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了弓哪还有回头箭?我们只能是一抓到底、一往无前”,“还要继续去啃‘硬骨头’”……在今年全国“两会”圆满闭幕后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李克强总理用铿锵有力的话语表达了继续全面深化改革的坚定决心。
今年3月召开的全国“两会”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第一次全国“两会”,也是政府全面部署新一年工作的起点,代表委员针对全面深化改革的各个方面建言献策,讨论经济、社会和民生等各领域的热点和难点。
改革中难啃的“硬骨头”很多,本刊记者进入全国“两会”代表委员会议现场,密切关注代表委员热议的各项改革话题。“GDP新思维”、“向环境污染宣战”、“金融改革”、“‘兜底’民生”等四大主题在代表委员中反响热烈积极,改革方向与中央下一步改革部署相契合,成为了全国“两会”之后中央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发力点。
GDP新思维
□ 本刊记者 徐豪
不唯GDP,促使我们研究建立一个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格局相适应的、科学的、完整的指标体系。
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预期目标
经济下行压力大
国家统计局3月13日公布的2014年1—2月份宏观经济数据显示,1—2月份工业增加值累积同比增速为8.6%,较2013年12月回落1.1个百分点;1—2月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17.9%,较2013年12月回落1.2个百分点。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张永军表示,投资、消费和工业增加值延续去年第四季的回落态势,也与此前公布的PMI等先行指标回落相吻合,但工业增加值回落的速度有点快,显示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仍然较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余斌对本刊记者表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年均接近10%的高速增长已超过30年。现阶段,我国人口结构变化和劳动力成本上升,传统竞争优势削弱;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发展模式造成资源、环境、生态约束日趋增强。余斌说,目前,世界经济格局和国际分工进入新的调整期,发展中国家原有的竞争优势和增长空间相应发生很大变化。因此,当前我国经济增速适度回落在所难免,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
从去年的情况来看,二季度是谷底,政府采取新一轮的“稳增长”措施,达到三季度的回升,而四季度再次出现下降。此外,经济增速下降的后果,是财政收入增幅下降,再加上我们是处在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过渡的阶段,这个阶段是民生类支出大幅度上升的时期,一方面收入增速下降,另一方面支出刚性扩张,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收支平衡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学家范剑平认为,中国经济换挡减速有三大原因:一是中国人口红利的问题。中国在2012年劳动力出现拐点,结束了长期以来劳动力总量净增长的局面。二是使潜在增长率下降的重要因素是我国的自然环境。2013年蔓延全国的雾霾让我们认识到,再也不能用牺牲环境来换取GDP的增长。三是因为基数不断扩大,再往上做高一个百分点的难度显然会大很多。
7.5%意味着什么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把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定在7.5%左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报告提出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为7.5%,体现了宏观调控目标的连续性、稳定性,从我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支持经济发展的主要条件看,也是可以实现的。“今年我国处于增长速度的换挡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保持经济合理增长,对支持转型升级,深化改革,保障民生至为重要。”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表示:“受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追赶竞争,中国出口增长面临挑战。而随着国内外市场需求变化,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严重,依靠低成本和产能扩张支撑经济增长的动力减弱,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动力尚在孕育形成之中。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债务、影子银行、房地产等潜在风险相互交织、相互影响,资源环境约束仍在强化。”
实现7.5%有没有困难?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3月5日表示,今年经济增速的下限不能低于7.5%,将把握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力度和时机:“稳增长的时候,多一点调结构、促改革的政策;经济发生波动的时候,要想办法使经济保持稳定;经济出现下行趋势的时候,就应该果断地予以调控。”
余斌认为,从就业的角度来讲,经济增长下降到7%左右,对就业不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十年以前GDP增长一个百分点我们需要1500亿元的增量,而2013年,GDP增长一个百分点,它的增量接近6000亿元,一个百分点和十年以前相比差不多是四倍的差距。从这个角度来看,GDP增长速度出现一定的下降,对就业并不构成压力。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之下,经济增长适度放缓,对中国来说并不构成大的风险或者挑战。
3月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李克强总理代表国务院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指出,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5%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3.5%左右,城镇新增就业1000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6%以内,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和经济发展同步。
GDP转型新思维
盘点今年31个省(区、市)的政府工作报告,有22个省份下调了GDP增长目标,山西、内蒙古等七省份GDP增长目标与上年持平。京沪两地GDP增长目标比上年调低0.2个百分点,降至7.5%;天津以调低1.5个百分点成为下调幅度最大的省市。各省份积极响应中央所倡导的科学的发展观和政绩观,主动下调GDP增长目标,不唯GDP论英雄。各地“换挡减速”,旨在提质增效。
在3月4日全国政协经济组小组讨论会议间隙,厉以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GDP指标是重要的,但不能压倒一切,更不能代替其他指标。“我们对GDP应该有正确的看法。第一,要重经济增长质量,而不仅仅是增长速度问题;第二,一定要注意到GDP产生的过程中所带来的环境破坏和恢复、治理程度,如果将来资源越来越枯竭、环保越来越差,这也不符合GDP的作用;第三,不要忘记GDP的计算方法也有很多争论,还有要注意GDP是个总量指标。”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以经济数据和经济指标论英雄,一些地区环境质量未被列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同时由于没有实行绿色GDP核算体系,经济增长数据中未计提环境代价。”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银行董事长闫冰竹建议,建立健全将环境质量纳入政绩考核的制度保障,实行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由上级政府和环保部门制定合理环保目标,向下逐级分解,将完成情况,作为对下级政府官员的考核内容。同时,实施绿色GDP核算体系,评估地方经济发展的环境代价和经济增长质量。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日前在做客人民网时强调,不唯GDP论英雄,不是否定GDP,而是不能搞GDP崇拜。相反,不唯GDP,促使我们研究建立一个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格局相适应的、科学的、完整的指标体系。“GDP只是反映了生产的成果,而其中一些资源的消耗、效率的损失,甚至包括地方政府负债等都并没有加以核算。只有科学核算这些‘减损’,才能比较客观地衡量一个地区、一个社会、一个经济体的全面发展情况。”
经济“换挡”动力何来
张立群对记者表示,他认为中国经济不会像很多人担心的那样一路下行,今年政府在稳增长的政策上做了全面安排,我们完全有信心相信中国经济不会滑出底线,7.5%左右小幅波动的态势,会越来越稳定,随着这种态势进一步巩固,市场预期波动会减小,这种波动是正常的。
“当前我们一定要增强信心,稳增长的条件正在越来越全面地准备着,包括市场需求面和政策面的调节,包括体制、机制的完善以及它释放的经济活力,包括新型城镇化中京津冀一体化的发展已经开始实质性推进,这都会为稳增长提供越来越扎实的支持,因此我认为对未来完全没必要悲观。”张立群表示。
王一鸣认为,放眼2014年,实现高效率的经济增长有许多有利条件。从国际看,世界经济复苏态势逐步增强,外部需求环境趋于改善。从国内看,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将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推进新型城镇化,城市基础设施和市政设施的投资潜力将进一步释放;服务消费加快成长,消费结构加快升级;人力资本条件持续改善,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等,都将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改革是对经济形势长期向好最重要的支撑和保障,要从以前的低水平、低成本的数量扩张,不计资源、环境代价的快速扩张,真正转到注重发展效果和质量上来,考虑发展的代价。”张立群说,这样的转变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是一个新的、非常重要的基础,只有把基础建立起来,才能把过去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的深层次矛盾从根本上消除,对长期增长的稳定性才有坚实的保障。
张立群认为,只有通过改革把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真正把市场和政府的关系理顺,把政府在公共服务、市场监管,在发展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职责强化起来,整个发展方式的转变才能变成现实。转变发展方式,靠口号、靠政治任务是推不动的,最根本的是靠体制、机制的完善来支持和保障,这就需要全面深化改革。
责编:徐豪
我国支撑发展的要素条件在发生深刻变化,正处于结构调整阵痛期、增长速度换挡期,到了爬坡过坎的紧要关口,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
宣战十面“霾伏”
□ 本刊记者 张利娟
正视构成我国GDP“主力军”的第二产业的发展、平衡经济增长速度和雾霾治理二者之间的关系、确定雾霾来源及各种成分所占的比重等,是我们向大气污染宣战所面临的一个个难题。
2013年起,雾霾像一头凶猛的野兽频频出击,已由区域跑向全国,从间隙性趋向于常态化,一些地区甚至多次出现超过六级的极重度污染天气。PM2.5对人体的危害也正被公众逐步认识,以至于人们“谈霾色变”,向“心肺之患”宣战的呼声愈来愈强。
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关系人民生活,关乎民族未来。雾霾天气范围扩大,环境污染矛盾突出,是大自然向粗放发展方式亮起的红灯,必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下决心用硬措施完成硬任务。
报告指出,要深入防治大气污染,以雾霾频发特大城市和区域为重点,健全政府、企业、公众共同参与新机制;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变革;推进生态保护与建设。毫无疑问,治理雾霾将是政府未来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然而,就我国当前所处的工业发展阶段而言,如何正视构成我国GDP“主力军”的第二产业的发展、如何平衡好经济增长速度和雾霾治理二者之间的关系等,是我们向大气污染宣战所面临的一个个难题。
结构成硬伤
长期以来,第二产业一直是我国GDP构成的“主力军”,无论是GDP占比还是增长速度都处于绝对领先地位。就最近十年GDP构成方面来看,第二产业的地位可谓一直稳如泰山,最高占比为2004年的53.0%,高出同期第三产业20多个百分点。
今年初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尽管对产业结构调整结果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消息,但却未能振奋人心。相反,在雾霾天气的持续和蔓延下使人们发出新的疑问:我国产业结构能否彻底改变?雾霾什么时候可以消除?
PM2.5对人体的危害正被公众逐步认识,以至于人们“谈霾色变”,图为3月16日北京遭遇雾霾天,游客戴口罩在天安门广场游览。
“我国仍处在工业化中后期,人口规模巨大、地区发展差距较大的国情,决定了我国不可能像韩国、新加坡等国家那样一下子就实现制造业和第三产业(服务业)的换位,而将是逐渐由以制造业拉动经济为主向第三产业和制造业共同拉动转变,这个转变过程需要十至二十年。”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说。
众所周知,从2011年开始,我国制造业总产值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但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特征十分明显,依然没有走出资源消耗型与环境污染型的经济增长路线,没有摆脱传统的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益为特征的发展方式。中国的工业化发展没有能够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当前出现的雾霾问题就是最突出的表现。
日益严重的大气污染问题,使得原先依赖重化工业和投资形成的GDP逐渐显得沉重,也使我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遭受到了白眼。
“严重雾霾是我国GDP增长长期依靠第二产业发展以及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长期积累的集中暴露。”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罗勇告诉本刊记者,“‘富煤、少气、缺油’是我国既定的能源结构,如果为了治理雾霾而在全国范围内使用清洁能源的话,我们的能源成本会大大提高,同时,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的提高也会带来经济安全方面的影响。煤炭价格相对低廉,但它的污染程度比较大,目前我们处在两难境地。唯一的办法是达到两者之间的一种微妙的平衡,尽可能地在平衡点左右使我们的经济快速发展,越过能源和资源密集程度比较高所带来的经济发展束缚,如果能够很平稳地越过这个点,那我们的经济发展、国家复兴就能达到了。”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李俊峰则表示,就我国所处的工业发展阶段而言,治理雾霾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们不能抱着我国“富煤、少气、缺油”这一能源结构而墨守成规。改变比较困难,但要向雾霾宣战就必须去改变,我们要一点点去做,一年减少一个百分点,第二年减少两个百分点,用十年的努力就可以减少二十个百分点,这样大气质量就有很明显的改变。
2013年城市PM2.5污染排名前十名对雾霾宣战迫在眉睫
孰轻孰重?
如果说我国三大产业中第二产业的庞大和稳固是我们战胜雾霾所面临的一块硬伤的话,那么,治理大气污染和平衡经济增长速度二者之间的关系则是难题中的难题。
2013年,京津冀、长三角等地纷纷推出各种治污减排措施,如污染“重灾区”石家庄在12月17日集中拆除第一批940万吨水泥过剩产能,2013年全年江苏共关闭977家落后企业,等等。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雾霾也成为最为集中的环境问题。作为回应,绝大多数省份在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大气污染治理并开出“军令状”:北京全年计划削减燃煤260万吨,退出污染企业300家;上海提出着力推动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河北更是“背水一战”,“钢铁、水泥、玻璃等行业新增一吨产能,党政同责,就地免职”。
在第二产业作为构成我国GDP“主力军”这一现实背景下,相关产业的关闭和淘汰是对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挑战和考验。
河北省冶金行业协会秘书长王大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钢铁产业是河北省的经济支柱,2012年全省钢铁产业工业增加值占GDP的13.9%,占财政收入的11.6%,吸收近61万人就业。据此,削减相关产能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可见一斑。
“治理雾霾和经济发展速度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对一个城市来说,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如果往环境保护上倾斜的多一些,那肯定会影响经济增长。”罗勇告诉本刊记者。
当问及如何协调二者关系时,罗勇表示,这需要国家进行协调,应该允许一些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存在幅度上的灵活性,在经济增长上能有一个容忍度,或者说对环境保护的需求不能够脱离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这两方要协调好,争取双赢。
与采取相关措施缓和协调二者关系的观点不同,李俊峰则表示,治理大气污染和经济增长速度两者之间不存在协调的问题,尤其是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必须要为治理雾霾让路。中央提出7.5%的发展速度已经留下了很多余地,可以左也可以右,目前当务之急是要解决人民的“心肺之患”。
据介绍,淘汰落后产能直接会影响到当下的GDP,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增长起到负面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大气污染治理对经济的影响呈现总体负效应。污染治理的过程就会带动一些产业的发展,着眼长远,只有好的环境才能吸引优质的企业来投资兴业,从这个意义上说,治理污染不仅会改善环境质量,同样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
成分比重亟待确定
面对雾霾这样一个“心肺之患”,从国家层面到地方政府不断推出的举措或许是解决问题的契机,但从源头控制雾霾则更为关键,这就要求必须清楚雾霾来源及各种成分所占的比重。
此前中科院的报告将北京市大气污染来源分为六大类,二次无机气溶胶26%、工业污染25%、燃煤18%、土壤尘15%、生物质燃烧12%、汽车尾气与垃圾焚烧4%。该报告一出就引起了相关部门和公众的争议,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方力对此作出回应,中科院的数据仅是一家之言,具有一定的参考性,但并不能作为政府权威发布的最终依据。
据了解,当前对大气污染来源分类的方法有很多,不同国别、不同领域的科学研究所采用的分类也不尽相同。作为科学研究,据相关调查显示,雾霾来源复杂,其污染源头涉及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居民生活、城市管理等方方面面。
“治理雾霾相关政策的科学依据目前还存在一定的问题。”罗勇告诉本刊记者,“当前,治理雾霾的当务之急是分析清楚雾霾的来源及具体的数值,在整个污染源里面如汽车尾气排放、煤污染、工业的污染排放以及粉尘扬尘等各占多大比重,需要得出一个确切的、科学的数值,然后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治理。”
据相关研究证实,雾霾的形成是一个大区域、多物理过程,不同大区域之间的雾霾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关联的,同时它还涉及大气物理、化学、生物、陆地与大气耦合等多种因素。因此,不同的监测模式和方法所监测的结果不同,这引起了很多分歧。
“在雾霾组成部分里面最关键的来源以及各种成分所占的比重没有搞清楚之前,我们出台什么样的政策都是无的放矢。汽车尾气、燃煤、工业污染、扬尘等在雾霾成分中所占比重的相关数据必须科学、精确,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以前我们出台的很多政策都将事倍功半。”罗勇对本刊记者表示。
责编:张利娟
金融改革两大切口
□本刊记者王寅
设立民营银行以及推动人民币利率市场化等金融改革措施,都是为了让我国金融业更好地支持经济的发展。但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金融改革也无法一蹴而就。即便是在逐渐进步的路上,问题也伴随着进步接踵而至。
3月12日,苏宁云商的股票跌停,直接原因是苏宁没有成为首批参与五家民营银行试点的民营资本。
在此前一天,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中心现场表示,首批民营银行试点方案已经确定。同日,媒体报道银监会并未收到苏宁提交的设立民营银行的申请。虽然苏宁在当天发布澄清公告,称江苏省政府于2013年9月下旬将苏宁申报民营银行事宜正式行文呈报国务院,并抄送银监会,但依然没能阻止第二天其股票上演跌停行情。
不过,苏宁并未因此放下民营银行这块肉。苏宁于3月17日披露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显示,其成立了专门的民营银行申报工作项目组,并称“与相关政府部门保持密切沟通”。
为什么苏宁撞破头也要挤进民营银行的阵营呢?
金融结构“畸形”
无利不起早。苏宁也好,阿里巴巴也罢,民营资本对金融的追逐无非也是看到了其中的利益。而带来这个利益的,正是我国当前金融结构的“畸形”。
世界银行前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现在我国70%的就业和60%的国内生
产活动是由农户及中小微型企业提供和从事。可他们却很难从银行、股市、债市上借到钱。春华资本集团董事长胡祖六表示,我国银行业目前由国有银行主导。“主张国有银行主导金融体系的人士认为,国有银行的一个潜在好处是能把信贷输送给难以享受到金融服务的弱势部门与群体——中小企业、科技创新企业与广大的普通消费者。但中国的经验表明,国有银行最擅长的业务却是服务大型国企和各类政府投资项目。”胡祖六说。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永隆银行有限公司董事长马蔚华说:“我国约有4万个乡镇、约6.4亿农村人口,还有数量庞大的城市社区,蕴含的金融需求约以百万亿元计,但金融机构空白或仅有一个的乡镇数量仍有近万个。”马蔚华算了一笔账:“在小微企业数量已突破5000万的情况下,假设资金匮乏者占比70%、其中80%有融资需求且户均保守需求量为50万元,则小微信贷市场容量超过14万亿元。”
如何解决金融结构“畸形”的问题?林毅夫认为:“一方面要鼓励现有的大银行或中型银行进行经营模式的创新。更重要的是,发展适合地区性的农户和微型、中型企业融资需求的地区性的中小银行。”林毅夫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到,下一步在发展地区性中小金融机构时,只要其投资者是合格的,只要在资金上、信誉上合格的民营企业都可以参与筹建地区性中小银行,从而更好地解决农户和中小微型企业的贷款需求。
马蔚华表示:“第一,要放宽市场准入。下放审批权限,支持社区银行、村镇银行、信用合作社、资金互助社、小额信贷、消费金融、融资租赁等各类‘草根’金融机构发展。”马蔚华认为,在发挥“草根”金融机构参与发展普惠金融的同时,也要加强政策引导,规范民间金融,使其在普惠金融中发挥积极作用。
利率市场化的甜蜜与危险
鼓励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是为了更好地发挥金融对经济的支持作用,而要让金融更好地发挥作用,推动人民币利率市场化则是无法绕开的话题。在贷款利率已经放开的今天,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3月11日表示,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存款利率最后要放开,这应该是利率市场化的最后一步。我个人认为,这很可能在最近一两年就能够实现。”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朱毅峰表示,银行过去属于垄断行业,但现在银行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利率市场化以后,银行的竞争压力将更大。可以预见,银行间为争夺存款或许将展开拉储大战,存款利率也势必随之升高,银行的利润空间则相应被压缩。随着更多的民营银行的加入,在优胜劣汰的规则下,某些银行或许将因经营不善而倒闭。
这就涉及我国金融改革中的另一个话题——银行存款保险机制。
“早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前,央行就启动了中国存款保险机制的研究工作,苏宁副行长为课题组组长。但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打断了这一正常的改革发展进程。”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王松奇表示,即便这一工作曾经被打断,但央行的积极态度是显而易见的。3月10日,周小川表示,存款保险制度有望在今年内推出。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郭田勇表示,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是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前提。但同时郭田勇也认为,存款保险制度并非万能,在面对小银行倒闭时,存款保险制度能够解决大部分问题。可一旦大银行面临倒闭,则需要更多的处置机制才能够不让倒闭风潮蔓延。
此外,民营银行在利率市场化的背景下,经营风险也非常大。民营银行一旦筹建运行,就需要开展揽储放贷业务。但是,当前《银行法》没有专门针对民营银行的监管标准和规定。“包括资本充足率、控制风险管理、存贷款比率等方面,目前在法律层面都还是空白,需要通过修改《银行法》或者出台专门法律来对民营银行进行监管。”朱毅峰认为这些都是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前要解决的问题。
针对民营银行的经营风险问题,尚福林强调,民营银行要制定相关的风险处置与恢复计划,即“生前遗嘱”,防止银行经营失败后侵害消费者、存款人和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责编:王寅
什么是存款保险制度?
存款保险制度一直被看做是未来银行倒闭时对百姓存款的保护屏障。就像是银行等存款性金融机构给自己上了个“人身意外险”一样,按照一定存款比例向有资质的保险机构投保,当银行等机构发生经营危机或面临破产时,能够保证向其提供财务救助或向存款人支付部分或全部存款,以保护存款人利益,维护银行信用,稳定金融秩序。
首批参与民营银行试点工作的民营资本
浙江
阿里巴巴是中国最大的网络公司和世界第二大网络公司。万向控股是万向集团的子公司,主要从事战略投资,目前已在上海、浙江、陕西、辽宁、新疆等地有投资项目。
正泰集团主营低压电器龙头,总资本超200亿元,拥有上市公司正泰电器,同时也是乐清正泰小贷公司的发起企业。华峰集团系化工行业龙头,旗下拥有华峰氨纶等两家上市公司,并于2008年成立华峰小贷公司,已发展至体量超过16亿元,成为全国第二大小贷公司。
深圳
腾讯是目前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旗下拥有微信、QQ、理财通等产品。百业源为上市公司健康元的控股母公司。
上海
均瑶集团以实业投资为主,旗下拥有上市公司大东方以及吉祥航空、均瑶乳业等。复星集团旗下拥有多家上市公司,包括复星国际、复星医药、豫园商城等,并投资了永安保险、复星保德信人寿、民生银行等金融企业。
天津
天津商汇由天津天士力集团、天津市津兰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市德利得物流有限公司、天津商汇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及天津摩天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华北集团拥有天津市华北电缆厂、天津华南线材有限公司、天津华北创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等。
兜住民生“底线”
□本刊记者 张宏
从本届政府的政策目标来看,城乡一体化成为民生领域的突破口,并以此构建城乡统一大市场,在补“短板”的同时增添经济增长后劲。
改善民生是最大的政治,过去十余年,中国在民生方面的公共支出力度大幅增强。图为3月20日,江西省遂川县社区群众在观看宣传板,了解相关民生政策。
今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一些涉及民生领域的表达精准而犀利的新词着实是让人耳目一新。比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用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保障‘舌尖上的安全’”,“坚定不移推进医改,用中国式办法解决好世界性难题”等。报告起草组成员、国务院研究室司长向东表示,民生是政府工作报告中倾注最多情感的,从教育、医疗到就业,“建机制、补短板、兜底线”的思路更加鲜明。
改善民生是最大的政治,过去十余年,中国在民生方面的公共支出力度大幅增强,但在民生保障改革和制度建设方面依然面临艰巨的任务,既存在城乡二元分割、地区发展失衡等客观困难,又有制度设计不良、制度碎片化、保障权益不公等自身不足。构建一个公平正义的民生安全网,显然还有许多硬骨头要啃。
民生之多艰
为了能让女儿就读重点小学,江苏南京的王女士两年前就以“高出周边楼盘几倍”的价格买了一套二手学区房,并迅速将全家户口迁至学校所在街道。虽然《义务教育法》明令禁止择校,但集中了优质资源的学校还是令家长们趋之若鹜。
今年68岁的重庆老人钟新强,老伴儿去世后一人孤身在家,苦盼着条件合适的养老院释放出空位置来,可这一等就是五年。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当期结余4000多亿元,但不是每个中国老人都能公平地享受到这笔养老金,养老待遇更因地域、职业、城乡身份而各异。
同样,位于四川绵阳的一家社区医院可谓门可罗雀,近30张康复病床空置,医院主任连爱萍称,虽然这里的护理水平和病房硬件并不比市里大医院差,但长期以来优质医疗资源过度集中在少数大医院,导致不少人大病小病都往大医院跑,“看病难且贵”的现象愈演愈烈。
“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曾被称为“民生老三难”,而现在“养老难、就业难、出行难”又成“新三难”。在人民网全国“两会”召开前夕的网上民意调查中,“社会保障”获网友关注最多,其后的还有“食品药品安全”、“收入分配”、“环境治理”等。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称,现在的民生现象是旧的矛盾还没解决,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其中体制性弊病尤为严重,期待从制度层面有新进展。
民生设计应调节财富公正分配
民生福祉事关民众基本权利保障,亦影响到民众对社会总体公平程度的评价。在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七次提到“公平”,尤其在提到“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时,强调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而据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布的第四次“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3)结果显示,2008年总体社会状况公平的评价为69.2%,而2013年这一数字下降到60.4%,表明目前城乡居民对社会公平状况走势不乐观。其中,民生领域的许多不公平,多数是由于公共服务不均等、资源配置不均衡造成的。
“我国民生保障在制度转型方面仍未最终全面完成,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和失误。”全国人大常委、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在回顾我国民生保障制度变革历程时表示,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城乡分割的制度安排及与之相关的管理体制、资源配置等,影响了民生保障体系的统一性及其整体功能的发挥。
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亦表示,过去几年中国民生保障制度建设只是搭了一个框架,充斥着“碎片化”和“短期行为”,存在着很多不公平和不可持续之处。
“诸多不足、缺陷与问题的存在,一部分是由于历史原因与发展不平衡造成的,一部分是由于‘摸着石头过河’、渐进改革中经验不足造成的,但也有一部分是由于改革不够理性、制度设计不够周密的决策失误造成的。”郑功成说。至于下一步的民生保障体系建设,他给出的建议是应该从追求“普惠”转向“公平普惠”,这个公平就落脚在城乡统筹发展与保障体系城乡一体化上。这就要求民生保障将不再是一种维护社会稳定的消灾化险型制度安排,而将会成为调节社会财富公正分配的基本制度保障。
民生改革需攻坚克难
新一届政府在保障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方面,有着较为明显的工作思路,在2012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针对民生领域的工作思路提出了16字方针,即“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舆论”。李克强总理在答记者问中,进一步表示,2014年民生工作要着重做好三件事,即保基本、兜底线、促公平。这既是结合当前实际情况,亦是从长远机制考虑入手。
不少受访专家和业内人士认为,“广覆盖”和“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仍然是中国民生保障的基本特征,特别是对于绝大部分地区来说,这些年政府主要是在补历史遗留欠账。
其中,民生保障的“广覆盖”首要的是弥补制度缺陷,实现制度全覆盖,打破之前因城乡、地域、性别、工种等造成的保障缺失;而“兜底线”则是坚守网底不破,通过完善低保、大病救助等制度,兜住特困群体的基本生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表示,托底重在“保基本”,使社会保障的标准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托底重在“守底线”,必须重点关注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把钢用在刀刃上。
“突出重点”强调的是保障基本民生,编织一张覆盖全民的保障基本民生的安全网。其中包括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基本养老、保障房等,努力逐步把短板补上。从本届政府的政策目标来看,城乡一体化成为民生领域的突破口,并以此构建城乡统一大市场,在补“短板”的同时增添经济增长后劲,新型城镇化、棚户区改造、公立医院改革等都将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活力和市场潜力。
当然,中央绘制的民生改革蓝图无不指向“体制”、“机制”难题,但体制攻坚之难从就业中窥见一斑。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高校毕业生规模为727万人,被称作“最难就业年”。全国政协委员朱建民表示,经济转型中,就业形势会更为严峻,也正是这种严峻性为机制性改革提供了倒逼动力。
责编:张宏
2014年民生领域重点工作
就业 民生之本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
零就业家庭至少1人就业
收入 民生之源
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
事业单位推行绩效工资
社保 民生之基
统一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
提高城乡低保水平
发展老龄事业
医改 民生之需
推行城乡居民大病医保
扩大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试点
住房 民生之要
保障房新开工超700万套
推动公租房和廉租房并轨
创新政策性住房投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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