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改革是这样深化的

小岗村应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脉搏，见证了中国农村改革的一次又一次跨越，成为改革开放历程上的重要标志。

文︱《中国报道》记者　徐豪　采访︱解读中国工作室

部分“大包干”带头人在当年签订契约的茅草屋前合影。资料翻拍/《中国报道》记者　徐豪

“虽然小岗村的故事我讲了很多遍，但我还是愿意去说，因为它值得说。”严金昌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

1978年的冬天，时年35岁的严金昌和小岗村其他17位农民在契约书上按下“红手印”，冒死实行土地大包干。他们没想到，这会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一声惊雷。

位于安徽省凤阳县小溪河镇的小岗村，地处江淮分水岭，历史上非旱即涝。曾经解决不了温饱的小岗村，如今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从当年的22元增长到2017年的18106元。“过去小岗村没有一块砖、没有一片瓦，都是泥巴房子；现在吃不愁、穿不愁，家家都住小洋楼，户户都还开车。”严金昌说。

小岗村应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脉搏，见证了中国农村改革的一次又一次跨越，成为改革开放历程上的重要标志。

改革的一声惊雷

“当年贴着身家性命干的事，变成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成为中国改革的一个标志。”2016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小岗村视察时，来到“当年农家”院落，了解当年村民按下红手印签订大包干契约的情景，这样感慨道。

“当年农家”茅草房，是1978年小岗村18位农民在“生死契约”上按下鲜红手印的地方，“大包干”就是从这里发源。18户人家以“托孤”的形式，立下“生死状”：“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缴）和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在当年按红手印的茅草房里，严金昌说，签订契约的时候心情很沉重，“我们把土地分到各家各户，是违反当时的土地政策的，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但如果不这样干，就会被饿死。最后我们不怕坐牢，不怕杀头，那时候只有把土地包产到户，才能让老百姓有积极性。”

1978年前的小岗村，是远近出名的“三靠村”，“吃粮靠供应，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要饭”。那时的小岗村有20户人家，耕地1100亩，但只有300亩适合种庄稼，年人均口粮只有200多斤。

“当时我家6口人，4个孩子，吃不上饭，所以才按了手印，我们希望能解决温饱问题。”“大包干”18位发起人之一关友江说。“十年倒有九年荒”，凤阳花鼓里的这句唱词，是凤阳的历史写照，以前小岗村几乎家家户户都要外出乞讨。

“那时出去要饭，我们心里很苦恼，有田有地，有牛有犁有耙，为什么我们农民搞不上吃的？”严金昌说，过去“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时间长了就没人愿意干了，没有生产积极性。

关友江介绍，1979年那一年粮食总产就到了13万多斤，是过去的5倍，“干了一年够吃5年”；那一年小岗村人均收入由22元增至350元；归还贷款800元，是历史上第一次归还国家贷款。

摄影/《中国报道》记者　徐豪

农村改革浪潮席卷全国

实际上，“大包干”并非“按个手印”这么简单。

“大包干能够成功，多亏党和政府开了绿灯。”严金昌说。

1956年，小岗村实行农业生产合作社制度，进入人民公社化后，生产开始下滑，此后一直是“三靠”生产队。当时的生产队副队长严宏昌和队长严俊昌、会计严立学共同商讨，一致认为，干脆撤掉作业组分开包干到户。由此，便有了摁手印的那历史一幕。

《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一篇文章这样描述当时的历史背景：1979年以前，别说“包产到户”，连“包产到组”都被认为是对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集体化道路的背叛，始终是一个敏感的政治话题。就连1978年12月22日通过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也仍然强调“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可小岗村实行大包干到户，完全突破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机制。

实际上，1979年1月到4月，中央连发两次文件强调：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省、地、县各级领导都为小岗村顶着巨大的压力。好在小岗村1979年庄稼取得了大丰收。

1980年1月，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来到小岗村，看到家家户户堆放着满满当当的粮食，一度不敢相信。看到“大包干”带来的巨大变化，万里给予“大包干”肯定与支持。

1980年5月，邓小平同志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凤阳花鼓’中唱到的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后来凤阳人把“大包干”编成《大包干》歌：“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到了1984年，“大包干”正式定名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普及推行，让广大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在农村改革成功的基础上，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也逐步展开。

从“温饱”到“富裕”

但这个“中国改革第一村”又遇到了新的困惑。“一朝越过温饱线，三十年跨不过富裕门”，率先解决了温饱的小岗村村民们却迟迟无法致富。

新华社曾经这样报道小岗村：2003年全村人均收入只有2000元，低于全县平均水平，村集体欠债3万元，人心涣散，村里连续多年没有选出“两委”班子，村里乱建房、乱倒垃圾普遍，环境很差。这与“中国改革第一村”的名气相比十分不相称。

严金昌说，传统农业耕作只能解决温饱，没有改革就没有发展，小岗村一直到2004年还在沿袭传统的农业模式。

2004年，来自安徽省财政厅的沈浩到小岗村任党支部第一书记，小岗村开始了第二次“革命”。小岗村制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发展现代农业，搞科学种植和农产品加工；发展旅游业，建起了大包干纪念馆，用小岗品牌带火了特色旅游；招商引资办工业，发展工业园区，进行农产品深加工。

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土地流转。有人嘀咕：当年率先打破“人民公社”大锅饭、率先搞“大包干”的小岗村，又重新回到“大集体”了。

“小岗以敢为人先闻名天下，不改革哪有今天的好日子？不改革无出路！”在小岗提出“推动土地流转，并以创建国家级农业示范区、国家特色景观旅游名村为契机，开启新一轮改革”后，严金昌带头支持村里决定，把自家的土地全部流转给大户种植。

将土地集中起来，启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及集体资产股份合作确权颁证，从“化整为零”到“化零为整”，从“分田到户”转到“分红到人”，小岗村通过发展现代农业，壮大集体经济，跨进了“富裕门”。2017年，小岗村集体收入和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820万元和18106元，分别增长20.5%和12%。去年，小岗村完成了21320亩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颁证。截至目前，小岗村土地流转规模已超过8800亩。

“实行土地流转，第一是农民土地收入没有减少，第二是劳动力解放出来了，第三是能更进一步提高土地利用价值。所以根据中央的要求，我们推动土地流转，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我们流转只流转经营权，承包权不变。”严金昌介绍说。

“在生产的过程中，老百姓发挥主动性创造出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式，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这与当时大包干精神是没有区别的。”严金昌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小岗的村容村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产业发展有了长足进步，社会保障和民生明显增强，文化建设和社会事业也迅速发展。”

农民变股东“分红”

改革让小岗人再次走到了前列，尤其是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到小岗考察后，小岗村的面貌更是一年一个模样。

习近平总书记在小岗村主持召开农村改革座谈会时强调，加快农村发展，要紧紧扭住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三大任务。

2016年，小岗村在安徽省率先开展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经过成立组织、清产核资、成员身份界定、配置股权，成立集体资产股份合作社并发放股权证，村民从“户户包田”实现了对村集体资产的“人人持股”；同年，小岗村开展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三变改革”，实施6个产业项目，新建3个股份合作实体。

去年小岗分红，村民每人领到350元。巧合的是，当年实行“大包干”的第二年，小岗村村民人均收入从上年的22元跃升到350元。凤阳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李锦柱说：“从当年的350元，再到今年的350元，的确是一个巧合，巧合背后是持续推进、不断深化的农村改革。”

如今，小岗村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显著增强，农作物良种覆盖率100%，农机综合水平79%，高出安徽全省10个百分点；初步形成了以龙头企业为引领、以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为纽带、以农户经营为基础的农业发展新格局；初步形成特色农业为基础、农产品加工业为核心、旅游业为重点的三产融合发展格局。

根据今年下发的《小岗村乡村振兴实施方案》，小岗村下一步将着力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其中包括加快推进5平方公里的产业园区建设、争创国家5A级景区、建设4300亩高标准农田等多项内容。目标就是在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下，把小岗村建设成为一个生产、生活、生态融合，创新、创业、创意融合的全域田园综合体，成为中国“乡村振兴”的示范。

“未来，小岗村还要继续深化改革，将改革进行到底。大改革大发展，小改革小发展，不改革难发展。所以改革开放40周年后，我们还要继续撸起袖子加油干，幸福是奋斗出来的。”严金昌说。

责任编辑：徐豪

改革创新造就的“奇迹之城”

从“水草寮棚”的小渔村成为比肩京沪港的一线城市，这是中国的传奇，更是世界的传奇。

文︱《中国报道》记者　王哲

今天，深圳市人口超过2000万，道路里程超过6000公里，地铁通车里程297公里，100米以上的摩天大楼近1000栋，实现100%城市化。

鹏城深圳的勃兴，是新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历史见证。

1979年，特区成立前的深圳镇只有“猪仔街”“鱼仔街”两条小巷和一条200米长的小街，全宝安县人口仅33万，最高楼只有3层；今天，深圳市人口超过2000万，道路里程超过6000公里，地铁通车里程297公里，100米以上的摩天大楼近1000栋，实现100%城市化。

特区建立前，深圳农民一天收入不超过1元，人均GDP只有606元。2018年，深圳GDP总量突破2.4万亿元，居亚洲城市前五。深圳人均GDP近19万元，在内地各大中城市高居第一；出口额连续26年居内地城市第一。与当年的“逃港潮”形成鲜明对比，越来越多的香港人如今选择在深圳创业定居……

是什么造就了深圳？是什么具有如此的魔力？是什么释放了巨大的生产力？是改革开放。向来“苛刻”的英国《经济学人》对深圳不吝赞美之词：“改革开放近40年，中国最引人瞩目的实践是经济特区。全世界超过4000个经济特区，头号成功典范莫过于‘深圳奇迹’。”“就是要到在中国改革开放中得风气之先的地方，现场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将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

2012年12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后首次离京考察就选择广东，首站即来到深圳前海。“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向世人宣示了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的坚定信念。

走上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向中央打报告，希望中央能根据广东紧靠港澳，华侨众多的特点，给予特殊政策，在深圳、珠海、汕头建立出口加工区，要求“第一个吃螃蟹”。这一设想得到了邓小平的大力支持，邓小平审时度势，创造性地提出建立特区。邓小平说：“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就叫做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79年3月5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省宝安县改设为深圳市，把靠近香港的深圳镇作为城市的名字。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设置经济特区，并通过《广东省经济特区暂行条例》，经济特区在中国正式诞生。

经济特区的尝试率先在深圳南头半岛一端的蛇口工业区仅2.1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开始。建港填海的“开山炮”率先在蛇口炸响，诞生于晚清洋务运动中的百年招商局，创办了第一个出口工业加工区。1980年1月，蛇口还向世界发出投资邀请，正式招商引资。

分配制度、管理体制、干部人事制度、用工制度、工资制度、住房制度等一系列配套改革，都始于蛇口。1981年，蛇口提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这个巨型口号标语牌矗立在了蛇口工业区最显眼的地方。在经济观念和时间效率观念薄弱的20世纪80年代，不啻于“冲破思想禁锢的第一声春雷”，这一口号还出现在35周年国庆游行的彩车上，传遍神州大地。

在蛇口顺岸式码头建设初期，采用平均分配原则，工人们每人每天只能运泥20至30车，中午就躲在汽车底下睡觉。后来试着改为定额超产奖励制度，多运一车泥，奖励4分钱，这下每人每天能运80至90车。受“4分钱奖金”的启发，深圳在全国率先实行劳动工资制度改革，实行超产奖励制度，激发生产者的积极性；率先取消住房分配制度，实行职工住房商品化，促进了人们的自由流动，自主择业；率先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实行聘用制，干部能上能下。

继蛇口工业区之后，罗湖区大规模的城市开发和建设全面铺开。1985年上半年，罗湖城区已建起60栋18层以上的高层楼宇，当年底竣工的国贸大厦，更是以“三天一层楼”刷新了中国建筑史上的新纪录，成为“深圳速度”的象征。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选择深圳创业，就源于1987年深圳出台明晰了民营企业产权的文件。如今，他把华为总部基地永远设在深圳。

1999年深圳首届高交会，28岁的马化腾获得了融资220万美元，腾讯公司就此腾飞，2012年全年营收438亿元，2017年达到2377亿元，2018年微信全球用户突破10亿。

众多企业在深圳创造了奇迹。

25.6公里长的深南大道，见证着深圳的光荣梦想：1980年，第一段修通的深南大道全长仅2.1公里，7米宽的路只够两辆车并行，但这是当时特区最长的路；如今深南大道两侧，平安国际金融中心、招商银行总部、腾讯大厦……一路高楼林立，鳞次栉比，华灯璀璨，流光溢彩，展示着深圳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越走越宽。

探索一条致富路

邓小平同志在上世纪80年代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0世纪80年代，党中央决定创办深圳经济特区，“就是要求深圳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先行一步，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探索新路”、深圳发展的每一步，都凝聚了一代又一代特区人的心血与奋斗。

从深圳南岭村向南眺望可以见到百年罗湖桥，罗湖桥下深圳河滚滚汇入伶仃洋，见证着深圳百年来的变迁。改革开放前的南岭村是宝安县一个仅有百余户居民的小村庄，生产靠贷款、粮食靠返销、生活靠救济，当年这里的生活和一江之隔的香港生活可谓是天壤之别，甚至发生过穷怕了的村民“逃港”事件，逃港村民中甚至还包括南岭村党支部副书记张伟基的妻子，当年，他们的儿子、现在的南岭村社区党委书记张育彪只有5岁。

深圳特区建设开始后，张伟基每天带着村民去当地最高档的酒店蹲守，寻找与港商合作的机会。最终，率先引进了深圳最早的一批内联企业——南和电子厂和华南电子厂。他向村民承诺“还不起我来还”，拍板贷款170万元办起了工厂，两年后成本收回。1983年，南岭村四个生产队合并，成立了村委会。张伟基率先提出“一张白纸投票”的匿名选举方式，成为基层民主自治的最早尝试。1984年，南岭村率先探索农村股份合作制，当年就实行了股份分红。当时，中国大多数农村才刚刚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同年，南岭村率先办起村医院，实行统筹医疗，工厂里的外来务工者每人每月交2元统筹医疗费，在村医院看病不用花钱。1986年，南岭村建起了第一个工业区，实现了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飞跃。到1991年底，南岭村人均集体分红超过1万元。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后，张伟基带领南岭村先后建成4个工业区，引进国内外十多家高新技术企业，推动第三产业快速发展，逐渐发展起工业、旅游业、商贸业齐全的村集体经济。1994年，深圳颁布《深圳经济特区股份合作公司条例》，南岭村成立股份合作公司，村里的部分集体资产转为村民的个人股权，村民人人持股，年年分红。

从2015年开始，南岭村斥资3亿元设立起国内首个村集体经济的创投基金，由老旧工业厂房改建的1983创意小镇也正式投入运营，2017年，与英国牛津大学合作设立的南岭牛津生物医学（中国）研究院，南岭村占60%股权。如今任南岭村社区党委书记的张育彪雄心勃勃，“未来培育一至两家南岭村控股的优质上市公司，还要打造属于自己的金融平台，带着村民去敲钟上市。”

南岭村的致富历程，是深圳发展的缩影。

深圳的“闯劲”一如既往

40多年里，深圳创出约一千个“第一”。党的十八大后，2013年深圳在全国率先开展商事制度改革，这一改革也在全国推开，创新创业的市场活力空前迸发。2018年2月，深圳又出台营商环境改革“20条”。对标新加坡和香港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以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体系为参照，其中126个政策点均是通过强有力的改革来营造更加优良的营商环境。

与蛇口相对，位于深圳南头半岛另一端的前海，被称作“特区中的特区”。5年间，前海从一片滩涂起步，实现跨越式发展。5年多来每年平均诞生超过3万家企业，成为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先行先试者。

现在的深圳是全球第三大集装箱港、亚洲最大陆路口岸、中国五大航空港之一，拥有华为、招商、平安、腾讯、万科、正威、恒大7家世界500强企业，吸引200多家世界500强企业前来投资。

2017年新兴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50％左右，创新成为深圳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为4.13%，接近全球最高的韩国、以色列水平；PCT国际专利占全国的43.1%，连续15年居全国城市第一位。

站在新时代新起点，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广东代表团审议时，提出“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高的目标要求、更有力的举措推动全面开放，加快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广东省时要求深圳“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100多年前，由詹天佑担任顾问修建的广九铁路，鸣着长笛的蒸汽机车从这里跨越罗湖桥通往香港，岁月变迁，沧海桑田，连接深圳到香港的，如今已是风驰电掣的高铁……8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发布。此次意见的提出为深圳的发展树立了新目标、新定位，深圳将再次掀起一波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将超越以往的改革开放浪潮。深圳依然在改革开放的大道上依然闯劲十足，阔步向前。

1980年

蛇口组建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中瑞(士)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1982年

蛇口第一家中外合资经营进出口商品并收取外币的购物中心开业

1983年

蛇口建立第一家日资企业“三洋电机(蛇口)公司

1983年9月25日

经国务院批准，蛇口港区正式成为国家对外开放口岸。

责任编辑：王哲

紧抓自主创新，为东北振兴注入内生动力

一批高端装备产品陆续研发成功、关键共性技术相继攻克，增强了产业发展核心竞争力，为老工业基地振兴注入科技创新内生动力。

文︱《中国报道》记者　张利娟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156项重点建设工程，东北地区就占了58项；从这里，流出石油，调出粮食，输出钢铁……东三省之一的辽宁省，更是有“新中国工业的摇篮”“共和国长子”的美誉，第一炉钢、第一架飞机、第一艘巨轮等1000多个新中国工业史上的“第一”都在这里诞生。

然而近年来，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发展步伐慢了下来，思想观念不够活、体制机制不够顺、产业结构不够优、质量效益不够好、创新动能不够强等问题逐渐暴露无遗，甚至经济增长一度出现“断崖式下跌”。

为破解发展难题，200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正式印发，标志着东北振兴战略的启动实施；2016年，党中央科学把握发展大势，擘画了东北未来15年的发展蓝图，拉开了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的大幕。

辽宁有着广袤而富饶的土地，优良的生态环境、丰富的资源、基础雄厚的产业，新一轮东北振兴中，如何发挥老工业基地既有优势，真正把实体经济当作“压舱石”，让老工业基地升级为新工业基地？科技创新无疑是最重要的抓手。有了这个抓手，辽宁也正在萌生新的力量。

自主创新铸就强国重器

“压缩机一响，黄金万两；压缩机一停，效益为零”，从这句业内俗语足见压缩机的作用。

压缩机主要由高速旋转的叶轮、转子及机壳构成。仅就机壳制造而言，技术就极为复杂。很长一段时间内，业内都采用比较落后的铸造方法，20多道工序，3～9个月工期，模型则经常由于砂眼、气孔、夹渣等缺陷而导致返工，成本、质量和交货期都难以保证。当时，世界上同类产品的制造商也一直在寻求机壳制造技术的突破。

1992年，沈阳鼓风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沈鼓集团）决定向这一世界级技术难题发起攻击，并把任务交给了杨建华。

“当时领导交给我一张简单的图纸，要求把150多个零部件拼装成一个长4米、宽3米、高3米、重20吨的机壳。没有类似的资料可借鉴，没有现成的工装可利用，当时的压力很大。”沈鼓集团首席工人专家、中国压缩机机壳拼装第一人杨建华告诉《中国报道》记者。

据杨建华回忆，当时他与徒弟们在工程技术人员的支持下，凭借自己的经验，大胆地进行创新。反变形法、钢性固定法等新工艺，在上百个技术难点被攻破后一一建立起来。最终，我国第一台拼装焊接机壳诞生。以此产品为开端，在以后的十几年里，杨建华通过在生产中不断地改进、总结和提高，创造性地推出了“一四拼装法”，结束了中国鼓风机、压缩机机壳必须铸造的历史，工艺技术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一四拼装法”让沈鼓产品进入了大型化、高等级的新阶段。

随着沈鼓技术的不断提升，规模不断扩大，国际几大巨头逐渐将沈鼓视为威胁，对其采取技术封锁。这让沈鼓集团认识到：无论如何都要有自己的核心技术。自此，更加坚定了沈鼓走自主创新的道路决心。

在西方跨国垄断巨头的眼里，大型乙烯压缩机是他们的法宝，决不给中国学习的机会。外表看似柔弱的姜妍，却成为打破外国垄断的“终结者”，她不仅主导设计了我国第一台乙烯压缩机，还是我国百万吨乙烯压缩机设计第一人，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具有百万吨级乙烯“三机”设计制造能力的国家。“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在这个代表石化工业装备最高水平的领域，开启了“国产化时代”。

百万吨级乙烯压缩机正是主推老工业基地崛起的代表之一，也是代表“中国智造”的一张靓丽名片。“未来我们还将矢志不渝坚持自主创新，倾力铸就强国重器，让装备中国，走向世界。”沈鼓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孔跃龙说。

国产机车开上“世界屋脊”

青藏铁路最高点位于海拔5072米的唐古拉山口在拉格线上，是号称离“天堂”最近的铁路。此前，拉格线牵引任务均由美国进口的NJ2型机车完成。

“国产机车上不了高原，一直是我们心中过不去的坎。”中车大连公司副总经理王大伟告诉《中国报道》记者，“为此，我们的研发团队非常不甘心，心里一直憋着一股劲。”

在中车大连公司的研发团队中，魏宏就是其中一位。自大学毕业就进入中车大连公司的魏宏如今已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坚守了16年。谈及首批HXN3高原内燃机车的研发过程，魏宏如今回忆起来仍感慨良多。“当时心里就一个目标，一定要让国产大功率交流传动内燃机车登上‘世界屋脊’，所以整个团队都奋勇向前，从未放松过。”

“第一次到高原上完全没有概念，为了赶时间到车厢上观看一组数据，100多米的距离跑着就去了。结果，到车厢上就因为缺氧直接晕倒了。”讲起第一次上高原的经历，魏宏笑着说，“这么多年下来，现在在高原上已经习惯了。”

2014年7月，首台HXN3型高原内燃机车在中车大连公司下线。同年8月，拉萨至日喀则铁路正式开通运营，公司生产的首批高原机车担当开通首日的客运牵引任务，国产大功率交流传动内燃机车登上了“世界屋脊”。

“一个技术或功能要实现从0到1的攻破，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但0到1这一门槛迈进来之后，就要在1到100之间打分。一个功能的实现，在我看来要打到很高的分才能算真正实现。”魏宏说。

据魏宏回忆，为了追求HXN3型高原内燃机车变频启动技术的完美，他们在做实验时尤为严谨，前期理论计算成功，样车实验顺利，但等车真正造出来用到这套技术时却出现了问题。“样车一旦生产出来，后续很多环节都是有节点日期的，一个功能实现不了，后续很多工作就无法开展，当时我们团队压力很大。不分昼夜连续熬了14天后，终于解决了问题。等项目结束那天，我们真是长舒一口气。”

正是在魏宏等每位中车大连公司员工的辛勤努力下，2018年6月11日11时，伴随着HXN30311机车清脆的汽笛声，Z6801次旅客列车到达拉萨站，标志着国产高原机车正式担当青藏铁路格拉线(拉萨—格尔木)旅客列车牵引任务。穿越唐古拉山，征服了世界海拔最高的铁路。

HXN3型高原机车根据我国高原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研制的大功率交流传动内燃机车。最高时速120km/h，额定功率3100kW，机车具有功率大、结构简单、可靠性高、维护工作量小的特点，可抵御紫外线强、空气稀薄、严寒缺氧、大坡道、桥隧多等诸多不利环境影响，满足运用条件十分苛刻的青藏铁路牵引要求。

“高原机车为青藏铁路客货运输增运上量提供了动力支持，更为国产机车设备制造和运用管理工作积累第一手试验数据资料。”魏宏说。

中国室外重载型移动机器人亮相新加坡港

额定负载高达65吨，定位精度±5厘米，最大运行速度7米/秒，制动距离小于13米……今年6月，在世界最大的集装箱中转枢纽港——新加坡港，一款港口移动机器人惊艳亮相，而自主设计研发这款重载型移动机器人的生产商正是新松机器人自动化有限公司。

PSA新加坡港务集团作为全世界第二大港口运营商，拥有着雄厚的技术实力和行业经验，其经营着全球最大的中转枢纽港。

“2017年8月，几经周折，我们与PSA新加坡港务集团取得联系，而此时已有海内外5家知名企业的30台重载机器人在新加坡港进行现场试用。我们向对方详细介绍了自己的技术优势，最终他们答应给我们一次机会。”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品牌与公共关系部部长哈恩晶回忆道。

哈恩晶介绍，PSA新加坡港务集团针对研发项目提出了一系列技术需求。尽管新松在移动机器人行业具有雄厚的技术储备和高质量客户群体，还率先研发了电磁感应供电移动机器人、户外巡检移动机器人、双车联动移动机器人、大负载移动机器人等创新产品，但室外重载移动机器人这个特殊领域，对于新松团队来说还是首次尝试。

面对全新的研发领域和经验丰富的强劲对手，新松团队毅然接受挑战并启动项目。最终，突破重重技术难点，设备样机于2018年10月在青岛新松产业园装配完毕，并发往新加坡港运行试用。

“PSA新加坡港务集团以全球顶级的港口运营管理标准，对新松港口移动机器人进行了严格的性能测试和审查，最终我们获得投标资格。在竞标环节中，新松公司成为3家中标企业中唯一一家中国企业，这也标志着新松室外重载型移动机器人正式步入国际市场。”哈恩晶说。

“技术创新是我们的灵魂”“核心技术一定要在自己手中”“不进行科技创新就是等死”……企业负责人无不如此感慨。这些位于中国老工业基地的企业，被时代赋予了特殊的责任和意义。众多企业借势发展，紧抓“自主创新”这张王牌，一批高端装备产品陆续研发成功、关键共性技术相继攻克，增强了产业发展核心竞争力，打造了新时代辽宁产业振兴发展的新品牌，为老工业基地振兴注入科技创新内生动力。

2018年2月23日，辽宁沈阳，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新大东工厂。

2017年11月7日，辽宁沈阳，工人们在沈阳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车间紧张工作。

责任编辑：张利娟

下好创新“先手棋”，推动高质量发展

安徽省作为典型的传统中部大省，近年来抢抓区域发展战略机遇，下好创新“先手棋”，创新能力连续7年位居全国第一方阵。

文︱《中国报道》见习记者　陈珂

2019年9月3日，安徽合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畅行中国安徽‘智’造”全国百城百台大型融媒采访活动走进合肥。

中部六省份的总人口超过全国的四分之一，在区位上横跨长江、黄河、淮河三大河流，既承东启西又连南接北。安徽省作为典型的传统中部大省，近年来抢抓区域发展战略机遇，下好创新“先手棋”，依靠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创新能力连续7年位居全国第一方阵，引领全省生产总值首次登上3万亿元台阶。

尤其是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为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带来了重大机遇，安徽近年来大力推进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创新平台建设，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方面取得重大成果。

积极融入国家战略

2018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将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今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又强调，将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编制实施发展规划纲要。

随着国家层面政策的推进，苏浙沪皖三省一市凭借各自优越的区位条件，正在逐步实现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国家战略的全面覆盖。就安徽而言，其在“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重要节点地位日益凸显，在全国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开放格局中的战略地位明显提升。其中皖江八市已经整体进入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

而作为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副中心城市的合肥，正在牢牢抓住发展机遇，积极释放发展动能。“这对于整个长三角地区都是重大利好，也为合肥的发展带来了重大的战略机遇，我们将积极行动、主动作为，牢牢抓住这一战略机遇，推动合肥的发展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今年两会期间，合肥市市长凌云在接受《中国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

如何把握机遇、全面对接国家战略？“开放”和“创新”是合肥给出的答案。

2014年，国家首次将合肥定位为内陆开放新高地，合肥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建设开放平台，畅通开放通道，对外开放水平实现明显提升。而今，合肥拥有多重身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一环、“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重要节点、G60科创走廊九城市之一，合肥面临着更高水平更高层次的开放需求。

“我们将以更大的魄力实施大开放战略，积极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不断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加快发展新型贸易方式，鼓励企业打造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外贸竞争新优势；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引领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凌云向记者表示。

借助高水平高层次的开放平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合肥发展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强劲的增长引擎。2018年，安徽省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22.6%；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增长16.1%，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29.5%，24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基地工业总产值增长16.6%。

新型显示、集成电路、光伏及新能源、智能语音及人工智能等战略新兴产业在合肥的集聚效应明显，为创新发展注入了活力。据合肥市统计局近日发布的2019年前七个月全市工业经济运行数据显示，新材料、生物、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等新兴产业对全市工业的贡献率较上半年分别提高0.6个百分点、0.3个百分点、1.7个百分点和3.5个百分点。未来，合肥还将抢占量子信息、大数据、机器人等未来产业发展先机。

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助推行业新秀

据统计资料显示，全国范围内每3台冰箱、每4台洗衣机、每5台空调就有一台“安徽造”，冰箱、洗衣机、彩电、空调等家电“四大件”的安徽产量近年来已连续两年突破亿台。

走进全球最大的全氧燃烧光伏玻璃生产基地——彩虹（合肥）光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彩虹光伏”）的生产厂房，记者实地感受了光伏玻璃的生产流程：机器的轰鸣声不绝于耳，1600℃的高温让“砂子”变成光伏玻璃有条不紊地“流淌”在生产线上。

为积极响应合肥市打造“中国光伏应用第一城”的号召，彩虹光伏已建成12MW分布式太阳能光伏电站，年发电量超1200万度。彩虹光伏副总经理方忠喜告诉记者：“公司现有800T/d和750T/d全氧燃烧玻璃窑炉各一座，全氧燃烧窑炉具有低能耗、低排放、高效率、高品质等优点，较普通窑炉节能30%。针对光伏玻璃生产中排放大量400℃～600℃高温烟气中产生的余热，公司启动余热发电项目，回收60%热量用于发电，年发电量在2800万度以上，另有少量用于生产生活使用，这种自产自用的绿色制造模式大幅度节约了电能费用。”通过近些年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彩虹光伏逐渐成长为面向全球的光伏行业新秀。

江淮汽车是安徽省的老牌汽车制造企业，如今，它已成为我国汽车制造业由低性能、高能耗逐步走向绿色发展和高端化发展的典型代表。2017年6月1日，江淮汽车与大众汽车正式签署合资协议，共投入两亿元用于转型升级，实现了江淮大众共线生产：高柔性、高控制、高速自动化焊接线拥有170台Fanuc机器人，生产节拍达到60UPH（每小时60台）。据相关负责人介绍，江淮iEVS4是江淮与大众共线生产的纯电产品，其静音性、操控稳定性、驾驶平顺性、制动性等指标均达到国际水准。

升级革新带来的是更加精良的产品品质和良好的市场口碑。从1968年生产出安徽省第一辆汽车以来，截至2018年年底，江淮汽车已累计出口超60万辆，尤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口碑较好，对其出口量占到江淮汽车出口总量的60%以上。

构建全链条创新体系

2017年1月，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改委和科技部正式批准安徽省建设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这是继上海之后的第二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据了解，安徽省区域创新能力连续7年居全国第一方阵，2018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占生产总值的比重达2.1%。有了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以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为引领，合肥逐步建立起“源头创新—技术开发—成果转化—创新创业—新兴产业”全链条创新体系，大力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智能制造业交出了一份令人瞩目的成绩单。

在哈工大机器人（合肥）国际创新研究院，相关负责人向记者展示了康养机器人——自理助力椅，这项科技转化成果主要服务于下肢瘫痪、肌肉力量退化的病患或体能下降的老年人群。“康复、养老、助残领域是现代机器人关注与探索的重点之一，我们围绕智能机器人以及下一代人机协作机器人的核心软硬件技术努力探索其在医养康助领域的产业化落地应用。”哈工大机器人(合肥)国际创新研究院市场部总监钱程向记者表示。

哈工大机器人（合肥）国际创新研究院在2019世界制造业大会上展出近30组/件机器人产品，包括智能机器人专属操作系统、工业互联网云平台、消防灭火机器人、智能物流分拣系统等。钱程告诉记者：“智能机器人是此次展出的主题，我们希望能够在机器人产业链的布局上为安徽省做一次亮相和代言。”

除了机器人，智能语音的产业化应用遍地开花。既能实现实时语音转文字，还支持多国语言和几十种方言，在科大讯飞的展台前，翻译机3.0、学习机、录音笔、智能办公本等“黑科技”产品让人眼花缭乱，前来参观体验的人挤满了通道。

2017年11月，科大讯飞入围首批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凭借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科大讯飞现已引领人工智能在智慧教育、智慧城市、智慧政法、消费者、智能客服、智能汽车、智慧医疗等领域的深度应用。据了解，截至2017年上半年，科大讯飞已占据中文语音市场70%以上的份额。2019年9月16日，科大讯飞被授权为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自动语音转换与翻译独家供应商。

根据2019世界制造业大会人工智能·中国声谷高端论坛上发布的《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指数》显示，2019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指数达到64.5%，较2018年增长4.7个百分点，其中，北京、上海、广东居前三，安徽排名第六。在合肥，这样的成绩甚至连出租车司机都耳熟能详，“我们都在讲‘芯屏器合’‘集终生智’，这是我们合肥的产业架构目标。近些年我拉的外国客人越来越多，他们很看好合肥的发展前景。”从业9年的出租车司机程师傅笑着对记者说。

人才是第一资源，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重要基础。近年来，为支持各类人才创新创业，安徽省积极作为。以合肥为例，合肥相继出台实施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人才20条、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12条、进一步支持人才来肥创新创业8条等政策措施。近年来，合肥新增两院院士10人，在合肥的两院院士达123人。

数字里的安徽创新成就

1

2018年，全省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22.6%；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增长16.1%，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29.5%，24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基地工业总产值增长16.6%。

2

全省拥有科研机构6018个，比1985年增长22.2倍。

3

第一：中国第一台VCD、第一台微型计算机、世界最薄0.12毫米电子触控玻璃、全球首颗量子通信卫星“墨子号”、全球首台量子计算机、全球首条量子保密通信网络“京沪干线”。

4

全省共备案企业院士工作站269家，全省人才总量达800多万，其中皖籍院士124人，研发人员22.8万，柔性引进院士295人次。

数据来源：新华网、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

责任编辑：徐豪

让“东方之珠”更加璀璨

1997年7月1日，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1999年12月20日，中国政府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香港、澳门回归祖国，是中华民族的百年盛事。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牢牢坚持贯彻“一国两制”基本国策，是实现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

坚持“一国两制”基本政策，发挥“国家所需、香港所长”的独特优势，香港明天会更美好，这也是香港保持经济长期繁荣稳定、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持续提升的扎实基础。

文︱鄂志寰

香港回归22年来，在中央政府和祖国内地大力支持下，各项事业全面发展，这颗“东方之珠”不仅风采依然，而且更加璀璨夺目。坚持“一国两制”基本政策，发挥“国家所需、香港所长”的独特优势，香港明天会更美好，这也是香港保持经济长期繁荣稳定、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持续提升的扎实基础。未来香港金融业将继续受益于内地金融市场加快对外开放的进程，并在“一带一路”深化发展和大湾区建设全面展开进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不断提升

过去22年，香港金融业整体规模和结构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实现了由区域性金融中心向全球领先国际金融中心的跨越。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跨越式发展的两大法宝是内地与香港不断增强的经济贸易联系和香港良好的营商环境、简单低税制、资金自由港、与西方接轨的司法制度、金融监管高效以及最自由经济体等制度优势，二者的有机结合是香港保持经济长期繁荣稳定、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持续提升的扎实基础，亦是未来香港应对挑战、抓住机遇，加快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制胜之道。

香港金融市场之所以具备高度的市场流动性，与背靠内地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规模快速增长有直接的关系。上世纪70年代香港抓住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机遇，全部取消外汇管制、黄金管制和放宽银行管制，迅速成为欧美金融机构在亚太区从事金融活动的重要节点；90年代香港积极吸纳内地企业来港上市集资，把香港资本市场提升到新的层次；回归以后，香港抓住人民币国际化的趋势，大力扩展离岸人民币业务，成为历史最久、规模最大、运作最为规范的离岸人民币枢纽。

全球金融海啸加快世界经济重心东移，亚洲已成为世界财富增长最快速的地区之一，为把握时机进一步发展基金及资产管理业，近年来，特区政府提供合适的法律及监管框架、清晰而又具有竞争力的税务环境，吸引更多不同种类的基金公司以香港作为基地，拓宽基金业务的种类及范围，借此提升香港作为国际资产管理中心的地位。

从人才层面看，长期以来，香港云集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优秀人才，包括金融人才和专业服务人才。丰富的人才资源和开放高效的人才政策、不妨碍商业活动的劳动法例以及根基稳固的金融中心，使得香港足以吸引及容易雇佣更多的海外优秀人才，并且不会因为人才外流而削弱金融市场的竞争力。根据香港政府提供的数据，本世纪以来，香港金融业的从业人员增加超过30%，是吸纳及引进最多人才的行业之一；包括法律、会计和信息技术在内的专业人才更大幅增加了近50%，为香港金融中心及其他行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从监管角度看，香港一直拥有严格规范及符合国际标准的监管环境。依据国际公认的准则，监管环境涉及法律体系、监管构架、经济政策和监管成本等诸多方面，香港整体监管环境在亚太区主要经济体中属最佳水平，这是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另一项至为重要的竞争优势。

除了上述因素之外，香港还拥有影响金融中心根本优势的其他重要因素，包括具备先进及发展成熟的商业基础设施以及高度开放和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企业和个人税制简单透明且极具效率，有利于吸纳业务和投资，教育制度素质较高，融合东西方优秀文化及具备较强的英文能力等等；这些因素互相关联、相辅相成，形成良性循环，确保市场力量能发挥最大性能，最终推动国际金融中心的崛起和发展。当然，营运成本过高以及生活素质和环境问题等，也会影响香港金融市场的长远竞争力，今后需要不断努力做出改善。

显然，以新股上市集资为引领的股票市场发展推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体系结构由银行业主导转向资本市场主导，奠定了其全球领先地位，更是内地与香港经济贸易联系不断增强的直接结果，亦进一步证明了香港在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方面的独特优势。

香港经济抵御外部冲击仍有政策空间

从回归22年香港经济发展进程看，作为高度开放小型经济体的典型代表，香港经济运行的突出特征表现为外需主导经济增长，极易受到全球经济波动的影响。但香港经济抵御外部冲击仍有政策空间。

香港劳动力市场充分就业，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内需继续保持增长势头，此外，香港财政储备充裕。从内需上看，劳动力市场的充分就业是2019年香港内需的主要支持因素。目前，香港的失业率保持在2.9%，是过去20年来的低点，有利于保持消费增长，对实体经济带来重要支持。

香港有足够的空间扩大财政政策支持经济增长的力度，对冲贸易战的不利影响，增加公共开支，提升内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特区政府拥有足够的财政实力纾缓经济下行压力，推动经济增长。特区政府财政状况理想，财政储备2019年6月底为11561亿元。即使部分政府拨款项目受到延误，但政府仍有能力推出提振经济、消费和投资等措施，并提供调整拨款项目的次序，让争议较少的项目早日获批，对经济带来一些支持。

针对全球性保护主义升温带来的不利影响，特区政府着力推动多元化经济发展，具体措施包括：签订更多双边及多边协议，提升香港国际商贸中心地位，发挥香港独立关税区的特殊优势，密切监测中美贸易摩擦对香港的影响，适时推行支持业界的措施。特区政府推出提供出口保险、提供融资担保等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措施将陆续见到成效。

此外，特区政府加大基建投资，增加公共开支。政府消费有所加快将为经济增长提供稳定的支持。政府大力推动创新及科技发展，在大学研究、再工业化、应用科技等领域投入资源，提升香港的全球竞争力。特区政府着眼长远，积极采取措施，增加土地和房屋供应，从源头上控制楼市升幅，降低整体营商成本，从根本上推动实体经济发展。

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新契机

2019年，受中美贸易战的影响，内地经济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与此同时，内地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宏观政策效果的逐渐显现将有利于实体经济保持稳健增长，从而助力香港经济发展。

首先，从结构上看，内地经济高质量发展将为香港经济带来重要的外部动力。内地推动经济转型并加快推进更大范围的改革开放措施将为香港经济带来新的动力。内地经济增长的质量在不断提升，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发展的新动能陆续出现，内部新一轮对外开放和企业改革对市场的影响将更加深刻，推动内地金融提升市场广度和深度。

其次，从长远角度看，内地持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将为香港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供新的契机。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将进入快车道，香港可以依托粤港澳大湾区良好的产业基础和创新环境，协助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全球资源整合能力和前沿科技研发能力，推动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将继续提升两地市场的互联互通，重点是制度衔接和政策融通，探索要素资源便捷流动和优化配置的新渠道新机制，两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将为香港金融和专业服务业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特区政府抓紧“一带一路”倡议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机遇，成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督导委员会”，全面统筹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开拓经济的新增长点，以进一步巩固和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

新一轮金融开放将提供长足发展空间

未来，香港金融业将继续受益于内地金融市场加快对外开放的进程，并在“一带一路”深化发展和大湾区建设全面展开进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今年以来，内地陆续推出12项对外开放新措施和取消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及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投资额度限制，以及RQFII试点国家和地区限制等政策，吸引外资进入内地资本市场，推动外资在内地股市和债市占比持续提升，进一步促进内地资本市场的开放。显然，中国金融服务业将进入开放引领的新时代。在中国新一轮金融开放进程中，香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第一，香港成为中国资本市场对外联通的主要选项，在中国金融市场开放信道模式中，沪港通、深港通和债券通率先实现了境内股票和债券市场与香港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第二，香港市场具有完善的金融监管体系，保障银行体系的稳健发展。第三，香港为银行业提供完全竞争的市场运行环境，规范金融机构的经营发展和风险管理机制建设，有效防范和化解单一银行所面临的经营风险。第四，呼之欲出的虚拟银行将进一步提升香港银行业的服务能力和水平，为银行业发展注入新活力。第五，香港在离岸市场人民币业务方面具有突出的先发优势和规模优势，拥有全球首家离岸人民币清算体系、全球最大的人民币资金池和活跃的人民币交易市场和较为多元的人民币产品体系。

2018年9月23日，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开通，乘客们在深圳北首发前往香港西九龙的G5711次列车上拍照留念。

作者为中银香港首席经济学家

责任编辑：徐豪

如何摘掉“贫困帽”？左权县有三大招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减贫扶贫，出台实施了一系列中长期扶贫规划。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扶贫开发工作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打响了脱贫攻坚战。6年来，农村已累计减贫8239万人，累计减贫幅度达到83.2%。脱贫攻坚取得历史性重大成就，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左权县，八路军故乡的民众们并肩作战，打赢了这场脱贫攻坚战，在太行山开出一条致富路。

文︱《中国报道》记者　张利娟

2019年4月，山西省晋中市左权县正式摘掉了“穷帽子”，退出了贫困县的行列。在“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左权县，八路军故乡的民众们热火朝天地并肩作战，打赢了这场脱贫攻坚战，在太行山开出一条致富路。

光伏发电照亮村民致富梦

“现在我们的日子好过多了！”在山西省左权县寒王乡里长村村口，村民刘爱军兴奋地告诉《中国报道》记者。

里长村位于山西省左权县城北24公里处，是一个古色古香的小村庄，也是寒王乡9个贫困村之一。刘爱军介绍，之前村里都是靠种地为生，年头好的时候，一亩地的产出能卖1000多块钱；年头不好的时候，连1000块钱都卖不到。他们一家4口人，一年的收入也就四五千块。

“你们看，我家屋顶上的光伏电板都是去年装的，一年就挣了7000多块。”刘爱军向参观的记者们介绍道。谈及装光伏电板的经历，刘爱军有点不好意思，“一开始村支部书记来动员我时，我死活不同意，因为担心花了钱又没收益。后来他详细地给我讲解相关政策、帮我申请贷款，这才享受到了光伏电板的收益。现在后悔没早两年装了……”

左权县寒王乡里长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宋向林介绍，祖祖辈辈的里长村人都是“靠天吃饭”，没有其他经济来源，而村里除了退耕还林补偿款外，几乎没有额外的集体经济收入。这些年，在国家和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里长村搞起了光伏发电，为村集体注入了新产业。“除了安装家庭电站外，2017年6月，我们村还建成了100kW光伏发电设备，每天大概发电400度，按每度电0.98元计算，年均创收约13万元。”

事实上，在左权县，和里长村相似的村子有200多个，由于位于太行山西侧，这些大大小小的村子都散落在绵延的山脉中。受耕地面积有限、交通不便等多种因素影响，年收入不足3200元的贫困人口占了左权县总人口的1/3。

2016年以来，借助丰富的太阳能资源，左权县委、县政府将光伏扶贫工作列为全县精准扶贫专项行动之一。实施了村级（联村）光伏扶贫电站、农户屋顶光伏扶贫电站和地面集中电站三大工程。左权县县长赵宏钟介绍，目前全县已建成了35座村级光伏扶贫电站，于2017年6月底全部并网发电且运行正常，如今已带动703户贫困户脱贫。截至今年6月，全县已建成农户屋顶光伏扶贫电站1995座，其中贫困户并网1851座。

大棚蔬菜种植开辟脱贫路

绿油油的叶子、红彤彤的果子，一蓬蓬西红柿缀满枝头，呈现出一派丰收景象。“去年我种了一个大棚，就赚了一万多块，今年种了3个，明年打算再多种两个。”左权县芹泉镇下庄村村民高晋华难掩喜悦之情，“以前种玉米，价格高的时候，一亩地也就赚1000块钱，这两年政府带领我们种植大棚蔬菜，帮助我们脱贫致富，现在的日子越来越好了。”

左权县龙泉乡堡则村碾上小组刘生伟，一家3口人，是地地道道的农民。2016年他克服重重困难，流转承包200余亩土地，但一直没有找到一条行之有效的创收致富道路。直到2018年春天，在了解到左权县设施蔬菜大棚建设的相关政策后，他心中就产生了想试一试的想法，在2018年5月开工建设设施蔬菜大棚16.14亩，其间共投资40万元，最终可享受国家扶持资金16.14万元。

“正是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我们才有了创新创业的底气和动力。”刘生伟如是说，“第一年就实现收入23万余元，每亩达1.5万元，还创造了10多个劳动岗位，让我们真真切切地看到了设施蔬菜大棚建设给农民朋友带来的动力和希望。”

“近年来，我县以脱贫攻坚统揽‘三农’工作全局，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持续改善农村环境，不断加大资金投入和支农惠农政策扶持力度。”赵宏钟告诉《中国报道》记者，左权县在改变过去依靠传统农业增收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大棚蔬菜种植，实现农业产业转型升级，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推动乡村振兴开辟了一条路子。

俯瞰山西省晋中市左权县。

核桃支柱产业助力脱贫攻坚

核桃传入左权已有1000多年历史。如今左权的核桃栽培面积仅次于汾阳、孝义，位列全省第三，产量也名列全省前茅。左权绵核桃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品质优良，果品具有灌浆充足，果仁饱满，油、脂肪、蛋白质含量高，皮薄、仁白、味香、甘醇等优点。

“十二五”期间，左权县委、县政府提出建设核桃产业“两带、四基地”战略构想，建成东线319省道、南线207国道、322省道两条百公里核桃林带，建成九龙岗、凤凰山、苇则沟、泊里坪4个大型核桃产业基地。“十三五”期间，又提出建设“核桃产业强县”目标。到2020年，全县核桃树总规模要达到40万亩，年总产量要达到3000万斤，年产值要实现3亿元，农民人均年核桃收入要突破3000元。

左权县核桃产业涉及贫困村80个、有贫困户的非贫困村25个，涉及贫困户14543户、贫困人口37195人，贫困户核桃面积6.03万亩，其中良种核桃园4.24万亩（挂果面积3.36万亩），绵核桃树1.79万亩，贫困人口人均1.62亩。近年来，左权县委、县政府还积极组织县级专家团队负责全县核桃种植的技术指导，建立了多层级的乡级技术服务队，服务范围覆盖到了所有8个核桃主产区乡镇村。

截至目前，全县核桃栽培面积已达36万亩。其中结果面积24万亩，株数合计580万株。2017年核桃产量1500万公斤，产值3亿元，全县农民人均核桃收入2050元。

“今后，县委、县政府会始终把核桃产业作为左权农业农村发展的支柱产业来发展。扩规模、提档次、增效益，助力核桃产业稳步健康快速发展。”赵宏钟告诉《中国报道》记者。

责任编辑：张利娟

丰都养牛那些事儿

如今，丰都的牛肉产业带动了约2万户农户参与，其中包括了2000多户贫困户，农户们的参与包括养牛、牧草种植、进入龙头企业工作等多种形式。

文︱《中国报道》记者　赵文琪

一名工人正在丰都县一家肉牛养殖基地给牛喂草料。

包鸾镇位于重庆市丰都县的西部，该镇的主体是离长江南岸不远的一处小盆地，当地称为“包鸾坝”。在包鸾坝的周边有不少高山坡地，丰都县的肉牛产业正是从这里起步的。养牛让当地居民过上好日子，也为这个曾经的国家级贫困县脱贫提供了有力抓手。

2017年，丰都县摘掉了贫困县的帽子。

从贫困村到肉牛村

包鸾镇飞仙洞村位于包鸾坝西南的坡地上，曾经是国家级深度贫困村，交通不便、土地贫瘠、耕地稀少困扰着当地村民，农户除了外出务工外没有稳定收入。原本飞仙洞村民也会养牛用于耕地，不过受经济水平的限制，几户人家才能合养一头牛。

转变发生在2002年，原来的四川畜牧兽医学院(现已并入西南大学)把南方肉牛改良的科研项目放在丰都包鸾镇来做，当时选择了飞仙洞等两个村作为试点，引入了红安格斯牛、西门塔尔牛等8个优良品种，与本地黄牛实行杂交。

现年48岁的张升鱼过去在外务工，2002年借着科研试点的契机开始养牛。当地政府为养牛户提供了贴息的小额信贷，张升鱼也贷款买了3头牛。十几年后，目前张升鱼经营的丰都县升鱼肉牛养殖场已经有了一年四十几万的收益。2011年，张升鱼成立了“丰都县雁塘湾肉牛养殖专业合作社”，有22户农户入社，统一饲料供应、统一售卖成品。该合作社现在年纯收入200多万元。在记者走访期间，张升鱼带记者来到邻居曾报昌的院子里聊天，仅仅几年以前还是贫困户的曾报昌一家，开始养牛之后，在2016年底脱贫，如今一年也有十几万收入。近两年有3家贫困户通过小额金融贷款发展肉牛养殖成功脱贫。“养殖业对技术的要求高一些，但挣得很快，如果一个周期养个三五头牛，早就脱贫了。”包鸾镇党委宣传委员易波说道。

飞仙洞村共有446户，从坝上到山上约10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6个村民小组，在肉牛产业发展起来后，目前只有一户人家因病未能脱贫。在养牛的农户中，养殖3头牛以上的有60—70户，最多的一户张金威一家养了200头以上。

最早政府为发展肉牛养殖提供贷款，并且垫资让农户养，在尝到甜头后农户开始自觉养。入行早的养牛大户也积极发挥带动作用，比如张金威家每年都会迎来至少十几位学徒，他们有的来自丰都其他乡镇，有的来自忠县、石柱、武隆等周边县。学徒不收学费，管吃管住，在张金威的养殖场打工，学习技术。包鸾的养牛技术来自西南大学的农业专家，而现在，“每个养牛户都是专家，包鸾的技术在整个渝东南都是最好的。”易波说。

丰都县肉牛产业发展服务中心负责人介绍说，丰都县对肉牛产业发展提供了4项奖励扶持政策，一是针对农户外购牛犊，提供每只200～250元补助；二是针对母牛产犊的奖励，如果农户有5头以上的母牛，产5～9只牛犊的，每头牛犊补贴500元，产10只以上的，每头补贴800元；三是免费提供冷冻精子；四是补贴县里的有机肥加工厂，处理牛粪等废弃物。

“先有包鸾的南方肉牛改良，后有恒都的肉牛产业。”提到丰都县肉牛养殖的历史，易波自豪地说。恒都是一家总部在丰都县高家镇的农业集团，成立于2009年。在发现养牛可以脱贫致富后，丰都县引进了恒都公司，完善养殖产业链，带领全县养牛，周边忠县、石柱、武隆的肉牛养殖也是从包鸾起家的。恒都企业在产业链中的主要角色是屠宰、加工、销售。养牛农户购买牛犊或自行繁育牛犊，在家庭牧场饲养8到10个月的“架子牛”由恒都或其他企业收购，再经过约8个月的育肥后屠宰销售。丰都的肉牛产业带动了约2万户农户参与，其中包括了2000多户贫困户。农户们的参与包括养牛、牧草种植、进入龙头企业工作等多种形式。

变废为宝，生态养殖

截至2018年底，丰都县一共有15.7万头牛存栏。一头牛一天排便25～30公斤，相当于全县每天产生约4000多吨牛粪，如不及时处理，会对土壤和水源造成严重污染。飞仙洞村民回忆说，2007年到2010年这几年是肉牛养殖快速发展的时期，养殖户忙于扩大生产规模，忽视了环境污染问题。牛粪只有一小部分能直接用作肥料，其余未处理的粪污导致村里蚊子、苍蝇到处都是，污水横流、臭气熏天。易波回忆说，当时进村都下不了脚。

牛的粪尿不仅占用土地、滋生病菌，一旦渗入地下还会污染水源。丰都县地处长江上游、三峡库区，当地的水质关系着中下游几亿人的健康。如何树立“上游意识”，解决好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的问题和矛盾，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2011年，丰都县提出建设“中国肉牛之都”，也是从这个时段开始，丰都加大了对肉牛产业污染的治理、管控力度。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2016年建成的丰泽园有机肥厂就坐落在恒都肉牛养殖基地旁边。该基地目前肉牛存栏量约5000头，其牛圈里设置了自动刮粪系统，无需人工操作即可定时收集牛的粪尿，集中后用吸粪车运到旁边的有机肥厂。

记者在丰泽园有机肥厂了解到，该厂可处理牛粪、蘑菇渣、中药渣等多种农业废弃物，利用“肉牛粪便罐式发酵技术”，可以用24小时完成牛粪尿的发酵和无害化处理，五六天可以完成加工，而传统的条垛式堆肥需要半个月时间来发酵。丰泽园的生产能力为每年5万吨有机肥，但目前还没有达到那个量，目前在2万到3万吨之间。这是因为生产原料牛粪还保证不了，“希望恒都那边多养些牛，我们都能消化掉。”该厂副总经理吴东平自信地对记者说。

除了同大型养殖企业对接，规模养殖农户也会把牛粪集中运到有机肥厂，过去不值钱的牛粪现在收购价为90元一吨，而且还产生了专门收购、运输牛粪的经纪人。

“西南地区能达到国家有机肥生产标准的只有丰泽园一家。”吴东平说。在农业废弃物实现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之后，养殖场的环保问题得以解决，粪便、废水能完全变成肥料。“从根本上解决了规模养殖有机废弃物污染问题，可实现畜禽养殖粪污‘零排放’。”

在飞仙洞村2组，记者走访了一处沼气工程，是由当地合作社建设的，总投资340多万元，建设经费的三分之一来自中央投资，三分之二来自合作社自筹。这个沼气池每天可以处理粪污27.5吨，产生的沼气可以解决周边两个村民小组的生活用气，主要是做饭和取暖。产生沼气之后的发酵物可以作为有机肥，不仅能给农作物施肥，还可以养殖蚯蚓和种植食用菌。养殖户的牛圈实现了雨污分离、干湿分离，避免雨水和粪尿结合污染土地水源。

养殖户张金威很早就意识到环保的重要性，他在自己家的牛圈里介绍说，2009年以后建设的牛圈都包括了全套的排污、防污设施，以前的旧牛圈也得到了改造。“去年新修的牛圈是我做的实验，散养小黑牛，让它运动。”张金威的儿子补充说，给牛更多的活动空间虽然会让育肥的过程变慢，但可以让口感变得更好，适应中高端市场的需求。

责任编辑：王哲

从老铁道兵到大盾构“梦之队”

从当年祖国西北边陲的“打眼放炮”修隧道，到如今凭借先进设备和成熟技术“穿江越海”，周先民见证了新中国大盾构“梦之队”的形成。

文︱《中国报道》记者　王哲

凌晨5点，一位头发花白、面色黝黑的老同志钻进由中铁十四局大盾构公司承建的南京和燕路长江过江通道隧道工程现场，戴着袖标事无巨细地检查安全生产，把发现的问题梳理出来逐个解决；白天，他和年轻的工人小伙伴们一起在施工工地中爬上爬下，在大盾构装置逼仄局促的空间里研究解决问题；晚饭后，他再进隧道巡查一次，把次日工作继续梳理一遍。

晚上9点，他回到自己的工地宿舍，打开手机里收藏的视频，小外孙用稚嫩小手弹奏的《我的祖国》荡漾在小屋里，陪伴着他缓缓进入梦乡，南疆铁路上的冰雪、建安工地的风雨和京九铁路上的骄阳，新光隧道里战友的歌声、南京长江隧道闷热的空气、苏通隧道大盾构的轰鸣在他的梦境中一一闪过。

他就是老铁道兵、国内多项大盾构隧道工程的“首席顾问”——周先民。从当年祖国西北边陲的“打眼放炮”修隧道，到如今凭借先进设备和成熟技术“穿江越海”，周先民见证了新中国大盾构“梦之队”的形成。

忆往昔峥嵘岁月

在祖国的西北边陲，有一条给新疆各族人民带来幸福希望的铁路——南疆铁路。197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5万多人的筑路部队进入新疆，承担起修建新疆第一条铁路的光荣任务。当时只有20多岁的周先民和4000多战友战天斗地，修成了南疆铁路上新中国的第一条“灯泡”型隧道——新光隧道。

“那里是高原，水烧不开，饭做不熟，平时吃的馒头一捏都是面疙瘩，冬天只能化了冰当水喝，吃的都是压缩菜，吃上两三次水磨豆腐就是奢侈的享受；夏天住帐篷，冬天地面上太冷，战士们就徒手挖地窝子住进去，一年四季无法洗澡，只能擦澡。”周先民回忆起当时的峥嵘岁月依然动容。

“铁道兵不只是在表面平地开凿隧道，他们不仅要深入全是水的地下挖掘，也要爬上6米以上的吊梁木，所以我们叫自己‘海军空中陆战队’。”周先民说，当时虽然环境异常艰苦，但是铁道兵战士们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

当年战士们开凿的工具更为简陋，基本上没有机械化的设备，只有铁锹、钢钎、小推车等简单工具。周先民当年就是班里的“除渣工”。在这样的条件下施工，受伤总是难免的。一次爆破中一块山石飞起直接砸到周先民的背部，“我当时就晕了过去什么都不知道了，战友赶紧把我送去抢救，仗着年轻挺过来了，但是也留下了现在腰椎的病根。”

周先民参与挖掘的新光隧道，有25名战士牺牲。在建设南疆铁路的5年间，共有268名铁道兵长眠于天山脚下。“我目睹了战友的牺牲，连我一直很敬佩的老连长也因公殉职，这让我暗暗想，什么时候我们挖隧道，能够不伤人不死人，实现安全穿越？现在我终于有底气对我的战友和老连长说，我做到了，你们放心吧。”周先民说。

万里长江“第一隧”

新光隧道工程结束后，周先民继续跟随部队转战祖国大江南北，在修兖石铁路时“兵改工”。1984年1月1日，周先民所在部队的4000余名官兵脱下军装换上了工装，集体转业到中铁十四局，之后他先后参与了京九铁路、青藏铁路等国家重点项目建设。这期间，大多数隧道都是用矿山法施工，少数隧道逐渐开始运用三臂凿岩台车和盾构机技术。

直到2005年，南京长江隧道的开建，中国才真正开始将大直径盾构技术用于水下隧道施工。中国隧道施工从矿山法到盾构法，可以形容为从小米加步枪到飞机大炮的转变，用世界上最先进的盾构机在长江下修建一条总掘进长度6042米的隧道，万里长江由此开始了由水上架桥跨越到水下隧道穿越的巨大历史变化，开启了中国水下大直径盾构隧道施工穿江越海的纪元。

周先民被任命为中铁建十四局集团南京长江隧道项目指挥部常务副书记。这一年被称为中国大盾构元年，但在极为复杂的南京长江地下，大盾构施工仍是一项空白。没有大盾构人才、技术和经验却要干大盾构工程，有人悲观地说，如此仓促上阵，长江隧道出了差池怎么办？周先民坚信：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只要有热爱大盾构事业的人，就一定能干成最难的大盾构工程。

周先民谋划要把南京长江隧道建成大盾构人才的“黄埔军校”。从盾构机订货开始就派出一批又一批的学员去向德国海瑞克公司的专业技术人员求教，请海瑞克的专家给学员讲盾构机原理，请广州有盾构施工经验的专家讲操作，实地考察广州南沙项目的施工。

当时所有技术和设备全部引进昂贵的德国技术，但在周先民的领导下，德国人制定的一个管道安装流程需要一星期，结果中国工人们一个晚上就完工；总装第二台盾构机时，德国专家认为最快也得5个月，中国工人却创下了58天组装完毕的世界纪录；盾构机在行驶途中因为刀片磨损、停滞不前，德国人一个组用一天的时间从盾构机上把一把刀抽出来，再用一天装回去，两天换一把刀就要收费20万元。中国工人们学会换刀后，一个组一天换了8把刀，这一天的工资只要5000元，在节约大量费用的同时，还节约了14天的宝贵工期。

2008年12月13日，南京长江隧道出现了一次危急险情，外国技术人员操作失误将切口压力调高，致使泥水循环系统瞬时将顶部覆盖层击穿，长江水直接进入了盾构机开挖仓。外国专家没有参加救援会议，而周先民临危不乱，坚定沉着地说，我们自己救自己。危难关头，全体抢险人员众志成城，中途换泥浆管道时，几十个一直守在隧道里不肯离开的工人呼啦啦地从廊道上跳进了泥水中。平时换一节管道要一个小时，但那天，20多分钟就换完。48小时后，掘进了12环，切口压力逐渐恢复，南京长江隧道战胜了一场灭顶之灾。

2010年5月28日，南京长江隧道建成通车。此后，十四局的大盾构业务呈井喷式增长，2016年，国内在建的大盾构和水下隧道项目有20多个，其中12个都是十四局在做。从南京长江隧道出来的人很多都在总工、项目经理这些职位上独当一面。

老铁道兵周先民是国内多项大盾构隧道工程的“首席顾问”。　摄影/《中国报道》记者　王哲

年轻的大盾构志在四方

2016年，为了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被称为万里长江第一廊的苏通GIL综合管廊项目启动，它是全球首条特高压穿越长江综合管廊，是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输送容量最大、技术水平最先进的超长距离GIL创新工程，可以减少长三角地区发电用煤1亿吨，创造多个世界第一。

2016年，这个项目最重要的控制性工程是要在长江下掘进一条5.5公里的隧道，施工时，存在穿越沼气层、穿越深槽区等六大风险点。这一项目的负责人陈鹏、白坤都是从南京长江隧道出来的，他们虽然觉得技术层面没有问题，但因为项目工期紧，要求高，得找个有经验的人来参谋把关才踏实些。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周先民。

此时，年过六旬的周先民已经退休在家享受天伦之乐。在陈鹏、白坤等人的恳请之下，这位一生都在工地上奔波的老战士成为苏通综合管廊项目顾问，又开始了忙碌。每天，周先民都要来来回回在隧道里跑4至6趟，完全不像是顾问，倒像是执行主管。对此，周先民解释说，顾问可不是“顾而不问”，而是“又顾又问”，要在工地上四处光顾，解决问题。他说，“我是个退休老头，要给自己定好位。”但他又说，“宁可越位，也不缺位，要主动补位。”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苏通项目书记袁加辉认为，周先民40多年来坚守在铁路隧道的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的进取精神是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在南京长江隧道和苏通等项目，他的精神影响了这些项目的班子和队伍，尤其对年轻人价值观、世界观和工作态度、行为方式的影响更大。

从南京长江隧道到苏通项目，大盾构换刀技术已经智能化。南京长江隧道时的第一代换刀技术，到苏通综合管廊已发展为第三代，项目联合国内刀具厂家对刀具不断进行优化，针对隧道内有害气体，对盾构机进行了防爆改造，将电传感器改为机械传感器。主驱动由南京长江隧道时的人工调节变为自动化调节，安全系数和工效大为提高。

2018年8月21日，央视新闻全程直播苏通项目全球首条特高压综合电力管廊隧道的贯通，在全国人民的共同见证下，中国大盾构屹立在世界盾构施工技术的最先进行列。苏通项目创造了世界大直径盾构隧道施工新纪录，整条隧道无一渗漏点，浑然天成，赢得各界一致好评，先后吸引了国内外6000多名专家学者、业内同行现场观摩。国内这一领域的“泰斗”钱七虎院士称赞：“此隧道是目前国内现场管理最好、实体质量最优、建设进度最快的行业标杆工程。”

从南京长江隧道大盾构“黄埔军校”开始，到2018年刚刚贯通的苏通项目，以及现在在长江八卦洲进行的隧道工程，周先民的“得意门生”们逐渐成为我国隧道挖掘的中坚力量，如今和周先民一起在南京长江隧道施工的同事们继续奋斗在大盾构事业的最前线，为穿越江河湖海城贡献着自己的青春与智慧，他们共同组成了中国的大盾构“梦之队”。

“背上行装扛起枪，雄壮的队伍浩浩荡荡……我们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铁道兵战士志在四方……”周先民现在依然时不时会哼唱起“铁道兵之歌”，而如今的年轻人加上了新词：“keep fighting，延续百年的梦想，年轻的大盾构有梦想，穿山越海，志在四方……”

周先民（左）与年轻同事在施工现场交谈。摄影/《中国报道》记者　王哲

责任编辑：王哲

中国船长的远洋梦想

48岁的船长徐斌既自豪又无比淡定，因为此时，中国已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远洋运输船队。

文︱《中国报道》记者　王哲

图片为目前全球最大的20000TEU超大型集装箱船舶——中远海运白羊座轮。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远洋海运事业走过了一条崎岖坎坷而又卓越非凡的发展道路。

海上集装箱运输凭借其标准化、低成本、高效率的优势，成为全球贸易的助推者，也是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助推者。中国制造的崛起催生了大量的国际贸易运输需求，中国远洋海运的跨越式发展，正是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在越织越密的跨洋航线上、星罗棋布的国际港口间，曾任职于中远海运所有的集装箱船型、从一个充满热血的实习生成为中国远洋船长中优秀一员的徐斌，亲历了中国集装箱航运由初创到强大的发展历程。

今非昔比的巨变

给远洋航运业带来革命性变革的集装箱船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出现，到1978年欧美不少国家已经有大型集装箱船，装卸速度远超传统的散杂货船。但彼时，绝大多数国人还不知集装箱为何物。

由于西方国家贸易封锁，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远洋事业才蹒跚起步，最初只有8艘小型杂货船，航线也仅限于中日、中朝航线10多个港口。在上世纪80年代初，经采取投资建新船、贷款买新船和“二手船”相结合的办法，中远船队发展到100多艘，形成由杂货船、散装船、多用途船、半集装箱船和滚装船等多类型船组成的综合性远洋运输船队。

1978年9月26日，中国第一艘集装箱船“平乡城”运载162个集装箱从上海启航前往澳大利亚。首航前，上海远洋公司先买来两个集装箱作为“样品”给员工“启蒙”，几天后被码头工人改造成了厕所……这些都是前辈们讲给徐斌的故事。

“平乡城”首航后的第二年4月18日，紧随着中美建交的脚步，“柳林海”号首航，从上海开到了美国西雅图。“柳林海”在西雅图靠港后，美国港口史无前例地出现了挂有五星红旗的商船，在当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大门迅速打开的一个象征。

“平乡城”首航10年后，徐斌从航海专业的学生成为一名远洋船员。“我上的第一艘大船叫‘塔河’，是从国际航运巨头公司买来的老二手船。”徐斌对这艘老船最深的印象就是“经常坏”。他告诉记者，一旦在海上碰到恶劣天气就更糟糕，不是舷梯被打坏，就是舷墙被撕开，各种状况层出不穷，海员们总是得在船上忙前窜后。这是最初的船员生活给徐斌留下的最深刻印象，那时看到停靠在同一港口的马士基等国外巨头航运公司的大船、新船，他就羡慕得不得了，心里也暗暗攒着一股劲：“以后，我们也能有这样的大船、新船。”

早年的中国远洋船员与家人沟通基本靠写信，船员都提前写好信，等船只一靠港，就赶紧找最近的邮筒把信寄了。家人想寄信给船员要先打听好船舶挂靠港口的日期，提前把信寄出去，船开走了信才到港的事情经常发生。后来才有了越洋电话，但是因为价格太贵，很多船员都不舍得打。“如今，很多先进的集装箱船上都配备VSAT通信系统，可以为船员提供每天与家人视频对话的服务。”徐斌说。

作为远洋船员，当年最大的福利就是，船员每年可以按规定免税从国外购买电器等商品带回国，这也成为船员这份职业当年最受普通老百姓羡慕的一点。日立电视机、东芝冰箱、三洋洗衣机、夏普录像机、健伍音响……这些对于现在的90后甚至都很陌生的品牌，都是徐斌们当年千里迢迢往国内带的稀罕玩意儿，国外的那些饼干、巧克力、服装就更不用说了。而在今天，这些事情都成了“笑谈”。

徐斌说，那些当年在国民心目中近乎于崇拜的洋品牌要么没落了，要么被国内的品牌收购了，本土家电品牌在国际上拥有响当当的知名度。中国的商品市场更早已告别短缺、走向丰裕，国内消费者没见过、买不到的商品，越来越难找。“中国船员的‘福利’早就是老黄历了。”

船在变大、变新，生活的变化更是日新月异，远洋船员的足迹也在不断向远方延伸。

不断见证历史

“我们这一代船员的确幸运，有机会不断见证历史。”徐斌对《中国报道》记者说。徐斌确实是幸运的，以他为代表的一批船长经历了中国远洋航运全面改革创新的大发展。

徐斌进入公司时，随着国际海上集装箱运输的发展和造船技术的进步，中国远洋船队进行了大规模的更新换代，相继开辟了中国至欧洲、美洲、大洋洲、东南亚、非洲等几乎覆盖世界所有地区的定期班轮，组建了环太平洋集装箱运输网络，越来越多的新船大船陆续投入运营，越来越多的特色品牌航线应运而生。

2008年，中远海运集团获得希腊最大港口——比雷埃夫斯港2、3号集装箱码头特许经营权，这也是破天荒头一遭。“在自己公司的码头停靠就是快。沟通更顺畅、办手续更便捷、码头交接效率更高，这在我们前辈们那里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徐斌深有感触。

徐斌清晰地记得，当他2008年第一次踏上中国首艘万箱船“中远亚洲”时被震撼了，“太大了！”全长349米，型宽45.6米的“中远亚洲”让已经有了20年远航航行经验的徐斌甚至隐隐有些担心：“这么大，操纵起来会不会特别难”“这么多集装箱，能不能装得满”……

此后10年间，中国自己的超大型集装箱船如同雨后春笋般涌现，接连不断入列。特别是2016年中国远洋与中国海运重组成立中国远洋海运集团，中远海运实现了综合运力、干散货船队、油轮船队和杂货特种船队经营规模的“4个世界第一”，以及码头经营、集装箱租赁、集装箱船队、燃油供应、船舶代理、海工制造规模等“6个世界前列”。

2018年，徐斌自己成为中国首制2万箱船的首任船长。当年1月，中国自己制造的第一艘2万箱集装箱船“中远海运白羊座”交付运营，进入当时全球最大的集装箱船行列。“白羊座”轮是中国第一艘自主知识产权、自行设计建造的世界当时最先进的现代化集装箱船，具有船速快、船舶自动化程度高、导航定位电子化、避碰自动化、海图电子化、航海资料数字化、通信与航行记录自动化等特点。

在世界上任何一处港口，“白羊座”都是当之无愧的“巨星”，吸引着无数人拍照留念。48岁的船长徐斌既自豪又无比淡定，因为此时，中国已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远洋运输船队。

“中远海运白羊座”是个名副其实的“巨无霸”。船长400米，型宽58.6米，最大高度71.125米，最大载重量197021吨，货舱与甲板均能装11层高标准集装箱，甲板面积比4个标准足球场还要大，被业内比作“海上珠穆朗玛”。

船员的生活也是今非昔比。在“中远海运白羊座”上，船员都有独立房间，有着最先进的通信设备，可随意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进行微信视频通话，船上还设立了娱乐室、健身房、图书室，甚至还有一个标准篮球场，在浩瀚的太平洋上打一场国际标准的篮球比赛不在话下。

首航“新”巴拿马运河

对徐斌而言，职业生涯迄今为止最大的荣耀是他作为船长首航扩建启用的巴拿马运河。

2016年6月26日，举世瞩目的巴拿马运河新船闸开通启用。徐斌驾驶着中远海运巴拿马轮平稳地从大西洋侧经运河驶入太平洋，成为第一艘通过新建船闸的船舶并载入国际航运史册。

“当天，运河两岸礼炮齐鸣，当地民众载歌载舞，不停热情高呼‘COSCO SHIPPING’‘PANAMA’！”当时的盛况，徐斌依然历历在目，“当时，中远集团和中海集团刚刚重组成立中远海运集团。那天，满载标有‘COSCO’和‘CHINA SHIPPING’集装箱的中远海运巴拿马轮披着朝霞平稳驶入第一级船闸，运河两侧成千上万的民众夹道欢迎，载歌载舞、礼炮齐鸣。在热烈的掌声中，中远海运集团董事长许立荣代表中远海运向巴拿马巴雷拉总统赠送纪念船模，巴雷拉总统向许立荣授予新运河开通纪念银牌，同时，巴雷拉总统接见了我，并赠送了首航纪念牌，活动全程由海陆空立体拍摄向全世界直播。而且，无论在活动现场，还是后来的庆祝晚宴中，不断有当地民众要求合影，我真是体会了一把当明星的感觉。”

徐斌还告诉记者：“在中巴建交后，巴雷拉总统首次来华国事访问期间，带领政府官员和商贸团队拜访中远海运集团总部，当他在集团总部楼下的欢迎人群中看到我时，马上和我握手并向大家介绍说‘徐船长是我的老朋友’。”

“巴拿马运河扩建是国际航运界的一件大事。由中国船舶首先通过，是中国航运实力的证明。”徐斌深有感触地告诉记者，“我体会到了当地人们对远洋船员、对航海人的热情与尊重，更真切地感受到中国在世界上的巨大影响力和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对当地民众的吸引力！”

从上世纪60年代初那8艘旧船，到小小的“平乡城”轮上那162个集装箱，再到今天中国远洋海运集装箱班轮航线已覆盖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的294个港口，每时每刻，都有“COSCO SHIPPING”的船舶航行在地球的每个海域。这一切，是一代代中国远洋船长们传承的梦想。

2016年6月26日，巴拿马运河新船闸首航当天，中远海运巴拿马轮成为首艘通过船船。图为巴拿马民众在新闸首航仪式现场欢呼。

责任编辑：王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