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y Reference 头上三尺有网民，是今日官员的从政大环境。
温家宝总理说：“和网友们进行在线交流，对我来说是第一次。第一次的事情难免有点紧张。”
面对“孩子素质教育越来越差，素质教育应该怎么办”的提问，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说，“这个问题我现在回答不出来”。没有答案，却向网友传达了真诚。
有9年网络举报历史的中国矿业大学理学院副教授王培荣对本刊说：“董锋案，网络发挥了100%的作用。”
中国互联网新闻研究中心主任刘正荣告诉本刊，诸多案例和网络舆论事件证明，很多问题的解决最终都是朝着多数网民所期望的方向进行的。
浙江省宁波市发改委主任王仁洲告诉本刊：“现在网络的问题主要来自扩大化和捕风捉影。我们允许人家解读，但解读也要负责任。”
网络，已经融入官员的工作与生活空间。
官员，又该怎样与网络接触？
P42 网络中的官员众生
P45 客观看待网络舆论
P46 2008年·网络与官员大戏
P49 “董锋案，网络发挥了100%的作用”
P52 中国语境下的网络“舆论场”
P54 打击低俗“新长征”
P56 网络监督：一份不受限制的空间大字报？
P57 网络政治：官民的博弈
网络中的官员众生
网络空间里，又一幅官员众生相已然形成，网络已成为今日官员必修的一门新课程。
文/本刊记者 王新玲 何晶
2月28日，温家宝总理与网民在线交流
“我在三四十岁的时候也和你们大家一样，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可能今天还在山沟里拿着锤子跑地质，人民给了我这个权力，我不知道如何来报答大家，因此，我竭尽全力”，“我今天是没有任何稿子和大家在交谈，我会引一些数据，有些可能是正确的，有些凭记忆也有失误，但是为了让大家了解，我还是尽可能地向大家讲一些事实。”
这些话出自今年2月28日温家宝总理与网民的在线交流，如果不是网络，我们没有渠道可以听到这样的言谈，网络拉近了官民之间的距离，将一国总理变成了“八宝饭”。
“离中南海最近的是网络”，这句话源自湖南省株洲市纪委书记杨平。他通过互联网上的帖子获取线索，查处了多起违纪违规案，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株洲市粮食局局长何智贪污受贿案。杨平说，“网络是网民的一个发泄地，是官员了解基层民众疾苦的一个好平台”，“事后根据线索去查，一查一个准。”
截至2009年1月，中国网民已经突破3亿，还在以每月800万至900万人的速度增长。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的网民数量增加了42%。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民众在网络上发出的声音得到了高层前所未有的重视，无论网络问政，还是网络问责。
于是，行政空间里，一个新的问题产生。网络给官员带来的是什么，民声民意还是潜含的危险？官员应该如何面对网络，坦然应对还是视之为敌？网络空间里，又一幅官员众生相已然形成，网络已成为今日官员必修的一门新课程。
网络问政：网民“翻身”把歌唱
对于网民来说，2008年6月20日是一个标志性的日子。这一天，国家最高领导人胡锦涛总书记做客人民网，他在回答网民提问时说：“网友们提出的一些建议、意见，我们是非常关注的。我们强调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因此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都需要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通过互联网来了解民情、汇聚民智，也是一个重要的渠道。”这次互动是目前为止官民网络互动中最短的一次，只有6分钟，却使网民第一次名正言顺地拥有了如此权威的“地位”和“尊严”。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人民网等各大网络照例推出“总理，请听我说……”、“我有问题问总理”等民意调查栏目，每家网站都有上万条网友的提问和留言。
仅以中国政府网为例，自2006年1月1日开通以来，已经进行了200多场访谈，平均每五天就有一位官员走进他们的演播室，上至国家主席胡锦涛，下至县乡领导。与中国政府网同样受官员欢迎的，是新华网、人民网、新浪网等网站巨头的在线访谈。
而此前此后，互联网已经被许多省、市级领导纳入问计于民的重要渠道之一：
2008年初，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省长黄华华给网友拜年，邀请网友围绕解放思想主题，共同为广东省的科学发展“灌水”、“拍砖”。同年4月17日，汪洋、黄华华与26位网友进行了长达3小时的面对面交流。汪洋同时表示，网络为人们“参与公共生活、政治生活，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2008年6月2日，江西省省委书记苏荣借助网络问计于民，几天内收到了邮件、短信、电话33000多件。
2008年8月6日，河南省代省长郭庚茂与网民在线互动，直指政府行政中的不足之处，以及河南经济不景气的一面，并说，“网络已经成为一辆容积大、速度快、上下车方便，能反映民意、推进民主的高速列车。”
2008年8月上旬，重庆市委书记、市长就如何建设“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问计网友。
2008年11月6日，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与网民在线互动。面对“孩子素质教育越来越差，素质教育应该怎么办”的问题，俞正声说，“这个问题我现在回答不出来”，虽没有答案，却因其真诚而得到了许多网友的认可和钦佩。
2008年11月28日，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省长吕祖善与网民在线互动，直面网民们关于浙江大量的中小企业受到冲击而倒闭，大量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等诸多疑问。
2008年12月24日，湖北省省长李鸿钟与网民在线互动。原本45分钟的访谈最后进行了2个多小时，他说，“不怕大家提意见，就怕大家麻木不仁”。
2009年2月，经常在虚拟世界网络中相会的三位知名人物张晓理、刘兵兵、董党伟当选为洛阳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三人反复向媒体说明一个事实：“我们不是‘网民代表委员’，而是在网络成长与成名的代表委员，是网络这一平台让我们有了今天这份荣誉、这个职务。”
至此，网络问政、网民参政成为中国政治生态环境中新的亮色，越来越多、级别越来越高的官员，逐渐习惯与网民在虚拟世界交流，抑或面对面座谈，通过这种形式问政于民。
正如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所说，“如今，无论官员还是学者，若想全面把握社情民意，必须接触网络，网络舆情已成为社会舆论不可分割的组成。”
如果说广播延伸了老百姓的“耳朵”，电视延伸了老百姓的“眼睛”，那么，网络就是延伸了老百姓的“嘴”，让他们无需通过官方媒体或行政渠道就能自由表达意见和观点。于是，通过网络，官员得以直接面对没有经过任何加工选择的原生态公众舆论，直接和网民沟通。
网络问责：与中南海最近的是网络
2008年，在众多官员网络问政的同时，中国网络也上演了一出和贪官斗智斗勇的连续剧。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原房产管理局局长周久耕因不当言论被网友“人肉搜索”，进而“搜”出他抽“天价烟”、戴“天价表”；网友曝光一叠在地铁里捡到的公务员国外旅游账单，致使江西省和浙江省多名相关官员受到处罚；徐州市泉山区原区委书记董锋被网上举报“一夫二妻”并牵扯出其与情妇的受贿案，被依法逮捕；深圳海事局原党组书记林嘉祥在酒店借酒猖狂，被网友“搜索”出身份遭免官……“问题官员”的蛛丝马迹被拿到网上任由评说，一时间形成的强大舆论压力，足以让一个个“问题官员”在网络这面“照妖镜”前现出原形。
近些年，网络作为一种强大的监督力量，其能量越来越被政府和各级领导所重视。据透露，近几年，中央领导每年批复要落实的涉及网络问题的文件就达200多件，几乎每天就要批复一件。而在地方上，湖南省株洲市2008年8月制定发布了《关于建立网络反腐倡廉工作机制的暂行办法》，这是国内首个网络反腐文件，被认为推进了网络反腐的制度化进程。
网络在反腐上所取得的立竿见影的效果，引来公众掌声一片。《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相关民调显示，71.9%的公众认为，网络表达将成中国式民主建设的新通道。《人民日报》与人民网2009年1月进行的民调也显示，参与调查的网民有87.9%非常关注网络监督，93.3%的网民选择网络揭发社会不公现象。
老百姓痛恨腐败，当他们面对被网络揭出的贪官们时，表现出了足够的杀一儆百的气势，也因为一个个大快人心的个案，让公众对网络反腐寄予了越来越多的期望。
然而，网络在反腐中是否真的具备“照妖镜”般强大的力量？网络是否能够担此重任？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张希贤教授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将网络反腐的作用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舆论监督，官员的腐败行为在网上曝光，问题一下子暴露在社会公众之下，这对反腐败的彻底性起到了很重要的催化剂作用。第二方面，网络舆论监督形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这种压力是社会公众舆论压力的缩影，是政府反腐败的巨大推动力。第三方面，我们还是要认识到，网络反腐只是舆论层面和民众层面的，并不代表真正的反腐，真正的反腐是一个很复杂的查案办案过程，网络不可能替代。”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主任展江教授对本刊记者表示：“目前看来，网络反腐对个案作用很大，但从制度上来说，还看不到突破。我们这么大的国家，要靠互联网一个一个地清除所有贪官和腐败，是不可能的。现在官员视被网络曝光的现象为‘倒霉鬼’效应。”
“对于反腐，网络是一个有利工具，与媒体监督和党内监督可以结合。但它只是辅助手段，最根本的还要靠信息公开，信息公开是从源头上反腐，靠网络来揭露只是亡羊补牢。”
由此看来，依靠网络这面“照妖镜”来捉妖，仅是偶尔用之。在感同身受网民和公众对网络反腐的期待之外，我们不得不以理性的态度对待网络反腐这股新的力量，既为其产生的积极作用而鼓与呼，并不断努力推进和引导其正面作用；同时，也要正视网络力量在反腐败过程中的作用，它最终并不能替代法律的作用。正如中国互联网新闻研究中心主任刘正荣对本刊记者所说的，“网络只是一面镜子，问题透过网络表现出来，却不能完全依靠网络来解决，这很不客观。现实社会中还有许多正常的渠道，把网络作为反腐主渠道，是太过片面的看法。”
“网”中从政：影子不斜身要正
网络不再只是隐形的力量，网络文化、网民已经构成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形成一种监督力量和监督气势，虽是虚拟的，却真实地代表了诸多社会阶层的意见。这股强大的力量对官员们来说，又多了许多双打量的目光，如何在这双“眼睛”之下从政？最好的方法无非是约束自己，走得正，行得端。
“官员要主动介入网络文化，认可它的监督力量，规范自己的执政行为，并充分利用它的长处，为自己更好地了解民意和执政服务。这就需要官员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如果视网络为洪水猛兽，觉得老百姓不听话，网络就会对自己真的构成威胁。”张希贤教授如是说。
在这双有时充满情绪化的“眼睛”之下，官员们的日子并不好过，这双“眼睛”的放大和蔓延作用，有时难免伤及无辜。浙江省宁波市发改委主任王仁洲告诉本刊记者，“只要网络是正确的，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没有必要掩盖，不让讲也是不可能的。现在的问题主要来自扩大化和捕风捉影，所以对网络也要进行监管。我们允许人家解读，但解读也要负责任。”
“这些舆论会有偏激、不实甚至错误的地方，但在群众层面上，对社会不满泄些怨气，对官员不满直接骂两句，对方针政策不理解发发牢骚，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官员们要豁达的去对待。”张希贤教授的这番话，为网民解围的同时，也指出了官员在面对某些网络偏差时所需要具有的豁达。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能以积极和正面的心态去适应网络时代的监督力量，地方政府封杀新闻的事情仍屡屡出现。对此，展江教授表示，现在某些地方政府对网络的控制非常严厉，哪里有负面帖子曝光地方政府的问题，哪里就有地方政府“运作”的痕迹。地方政府怎样做到这些的？“一靠官方的说辞，以维护社会稳定为招牌；二靠金钱收买，里面又不可避免地牵扯腐败。”
客观看待网络舆论
不能把网络和现实生活割裂开来，适用于现实社会生活的法律和道德准则都应该适用于网络。
文/刘正荣
“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如此论述。在近些年的实践中，网络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实现民意通达的便捷途径，它架起了党和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桥梁，在发挥舆论监督功能等方面有独特性。
网络发挥舆论监督作用的案例不胜枚举，其中最早也最为典型的就是孙志刚案。2003年3月，原籍湖北黄冈的大学生孙志刚被广州市政府执法机关以三无人员为由收押，拘禁期间被收容所员工殴打身亡。这一事件在网上引发了一场关于收容遣送制度的讨论。同年6月20日，温家宝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这一办法公布的同时也标志《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孙志刚事件中，网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仅在2008年，这样的案例也不少。3月，山西黑砖窑事件中被撤女官员段春霞被任命为洪洞县尧都区区长助理，在处分受限期内被起用，对当地政府这一行为，网民们表示了极大的不满。4月15日，临汾市委责成尧都区委废止关于段春霞工作安排的决定。此外，2008年11月26日中午，一组有关政府部门人员出国“考察培训团”的扫描件出现在某网络论坛上，11月29日，江西省对新余市赴美国、加拿大人力资源考察团严重违纪违规问题作出严肃处理。同时，江西省纪委发出通报，要求严肃外事纪律，坚决刹住以公务活动为名，公款出国（境）的旅游歪风。
就网络舆论而言，有几点值得研究。首先，网上公众舆论的代表性问题。很难找到案例能够证明多数网民的意见和社会主流意志不一致，多数网民的意见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社情民意。其次，多数网民的意见、网络媒体的整体倾向与传统媒体的倾向通常是基本一致的，很难找到案例证明三者之间有明显的分歧。而且，在诸多案例和网络舆论事件中，已经明显地发现，很多问题的解决最终是朝着多数网民所期望的方向进行的。总之，网民对政府部门及官员行为的极大关注，在发挥网络舆论监督作用的同时，往往也对事件向好的方向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网络确实具有舆论的放大效应和聚集效应，有时也会把舆论引向另一个极端，网络上的言论可能会过激并部分失实。我们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和矛盾突发期，在文化多元等因素的作用下，舆论也自然而然地表现为多样性，网络舆论方面则更为明显，这些是难以避免的。要注意的是，在特定的情况下，会出现偏激的言论在网络的某个局部占据优势的情况，这就需要我们对其有一个客观的判断，一般情况下用常理去判断即可，比照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意见去判断是可以明辩是非的。
网络为广大网民提供了一个表达的渠道。各方面都不能忽视这个渠道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应该用怎样的姿态对待网络尤其值得认真思考。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对网络舆论也要看到它的两个方面，客观看待它的非理性成分也是一种积极的态度。
应提倡正常的和积极的网络舆论监督，要努力防止网络舆论监督过程中对他人合法权益的侵害。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都应该受到法律保护。舆论和司法是不同的概念，在任何时候表达意见都不能超越法律的底线。在网络空间也有道德标准问题。不能把网络和现实生活割裂开来，适用于现实社会生活的法律和道德准则都应该适用于网络。只有树立这样的观念，网络的积极作用才能得到更好的发挥。
刘正荣 中国互联网新闻研究中心主任
2008年·网络与官员大戏
2008年，中国的网络上演了和官员斗智斗勇的一出出大戏，精彩纷呈。
编辑/本刊记者 何晶
一包香烟惹的祸？
【主 演】南京市江宁区原房管局局长周久耕
【上映时间】2008年12月
【类 型】滑稽
【观影指数】★★★★★
【剧情简介】
2008年12月，南京市江宁区房管局局长周久耕发表关于“房地产开发商低于成本售楼要被查”的一席话被媒体报道后，一时在社会上和网络上掀起了轩然大波。在报道见报的同一天，一位署名“宣传寄生6”的网友将其内容在网上发帖。帖子发出后，许多网民加入到了“人肉搜索”中。不久，一位署名为“保存一百年”的网友，更在网上发表题为《南京房产局长抽1500元的烟》的帖子，揭露周久耕在一次会上所抽的烟是160元一盒的南京“九五至尊”。
随着“人肉搜索”的深入，12日15日凌晨，一位署名为“cheyou007”的网友在网上发表了题为《周久耕局长抽名烟、戴名表》的帖子。在帖子中，发帖者通过与新闻资料图比对，证明周久耕所佩戴的手表是世界上非常有名的“江诗丹顿”，这种手表每只售价是10万元。
事件的发展再次掀起波浪。12月28日，南京市江宁区委对媒体称，鉴于周久耕擅自对媒体发表不当言论，在社会上产生了不良影响；同时经初步调查，周久耕存在用公款购置高档香烟的奢侈消费行为，江宁区委研究决定：免去周久耕江宁区房产管理局局长职务，并对反映的其他问题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愈醉愈癫狂
【主 演】深圳海事局原党组书记、副局长林嘉祥
【上映时间】2008年10月
【类 型】荒诞
【观影指数】★★★★★
【剧情简介】
2008年10月29日晚，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林嘉祥，与大连海事大学驻深机构的一名女教师，在深圳新梅园酒楼科技园店吃饭。当时，林嘉祥喝了约8两52度白酒。经警方事后抽血检测证实，林嘉祥已醉酒。
晚上8时50分左右，林嘉祥起身上厕所，在大堂时，与在同一酒楼吃饭的陈某的11岁女儿相遇。林向其询问洗手间的路，并跟随她一同向洗手间走去。
在同行路上，因林嘉祥双手搭在陈某女儿的脖颈处，并用力过大，陈某女儿感到惊恐，便挣脱林的双手，快步跑回包房向父母哭诉。其父母闻听后，马上找到林嘉祥，在大堂质问林嘉祥，双方发生激烈争吵。面对陈某夫妇的斥责，林嘉祥竟叫嚣：“我是交通部派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敢跟我斗……”
之后，引来不少人的围观，有不少人指责林的行为。此时，林嘉祥又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北京交通部派下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许宗衡一样高，和市委书记刘玉浦是山东老乡。我卡了小孩的脖子又怎么样，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敢跟我斗，看我怎么……”末了，林嘉祥还对陈某等人说：“你们以后等着瞧，整死你们!”
林嘉祥涉嫌猥亵女童事件被披露后，引起网友们的极大愤慨，纷纷发动“人肉搜索”，将林嘉祥的个人情况，如年龄、籍贯、车牌号、手机号码、任命通知、领奖照片、视察工作照等曝光，并称其为“林卡脖”。
经网络曝光后，鉴于此事在社会上引起的恶劣影响，几天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对林嘉祥给予停职处分。深圳警方也按照刑事案件对此事进行立案处理。
11月3日，交通运输部对外宣布，经初步调查，针对林嘉祥10月29日晚酒后语言和行为失控，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交通运输部党组决定免去林嘉祥党内外职务，令其接受进一步调查。
11月5日，深圳市公安局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了林嘉祥涉嫌猥亵11岁女孩案件调查结果：以林嘉祥涉嫌猥亵罪立案理由不成立，该事件属林嘉祥酒后行为失当。并称，由于林嘉祥态度恶劣、出言不逊，社会影响很坏，已被撤销党内外职务。
一个网帖引发的反腐案
【主 演】湖南省株洲市粮食局原党组书记、局长何智
【上映时间】2008年8月
【类 型】传奇
【观影指数】★★★★☆
【剧情简介】
2008年8月12日，株洲市委常委会议决定给予湖南省株洲市粮食局党组书记、局长何智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对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株洲市人民检察院将其逮捕。
10月6日，因涉嫌滥用职权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何智一案，在株洲开庭审理。
12月6日，何智因犯受贿罪、挪用公款罪、私分国有资产罪、单位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天元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处合并执行有期徒刑20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20万元，罚金3万元。
何智成为倒在株洲2008年反腐风暴中的第一人，该案也成为湖南网络反腐第一案。一个网帖的举报，直接导致了他的落马。
时任株洲纪委书记的杨平在网上看到一个《江南商城正被肆意侵吞国有资产》的帖子称，2005年，株洲市江南商城企业改制几经折腾，时任株洲市粮食局局长的何智，终将固定资产5000万元，地产价值8000万元，年经营收入1500万元的江南商城，以1130万元的超低价格，卖给了市场内做灯具经营的个体户戴某。
株洲市纪委工作人员根据网民提供的线索与内容，逐一核实何智的贪污腐败问题。并最终在2007年5月2日，对何智的问题予以立案调查并对其采取“双规”措施。经查，何智自2003年4月担任株洲市粮食局局长以来，存在受贿、挪用公款、贪污、私分国有资产、滥用职权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涉嫌犯罪。
怒话“西游”
【主 演】江西省新余市“北美考察团”
【上映时间】2008年11月
【类 型】传奇
【观影指数】★★★★☆
【剧情简介】
2008年11月26日中午，一组有关政府部门人员出国“考察培训团”的扫描件出现在某网络论坛上。公布扫描件的网友自称，作为一个IT行业的技术蓝领，在上海地铁二号线上拾到一个文件袋后，为了“让更多的人可以了解我们的某些‘公仆’的真实生活”，他在将材料寄到相关省纪委的同时，也在网络上公布了出来。
网友们惊讶地发现，37份扫描文件，竟然清晰地反映了浙江省温州市和江西省新余市两个政府工作人员出国考察培训团，居然都是以旅游为主要项目，而所谓的考察和培训，只占行程中的极小部分。
江西省新余人力资源考察团尤其引人注目。文件显示，该团所定的出访目的原本为：一是考察人力资源和政府人事管理制度；二是参观财税公务员、劳动力市场培训机构；三是考察借鉴政府在扶持人才技能培训和新型产业优秀人才培养选拔方面的经验。然而，至少从旅行社的文件上看，在行程中，丝毫看不到任何考察项目，而是14天辗转北美10余座名城的全程旅游安排。
11月29日，江西省对新余市赴美国、加拿大人力资源考察团的严重违纪违规问题作出严肃处理。江西省纪委发出通报，要求严肃外事纪律，坚决刹住以公务活动为名、公款出国（境）旅游的歪风。
腰椎，无法不痛
【主 演】温州市原市委常委、鹿城区委书记杨湘洪
【上映时间】2008年10月
【类 型】悬疑
【观影指数】★★★☆☆
【剧情简介】
2008年9月19日，由温州市委常委、鹿城区委书记杨湘洪带队的温州鹿城区经贸考察团出发，开始瑞士、奥地利、法国之行。9月30日，考察团结束在法国的考察交流活动，按既定计划回国。然而，在机场登机时，考察团中却没有杨湘洪的身影。相关人员称，杨湘洪之前在电话中说，他的腰椎病痛很严重，需卧床静养，不能乘机进行长途旅行，他还托人给温州市委负责人带回了一张住院证明。
至10月初，考察团已回国多日，可杨湘洪仍然不见踪影。尽管温州市和鹿城区有关部门多次要求考察团成员对此“不要乱说话”，甚至是“不要说话”，但消息还是不胫而走。一时间，网络上就像炸开了锅，议论纷纷。
关于杨湘洪滞留法国不归的背景有两个：一说上任鹿城区委书记后，杨湘洪开始在所辖区域搞圈地运动，目的是为了招商引资，此行为被人举报。另一说则是，与杨湘洪关系较好的温州市中心区开发公司总经理周和进，因犯有受贿罪案发。2008年9月16日，上级纪委曾找杨湘洪谈话，谈话的原因与周案有关。
温州市委领导迅速展开了一场紧急行动——在第一时间，通过越洋电话要求杨湘洪回国接受治疗。同时，派遣一支工作组，于10月22日前往法国看望并劝说杨湘洪回国。工作组抵达巴黎后，发现杨湘洪的手机一直关机，只好通过手机短信的方式与其联系。其间，杨湘洪曾先后4次主动打电话给工作组，表示自己的病情很严重，需要留在法国接受治疗。在近20天艰苦的“拉锯战”后，工作组被迫放弃努力，于11月11日返回温州。
11月12日，经浙江省委批准，浙江省纪委决定给予杨湘洪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最牛”县委书记
【主 演】辽宁省西丰县原县委书记张志国
【上映时间】2008年1月
【类 型】警匪
【观影指数】★★★☆☆
【剧情简介】
2008年1月2日，法制日报所属的《法人》杂志记者朱文娜报道了《编短信讽刺县委书记女商人被羁押》一文。
1月4日，认为被该文诽谤了的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指派该县公安局警察进京直奔《法人》杂志社拘传记者。此事经网络、媒体曝光后引起全国强烈关注。张志国也由此被称为“最牛县委书记”。
2月5日，辽宁省铁岭市委宣布，在“进京拘传记者”事件中，张志国同意县公安局立案并拘传记者，身为县委书记，法制意识淡薄，对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领导责任，责令其引咎辞职。
但仅仅9个月后，被定性为“法制意识淡薄”的张志国复出了。11月20日，铁岭电视台于晚间播报的“铁岭新闻”披露了张的新职务——沈铁城际轨道(轻轨)交通工程办公室副总指挥。这次“悄悄复出”更在网络传播下震动全国。
11月24日，铁岭市委就此解释称，并未就张志国重新工作安排问题开会研究，更未对其重新工作安排作出任何决定。而11月26日，铁岭市委的公告话峰转向，称张志国担任临时负责人，属铁岭市个别领导同志的个人动议，市委已责令铁岭市个别领导同志撤销这个动议。
不留后路
【主 演】山西省洪洞县广胜寺镇原党委书记段春霞
【上映时间】2008年4月
【类 型】剧情
【观影指数】★★★☆☆
【剧情简介】
2007年5月，山西省洪洞县警方破获一起黑砖窑虐工案，解救出31名民工，其中有部分童工。之后，数百名失踪儿童的父母在网上联名发帖寻子，山西黑砖窑事件掀起冰山一角，引起上至中央下至百姓的强烈震惊。
山西省纪委和监察机关于2007年7月16日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重点通报了洪洞县广胜寺镇曹生村黑砖窑案件中涉及有关党员干部、公职人员违纪案件的处理情况，给予洪洞县广胜寺镇原党委书记、现任尧都区副区长段春霞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建议给予其行政撤职处分。
然而被撤职不到一年，2008年3月，在没有进行任何公示的情况下，段春霞被任命为尧都区区长助理，成为自黑砖窑事件之后，第一个在处分受限期内被起用的党政干部。
不久，有人在网上发帖表示不满。
2008年4月14日，当地媒体的一则题为《女官员撤职后负责某工程仍配专车》的新闻如一石激起千层浪，一见报立刻引来舆论大哗。一天之内，各大网站对此事的评论多达数万条，网友纷纷发出质疑：问题官员为什么能在不到一年内就被重新任命，这是向组织原则和人民感情发出严峻挑战，有关部门应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2008年4月15日，临汾市委责成尧都区委废止关于段春霞工作安排的决定。
“山寨白宫”恶书记
【主 演】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原区委书记张治安
【上映时间】2008年6月
【类 型】悬疑 动作
【观影指数】★★★☆☆
【剧情简介】
2007年3月，阜阳市颍泉区政府办公大楼因过于豪华貌似美国白宫，被人举报并在网络上大量曝光。时任区委书记张治安也因此被称为“白宫书记”。
2007年8月中旬，张治安收到他人擅自截留并转交给他的一封举报其经济问题的举报信，分析认为系原阜阳市泉北贸易区管理委员会经济贸易发展局局长兼安曙房地产公司原董事长李国福所为。此前，李国福已多次上访反映张治安建豪华办公楼、占用耕地、受贿等问题。张治安由此产生报复意图，要求颍泉区人民检察院严厉查处李国福的经济问题，后李国福非正常死亡于狱中。
阜阳市颍泉区政府办公楼“白宫”超乎寻常的豪华已经世人皆知，“白宫”举报人李国福在监狱内蹊跷死亡的消息也在网络上广泛流传，引发社会强烈关注。
安徽省纪委、省人民检察院联合调查组就阜阳“白宫”举报人李国福死亡事件展开调查。2008年6月5日下午，“白宫书记”张治安在他的办公室被安徽省纪委、省人民检察院联合调查组带走。
6月22日，张治安被停职。
12月26日，张治安被安徽省芜湖市检察机关以涉嫌报复陷害罪移交审查起诉。
“董锋案，网络发挥了100%的作用”
对话“一夫多妻区委书记”董锋受贿案举报人王培荣
文/本刊记者 王新玲
董锋案中，网络的作用立竿见影。
2008年7月6日，从下午5点直到第二天早晨，中国矿业大学理学院副教授王培荣在许多论坛上发帖举报徐州市泉山区区委书记董锋，并贴出多幅“证据”照片。
2008年7月7日，题为《江苏徐州：区委书记演绎荒唐“一夫二妻制”》的文章在网上流传。
2008年7月9日，董锋被停职。
2008年7月17日，董锋被正式“双规”。
2008年7月29日，董锋被逮捕。
2009年1月16日，董锋案一审判决，董锋因受贿罪被处以13年有期徒刑。
和上述时间表对应的，是举报人王培荣一年多的生活轨迹。
2008年2月，王培荣被学校停课。
2008年7月，王培荣被学校安排赴上海进修一学期。
2009年3月18日，王培荣恢复教学。
2009年3月14日，本刊记者对话王培荣。
一夫二妻，“这在徐州是公开的秘密”
记者：你从什么时间开始关注董锋的？
王培荣：2006年7月左右，有人匿名发邮件给我，说了董锋贪污等事情，发邮件的人说自己也是处级干部，担心举报不成反而被打击报复。之后，我们一直互通邮件，我鼓励她不要害怕。
记者：后来知道是谁发的吗？
王培荣：我一直以为是一个路见不平的旁观者。直到2008年1月，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案开始审理，我又给她发邮件沟通，她也有很大触动。这种情况下，我才知道是董锋的妻子委托别人给我发的邮件。之后，所有的事情也慢慢清晰起来。
记者：从2006年到2008年，你一直关注这件事？
王培荣：对。我很谨慎地做了些调查，包括董锋和情妇的孩子在哪里出生，户口在哪里，上学地点等。从2006年开始，董锋没有回过一次家，和情妇在外面公开以夫妻形式生活，这在徐州是公开的秘密。
记者：上网发帖之前，你做了些什么？
王培荣：2008年5月之前，我向徐州市各相关部门递交了举报材料。5月以后，又给中央和江苏省各部门递交了举报材料。
记者：2008年7月6日下午5点到第二天早上，你一直都在网上发帖举报董锋？
王培荣：此前我向各方面举报后，董锋已经知道，也采取了一些行动。所以，我只有在网上公开举报，为了防止他封锁网络，还必须集中发布，我通宵在论坛上发帖子，还给上千个记者发了邮件。
记者：有没有人帮你做？
王培荣：没有，这个事情不敢公开。
记者：第一个联系你的人是谁？
王培荣：第二天，舆论监督网的李新德联系我，核实了内容的真实性，把我的稿子修改后发了出来，就是《江苏徐州：区委书记演绎荒唐“一夫二妻制”》，许多网站转发了这篇文章。但第三天，一些网站的相关消息就被封锁了。
记者：在网上轻松一搜，就能找到你的电话、邮箱，甚至家庭住址。没有顾忌吗？
王培荣：我不怕，我举报的是事实。之所以署名公开举报，一方面，是想让帮助到我的人可以联系到我，另一方面，也表示我愿对举报内容的真实性承担责任。
记者：政府有人和你联系吗？
王培荣：7月7号，徐州市纪委来找我，了解网上举报内容的情况。之后，徐州市委常委开了会，我们学校的一位副书记去了，当时市委领导还十分信任董锋，请我们学校的副书记带话给我说，不要再上网了，董锋已经找市委领导谈了，他只是生活上有些不检点，但他保证没有一分钱的经济问题。
记者：现在，董锋被判刑13年，其情妇陈文被判3年6个月，你认同这一结果吗？
王培荣：董锋受贿案解决得并不完满，还有部分内容被掩盖起来了。董锋受贿案没有涉及其重婚内容，是一个社会案，必须公开审理，但从审理到判决，开了三次庭，没有一个媒体能够到场，也没有一个老百姓能够旁听。按规定，判决书必须在5天之内送达他的妻子，但1月16日判决书出来后，董锋妻子多次向法院索要判决书，至今仍未拿到。董锋的情妇被判3年6个月，但现在两个月过去了，她依然在看守所，并未收监。
记者：你还在继续举报这件事情？
王培荣：是的。董锋案中的买官卖官没有查下去。重婚罪也是肯定成立的，但是没有追究其法律责任。
有一个词叫“摆平”
记者：回顾整件事情，你认为在董锋案里，网络发挥了什么作用？
王培荣：网络发挥了100%的作用。董锋案中，正常举报没有效果，网络举报开始时也被董锋封杀了，但最终没有封杀成功，从而导致其落马。
记者：你觉得自己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王培荣：我只是一个举报人，开拓了举报的一个有效途径。网络举报是一个很好的途径。但是，举报要署名，要承担法律责任。
记者：这件事和你没有直接关系，付出这么多时间和精力，有没有后悔过？
王培荣：也不后悔。我是个老师，也是社会一名普通公民，有义务履行公民职责。如果大家都不举报，贪官会越来越多，无所顾忌。董锋公开过着一夫二妻的生活，已经毫无顾忌，这很荒唐。
记者：你认为网络的最大好处是什么？
王培荣：可以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不受腐败分子权利的约束。
记者：你何时开始通过网络进行举报的？
王培荣：2000年左右就开始了。通过网络举报过很多事情，但只有两个成功案例，就是董锋案和防盗门事件。不过通过这两件事，让大家看到了网络的力量。
记者：在常人看来很小的风华园小区劣质防盗门问题，徐州市领导多次责令解决，却仍然历经四年？
王培荣：是的。每一次都是通过网络，引起许多媒体的关注，江苏电视台播过两次，上海电视台播过一次，国内外媒体大概发表了100多篇稿子，历时四年，犯罪嫌疑人才得到查处。
记者：你怎么评价自己所用过的维权渠道？
王培荣：按理说，使用正常渠道解决，我们的成本是最节省的，也是最合法的，但是有些时候走不通。
记者：你个人觉得，传统媒体如电视、报纸，和网络有什么不同？
王培荣：传统媒体不是太好。有记者说现在异地采访、异地报道不允许，而且批评监督报道内容要被监督人同意，这样其监督作用就会越来越弱。只有为老百姓办事的人，才愿意接受媒体的监督。
记者：你怎么看网络反腐？
王培荣：就我的体会来说，举报一个贪官或者恶势力很难，但危害更严重的是，个别部门的领导利用权力掩盖事实。现在社会上流行一个词叫“摆平”。贪官或恶势力出了事，会想办法去摆平，这样的做法，对国家和百姓的危害更大。
记者：现在，中央和地方很多领导都很重视网络，你怎么看？
王培荣：去年胡锦涛总书记做了很好的榜样，今年温家宝总理也做出了榜样。温总理在两个小时的在线访谈里，回答了29个问题，网友们提出的问题有30多万个，虽然只是万分之一，但起到了很大的示范作用。我们需要有关部门和更多的人通过网络推动反腐败和监督工作。
让政府和贪官都头疼的人
记者：有人说你是一个让贪官和政府都头疼的人，你觉得呢？
王培荣：让政府头疼，这不完全，让政府里面的个别人头疼，是客观存在的。民告官是监督政府的手段之一，防盗门事件中，我起诉了徐州原来的市长潘永和，但他对媒体说欢迎市民监督，欢迎民告官。为老百姓办事的官，是不会头疼我的。如果个别人不依法行事，我举报反映后问题得不到解决，我通过法律来强制他依法办事，他就会头疼我。但这是他个人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
记者：董锋案后，有没有人向你求助？
王培荣：很多，全国各地的都有，甚至半夜都有打电话的，还有人专程跑过来找我。
记者：有没有想过全力帮他们？
王培荣：我无能为力，因为我没有办法去一一核实。
记者：有没有想过成立一个机构，专门帮他们做这件事?
王培荣：没有。我的本职工作不是这个，另外这也是没用的。打击犯罪和惩治腐败是政府部门的职责，我们不能代替，权限上讲，我们也很无奈。
记者：你给他们的建议是什么？
王培荣：如果能通过正常渠道解决，就正常解决。如果解决不了，就通过网络揭露，通过法律手段解决。我一直认为，应该用法律监督国家机关依法行政。现在个别领导、个别部门不依法办事，把社会风气带坏了。
记者：你认为法律是最正常、最好的解决渠道？
王培荣：对，而且也是最后一个维护社会公正的防线。如果这个防线都不起作用的话，问题就大了。
记者：网络之于法律的作用呢？
王培荣：网络可以推动法律解决，使更多的人参与，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我的亲身体会是，好多问题正常举报的话，有些部门不会听，网络上可以各抒己见。
记者：网上有些关于你的言论，比如殴打老人、孩子？
王培荣：我希望说这些话的人能够署名，并承担法律责任。
“其实贪官不可怕，只要你举报他”
记者：现在回过头看，2000年是很关键的一年，因为小小的防盗门，你走上了举报之路，改变了你的生活，你觉得呢？
王培荣：对。
记者：本来是件很小的事？
王培荣：防盗门事件，我看到了问题，向常务副市长写信举报，常务副市长批示有关部门查处，有关部门把举报信交给了提供防盗门的不法商贩，他们对我进行打击报复，于是我继续记录他们的犯罪，步步升级，也是出于无奈。
记者：你们学校领导对你做这些事情的态度怎样？
王培荣：学校领导一直保护我，但或多或少受到某些压力。
记者：你的家人呢？他们会担心吗？
王培荣：他们常说这不是我一个人能扭转的，到这个地步就行了。但我希望网络举报能够受到自上而下的广泛关注，以后举报环境越来越好了，我就可以退出来不做了。
记者：选择2008年7月6日发帖，是因为你的女儿高考完了，填报志愿也完成了，这样就不会影响她？
王培荣：她现在已经到北京上学了，一年级。如果不是这件事，她可以考得更好。
记者：她支持你做这件事情吗？
王培荣：支持谈不上，她担心我的安全，让我算了。老百姓对腐败深恶痛绝，但都希望别人去举报，不希望自己的家人去举报。
记者：你女儿的同学有没有说你是英雄？
王培荣：有。老百姓对我的行动都是赞同的，也希望更多的人站出来反腐败，尤其像我这样署名揭露腐败的。
记者：对以后的安排是什么？
王培荣：等以后举报环境好了，我就把精力集中到工作上。胡锦涛总书记说要以反腐新成就取信于民，这就要有更多的动作，让贪官受到法律制裁，希望更多的人出来举报。其实贪官不可怕，只要你举报他。
记者：你的专业是力学吗？带本科生还是研究生？他们的就业状况好吗？
王培荣：都带。2008年7月毕业的硕士，学的是复合材料，都是最先找到工作的。
记者：你上次做科研课题是什么时候?
王培荣：我已经9年没有做过科研课题了。
记者：你觉得自己还可能回到安心科研的状态吗？
王培荣：应该可以吧。
董锋受贿案
董锋，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原区委书记。2009年1月16日，董锋因受贿罪被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董锋的情妇陈文也因受贿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据检察机关指控，董锋个人单独受贿39万元，董锋和其情妇陈文共同受贿242万多元。这些受贿分别发生在过去的10年间。
中国语境下的网络“舆论场”
多年来，国家最高管理层所需传递的任何信息和声音，以及所要获取的来自社会的信息和声音，都有其固定的渠道，而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打破了这种格局。
文/胡泳
中国民用与商用化的互联网，至今发展已逾十年。十几年间，中国互联网以最浓缩的方式经历了一个新兴产业的成长与成熟。如今，互联网已深深植根于中国的土壤，有了中国特色、个性和底蕴。到2008年，中国网民突破2亿大关，任何一个互联网的应用，有2亿网民的规模做基础，都将催生非常可观的产业。
由于互联网构成了个人表达和公共讨论的崭新平台，我们也需要考察一下中国传统的大众媒体。执政党和政府对大众媒体的控制在改革开始以后逐渐松动，但新闻出版改革按照什么样的方向前进则始终存在争论。由于新闻的特殊性和新闻改革的敏感性，虽然中国的新闻事业在经济独立性、管理自主性、受众服务和政体关系上出现了不小的变化，但对重大问题变相的“舆论一律”依然是中国媒体的特色。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陈力丹认为，我国拥有世界上独特的媒介制度，在此情况下，中国的大众媒体扮演着复杂的角色，正如《南方周末》的负责人所说的，办《南方周末》是在解一道“三元方程”，这三元是：是否符合政策环境、是否符合市场需求、是否符合新闻人的理想且对得起大历史。
身处这样的过渡时期，普通人如果想要进行表达，很难在传统媒介如电视、广播、报纸、期刊上自由实现。由于民意的通道常常被堵塞，公众一旦发现了互联网这一崭新的表达和传播平台，就将其当作利益诉求的有效渠道，以及发泄对立情绪和不同意见的途径。
在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历程中，2003年被称为“网络舆论年”。虽然网络舆论在2003年之前就已存在，但在这一年，中国的网民看到了自己通过网络舆论改变事件进程的力量。
2003年4月25日，《南方都市报》发表“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的报道，揭露了一起广州执法人员粗暴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致人死亡的案件，并配发评论“谁为一个公民的非正常死亡负责”。报道和评论随即被多家网站转载，在网络中引起强烈的关注。当一个门户网站贴出《南方都市报》的新闻报道时，跟帖在几个小时内就达到上万条，网民不仅在BBS上发出强烈抗议的声音，而且还在4月25日当天建立了一个名为“孙志刚，你被黑暗吞没了”（后更名为“天堂里不需要暂住证”）的纪念网站。这种舆论还迅速转化为三位法学博士和五位法学家两次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行动。孙志刚以他的生命换取了一个有关底层百姓的政府法规的终止，而这个阶层的呼声被忽略得太久了。
以往，当人们需要社会关注的时候，首先是寻找政府或相关机构，其次是寻求有影响力的传统媒体。进入2003年之后，更多的人将网络作为获得社会关注的低成本的、快捷的渠道。网络舆论对现实世界产生了影响，传统媒体适时地给予了评价。《南方周末》的文章援引“一位了解孙志刚案件调查经过的人士”的话指出，“尽管传统媒体对孙志刚案件报道不多，但互联网上的排山倒海般的谴责和抗议却形成了极大的压力”。而在“SARS危机中，互联网也充分体现了它的作用和独特的优势，人们在传统媒体上不能发出的声音经过网络传递出来”。
经过数年的发展，2008年，网络舆论的影响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虎照门”到汶川大地震，从瓮安群体性事件到三鹿“毒奶粉”，这一系列范围广泛、性质各异的事件，让人们充分领略了网络舆论的威力。当门户网站用可观的篇幅报道谣言，当知名论坛对某一谣言的评论盖起了宏伟的“高楼”，当源于网络的谣言登上“旧媒体”的大雅之堂，当某个政界或商界要人被迫花费时间和精力修复被损害的形象和人格，当丑闻把一些人从高高的位置上掀翻下马，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网络舆论场在中国的存在具有多么重大的应然价值与实然意义。
以一系列重大事件中的舆论为发端，互联网在帮助普通公民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而建立中国的公共领域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首先，分权、匿名和灵活的互联网促进了信息传播的民主化。在互联网的环境下，公民获取信息的成本大大降低，所获得信息的丰裕度和即时度也都有了较大提高。简言之，公民对于社会事物的知情能力大大提高。
其次，互联网创造了公民对政治和社会问题展开讨论的公共领域。由于互联网的交互特性，各种公共论坛应运而生，公众第一次拥有了对公共事物进行评论、交换意见、形成舆论的场所。随着知情能力和评论能力的提高，他们对社会生活和社会决策过程的介入程度越来越高，而这种介入程度的提高反过来又促使公民在这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
第三，对于集会与结社自由匮乏的中国，互联网加强了民众之间的联系与集体行动。无论是“超女”的“粉丝”们通过网络和手机在全国多个城市协同发起的支持自己喜爱的明星的活动，还是反日的百万网络签名，都显示了互联网作为一种组织民众的手段的作用。
网络舆论在中国政治当中的作用也初步显现：2003年的非典时期，新华社首次披露中央高层领导对网络的重视。胡锦涛总书记在视察广东时，对一位参与防治非典的一线医生说：“你的建议非常好，我在网上已经看到了。”而温家宝总理视察北大抗非典工作时说：“我在网上看到同学们在留言中表达了同全国人民一起抗击非典的决心，令人感动。”
2003年之后，网络舆论开始成为政府部门进行管理决策的重要依据。例如，2004年，温家宝总理在看到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一局11月4日选编的《互联网信息择要》后，次日便就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作出批示。据报道，中央和国务院设有专门机构，每天从网上搜集重要信息，以“互联网舆情”形式提供给领导人参考，网络舆论成为一种“公开的内参”。
2008年6月2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来到人民日报社，通过人民网“强国论坛”同网友们在线交流。他说：“网友们提出的一些建议、意见，我们是非常关注的。通过互联网来了解民情、汇聚民智，也是一个重要的渠道。”这是中共建政以来，执政党最高领导人第一次以直播的形式直接回答国内公众的提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胡锦涛的交流采取完全平等的姿态，一口一个“网友”，表示很愿意听取网友对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多年来，最高管理层所需传递的任何信息和声音，以及所要获取的来自社会的信息和声音，都有其固定的渠道，而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打破了这种格局。中国的最高领导人通过网络与民众进入一个面对面的时代。
继胡锦涛总书记去年与人民网“强国论坛”网友对话后，温家宝总理2009年2月28日也来到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与网友在线聊天。仅人民网“有话网上说”栏目开设半年来，就有17位省委书记或省长回复了网友留言。据媒体统计，2009年全国“两会”期间，30个省（市、区）106名官员，以及23个中央单位的30名官员先后与网友互动。
“网络两会”、“网络问政”、“网络监督”……新的现象还在层出不穷，互联网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越来越多的事件发展的进程，网民成为政府问责制的重要推手。随着网络力量的成长，政府对互联网正面意义的肯定在增强，用胡总书记的话讲，“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胡锦涛直接到网民中间和大家对话，表明高层领导已经充分认识到可以借助网络加快民主政治的推进。互联网可以“了解民情、汇聚民智”的总结，实际上肯定了网络民意的合法性，表明网络力量已彻底纳入官方视野。
十余年的时间，中国互联网完成了一个上下对接的过程。随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网民人数最多的国家，互联网对执政的反应机制、执政者行为模式的改变、公众舆论的功能和社会变革的促进，将日益发挥更加巨大的作用。
胡泳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国内最早从事互联网和新媒体研究的人士之一
打击低俗“新长征”
1月5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等七部门部署在全国开展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行动，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蔡名照强调，要坚决遏制网上低俗之风蔓延，进一步净化网络文化环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文/本刊记者 王新玲 何晶
专项行动最新进展
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络新闻宣传局提供给本刊的资料，截至3月16日，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共曝光9批103家网站，涉及177个存在低俗内容的网站栏目。177个栏目中，关闭了92个，整改了69个，经复查，只有个别栏目整改后又出现少量新的低俗内容。最近一个阶段，举报中心在日常监管中已很少发现成规模、集中存在低俗信息的境内网站，一些小网站中的低俗信息呈分散状况。
该资料指出，目前，整治网上低俗内容还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博客、论坛等互动性栏目仍是管理难点。低俗内容多集中在博客、论坛、相册等互动性较强的栏目。少数网民采取各种手法逃避网站管理，上传低俗内容。二是搜索引擎仍是传播低俗内容的主要渠道。截至3月9日，网络新闻宣传局已向国内9家主要搜索引擎服务商下发、更新屏蔽淫秽色情内容关键词945个。经核查，各搜索引擎的屏蔽效果较好。但是只要适当变通，仍能搜出大量境外淫秽色情内容，目前尚无技术手段完全解决这一问题。三是少数网站心存侥幸伺机而动。通过复查，有的网站尽管关闭了相关栏目，从网站上不能直接点击进入，但链接仍存在，一旦放松监管就有可能死灰复燃。四是一些不法分子顽固周旋。有的隐晦色情和低速网站注册了多个域名，采用异地跳转和在境外租用空间等方式重新开通，追查的难度较大。
针对上述问题，国务院新闻办一方面继续加大清理整治力度，另一方面，正抓紧与各有关部门协调，研究长效机制建设的具体工作措施，以巩固专项行动成果。
河南新蔡某高中举办漫画展抵抗低俗之风
各国反低俗措施
净化网络环境，是世界各国共同的目标，不少国家也都曾重拳出击。
美国：砸钱加大打击力度
美国前司法部长冈萨雷斯曾经对“黄网”泛滥大发牢骚：“这些恶心的东西这么容易就可以浏览，实在太可怕了。我有两个年幼的儿子，我简直无法忍受这种威胁。”
美国在打击网络低俗方面至今还没有一个全国性的法规，各州自行其是，也许在亚拉巴马州认为违法的图片，到了加利福尼亚州却可以畅行无阻。不过近两年来，美国联邦调查局已决定增加对网上猥亵儿童案件的办案经费，因为从1996到2007年间，此类案件增加了20倍之多，每一个案件的调查都要用两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导致人手严重不足，因此联调局要砸钱扩充专业队伍。
2008年7月，美国三大网络媒体电讯公司发表公告联合抵制色情网页，特别注重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他们对互联网的情况作了为期8个月的调查，发现了数千个非法色情网站。这些公司共同出资110万美元，研发新的屏蔽技术系统，过滤、封堵和删除色情网页和图片等。这些高科技公司与政府执法机关的合作，被美国媒体称为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行动。
法国：对网络色情课以重罪
1998年6月，法国对《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有关制作、销售、传播淫秽物品的定罪量刑作了部分修改，从严从重处罚利用网络手段腐蚀青少年的犯罪行为。根据修订后的法律，向未成年人展示淫秽物品者可判5年监禁和7.5万欧元罚款。如果上述行为发生在网上、面对的是身份不确定的未成年受众，量刑加重至7年监禁和10万欧元罚款。
另外，法国非营利组织“电子——儿童”协会负责向学校和家长免费提供家庭网络管理软件，指导学校和家长对儿童进行防毒保护。
英国：勇敢母亲的努力结果
提到英国对低俗网站的约束和管理，就不能不提到一位勇敢的母亲。她名叫丽兹·隆休斯特，她的女儿简担任特殊儿童的音乐教师，曾对一个有暴力倾向的成人提供帮助。这个人特别喜欢上黄色和暴力网站。2003年3月14日，此人恩将仇报，他把简带到自己的家里掐死并摧残尸体。丽兹·隆休斯特在女儿被害后，毅然挺身而出，发起了在英国禁止色情网站的运动。经过3年多的艰苦努力，她不仅亲眼看到凶手被判处终身监禁，而且赢得了英国政府发出的对黄色和暴力网站的禁令。
英国也加大了对儿童的保护。在英国，无论传播与否，拥有儿童色情图片就是犯罪。根据英国《儿童保护法案》，如果没有合法理由，故意下载儿童色情图片者最高可判处10年监禁。如果技术上无法确认图片的来源，网络服务提供商须从服务器删除该内容，否则将面临起诉。
德国：全天候“网上巡逻”
在与低俗网站的斗争中，几乎所有国家都对亵渎未成年人的网站给予最严厉的打击和处罚。但是单靠使用者自觉自律的方式，显然远远不够，所以近年来，各国纷纷发展新的监控技术。例如美国学校就使用了屏蔽技术，学生不能以找资料为名看黄色图片，更关键的是色情网站也无法引诱青少年，公共图书馆里的电脑都有相应的屏蔽。
德国联邦内政部长目前主张在互联网上安装“反黄软件”，阻止打开色情网站，特别是对浏览未成年人黄色图片的尝试。另外，如果是未成年人进入了黄色网站，该软件将根据注册资料作出判断，立即切断网络。
对“传播和拥有儿童色情信息”的打击也一直是德国遏制网络犯罪的重点。为此，德国联邦内政部和联邦警察局24小时跟踪分析网络信息，并调集打击色情犯罪专家和技术力量成立了“网上巡警”调查机构。
日本：过滤软件武装到手机
为围剿网络色情，日本从2003年9月13日起实施《交友类网站限制法》。法律规定，利用交友类网站发布希望援助交际的信息，可判处100万日元以下罚款。交友类网站在做广告时要明示禁止儿童利用，网站也有义务传达儿童不得使用的信息。家长作为监护人，必须懂得如何使用过滤软件过滤儿童不宜的内容，并和孩子保持良好的交流沟通。
日本各级警察部门目前都公布了举报电话，并实施“网络巡逻”。警局职员在受警方委托的团体协助下，监控网站、论坛上的信息。一旦发现违法或有害信息，警方可要求网络服务供应商或论坛管理者予以删除。2008年，广岛市议会规定，手机销售商和网吧经营者，在为未成年人提供服务时，必须在手机和电脑上使用过滤软件屏蔽有害信息。
批量知名网站因低俗内容遭曝光
网络监督：一份不受限制的空间大字报？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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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秋风，原名姚中秋，独立学者，现居北京。常在《南方周末》、《财经时报》等报刊发表时评。
致力于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译介和研究，著有《为什么是市场》，主持翻译《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译丛》，出版译著《财产、法律与政府——巴斯夏政治经济学文粹》、《法国大革命讲稿》、《法律与自由》、《哈耶克与古典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等。
网络监督的效用很可能递减，其效果将越来越大地依赖偶然事件。
从林嘉祥事件到周久耕事件，从“躲猫猫”事件到网络曝光浙江省东阳市审计局局长韦俊图公款按摩，再到江西省新余市和浙江省温州市两个考察团公款出国旅游被查处，人们突然发现，网络监督原来还蛮管用。
网络监督当然可以起到一定作用。目前，中国监督官员的现有机制主要是党政系统内部自上而下的监督，其核心原理是权力自上而下地授予。在这种情况下，上级政府自然想监督下级。问题是，既然下级本来就是自己委任的，又怎么可能认真地加以监督？从而导致这种自上而下的监督机制经常失灵。
当然，政府也开放了一个由民众举报官员的渠道。但这种举报同样会遭遇党政系统内部自上而下权力安排的梗阻。人们经常看到，接到举报信的上级往往把举报信转给作为举报对象的下级，本来也许是希望其解决问题，但举报人却因此而遭到打击报复。
最后一个传统监督渠道是舆论监督。但受到种种条件限制，舆论监督的效力始终十分有限。
在这种情况下，网络监督就成为人们监督官员的新武器。网络监督的主要优势在于公开。网民借用某些偶然机会，透过图片、话语，发现一些官员贪腐的迹象，随之将其公布于网络，公开给世人。这样的发现通常会在网络吸引巨量围观者，从而成为一个网络事件。
这种网络事件随后在三个方向发酵：第一，事件可能引起传统媒体关注，启动舆论监督机制。第二，相关信息公开后，有贪腐嫌疑官员的上级政府和纪检部门会面临很大的网络舆论压力。第三，由于网络的通达性，这个上级政府的上级、乃至更高一级政府也可以获得相关信息，这同样可以转化为其直接上级的压力。它不得不进行调查，给网民、也给上级政府一个交代。
从这个角度看，网络监督的功能主要是网络举报，是在一个不受限制的空间中张贴大字报，而它的效果大大优于普通举报。普通举报只有上级政府知道，上级怎么处理，对外人是不公开的，它也感受不到必须给予公正处理的公众压力。网络举报却给上级施加了极大压力，因而，大多数网络举报，不管最后的处理结果如何，但起码都启动了体制内的监督机制。
不过，网络监督是否真的具有十分美好的前景？官员们是可以学习的，他们将会学到隐藏、掩饰的技巧。比如，周久耕事件之后，官员们就普遍留意在公众场合不抽好烟，他们也会在某些场合收起高级手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那些受到权力诱惑的官员们就再也不会收藏好烟、购买高级手表。在官员群体中，防范网络可能将成为新潮流。
也就是说，网络监督的效用很可能递减，其效果将越来越大地依赖偶然事件。事实上，目前的网络监督本身就都带有偶然性。当官员学到防范网络的技巧后，网民为发现信息，将不得不越来越倾向于采取灰色手段，而这将使自己的监督行为本身成为问题。
所以，网络监督作为新出现的监督手段，现在确实有一些效果，但不可指望靠它来系统地解决官员的贪腐问题。归根到底，对于防范官员不当、违法行为，网络举报确实是、并且可以继续充当有用的工具，但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要靠良好的制度设计。
也就是说，需要在党政体制内设计一种在第一现场监督官员的机制，给他们施加持续而坚定的压力。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官员的心智必然会逐渐发生变化，他们将会节制自己的欲望，并将节制变成习惯，以至于到最后，真的可以做到坐怀不乱，这个时候才可以说，制度驯化了权力。
是的，只有设计良好的制度才能够驯化权力。设计这样的制度，其实没有任何知识上的难题。比如，强化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官员的监督，让人民通过投票决定行政首长的职务等等。有了这样的制度，有没有网络，其实都不重要。而没有这样的制度，网络监督迟早也会失效。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网络政治：官民的博弈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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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蒋兆勇，著名媒体人，外交及政治事务专栏作家，时事评论员。擅长中国政治评论，也研究社会运动、政治传播和西藏、新疆问题。
网络意见表达会不会形成民意的霸权？它会不会激活社会的结构性怨恨？网络民主是催生制度的有序变革还是催生动荡？
一地的“马铃薯”因为有了互联网而被连在一起，原子化个体因为网络成为虚拟的群体，成为不明真相的“乌合之众”，诸神正在退去，众声正在喧哗，正在呐喊。各种“密探”，各种民意代表都在网络中找到位置，一次次群聚，一次次争吵，官方的声音淹没在群体狂欢般的宣泄之中，“统一思想”消失在唾沫飞溅的民意之中，传统的意识形态正在被解构。强势的政府，全能的政府在网络中似乎正被弱化。
什么叫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NGO）的大量存在当然是其标志。但中国的情况却有不同，一个无法瓦解的公共领域已经形成，即使没有那么多的非政府组织,但网络公共领域里却有那么多的数码群体，那么多非正式的政治参与者，我把这种不完全受官方控制的社会叫做中国特色的数码公民社会。网络促进了公民社会形成，公民社会的渐渐发育又扩大了网络政治的影响力，反而信息残缺不全的官媒却逐渐地在丧失公信力和影响力。
虽然权力仍然统治着我们，仍然支配着我们，但是网络使权力在流失。我曾经用“从戏剧因素中捕捉话题，从象征因素中构建话语”来概括网络公共议程的设置，形势比人强，我还想再加几句：在社会情绪诱发中吸引观众，在互动争辩中寻找真相，在趋同除异中获得共同心理，形成的公共意见改变政府。
我观察发现，虽然网络的平等性导致公众少了偶像，少了权威崇拜，但知识精英们在网络热议中总是输出意见，供应观点，虽然没有稿费却乐此不疲。
价值的主张形成对政府的约束，公众也在此过程中被“洗脑”。喜欢看文件用笔写批示的官员发现已不能把公众大脑作为自己说辞的跑马场，公众脑中充塞另一种价值，“霸权”的独白已没有了观众。
曾几何时，在一些骄横的官员眼中，网民跟帖不过是比群众来信好不了多少的大字报，是年轻人的自娱自乐，是“屁民”的无妄叫嚣，是一小撮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现在却不得不应对。
应对，这个词本身就是对独立于官方的网民角色的一种承认。
网络是多中心的交流平台，是巨量的群体围观，群体起哄，事实上这已构成对现行行政架构的冲击。“人肉搜索”更让一些官员有如惊弓之鸟，夜夜恶梦。但是，官方的行政架构却是封闭的，科层的，是要讲政治文化“规矩”的。比如，信息要筛选，甚至内参也要正面引导，这一切才使官方变成了“洞穴人”。网络上的官民博弈哪一次不是官方要慢半拍？正是这种信息真空才成就了今天的网民。
“我向总理来提问”,亿万的网络提问，领导的正面回应，反而要面对更加汹涌的民情，网络“两会”似乎比“两会”会场还热闹，兴奋的网民要写更多的帖子给“上边”看，而另一方面，删帖的人又得日夜加班了。这是一种悖论，也是中国社会的奇特景观。
网络是可爱的东西，中国政治的进步恐怕得靠网络政治的发威，同时，我也注意到，网络意见表达倘若不语带情感，不把复杂事情简单化，不把愤怒换成口号，不写极端煽情的话，还会不会有人围观？会不会有人倾听那些极具建设而理性的声音？民粹也许是热血沸腾的催化剂，我相信它也是网络民主的一片阴影。它会不会形成民意的霸权？它会不会激活社会的结构性怨恨?网络民主是在催生制度的有序变革还是催生动荡？我很困惑。
官方的提法:有限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网络冲击下的政府，恐怕还得加一个词:回应政府。政府无时不刻不在面临民意的逼迫，对官方而言，我把宣传叫做政治销售，在网络政治越来越强势的今天，这种政治销售是不是该改成政治行销了。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