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温州获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媒体上关于这一事件的报道铺天盖地。我们关注到，对于这一试验区在金融改革中起到的作用，各方观点的交锋不可谓不热烈。

本次改革方案，虽然从书面来看没有学界期待的“利率市场化”等内容，突破的意味不十分明显，但它毕竟是在民间资本走到岔路口的时间点下应运而生，设立试点目的也在于进一步的探索。所以，无论对这次改革包含的十二项内容是否满意，大部分专家和企业家仍认为关键还在于实施细则，改革需要更长远的谋划和更扎实的推进。

本刊记者从温州当地发回的报道也印证了同样的观点。

承认民间资本在制度层面的合法性，允许其规范化、阳光化发展，这本身即是金融理念上的巨大进步。

但是，民间资本想要在金融领域取得公平的市场竞争地位，则并非一次一地的改革所能解决的问题。正如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所言，这次的改革谈不上是“综合”，但即便是在有限的方面有所突破，对当今的中国金融改革仍具有积极的意义。

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90年代的上海、本世纪初天津滨海新区、如今的温州，在不同阶段都被金融改革的风雷所激荡。

只不过，今天温州改革面临的市场环境已经大不相同，金融组织架构体系、法律制度框架决定了金融改革很难复制上世纪末的改革。这也意味着，只要在某地就一项重大制度进行变革，在全国统一市场下就是全国性的变革。所以，我们还要思考的是，温州的试点在取得突破之时能否有效控制住潜在的金融风险，地方政府对小型金融机构、地方民间金融活动的监管能否到位。

不管怎样，在金融改革的道路上，这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人们期待的是——温州金融改革不仅能够开花，而且能够结出真正的果实。

温州领跑金融改革

“既然温州能利用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的问题迎来金融综合改革时机，那上海、深圳这些条件更好的区域为什么不能进行一些他们所需要的局部金融改革？”

本刊记者　乔振祺　发自温州

4月的温州阴雨绵绵，在瓯江边等待摆渡过江的人和车都秩序井然。此时的温州，似乎已经摆脱了2011年8月以来发生的民间借贷危机和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所带来的阴影。媒体上对于温州民间借贷风波的报道趋于减弱，一切看起来很平静。

然而，温州企业并没有渡过难关。

根据温州银监局公布的材料，截至2月末，温州出走企业234家，比年初新增60家，其中1月份24家，2月份36家。涉及银行授信的出走企业152家，涉及银行授信余额总计40.72亿元，已基本形成不良贷款，占全市不良贷款余额的36.22%。

3月27日，温州市政府召开金融工作座谈会，温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银监局、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等多个政府部门参加。这次会议上，温州有关部门明确指出，“企业出走现象未能遏制”、“企业还贷压力逐月加大”、“中小企业融资困境越发明显”。

“民间借贷风波的负面影响仍难以在短期内消除。”温州市金融办相关人士分析。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认为，温州民间借贷风波仍在蔓延。尽管温州出台一系列措施，初步遏制了借贷乱象，稳定了社会，但是，民间借贷危机、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影响之深，恐怕不是地方政府短时间内就能消除的。

“这种信用危机带来的创伤，几年都恢复不了。”新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温州苍南县“方兴钱庄”创始人、温州方兴担保公司董事长方培林告诉本刊记者。

温州民营企业家如此大规模的跑路潮实属罕见，中央早已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去年10月4日，温家宝总理在温州考察时强调，要妥善处理企业之间担保、企业资金链断裂问题。或许正是这次视察使温州设立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方案驶入了快车道。

外界普遍也认为，去年下半年温州爆发的民间借贷危机，直接促成了这次国家层面的金融改革试验区落地温州。

3月28日，也就是温州市金融工作座谈会召开的第二天，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决定的出台，使得温州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

民间资本管理公司陆续开业、7家小额贷款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招标、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成立、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到温州调研……围绕温州金改的一系列内容，让媒体对温州的热情再度提振起来。

2011年9月20日，人称“眼镜大王”的温州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因不堪债务重负出走美国，企业陷入危机。之后，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救市措施，胡福林从国外“回归”。

原地踏步还是成功破题？

新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创始人、温州方兴担保公司董事长方培林。摄影/乔振祺

就在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几天后，温家宝总理到福建进行调研时指出：“我们现在所以解决民营资本进入金融，根本来讲，还是要打破垄断。”

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的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规范发展民间融资；加快发展新型金融组织；研究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积极发展各类债券产品等十二项主要任务。

虽然备受期待的“利率市场化”没有出现在此次改革的十二项内容中，但是，在具体的实施细则还未出台之前，不少人士特别是温州当地人士，更愿意把这次温州金融改革预想为一次对现有金融体制的大胆革新，寄望于通过政策利好提振人们对温州金融市场的信心。

参与温州金改具体方案制订的温州金融办主任张震宇向本刊记者透露：“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实施方案已完成，上报浙江省委省政府批复，批复后就可以实施。”

其实，从方案酝酿到十二项总方案的出台用了近两年的时间。

这两年，温州市委市政府明显感到，改革开放30多年来，虽然温州一直是中国金融改革的排头兵，但金融改革相比经济发展的需求仍显滞后。2010年，温州市政府有关部门与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合作，完成了《温州综合改革试验总体方案》、《温州“十二五”金融发展方案》、《温州金融集聚区的方案》等三个金融改革课题。

后来，借温家宝总理到温州考察的机会，浙江省委省政府和温州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在温州设立由国家审批的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

“即将出台的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实施方案与2011年12月温州市金融工作会议出台的‘1+8’系列文件有所区别，但内容却是一脉相承的。”张震宇说。

此次温州“金改”能否如人所愿打破金融垄断？各方的看法趋于多元。

在方培林看来，这次改革仍是在原地踏步，因为上世纪80年代温州就已经大量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民营银行。1984年，方培林创办了“方兴钱庄”，这也是温州第一家私人钱庄，1986年温州诞生了第一家民营股份制城市信用社。随后，几十家类似金融机构诞生，这些机构实际上都执行着市场化的利率。

需要提及的是，2002年，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就曾同意温州成为当时中国唯一的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而且当时改革的内容比这次改革还要超前，明确提出了利率市场化和允许民间资本成立民营银行等内容。但由于银监会对此事始终未作批复，导致最后无疾而终。

在采访方培林之前，本刊记者收到他发来的短信，他建议记者将2005年出台的《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非公36条”）、2010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若干意见》（简称“新36条”）和此次温州金融改革的十二项内容进行比对。

记者发现，在此次改革的十二项内容中，有一些在新老“36条”中早有提及，特别是“新36条”针对民间投资，在扩大市场准入、推动转型升级、参与国际竞争、创造良好环境、加强服务指导和规范管理等方面，系统地提出了政策措施。可两年过去了，各分管行业的部委还没有全部出台具体的实施细则。而“非公36条”破解资本二元体制的脚步几乎停滞不前。

“不管这次改不改，这十二项内容其实温州都在做。”方培林说。

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主任李坚平认为，此次温州“金改”会对温州产生一定的利好，但由于没有触及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很难真正打破金融垄断。

与上述两人的观点不同，周德文对此次改革较为乐观。他并不认为国务院出台的十二项温州金融改革总方案过于模糊或重复已有政策。

“模糊一点就留有了行动的空间，细则的制定者可以大胆地做。”周德文说，“‘尚方宝剑’已经给温州了，批准温州为中国唯一的金融改革试验区，温州要敢去做，杀出一条血路，那样温州的改革一定能成功，并且会有益于全国。”

周德文还认为，此次温州金改虽然未涉及利率市场化，但并不遗憾。第一，目前试行利率市场化的条件还不成熟；第二，除了国有金融机构外，温州的民间金融机构其实一直在利率市场化。“只要我们扎扎实实把这十二项做好了，利率市场化是水到渠成的。”他说。

前温州市政策研究室主任马津龙告诉本刊记者，虽然国务院的十二项主要任务措辞模糊，但正好给地方提供了想象空间。改革能不能成功，关键看地方政府能不能以积极、主动的改革态度落实细则。

财经评论员马光远认为，从十二项主要任务中并不能看出新意。“我们很多‘剧本’本身并不精彩，更期待的是‘演员’，温州有很好的演员，胆子大一点，创新多一点，对于体制突破的办法灵一点。”他说。

“现在就要看温州地方官敢不敢把‘乌纱帽’放在桌上来推进改革。”周德文多次向记者强调。

小贷公司和村镇银行哪个更现实？

2011年8月以来，由于个人、钱庄、企业、官员、正规担保公司、银行构筑的民间借贷资金链越来越长，温州出现了严重的信用危机。方兴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方培林说温州90%的家庭都在搞金融。

虽然利率市场化缺位，但此次温州“金改”的十二项任务仍释放出打破金融垄断的积极信号，特别是允许“民间资本发起设立或参股新型金融组织”。舆论普遍认为，这是本次改革中最重要的一条。

“十二项主要任务看似简单，事实上每一条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觉得没有比第二项更重要的，这是一个试金石。”马光远对记者说。

为什么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的十二项主要任务中，专门提及“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到底有多少小贷公司能转为村镇银行？“符合条件”具体又指什么？

在张震宇看来，目前的金融体系，正规金融发展和民间金融之间，存在一个断层，而填补的方法就是要搭建三个平台：一是小额贷款公司；二是村镇银行；三是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和民间资本管理中心。但张震宇特意强调，支持民营资本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等，这里的“发起”不一定就是“主发起”。

2007年银监会出台的《村镇银行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村镇银行最大的股东或者唯一股东必须是银行业金融机构，而最大银行机构的股东持股比例不得低于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20%。”

显然，如果温州金改出台的细则没有对上述规定有所突破，那么这仍意味着只有银行才可以办村镇银行，民间资本若想直接成立村镇银行恐怕难度依然很大。

而马光远最期待的则是，“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这一款。“先办一个小额贷款公司，然后再转为村镇银行，这是‘曲线救国’。”他说，“小贷公司变成银行的时候，只要符合银行对资本金、人员素质和法人治理结构等要求，就应该可以变为银行。”

2009年银监会发布了《小额贷款公司改制设立村镇银行暂行规定》，其中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作为主发起人、持续营业3年及以上且最近2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不良贷款率低于2%以及拥有优质的管理团队是转换的必要条件。

张震宇说，小贷公司能不能作为“主发起”，直接转为村镇银行，“这是银监会要探讨的事情”。他比喻说，小贷公司转为村镇银行，“不能当董事长，只能当董事，董事长要银行来派遣”。

现实中，小贷公司一旦转为银行，则产生了质的变化。银行的要求更高，它的风险比小贷公司更大。小贷公司如果发生经营危机，也就是放出资本金无法收回，它可以选择清盘，由于目前规定小贷公司的资本金与负债的比例是1:1，所以对社会的影响较小。而村镇银行的资本金可以放大10倍计算，也就是说90%的资金来自于社会公众，如果这一家村镇银行办得不好，又没有国家作为后盾，则无法抵挡一些突发事件，比如挤兑。

针对这个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认为，银行是规范的金融机构，在资本、管理能力和风险控制方面，都能达到一定水平。也正因为此，发起人和主要股权落到传统的一些金融机构头上，而其他民间资本进入的积极性可能就会受阻。

“这次温州提出来的问题，实际上是要突破现有规定，但国家依然要考量，这样的村镇银行，风险到底要怎么样控制。”刘元春表示，“简单地呼吁降低门槛，在村镇银行等方面做出一系列改革，结果并不会很好。”

对于什么样的小贷公司能转为村镇银行，张震宇谈了一些他的个人意见：“一是时间办得长的，有经验，也就是说你的人才很多；二是资本金规模大；三是在经营过程中，每年都被评为优良等级。”

财经评论员叶檀对小贷公司转为村镇银行有着独特看法，她认为讨论这个问题的前提是看整个市场需要的是什么？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她说：“如果小贷公司非常好用，用得顺手，那就是小贷公司。一旦‘登堂入室’，你会发现主导权没了，最红最大的桃子就被银行拿走了。如果把小贷公司的风险管控起来，就可以发挥非常大的作用。”

在温州开办小额贷款公司的黄建勤认为，如果仍按照现有的《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暂行管理办法》，他的公司已经走不下去了，他也想转为村镇银行。“不过，如果小贷公司管理制度有突破，比如，在控制风险的情况下，适当扩大负债规模，我也会考虑继续沿着小贷公司这条路走下去。”

金融改革谁领跑？

在社会热烈讨论温州金改方案的时候，一直走在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首先坐不住了。

4月12日，深圳市委常委会研究通过《改善金融服务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系列配套文件，提出年内成立深圳前海股权交易所、与香港试点开展双向跨境贷款等多项金融改革措施。紧跟着4天后，天津滨海新区亦出台了金融创新等18项举措。

受温州“抢跑”、深圳“跟进”的刺激，国内多地亦有推动“金改”言论，先是证监会主席赴武汉引发金融创新猜想，接着热议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可能赴上海出席金融改革座谈会。近日媒体披露，珠三角金融特区方案已经上报国务院。而A股市场上不少涉及金融改革概念的上市公司更是被看好。

事实上，今年1月31日，在温州金改获批之前，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改委联合上海市政府联合发布《“十二五”时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规划》。这个规划被视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进程中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文件，不仅明确要将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还对金融改革提出了具体的时间表。

刘元春认为，中国的金融改革走到今天，区域性的改革一直在推进，但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很多的阻碍。“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设立，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温州金融改革是下一步改革序幕拉开的基点，不在于温州的未来怎么样，而在于全局性的意义。”

温州、深圳、天津、上海……一系列的区域性金融改革，让人联想到未来可能产生的“连片效应”。“这种连片效应就是指从区域性、非实质性的金融改革引导出一种全新的、系统性的金融改革。”刘元春说。

当被问到，虽然大家都有金融改革的共识，但是为什么总是改不动时，刘元春认为，改革需要新的能量来推动它，需要有一种新的思维引入。

令人疑惑的是，从金融改革的整体环境来看，温州赶不上上海和深圳，但是首个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为什么没有放到上海和深圳？

刘元春认为，这次金融改革并不是对现有金融格局中最核心的利益进行调整，而是对民营资本的一个梳理和服务于民营资本、民营经济的多元体系的构建，这些恰恰是深圳、上海、北京、天津，不想干也不想争的。而民间力量的培育孕育了新的格局和新的力量，从而推动其他区域的金融改革。

“既然温州能利用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的问题取得金融综合改革的时机，那上海、深圳这些条件更好的区域为什么不能进行一些他们所需要的局部金融改革？”刘元春强调。

（实习记者朱亦梦对此文亦有贡献）

2008年10月13日上午，温州市第一家小额贷款公司——苍南联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在苍南县灵溪镇举行了开业典礼。

各方观点荟萃

温州金融改革是自下而上，且允许试错的。改革的要点和重点在于“减少管制、支持创新、鼓励民营、服务基层、支持实体经济、配套协调、安全稳定”。

周小川（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这次温州主要是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民间资本问题。二是个人境外投资。三是研究确立地方政府对小型金融机构、地方民间金融活动的监管地位与监管责任。温州改革还谈不上“综合”改革。

夏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

不管这次改不改，这十二条其实温州都在做。

方培林（温州苍南县“方兴钱庄”创始人、温州方兴担保公司董事长）

此次温州金改会对温州产生一定的利好，但由于没有触及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很难真正打破金融垄断。

李坚平（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主任）

“尚方宝剑”已经给温州了，批准温州为中国唯一的金融改革试验区，温州要敢去做，杀出一条血路，那样温州的改革一定能成功，并且会有益于全国。

周德文（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

虽然国务院的十二项主要任务措辞模糊，但正好给地方提供了想象空间。改革能不能成功，关键看地方政府能不能以积极、主动的改革态度落实细则。

马津龙（原温州市政策研究室主任）

我们很多“剧本”本身并不精彩，更期待的是“演员”，温州有很好的演员，胆子大一点，创新多一点，对于体制突破的办法灵一点。

马光远（财经评论员）

如果小贷公司非常好用，用得顺手，那就是小贷公司。一旦“登堂入室”，你会发现主导权没了，最红最大的桃子就被银行拿走了。如果把小贷公司的风险管控起来，就可以发挥非常大的作用。

叶檀（财经评论员）

这次金融改革并不是对现有金融格局中最核心的利益进行调整，而是对民营资本的一个梳理和服务于民营资本、民营经济的多元体系的构建。

刘元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责编：乔振祺

让金融业回归

“温州金融改革试点需要一步步走，成熟一项申报一项再实施一项。金融改革不能太急功近利，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本刊记者　何晶

民间借贷如一把双刃剑，有助于企业发展，也蕴涵极大风险。风险与利益并存，合法与违规交叉。如今，对于民间借贷“堵不如疏”已成为共识。

本已不平静的水面，被投入了一块巨石。

3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批准实施《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并明确了金融综合改革的十二项主要任务。继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区和舟山群岛新区之后，温州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的建立能否为浙江省甚至是全国带来崭新的改革和发展契机，引发了公众广泛的关注。

破解民间资金供求矛盾

此次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的十二项主要任务，涵盖的内容非常庞杂，从规范发展民间融资、发展新型金融组织、培育发展地方资本市场到研究个人开展境外直接投资试点、深化地方金融机构改革、探索建立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等等，涵盖了金融市场化改革的诸多方面。

围绕“总体方案”形成的主流意见大致归为两派：一派认为温州成为金融改革的试验区，对中国金融市场化来说意义重大，甚至有人把它比作金融界的“南巡讲话”；另一派则认为十二项主要任务“有纲要而无细则”，存在一定的模糊性。

“这次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的核心主要是两大任务，重点是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难点是民间金融的阳光化、规范化。”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汪炜教授向本刊记者表示。

温州是我国中小企业和民营资本集聚程度较高的地区之一，几十年民营经济的发展积累了许多经验，也掩盖了不少矛盾和问题。自2011年8月以来，温州陷入了民间借贷危机，一些企业的资金链紧张甚至断裂。当前，温州金融市场的吊诡——民间资金多、投资难，中小企业多、融资难的问题十分突出。

“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建立，可以为温州民间资本、民营金融机构合法正规地进入金融领域，以及阳光化、规范化地从事金融活动创造有利的制度环境；有利于从根本上克服温州民间资金多而投资难、中小企业多而融资难的资金供求矛盾，有利于从根本上消除产生民间借贷危机的制度根源，为温州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金融支撑和政策保障。”温州市经济学会会长马津龙认为。

隐形“关卡”仍然存在

长期以来，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金融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由此带来了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针对中小企业严重不足的问题。

“支持民间资本发起设立村镇银行，是此次温州金融改革的最大突破，有利于打破银行业的垄断格局。”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教授在接受本刊专访时指出。

4月1日至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到广西、福建调研，深入企业了解经济形势时说：“我们现在所以解决民营资本进入金融，根本来讲，还是要打破垄断。中央已经统一了这个思想。……温州的试点，有些成功的，要在全国推广，有些立即可以在全国进行。”

这次改革的特殊意义由此凸显。

在采访中，汪炜教授介绍，目前已经有区域性地方商业银行温州银行存在，但在中央着力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背景下，能否有更多小型银行机构发挥作用，这些银行能否让民营企业、民营资本来控股，应该在此次温州金改中进行尝试。

目前，国家允许具备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改制为村镇银行，但事实上还有一道过不了的隐形“关卡”——设立村镇银行需要银行业金融机构作为主发起人。这意味着，如果一家小额贷款公司要改制为村镇银行，那原来作为发起人的民营企业就不能再成为主要股东。

“哪一家民营企业愿意做这样的事？其实不妨在优秀的小额贷款公司改制为村镇银行的过程中，允许民营企业作为它的主发起人。目前已经有民营银行，为什么不允许小额贷款公司改制为民营的村镇银行？”汪炜教授表示，在金融领域中打破垄断的路还很长，希望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能够逐步破题。

由此反观此次温州金改提出的“研究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汪炜教授认为，温州情况比较特殊，温州人掌握的经济资源总量非常大，且其资本投入和产出中绝大部分是在温州以外循环的，因此要以更开放的心态来发展温州经济。其次要为民间资本寻找出路，除了参股金融企业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是扩大对外投资，这同样不能忽视。

呼唤回归实业

其实，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胆探索者，温州早在30多年前就已经启动了金融改革和创新。

1980年10月，温州苍南县金乡镇金乡信用社在全国率先实行浮动利率。日后这被视为我国首个金融改革举措。

据时任金乡信用社主任的陈礼铨回忆，当时温州商人借钱只能去借月息五六分的高利贷，因为银行利率太低，农民有钱也不愿意存银行，从信用社也贷不出钱。

1980年，金乡率先突破全国统一的固定利率制度，实行浮动利率改革。1979年金乡信用社的居民存款只有380元，而1981年该社居民存款迅速增至54万元，贷款量也随之猛增。在正规融资渠道打通以后，地下钱庄的高利贷很快得到遏制。

1987年，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率先在温州实行利率改革。

2002年8月，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戴相龙赴温州调研时，提出了温州金融体制改革的设想。同年12月，浙江省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联合在温州召开深化温州金融体制改革工作会，宣布把温州作为全国唯一的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正式启动新一轮金融体制改革。

时隔10年，温州金融改革再次破冰，但人们期待的“浮动利率”却并未在此次改革方案中露面。“这几年温州的问题从表面上看是高利贷，实际上是产业‘空心化’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辜胜阻进一步指出，“此次温州金融改革试点的目标之一，是构建与企业‘门当户对’的金融体系，发展草根金融支持草根经济。这样的指导思想能有效引导那些游离在实体经济之外的‘游资’和‘闲钱’回归实业，让金融回归到服务实体经济中来，促进实体型中小企业健康快速发展。”

“我们迫切希望这次改革能形成一个机制，即把充裕的民间资本转换成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可用资金，并促使它们投入到实体经济中去。”汪炜教授说。

还金融业以本质

金融业的服务相较于实体经济的发展滞后，这一现象在当下非常普遍。不少人发现，巨量民间资本在正规银行体系外循环的现象，不仅温州有，江苏、福建、广东、内蒙古等地也都有。

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分析说，“中国的民间借贷特别是高利贷和金融机构准入限制有一定关系。正门不开人们就走小门，搞一些旁门左道。未来中国金融改革的第一步是要把‘正门开大’，放宽对金融机构的准入限制。”

郭田勇教授认为，金融改革的核心是还金融业以企业本质，让金融机构充分竞争。“我们应该采取渐进式改革的方式，逐步放开民间资本，允许他们参与市场竞争。下一步金融改革的关键是利率市场化。利率反映了资本的价格，应该把利率的定价权还给企业，只有这样才能让金融业逐步走向健康、有序、充分竞争的状态。”

截至本刊发稿时止，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的试点工作刚刚启动，实施方案还未向社会公布。4月16日，温州市政府网站挂出公告，向全国竞争性选聘108位金融人才，招聘岗位涉及政府金融管理机构、国有企业金融管理和区域金融机构等。

汪炜教授指出，“温州金融改革试点需要一步步走，成熟一项申报一项再实施一项。金融改革不能太急功近利，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1980年，浙江省苍南县金乡信用社实行的浮动利率在当时引起极大的关注。

温州是中国主要的造鞋基地之一，拥有超过4500家制鞋工厂，每年出口60万双。

温州金融改革历程

责编：何晶

温州金融改革突破点何在？

应该如何看待温州金融改革的示范效应？这一改革未来走向如何？本刊记者就此专访了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

本刊记者　何晶

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　辜胜阻

中国报道：温州获批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您认为最大的突破是什么？

辜胜阻：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从民企投融资和民间金融服务、管理与风险防范两大方面提出金融改革方案，并重点强调十二项任务。

其中，支持民间资本发起设立村镇银行，是温州金融改革的最大突破，有利于打破银行垄断。支持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资金互助社等小型金融机构，不仅拓宽了民间资本投资渠道，使其由“魔鬼”变为“天使”，而且能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回归实业，为实体经济提供了更为宽阔的融资渠道，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改善当前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融资险”问题。

有关消息称，温州计划在3到5年内，由民间资本主发起设立50家村镇银行。此外，温州金融改革还鼓励民间资本的多渠道发展，如股权投资、债券投资、境外直接投资等，还构建地方场外交易市场，以满足多元化的投资需求和多样化的融资需求。可以说，温州金融改革是一次全方位的改革，意在营造一种高效竞争的金融生态环境。

中国报道：这次金融改革选择温州作为试点，是否因为其经济发展的特殊性？

辜胜阻：温州金融领域出现的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同时又有其独特性。

一方面，温州素有市场化的改革基因，是我国民营经济的“发源地”和“风向标”。温州民间资本充裕，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数量众多。粗略统计，温州有40多万民营中小企业和6000多亿民间资金，坚实的民营经济基础将为温州金融改革创造有利的条件。

另一方面，温州是此次民间借贷危机的“风暴眼”和“重灾区”，治理危机亦成为当前温州金融改革试点的原因之一。由于实体经济利润下降，且楼市限购、股市低迷、存款负利率，“投资无门”致使大量民间资本演变成炒资产的“游资”和“热钱”。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在体制内融资的难度加大，体制外融资需求十分强烈。

两方因素造成民间金融供需两旺，加之缺乏足够的引导和规范，致使民间金融脱离正常轨迹异化发展，民间金融“高利贷化”倾向严重。此外，温州企业呈现出“赚快钱”的浮躁、急躁心态，导致民间金融游离实体经济领域，产业面临“空心化”的潜在风险。

中国报道：如您所说，目前温州实体经济“空心化”现象非常严重，您也曾在调研后提到“实业真难做，做实业真苦，实体经济真危险”。那么温州实体经济面临哪些具体的困境？本次试点能否从根本上扭转这一现状？

辜胜阻：目前，我国实体经济主要面临五大挑战风险：一是大量民间资本游离实体经济，变成炒资产的“游资”和“热钱”；二是大量做实体经济的企业从实业平台取得的融资流向非实体经济领域；三是大量中小企业面临严峻生存困境，相当一部分变成“僵尸”企业，名存实亡；四是随着企业精英大批移民或外迁，大量实体经济的发展要素流失。五是企业家实业精神衰退，呈现“赚快钱”的浮躁、急躁心态。

此次温州金融改革的目标之一是构建与企业构成相匹配的“门当户对”的金融体系，发展草根金融支持草根经济。这能有效引导游离于实体经济的“游资”和“闲钱”回归实业，引导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位，促进实体型中小企业健康快速发展。

中国报道：对于此次试点，业界很强调配套协调与安全稳定。哪些配套制度与措施需进一步完善？

辜胜阻：当前温州金融改革要进一步制定金融改革方案的实施细则，建立和完善金融改革配套制度，破除改革进程中的“玻璃门”和“弹簧门”。积极推进相关法律法规建设，明确民间资本发起建立银行的合法性，为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提供法律保障。

根据《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发起人或出资人应符合规定的条件，且发起人或出资人中应至少有1家银行业金融机构”，这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民间资本介入的积极性，为此，要推进《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的修订，明确民间资本发起建立中小金融机构和小额贷款公司改制村镇银行的条件。要尽快建立健全银行存款保险制度，保障储户的合法权益，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稳定。同时要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

中国报道：在金融安全稳定方面，金融监管的作用不可忽视。此次改革方案中重点提及到金融监管。未来应采取怎样的金融监管模式？

辜胜阻：严格、科学的金融监管对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明确提出，“清晰界定地方金融管理的职责边界，强化和落实地方政府处置金融风险和维护地方金融稳定的责任”。

为此，要研究确立地方政府对小型金融机构、地方民间金融活动的监管地位与监管责任，积极探索适合我国金融体系的金融监管模式。要建立地方与中央相关部门的即时信息沟通机制，探索中央监管机构专门监管大的金融机构，微小型金融机构放权给地方的监管模式。要在坚持发挥中央金融管理部门指导、协调和监督作用的同时，充分强化地方政府的金融监管意识和责任，进一步明确和落实地方政府对小额贷款公司和村镇银行等小型金融机构的管理职责。

责编：何晶

2月8日，浙江省工商局出台了业内首个《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融资监管暂行办法》，规定小额贷款公司须向工商部门如实申报融资信息，规范开展融资操作。

民间投资也需要“支付宝”

在温州，一系列配套的金融平台和新型机构已经应运而生。

本刊记者　孙玲　发自温州

3月30日，在温州市江滨西路的一座大厦内，醒目的“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铜字被镶嵌在墙上，工人正用红布将它盖起。

温州人的商业嗅觉异常敏锐。

3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刚决定设立温州为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温州市政府和民间资本就已经觉察到了其中蕴含的契机，一系列配套的平台和机构应运而生。

截至本刊记者发稿时，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有限公司已经在工商部门领取营业执照，预计4月底开始营业；瓯海信通和乐清东铁两家民间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已正式试运营，另一家设立在瑞安市的民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也已准备就绪，即将试运营；7家小额贷款公司正在申请注册；几家大型企业正在等待细则的出台，准备筹办村镇银行；国内首家民间资本服务机构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已经运营一年多……

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扮好红娘角色

“建立民间融资备案管理制度，形成民间利率指数，让更多的地下放贷人浮出水面，民间借贷明码标价，有效抑制高利贷。”这是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十二项任务中的第一条。与这一条相匹配的，就是由温州市政府批准，民间资本投入成立的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

“这是温州金融改革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参与筹办成立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的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告诉本刊记者，“建立这样一个民间借贷登记备案平台，可以使民间借贷从地下走到地上，走向规范化、合法化，有利于重建民间信用基础。”

该中心以公司化的形式运营，由14家法人、8个自然人投资设立，注册资本600万元。主要的服务内容涵盖5个方面：建立资金供求信息库；通过信息服务系统进行信息配对与对接；安排资金供给方和需求方见面；协助资金供给方、需求方办理借款手续并登记备案；为借贷双方整理资料、归档，向主管部门备案。

“这有点像是证券交易所，为民间借贷提供了一个交易场所。”周德文把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所扮演的角色形象地比喻为红娘。“政府制定游戏规则，民间资本进来，服务的对象也是民间资本。比如两个人要互相借钱了，双方谈好后就去中心备案登记，中心需要对借贷双方的资格进行审核，通过后，按照规范化的合同来签订、注册、备案。”

中心负责人徐智潜透露，“只要民间借贷的金额突破一万元，我们都欢迎来中心做登记。市民对自己发生的民间借贷信息进行备案登记是免费的。”

问题是，这样一个游戏规则，有多少人会真正参与进去呢？这与温州民间熟谙的“人情借贷”有什么不同？对防范民间借贷风险能起多大作用？

本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不参与经营，只提供平台，吸引借贷双方，以及公证处、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配套机构进驻，收取中介费、入场费。而在服务中心登记的民间借贷，按照现有规定，利率不能超过基准利率的4倍。这不仅能够遏制高利贷，以前限制的个人不能给企业放贷，企业跟企业之间不能借贷的条框也彻底被打破。

作为民间借贷的双方，以前借贷行为只有双方自己知道，借款方就算没有能力偿还，还可以到别处借钱，这中间的过程都是不透明的。登记备案后，借款方的信用记录就可以查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范风险。

然而，借贷登记目前并不是强制性的，不去备案行不行？也行。“原来大家都不用去登记，都是一样的。现在政府允许你去登记，如果你不去，万一出了问题，就没有合法权益，只能自己负责。”周德文分析说。

温州方兴担保公司董事长方培林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对这项登记服务也表示了自己的忧虑。在他看来，“两个人如果自己私自商量好了借贷关系，为什么还要去登记，既没有提供担保，又没有贴息，这不是麻烦吗？”他表示，问题的关键是必须引进担保公司，有了担保，借贷双方才会放心。

另外，有关借贷双方的隐私保护、中介费的纳税问题等，都需要进一步厘清。

民间资本管理公司：引导投身实体

瓯海信通民间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是温州市成立的第一家民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在去年11月18日温州市金融工作会议公布的“1+8”地方金融改革创新战略中，“创建民间资本管理服务公司”就列于8项具体的子方案中。

民间资本管理公司是温州的首创，一面世就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外界都在看这个新生事物将如何让民间资本与实体项目对接，通过规范化的引导纠正民间资本虚拟化、泡沫化的缺点，促使民间资本投身实体经济。

在本刊记者联系采访时，瓯海信通的工作人员表示温州市金融办已经专门下文通知，公司不再接受媒体的采访。而瓯海区金融办的一位负责人也表示，希望外界不要过分聚焦这家刚刚成立的公司，给它一个成长的空间。

本刊记者从公开信息中了解到，瓯海信通由5家瓯海企业和4名自然人联合发起，注册资金1亿元。其中，温州瓯海眼镜有限公司为主发起人，出资2000万元，持股20%。按照规定，民间资本管理公司是以一个县（市、区）为单位开展业务活动的，资金投放主要在县辖范围内的企业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经济组织及其项目。瓯海信通可以采取的投资方式包括股权投资、项目投资、短期财务性投资和私募资金投资等。

与同样面向小微企业的小额贷款公司相比，民间资本管理公司同样不能吸收公众存款，只是在资金来源上更加灵活。小额贷款公司增资只能通过股东出资的方式，民间资本管理公司则可以在确定投资项目的前提下，以向特定对象进行募资的方式吸收财务投资人共同投资。按照目前的规定，试营业1年期间，民间资本管理公司最多可以募资4亿元。

对于投资者来说，民间资本管理公司最大的吸引力在于它的投资回报率。相比小额贷款公司只能靠赚取贷款利率盈利，民间资本管理公司既可以根据投资项目的盈亏情况按比例分担风险分享收益，也可以约定固定回报，投资期限在3个月内的，回报率不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而超过3个月的则没有限定。

“对项目的甄选和风险管理是他们的难点。”一位温州企业家如此评价。根据要求，民间资本管理公司要向金融办按月报送经营情况，接受半年联合检查和年终考核，并接受审计部门审计。

据了解，瓯海信通公司专门成立了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对投资的项目进行论证分析。凡是超过200万元的项目，都必须由投资决策委员会审核，在调查的过程中，也会对企业主的社会关系、家庭背景和过去的诚信情况进行摸底，一旦发现其曾将资金用作炒房、赌博等，就终止投资。

目前，瓯海信通公司的账户是由一家商业银行托管，相关资金往来数据都在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管下。

公司方面表示，试营业至今，已经完成4个项目，总投资近2000万元。下一步，公司计划与当地企业合作，管理在民间借贷危机后行业协会间成立的一些抱团周转资金，具体情况正在接洽中，他们希望通过专业的团队对这部分资金进行管理。

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整合资本和项目资源

“在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确立之前，就已经有一个民间资本管理机构，运营已经一年多了，这是温州金融改革前的第一个尝试。”周德文向本刊记者介绍的这家机构就是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

“我一直认为，支持一个城市发展的一定是实体经济，而不是投机经济。外界都传温州炒楼、炒煤、炒棉花，温州有这么多的民间资本，却找不到好的出路。于是，我们几个企业家在一起讨论能否建立一个公共平台，在这个平台上，进行项目和资本的对接。”中心负责人黄伟建告诉记者。

温州金融的乱象必然会带来破坏性的后果，这一点黄伟建早就意识到。早在2006年，他就发表了一篇文章——《温州民间融资体系亟待定位规范》，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到，“温州民间资金的充裕和企业资金缺口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作为民间借贷重要载体的资金中介的作用和地位如何定性，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

2010年2月25日，温州市市长赵一德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坚持‘非禁即入’原则，扫除人为障碍，组建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在政府的支持下，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于2010年6月正式成立，开始“为资本找项目，为项目找资本”。

“我们建立了一个资本库和项目库，大家可以把资金和项目都登记到这个平台上。资金方和项目方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自己对接，我们也会举办专门的项目对接会，帮助资本投资。”据黄伟建介绍，中心的注册资本是17亿元，目前登记的资本达180多亿元，已经投资了20多个项目。未来希望搭建私募股权交易的服务平台，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私募股权交易市场。

为了保证资本投资到优质的项目中去，黄伟建借助了三层的研究机构。其中，中国民间资本研究院研究国际国内的宏观经济形势，温州民间资本研究院研究温州区域经济发展趋势，温州民间资本研究会讨论具体项目的投资风险和回报。这三个层次的研究机构为中心投资项目的选择提供了雄厚的智囊支持。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投资项目还没有出一个问题。去年温州民间借贷危机发生后，我们有个项目的一个股东出了问题，但是这并没有影响整个项目的运行。因为我们的投资都是采取直接投资，股东破产了，股权转让给债务人就行了。通过这个方式，保证了所有项目的稳定发展，也保护了投资者的利益。”黄伟建说。

据了解，由中心自己参与调研、论证、投资的项目，会收取1%到3%的咨询费来维持中心的生存发展，如果是自由对接的项目，中心没有参与投资的，一律免费。这使得大量的资金和项目都聚集到这里。

去年，中心牵头温州民间资本，联合浙江、福建、香港、台湾等地民间资本以4500万美元收购了油轮“亚洲之星”，目前，该油轮改名为“中华之星”，预计将在5月份开始试航。这个项目即将打造出来的油轮产业链成为温州民间资本回归实业的一个典范。

这次金融改革，黄伟建对第二项任务“成立新型金融组织”充满了期待。“很多人对金融机构的理解就是银行，其实，有70%的金融行为发生在非银行的金融机构。温州的贸易这两年急速下降的一个原因就是贸易双方的信任度不够。我们为什么不能建立一个像支付宝一样的第三方支付平台，建立一个公共的公信力呢？”黄伟建表示，第二项任务给了他一些遐想的空间，但最终能否落地还是未知。

责编：孙玲

缺的不是钱而是好项目

其实，很多温州人期盼的不仅仅是把民间借贷从“地下”引到“地上”，也不仅仅是成立更多的小额贷款公司或村镇银行解决企业融资难，他们或许需要一场更加深入、全面的转型和改革。

本刊记者　孙玲　发自温州

3月28日，一位客户正在国内首家民间资本管理公司——温州瓯海信通民间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等候办理业务。

晚上8点，温州市中心的路上车并不多，商场里也冷冷清清。

做汽车配件出口贸易的黄先生对记者说，“要是在2010年，这里肯定堵得厉害，温州人喜欢晚上出来逛街，商场热闹得很。现在不行了，经济形势不好，大家都恨不得把钱放在口袋里，这样才觉得踏实。”

或许，人们的悲观情绪还未散去。有人说，温州的金融危机并没有平息，最困难的时候可能还没到来。也有人说，这是温州经济发展到一个节点必然要经历的阵痛，该来的总会来，这就是规律。

有钱人不敢借

2010年，国家连续13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大量的金融资本冻结在银行，由于资金紧张，温州大量中小企业难以为继。

那时，温州方兴担保公司董事长方培林的电话多得接不过来。“大家都来找我借钱，可我能帮助的毕竟是少数。”方培林说，“现在大家就算有钱也不敢借了，风险实在太大了。”

年近六十的方培林已在民间金融领域活跃了几十年。

1984年，他发起成立新中国第一个拥有工商营业牌照的私人银行“方兴钱庄”。2005年，借着《担保法》出台的春风，他又成立了温州市第一家担保公司。

2008年，国家银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出台《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方培林又跃跃欲试，但由于发起人资格与温州市政府出台的具体政策不相符，他被挡在了门外。

经历了近两年温州金融市场的大起大落，方培林感叹道，“现在在温州，别说是打击高利贷，就是鼓励也没人敢放贷了。这次金融改革是一次民间金融发展的历史契机。今后，民间金融市场逐步放开，在农村大力发展小额贷款公司，自然能平抑民间的借贷利率。”

温州人民电器集团董事长郑元豹则认为：“成立小额贷款公司只能说叫赚钱，不能叫发展。只有打破金融体制桎梏，成立民间银行与商业银行、国有银行进行竞争，才能真正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在采访中，郑元豹直言，在如此危急的时刻，鼓励民间发展小额贷款公司，这是让民间资本承担风险，“这种改革不叫改革”。

去年，郑元豹找到杭州的一家村镇银行为发起人，自己作为第二大股东，在乐清市成立了一家村镇银行，一年就做到了18个亿。这家村镇银行帮助了温州电器行业十几家企业渡过了难关。“对于一些优质的企业，只有银行才能真正帮助他们，小额贷款公司利率较高，企业贷款的压力也会很大。”郑元豹坦言。

企业家度日难

温州的打火机闻名世界，可这两年打火机企业的日子也不好过。

温州市打火机协会会长、温州日丰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发静接受采访时说：“整个行业的规模从金融危机前的500多家缩减到了100多家。我们企业的员工也从去年的500多名减到300多名。今年1—3月份的订单比去年同期减少了40%。订单的减少是最直接的，而利润的减少则是最要命的。”

在黄发静看来，这次温州成为金融改革的试点是个历史性的机遇，如果做得好，可以为全国提供一个可以复制的版本，但是如果搞得不好，温州的经济肯定会雪上加霜。

“这次改革，有几个问题一定要注意。一是金融的安全，温州民间借贷危机发生后，最大的损失是让大家丧失了信誉，如果不能重新建立信誉，肯定后患无穷；二是所有的人只看到融资难，可是融资成本高的问题怎么解决？温州的小额贷款公司月息一般维持在一分八，年息差不多在20%左右，需要融资的人贷得起吗？三是要防范风险，如果金融监管不到位，温州的问题也很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区域性的金融危机。”

黄发静谈到，如今实体经济发展面临很多困难，很多企业无法解决，企业主们迫切希望看到的是一些务实的改革。他认为，银行并没有像外界所传的那样在支持中小企业。“银行永远只会锦上添花，绝不会雪中送炭。企业到银行借款，需要不动产做抵押，不动产会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状况而不断升值或缩水。”

黄发静的企业以前仅凭厂房就可以贷到5000万，去年房地产降价，同样的厂房现在最多能贷到3000万。而一些小微企业，厂房都是租的，连不动产都没有，更别提去贷款了。

黄发静表示，做实体经济，正常的经营生产需要流动资金的量并不大，除非有些企业有一些额外的投资。但是，如果企业需要更新换代，要转型升级，肯定需要融资。

“任何一个做企业的都想做好。但现在内外部经济发展环境都不太好，我们已经没有动力去想怎么把企业做得更好更强。周围的企业家现在很少谈要赚多少钱的问题，都是先想办法活下来。如果企业死了，连机会都没有了，还谈什么发展？”

温州人缺什么

在很多人印象中，传统的温州人为了生存很能吃苦，因此也积累了让人羡慕的财富。

现在有一些低调的温州人在继续做实业，也做得不错。还有一些人在企业发展中遇到困难时打了退堂鼓，就选择去做一些比较轻松的事情，譬如做一些短平快的投资项目，像房地产、股市等投机性强、可以快速赚钱的项目。

“目前温州大部分企业还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升级进行得很慢。而且绝大多数民营企业都是家族式的，管理理念和方式十分落后，与现代市场格格不入，这些企业也就越来越不景气。其实，这并不是企业家变坏了，而是有些观念上的惰性出来了，创业精神开始消退。”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

郑元豹认为，改革开放头30年是一个洗牌阶段，这之后就是一个老化阶段。传统的中小企业要么整合起来做大做强，要么就在这个过程中被淘汰掉。

“去年倒闭的企业都是在做金融投资、期货、股票、赌博等，真正熬下来的都是好企业。一个企业的自有资金和贷款资金必须是相匹配的，如果自己没有资金，发展都要靠融资，就只能是恶性循环。银行给这样的企业贷款，不是在救他们而是害他们。该淘汰的企业不如让它安乐死，把剩下的企业整合发展，做精做专。不这样实现转型就只能是重复投资。”郑元豹说。

“温州这个地方很特殊，消费高、房价高，缺少文化氛围，真正的高端人才留不住。比如说，在上海年薪100万，在温州年薪120万，那些高端人才肯定愿意在上海。”在黄发静眼里，温州除了好的气候条件，没有什么其他优势。

对此，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负责人黄伟建也有相同的感受，“很多温州人都知道努力去赚钱，但不知道努力去学习、研究。”

一直以来，黄伟建都认为知识大于资本，所以，他从香港请来了曾给戴相龙担任过秘书、在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担任过集团财务公司总裁，有着丰富的资本运作经验的李坚平担任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的主任。

来到温州以后，李坚平逐渐发现，温州虽然企业很多但亮点很少，没有好的项目可以投资，而一些好的项目吸引了民资，却又没有相应的金融产品去配套支持，最后只能利用境外的投资平台去做这些事情。

李坚平认为，现在温州的经济属于低级繁荣，城市建设不行，产业也不行，民间资本流动又不规范，如何转型是温州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温州应该对企业家跑路、吴英案等这些案例进行深刻剖析，从中找到规律性的东西，然后在体制和机制上找到突破点。关键要看政府有没有眼光和魄力这么做。”

真正走实体经济的路子，温州必须要有自己的拳头产品。而目前，温州并没有拿得出手的响当当的品牌。

“对于一些好的企业，政府应该引导，把一些同行业的快要倒闭的企业进行资产重组，形成产业集群。”中国投资研究院副主席、温州铧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林玉喜接受采访时说，温州政府一定要把发展思路调整过来，要像山东省政府扶持青岛海尔集团、广东省政府扶持TCL集团一样，做出温州的拳头产品，为民营企业引导正确的发展方向。

“为什么温州的土地费用这么高？这样一来别的地方就能够把温州的资本吸引过去进行投资。”林玉喜说，接下来他要设法把温州的山寨机产业链同北京某公司发明的手机芯片结合起来，集成为一个品牌。如果温州市政府能够建立一个高科技开发园区，在税收、资金等方面给予优惠，相信能够为温州的经济发展打造出新引擎。

在采访中，黄伟建表示，劳动力成本提高，原材料价格上涨，产业转移和转型都是经济发展的规律。企业家对发展趋势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也必须接受现实。

“我们常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适应时代潮流的人才能走得更远。希望政府引导民间资本投资一些更好的项目，促进温州经济从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发展。未来的温州一定会成为民间资本的投资地。别看温州人后知后觉，但是只要厚积薄发，信心总会建立起来的，温州也会恢复过来的。”黄伟建说。

责编：孙玲

“试点是个历史性的机遇，如果做得好，可以为全国提供一个可以复制的版本，但是如果搞得不好，温州的经济肯定会雪上加霜。”

温州市打火机协会会长、温州日丰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发静

“该淘汰的企业不如让它安乐死，把剩下的企业整合发展，做精做专。不这样实现转型就只能是重复投资。”

温州人民电器董事长　郑元豹摄影/乔振祺

“温州应该对企业家跑路、吴英案等这些案例进行深刻剖析，从中找到规律性的东西，然后在体制和机制上找到突破点。”

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主任　李坚平摄影/乔振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