神是“两弹一星”精神的延续与传承，在当年那么艰难的条件下，我们都可以创造奇迹，如今我们更有信心在北斗精神的激励下，通过技术创新、集智攻关、群策群力，创造“北斗奇迹”。

责任编辑：张利娟

为城市繁荣铺就“轨道”

“作为一个隧道与地下工程专业的工程师，能从设计领域投入我国轨道交通建设，是我的荣耀。”陈学峰这么总结自己的工作。

文|《中国报道》见习记者　陈珂

一座城市有“年轮”吗？在北京，地铁就是见证它发展轨迹的“年轮”。

1965年，79岁高龄的朱德元帅挥动铁锹亲自破土，北京地下铁道一期工程正式开工建设。4年后，中国第一条地铁——北京地铁1号线建成通车，北京成为新中国第一个拥有地铁的城市。经过无数建设者几十年的努力，地铁已经在我国35个城市落地生根。

截至2018年年底，北京地铁运营总里程达636.8公里，2018年日均输送乘客853.7万人次，北京地铁正在以转瞬的速度和惊人的承载力守护着这座城市的繁荣发展。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第一条地铁运营50周年之际，《中国报道》记者专访了中铁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设计集团”）城市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院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陈学峰，讲讲他和地铁的缘分。

从“上跨”到“下钻”，始终与梦想同行

陈学峰出生在大连，一个靠海的城市。“小时候我很喜欢研究地图，发现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被渤海隔开了，遥遥相望。那时候我就梦想在两个岛之间修一座大桥，因为桥可以建得很漂亮啊，这算是我职业理想的最初萌芽吧！”陈学峰笑着说。

幼年时期在心底扎根的念头总是有着难以割舍的力量。1990年，陈学峰考入北方交通大学铁道工程专业。“铁道工程专业里包含了路基、桥梁、隧道等很多专业，要想把铁道工程干好，这些都要学，当时还有个说法叫‘桥隧不分家’，了解得越来越多后，我逐渐意识到，不管是上跨架桥还是下钻挖隧道，这个行业都能够给我带来满足感。”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北京地铁1号线一期、二期工程的相继完成，复八线工程被提上修建日程。复八线是北京地铁1号线东段，连接着复兴门站和四惠东站，天安门东站是其间一座大型地铁站，当时还在念大三的陈学峰在这里实习了一个月。“那里离天安门城楼仅300米，还有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是离祖国心脏最近的地方，我们穿梭在地底下，有一种使命感。”陈学峰说。

1994年至1995年，陈学峰被分配到沈阳铁路局大连铁路分局做见习生，这一年里他和无数个普通的养路工一样成为一颗扔到道床里就找不见的“石子”。“我们做的都是最基础但也是最重要的活，为保证车辆安全行驶，必须做好道床、轨道、路基等的日常养护和维修，要经常扛着洋镐或撬棍，清筛、捣固、扛枕木、给螺栓上油，衣服特别脏的时候全身都是油土。但是大家并没有怨言。”陈学峰真诚地说，“也正是这一年，我积累了很多最基础的经验，每当回忆起来都觉得是一笔财富。”

之后，陈学峰考取了北京交通大学岩土工程专业研究生，师从我国著名轨道交通专家张弥教授。老一辈地铁人对待学问的严谨态度让他找到了科学研究的意义。

在1994年就京沪高铁穿越长江段采取何种方式进行桥隧方案的论证时，为研究高速列车在行进过程中所产生的振幅和振频对沉管隧道地基的动力作用有多大，在张弥教授的指导下，陈学峰以此作为自己的毕业设计，并设置了100km/h、120km/h、140km/h 3种速度目标值。研究发现，即使是140km/h的最高时速仍然不会造成失稳破坏，为此，陈学峰向导师提出异议：这些数值并没有研究价值，是否可以直接计算更高的速度目标值？但“科学研究的意义在于，即使某个速度没有造成失稳破坏，那也是必须经过计算和研究的，它证明了这个速度是安全合理的。”导师的话深深影响了陈学峰此后对待工作和技术的态度，也让他明白了要成为梦想中的自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兢兢业业做好奥运工程

1998年研究生毕业后，陈学峰来到中铁设计集团的前身铁道专业设计院继续深耕，正是从这里开始，他将学生时代积累的知识运用到实际操作中。

2001年7月，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此时的北京地铁虽然实现了上世纪50年代后期的“一环两线”规划网、90年代末期运营里程达到114千米，但并未形成完整的轨道交通网络，也未完全掌握不同条件下的修建技术。在兼顾效率和质量的情况下完善城市轨道交通网络、服务奥运、解决人们的出行问题，是横亘在北京面前的难题，也是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

“时代给了我机遇。”陈学峰这样说。作为北京奥运会城市轨道交通的配套工程，4号线、5号线、10号线一期、奥运支线、机场线等5项工程开始了紧张的建设，其中5号线4座全暗挖车站之一的磁器口站及区间是陈学峰参加设计的首个地铁工程。

事实上，同张弥教授相比，陈学峰这一代算是我国轨道交通建设领域的第三代后起之秀，扎实的专业知识积累使他专长于暗挖地铁站的工法设计。在中标磁器口车站之前，陈学峰负责设计了一些人行隧道、热力隧道和电力隧道等暗挖工程，但是跨度大多在10米以内，而磁器口车站的跨度高达20多米。

“对暗挖工程来讲，跨度越大危险系数越高，当时业内对全暗挖车站非常重视。作为结构专业负责人，我的压力非常大。”陈学峰回忆起来颇有感慨。

磁器口站位于崇文门外大街和两广大街交叉路口下，道路交通流量大、地下市政管线繁多，车站处于含水砂层并局部进入承压水，工程风险非常高。陈学峰找来天安门东站、王府井站等暗挖车站的图纸，一点点抠里面的基本原理和细节措施，听取专家意见，带领团队攻坚克难，在规避了一系列问题后最终采用中洞法双层三拱两柱车站方案。

2005年，磁器口车站主体工程完工，该工程获北京市第14届优秀工程设计一等奖，“中洞法”作为国内首创的工法被建设部评定为国家级工法。

与磁器口车站同期修建的还有10号线一期工程，陈学峰作为国贸站的项目负责人在全暗挖站的设计工作上持续探索。不同的是，国贸站更加复杂。10号线东段敷设于东三环主路下，上面车水马龙，下面桥桩林立。其中国贸站位于国贸桥的正下方，各个洞室均要穿越桥区密集的桥梁基础和地下管线，“群洞—群桩”效应明显，桥桩沉降控制是重中之重，种种不利因素对工法设计和风险控制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陈学峰和他的团队顶着巨大压力，多次修改整体设计方案，光是国内外知名专家亲临指导的论证会就开了7次。最终，随着实施方案的尘埃落定，其他工作相继展开，国贸站建成了国内首例结合立交桥基础采用分离式洞桩法暗挖地下双层岛式站台车站，该工程形成了一套完整复杂地下洞室穿越桥桩的保护和检测体系。2004年，陈学峰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北京市“首都劳动奖章”，2010年，10号线一期工程获全国优秀勘察设计一等奖。

智慧地铁为城市发展赋能

奥运之后，为推进北京城市空间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推动中心城人口的向外疏解，进一步提升北京国际大都市的形象和地位，2007年北京市启动建设了6号线一期、8号线二期等线路，2009年又启动建设7号线、14号线和15号线、房山线和昌平线等线路。北京地铁进入大规模建设时期。

“7号线全线共7座暗挖车站，我们承担了其中5座的设计任务。”陈学峰自豪地说。

事实上，地铁对城市经济发展有巨大的带动作用，除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外，符合申建条件的其他城市也开始兴起修建地铁的热潮。凭借丰富的经验积累，2006年至2009年，陈学峰及其团队相继承担起沈阳地铁、大连地铁、青岛地铁一些全暗挖车站的设计任务。而自1995年以来，陈学峰所在单位参与承担了我国30多个城市累计几十条轨道交通的建设。

地铁是修出来了，而在万物互联的时代，如何让它以更加智能、精细和动态的方式提升乘客的体验感？陈学峰及其团队逐步将这些因素融入到设计理念中，“同地铁打了这么多年交道，怎样设计才能让乘客走路最少、换乘最方便，怎样设置出口通道才能最接近人流集中的方向？这些都越来越成为我们考虑的因素。”

2008年，“智慧地球”的概念被提出，随后，“智慧交通”“智慧地铁”应运而生。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互联网+交通”等新技术的应用覆盖到智能调度、自动售票、检票、车厢无线上网，甚至无线定位，智慧地铁已成为地铁发展的努力方向。

“如何搭建智慧地铁，具体的应用在搭建过程中起什么作用？这个事情我们得搞清楚，否则这些应用性建设是无序的。”陈学峰向记者透露了自己的思考，并表示当下他们已经在进行智慧地铁的架构研究。

事实上，与北京等大城市相比，修建地铁并不是解决我国中小型城市交通弊病的最优选择。“中小型城市发展势头强劲，但它们的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和地区生产总值及常住人口等指标尚未达到我国申建地铁的最低标准。”陈学峰向记者分析说。

如何解决中小型城市的交通问题？“跨座式单轨有很高的适用性。修建成本是地铁的三分之一，建设周期是地铁的一半，造型轻盈，对城市景观空间影响最小。”陈学峰告诉记者，2012年以来，中铁设计集团开始在跨座式单轨的科研和设计上攻坚克难，取得了丰硕成果，各项技术在国内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在“2016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暨第二届深圳国际创客周”活动现场，李克强总理来到“中国单轨——轻型跨坐式单轨交通系统”展台听取汇报，对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的跨坐式单轨建设技术寄予厚望。

“作为一个隧道与地下工程专业的工程师，能从设计领域投入我国轨道交通建设，是我的荣耀。”陈学峰这么总结自己的工作。斗转星移，还有更多像陈学峰这样兢兢业业的建设者正在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轨道铺就祖国未来大道的每一寸。

2018年2月7日，北京地铁7号线东部延伸线黑庄户站已完成主体结构封顶，成为7号线东延线首个完成的车站主体。

责任编辑：陈珂

三十余载追梦，聚起“核心力量”

正是因为有邢继等一代又一代核电人的坚守，中国才拥有了具备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核电技术这一国之重器。

文|《中国报道》记者　张利娟

9月17日，“华龙一号”全球首堆核燃料组件安全运抵福清核电现场。核燃料组件是核电站反应堆的核心部件，其质量直接关系到核电厂的运行与安全，对核反应堆乃至核电站的安全可靠和经济运行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而此次核燃料组件的顺利运抵，也为机组后续并网发电提供充足的燃料保障，标明我国已成功掌握了三代核电燃料组件的设计、研制和批量化生产技术，是我国三代核电技术自主化的重要体现。

“我们几代核电人的努力都值了。”“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继说，“30多年前，核电建设的技术都不在我们手里，连一些最基本的钢材水泥都要靠进口。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也有了‘走出去’的实力。”

“绝不放过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

1978年12月4日，邓小平会见了法国外贸部长弗朗索瓦一行，并在回答法国记者问题时公开宣布：中国决定向法国购买两座核电站设备。之后，才有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第一座通过引进技术实现百万千瓦级的大亚湾核电站。

1982年，大亚湾核电站的建设提议被正式确定。同年被确定的还有浙江海盐县秦山脚下的秦山核电站。核电工程如火如荼地开展，中央批准“原子能工业逐步转到为国民经济服务的方针”，后来这一方针被概括为“保军转民”。

1987年，邢继从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核动力装置专业毕业，进入北京核工业第二研究设计院，打算从事核潜艇、核武器之类的设计研发工作。“因为我从小对国防就很感兴趣，高考志愿才填了这所学校。”邢继说，“而且这所学校的历史也与发展中国自主的军事工业关系密切，所以对我的吸引力非常大。”

然而，当时的核二院正处于“军转民”阶段，对武器装备的研发几乎没有了，“确实挺遗憾的。”邢继回忆说。

据了解，彼时的核二院很不景气，为了生存只得四处找任务，甚至搞小型火电厂、啤酒厂设计。从设计武器装备到设计火电厂，天壤之别，但邢继没有抱怨。“当时我就想，火电厂也是工程，虽然不是核电的工程设计项目，但是有很多地方都是相通的，能学到东西就好。”

1990年，邢继被派去建设大亚湾核电站，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见到真正的核电站，“感觉还是很震撼的。”邢继说，但那时，中国从资金到管理再到技术，几乎都是短板。

大亚湾核电站早期的建设资金是通过基建贷款筹得的，中国直到2008年７月才清偿完50多亿美元的债务。“那时和我在同一个办公室的同事都是法国人，尴尬的是，中国企业既缺乏建设经验，又被外国企业带来的现代管理模式搞得痛苦至极。”

“这些都是因为我们缺少专业的技术团队与建设团队。受制于人的滋味真的不好受，所以对我自己来说，绝对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学习和成长的机会。”邢继说，在大亚湾工作的日子里，他主要负责与设计相关的施工工作，一得机会便紧紧跟在法国技术部同事的身边，或是参与他们的讨论，或是向他们求教。“因为当时大亚湾核电站引进的是法国的核岛技术装备和英国的常规岛技术装备。所以我就想看看这些核电发达的国家是怎么去建设一座核电站的。”

自主创新铸就大国重器

好学上进且善于钻研的邢继后来又陆续在秦山二期、岭澳二期工作，积累了大量的一手实践资料与经验。19年的核电积淀让他有了足够的专业储备和把控能力，2006年，邢继被任命为岭澳核电站二期的总设计师。这对邢继来说，也终于有机会向“在核电领域拥有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技术”这一梦想靠近。

“岭澳二期工程要按照‘自主设计、部件采购’的模式进行。”这是当时国家的规划，也是邢继坚决拥护的理念。“当时我们都明白，一旦建成，它将会是我国首个自主设计的百万千瓦级核电站。”

岭澳二期最终采纳了“二代加”CPR1000技术方案。尽管该技术是在对国外先进核电技术消化与吸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但其关键的核岛及相关设计、核岛主回路设计都是由中核集团一力承担。然而，这并未达到邢继的目标。“研发一个完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型号，是我们中老青三代人的梦想。”

据介绍，从第一代核电站开始引进国外技术，到三代自主研发初期，虽然消化了引进技术，但是我国在堆芯设计，特别是在燃料原件设计制造技术上不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国产化的最核心内容是自主设计与关键设备的自主制造。因此，想要脱离国外技术支撑，建设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电站困难重重。但这并没吓倒中国核电人。于是，他们大胆提出了自己设计堆芯、改变核反应堆堆芯容量的方案。

万事开头难。在选择双层安全壳设计的初期方案时，技术专家发出了质疑的声音。一向温和的邢继这次态度坚决。最终，他大胆的决策也成为“华龙一号”自主创新中的一大特色亮点。

M310为157堆芯，“华龙一号”采用的是177堆芯，虽然从数字上看只相差20，但承担此项工作的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却用了十余年的时间才完成了这个堆芯设计。

2010年，CP1000（“华龙一号”前身）通过了国内42名核电顶级专家的评审。一切都如期进行，2011年3月，福清核电站CP1000示范工程等待着开工前的最后一道审批。就在这时，日本发生里氏9级强震，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严重的放射性物质泄漏事故。国务院紧急下发文件，国内核电项目的审批工作全部暂停，并要求未来新建核电站必须满足国际最高安全标准，CP1000首堆项目就这样被搁浅了。

核电还要不要继续发展？对危险的恐惧让它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难题。邢继嘴上不说，但心里却憋着一股劲。

2013年，中国国家能源局主持召开自主创新第三代核电技术合作协调会，两家集团同意在两个核电技术的基础上联合开发“华龙一号”。在2015年4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国务院核准建设“华龙一号”三代核电技术示范机组。

新的技术要考虑的首先就是安全，在邢继眼里，“核电站建设投资的一半都是用来保证核安全的。”因此除了常规应急系统，“华龙一号”独创了三套不需要任何外力就能自动运行的冷却系统，这也是邢继和他的团队设计的非能动安全系统——即便停电，在重力和密度差的作用下，机组内部也自动开启保护措施。这是研发团队在安全设计上的创新，邢继认为，“能动和非能动相结合能够保证‘华龙一号’的安全性。”不仅如此，“华龙一号”的安全壳还能够抵抗来自地震、海啸及大飞机撞击等巨大外力的冲击，达到甚至超过世界最高安全标准。

在保障安全性的前提下，经济效益也必须考量。“我一直都认为，核电站的任务就是要安全地发出便宜的电。‘华龙一号’要做的也是这个，它的研发是30多年来中国几代核电人的心血，我们必须精益求精。”

“是龙就要腾飞”

截至目前，“华龙一号”共获得743件专利和104项软件著作权，覆盖了设计技术、专用设计软件、燃料技术、运行维护技术等领域。

“‘华龙一号’从设计到建造，都是自主的，是我国首个自主创新的第三代核技术，这就是‘华’的意思；是龙就要腾飞，这是‘龙’的寓意，对于我们来说，依赖外国团队的技术，核心装备需要由国外提供，已是过去时了。现在我们有了‘华龙一号’，也就有了‘走出去’的底气。”邢继说。

然而，仅有底气是不够的。若想“出海”，必须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等权威机构的安全认证。“这就像出国需要签证一样。”邢继说。为此，邢继也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努力。

原“华龙一号”设计总经理宋代勇透露，有一次，他们出国参加认证会，到飞机上才发现邢继左膝盖积水，走路时腿只能直着，不能弯曲。到达之后，在简陋的房间里，一伙人坐在床上、沙发上，对答辩和论证各个细节进行严密的推敲。当时，邢继就坐在一把木椅子上，与大家讨论，最终拍板。他疼得龇牙咧嘴，也只能用药来扛。

付出总有收获。2014年维也纳时间12月4日至5日，ACP1000通过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通用反应堆安全审查。这次审查也是中国自主三代核电技术首次面向国际同行的审查。与会专家认为ACP1000在设计安全方面是成熟可靠的，满足IAEA关于先进核电技术最新设计安全要求；其在成熟技术和详细的试验验证基础上进行的创新设计是成熟可靠的。这是对中国核电技术的肯定，也是“华龙一号”向世界进发的通行卡。自此，“华龙一号”也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国家名片”之一。

2013年2月，中核集团与巴基斯坦原委会签订了卡拉奇2、3号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出口合同。除此之外，中国也已与阿根廷、沙特、肯尼亚等国在核电领域达成了合作协议。

2017年，中核集团又以“华龙一号”技术在巴基斯坦恰希玛建造一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这是中国“华龙一号”出口的第三台核电机组，也是中国向巴基斯坦出口的第七台核电机组。

有了这张“国家名片”，现阶段核电走出去形势大好。其中“一带一路”沿线有40多个应用国家，预计到2030年，这些国家的核电机组将会达到100台。“‘华龙一号’有望在其中占据20%的市场份额。目前中核集团正与英国、法国等近20个国家商谈核电及核工业产业链合作。”邢继告诉《中国报道》记者。

30多年间，邢继见证、参与了中国核电“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飞跃式发展历程。正是因为有邢继等一代又一代核电人的坚守，中国才拥有了具备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核电技术这一国之重器。

2017年5月25日下午5时58分，中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全球首堆示范工程——中核集团福清核电5号机组穹顶吊装成功，这标志着5号机组已全面进入设备安装阶段。

责任编辑：张利娟

时代造就的企业家

企业家不仅要成为企业创富的主体，更要成为造福于社会的主体。要立足社会需要创新创业，为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同时，要义不容辞地参与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来。

文|《中国报道》记者　张利娟

提起张近东，很多人都能讲几句他从宁海路起家创业的故事：从辞去稳定工作，到租门面卖空调，再到开连锁店，最后转型互联网。从一个面积不足200平方米的小门面，做到零售业巨头，张近东和苏宁的成长历程，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典型缩影。近日，《中国报道》记者独家专访了苏宁控股集团董事长张近东。

手握10万元“下海”，“小舢板”对抗“联合舰队”

1981年，张近东考入南京师范大学，1984年大学毕业就被分配到南京市鼓楼区一家区属企业。“在那个年代，这是一份很好的工作了，稳定、轻松。”张近东笑着说。

然而，时代改变人。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伴随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国掀起了一波“下海潮”，一批年富力强的青年人离开原单位，逐浪弄潮。这让不安于现状的张近东深受鼓舞。“那时候年轻气盛，对‘下海’蠢蠢欲动，但理智告诉我要先看好出路再做决定。”

那个年代，冰箱、洗衣机、彩电成为居民家庭青睐的“三大件”。“你们真的无法想象当时‘三大件’有多火，缺货严重，有钱都不一定买得到。”张近东回忆道，“我当时突然想到，电器销售这么火，那安装的需求就大。于是在工作之余，我开始尝试接一些安装工程。”

几年下来，张近东赚了一些钱，更重要的是积攒了不少经验，也让他对家电行业有了深刻的认识。

1990年12月26日，27岁的张近东辞去了固定工作，手握10万元在远离闹市的南京宁海路上租下一个面积不足200平方米的小门面，成立了苏宁交家电有限公司，专营空调批发，开始了个人和苏宁电器的创业历程。

“当时家人、同学和朋友都以为我疯了，好好的工作不干，竟选择卖空调。其实我当时也害怕失败。”如今回忆起来，张近东感慨万千，“既然选择了，就只能风雨兼程。那时我时常鼓励自己：改革开放为我们这代青年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作为有志青年，我必须站在这个舞台上……”

为了生存下来，公司成立之初，张近东带着仅有的几名员工将销售、推销、收银、送货等干了个遍。一段时间后，张近东觉得必须给公司找好定位。于是他琢磨出“配送、安装、维修”一体化服务体系，并组建了一支300人的安装团队，及时免费上门为顾客安装空调。

1991年夏天，南京的空调市场开始崛起，而此时的苏宁交家电已经形成了产品和服务的明显优势。那一年，苏宁脱颖而出，销售额达4000多万元，净利润1000万元。

苏宁交家电的强势入局，引起了大商场们的不满。1993年，“八大商场”联合向苏宁发难。这场商战是中国家电业第一次在卖方市场下出现的“价格战”。

“那段时间，苏宁交家电可谓四面楚歌，但我们认为对方越紧张说明我们做得越契合市场需求。怎么突破围剿？事实上，当时的国营商场由于管理体制落后、服务能力欠缺，一步步离开了消费者的视野。几经考虑，我们选择与厂家联合，并提出了‘淡季苏宁补贴供应商，旺季供应商给苏宁提供优惠’的政策。”张近东告诉《中国报道》记者。

通过一番努力，凭借平价优势，苏宁一战成名，当年空调销售额达到3亿元，一跃成为国内最大空调经销商。正是在竞争中不断创新规则，苏宁以“小舢板”打败“联合舰队”，成为市场上新的翘楚。

“搞连锁的事就这么定了，谁再议论就拿掉谁！”

1992年，经过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改革开放的步伐开始加快，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作了规定。

“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政府对企业和个人等微观经济主体的干预程度大大减弱，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家电商品逐步呈现从供不应求到供大于求的转变，制造厂商开始承受巨大的竞争压力。”张近东回忆道。

在市场如此迅速的变化下，张近东决定逐渐缩减批发业务，开始自建零售终端。同时，所卖家电也从单一空调逐步增加到综合电器。1996年，苏宁进入扬州市场，标志其开始走出南京探索家电连锁之路。

2000年秋，空调大战刚忙完，张近东就召集公司近百人进行了为期10天的封闭式会议。这次会议苏宁内部管理层对原有的批发业务依依不舍，一向温和的张近东拍案而起，“搞连锁的事就这么定了，不准再议论，谁要是再议论连锁的必要性、可行性，我就拿掉谁！”自此，苏宁全国连锁经营的大策就此敲定。

“2000年对于苏宁电器来说是个转折年。这一年我们停止开设单一空调专卖店，全面转型大型综合电器卖场，封闭式会议结束后，我们就喊出‘3年要在全国开设1500家店’的连锁进军口号。”张近东如今回忆起来仍略显激动。

连锁模式决策之后，苏宁全国连锁体系快速扩张：2001年平均40天开一家店，2002年平均20天开一家店，2003年平均7天开一家店，2004年平均5天就开一家新店……张近东的一系列新打法，改变了中国零售行业的发展模式。

然而，张近东并没有满足和骄傲，因为他一直都在为苏宁上市做筹备。2004年7月21日，苏宁电器正式在深交所中小企业板挂牌交易。当日涨幅100.24%，一举成为沪深两市第一高价股。

“自苏宁上市那天起，我就深刻地明白，苏宁电器已经不是我个人的事业，而是社会化的，我们已经获得了与外资商业巨头同台竞技的融资平台，这将为苏宁的再次飞跃提供强大动力。”张近东说。

2005年5月12日，张近东率苏宁高层赴美国商务考察期间访问了美国最大的家电连锁百思买集团。“那次考察，每到一处我的心情都难以言说，与国际巨头相比，当时的我们还很弱小，有很大的差距。最大的差距不是国际巨头发展的历程长，而是他们的理念超前。只有添上国际先进理念这双翅膀，我们才能飞速发展。”

观念的改变让张近东有了更大胆的想法——开启国际化步伐。

创立于上世纪30年代的Laox（乐购仕），是日本历史最悠久的家电量贩商，并于1999年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然而，进入2000年前后，Laox陷入经营困境，大量门店被迫关闭，更因为连续9年亏损在2009年进入业务重整程序。当所有Laox的员工正为公司的命运感到绝望的时候，2009年6月，当时已是中国最大的商业连锁企业苏宁宣布投资收购Laox，成为首家收购日本上市公司的中国企业。

“2000年初，‘走出去’战略被提高到了国家战略层面。有国家政策的指引，给了我们大胆闯一闯的信心。事实证明，苏宁国际化步伐的迈出是正确的。”张近东感慨道。

“+互联网”和“互联网+”融合共生

2009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那一年，苏宁线下门店数量达940家，销售额超过1100亿元，中国连锁企业百强榜排名第一。

“尽管当时我们在中国连锁企业中排名很靠前，但技术在当时也已经日新月异，如果完全拒绝新技术，闭门造车，那必然会被淘汰。但完全互联网化，也可能有风险。最终我们选择了‘+互联网’和‘互联网+’的策略。”张近东说。

2009年，苏宁电器网上商城全新改版升级为苏宁易购，进入试运营阶段。2010年2月1日“苏宁易购”正式对外发布上线，形成了与实体门店协调的电子商务平台。

“每次转型也都意味着会有不可预测的风险。幸运的是，苏宁易购上线一个月后的2010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了要加强商贸流通体系等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电子商务。当时听得我热血沸腾，可谓吃了定心丸。”张近东如今回忆起来仍激动不已。

从2016年开始，线上线下一体化零售已经露出苗头，2017年则是零售行业的全新变局之年，线上线下的联手已经风起云涌。现实再次证明，张近东的“+互联网”和“互联网+”的策略具有前瞻性和可行性。

2017年12月19日，苏宁启动智慧零售大开发战略。2018年1月15日，张近东宣布，苏宁在原有六大产业基础上，提升物流和科技产业的战略地位，形成以易购、物流、金融、科技、置业、文创、体育、投资八大产业板块协同发展的格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等。中国产业环境的变化给了我们打造八大产业板块协同发展格局的决心。”张近东说。

1月15日，张近东同时提出“极智”发展的要求。“极”是指要有发展的速度；“智”则是指要有发展的内涵。“人人要有‘极客’精神，对待项目和产品要有‘极物’标准，所有产业体系都要保持‘极速’发展状态。苏宁智慧零售的发展不仅要有速度，更要有质量。”

谈及提出“极致”的初衷，张近东坦言，苏宁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参与者，也是最大的受益者。去年，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民营经济座谈会，关心、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让我们备受鼓舞。因此，在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已经到了攻坚克难的当时，作为民营企业的苏宁要承担起更大的国家使命和国家责任，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

近年来，苏宁的国际化步伐越走越快。图为2019年3月苏宁与意大利ITA签约。

在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下，苏宁掀开了新的篇章。图为阿里巴巴与苏宁云商宣布达成战略合作。

责任编辑：张利娟

探寻海洋深处的奥秘

“深渊海沟的生态研究，目前还是一个空白，而这对我们人类大规模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要去填补这个空白。”

文|《中国报道》记者　何晶

“你好！”不到早上8点，崔维成教授已经推开公司的门，站在《中国报道》记者的面前。今年56岁的崔教授语速飞快，镜片后眼神锐利，依然像个小伙子一样精力旺盛，每天保持规律的作息，步行一个多小时上下班。毕竟，他49岁那一年还曾经与“蛟龙号”一起完成了水下7000多米的下潜深度。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是千百年来中国人的两大夙愿，而随着“蛟龙”深潜凯旋和“嫦娥”“玉兔”成功着月，千百年来的梦想在一代代人的努力下已变为现实。

从1000米到7000米

2002年6月，科技部正式把7000米载人深海潜水器列为“863”计划“十五”期间重大专项，就是这个重大专项诞生了后来被命名为“蛟龙号”的7000米载人潜水器。

“比起对太空的了解，我们对海洋的了解，对海洋科学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崔维成对记者说。1000米以上的深海海域占整个海洋的49％以上，这里蕴藏着丰富的金属矿产资源，石油、天然气和可燃冰等深海油气资源以及贻贝、管虫、磷虾等深海生物基因资源，这些都是人类未来发展必不可少的战略性资源。同时深海在地球科学、生命科学、环境科学等许多领域具有重大的科学研究价值。而且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发达国家都希望能更大限量地分享深海海底资源这块“蛋糕”。所以，我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意识到海洋的重要性，对潜水器的需求越来越迫切。

也就在2002年，时任上海交大船舶和海洋工程学院“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崔维成，被调任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702研究所）担任所长，负责“蛟龙号”项目。“到所里一看，我们整个团队，退休返聘的员工加上在职员工，也就十来个人。”这里面也包括了“蛟龙号”总设计师、当时66岁、已经退休了的徐芑南。“我们所有人都没有见到过大深度载人潜水器是什么样。”崔维成回忆说。他后来让当年所里招的16个年轻人加入到这个团队中，“蛟龙号”就靠这样一支年轻的团队起步了。

为了能够把精力集中放在“蛟龙号”的研制上，崔维成在完成一届的长任期后，就把702所所长的职务辞了，改任副所长。每周7天，每天10小时的工作，是他的工作常态。直到现在，“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没什么问题”。

“蛟龙号”的方案设计，邀请了国内40多位专家参与评审。此后每次评审会都会邀请在行业内挑刺出名的专家，保证每一个重要技术节点的严格把关，进而保证“蛟龙号”的质量和性能。

2009年8月，组装一新的“蛟龙号”迎来1000米首次深潜试验。“当我们的船刚离开江阴码头，要从长江口进入东海的时候，就正好赶上了莫拉克台风，好不容易抢到台风尾巴的时间顺利到达指定海域，结果经过颠簸的部分试航员们由于晕船产生了恐惧，没有人敢报名第一次下潜。”崔维成对《中国报道》记者回忆说。

在这个时刻，崔维成主动站了出来，“我来带头下去。”这些年后，崔维成再回忆起那些，像是道平常：“我这样做，是为了消除试航员们的恐惧心理。我在这个岗位上，就要敢于承担风险。”

在“蛟龙号”水下1000米试验成功之后，3000米，5000米……“蛟龙号”按照计划稳扎稳打，不断突破自己的记录，直到完成最终的目标。此后，每到一个新海区，崔维成都是第一次下潜的3名试航员之一。

时间终于来到了2012年，这一年对于中国深海研究来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一年的6月15日到6月30日，“蛟龙号”完成了6次深潜海底，4次刷新最深下潜纪录，最大下潜深度达到了7062米。新深度标志着“蛟龙号”的工作范围可覆盖全球99.8%以上的海域，中国也成为了拥有世界上作业深度最大的作业型载人潜水器的国家。

“我们花了大概3个半小时下潜到7000米的海下，看到的景象就像是夜空中的繁星点点，其实和想象中并没有特别不一样。海底非常安静，地貌非常复杂也很荒凉，生物非常少。”崔维成对《中国报道》记者介绍说，“蛟龙号”载人舱内维持着14℃的常温常压，试航员下到海底之后还会在舱内工作四五个小时，每15分钟与海上联络一次。舱内配备了84小时量的水、电和氧气等必需品，试航员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取用。

回想研究蛟龙号的那10年，“我们克服了多少磨难、多少困难啊！”崔维成依然感慨，“技术、人才、资金、时间等等问题……最后都只能咬紧牙关挺住，带领团队一点一点地完成它。”人好像就是这样，一旦你克服了最困难的关头，此后回想起来那些经历都是收获。

从7000米到11000米

崔维成从7000米的海底一上岸就递交了辞职申请，“其实‘蛟龙号’5000米海试的时候我就已经很清楚这个项目快要做成功了，我就开始考虑成功之后我做什么？”在上海临港新区海立方科技园的办公室立，崔维成对《中国报道》记者说，他当时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留在原单位继续做海下4500米的载人潜水器，另一个就是去挑战国际上已经开始的11000米深渊海沟研究。

崔维成没有太多犹豫，他选择了辞职，在下一个10年继续挑战更大深度。“深渊海沟的生态研究，目前还是一个空白，而这对我们人类大规模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要去填补这个空白。”崔维成说，“‘蛟龙’号立项时，7000米深海尚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研制过程中，美国已将目光瞄向更深邃的海底并成功探访。而我国尚未启动相关立项，待立项后再制造出来，我国深渊科技与美国的差距将会超过10年。”

所以，2013年3月，崔维成辞职后选择了上海海洋大学，组建“深渊科学技术研究中心”，选择了“国家投入+民间资本”的新模式，带领了一个平均年龄在30岁左右、20多人的年轻团队，提前启动了全海深第三代载人潜水器的研制。“为国家培养了一支年轻的研究队伍，这比我一个人能做的贡献要大得多。”

在拿出家里所有的积蓄作为项目启动资金，并吸引了社会投资后，2015年初，崔维成设计的、我国首艘万米级深渊无人潜水器“彩虹鱼”号组装完毕；2016年3月2日，我国第一艘完全由民营企业建造的科考母船“张謇号”建造完工，开始启用；2016年12月27日，“彩虹鱼”号深渊无人探测器成功着陆马里亚纳海沟最深处，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全海深无人深潜器技术的国家。

2012年6月24日，“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在马里亚纳海域进行的7000米级海试第四次下潜试验中成功突破7000米深度，再创我国载人深潜新纪录。

责任编辑：何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