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我爱我国家
24 在共和国庆典的档案里
28 张仃：新中国的首席设计师
30 红色电波载起开国大典
31 与“天下第一兵”亲密接触
32 马湘生：陆航“直升机王”的传奇
34 我们的1999

翻阅古今中外的历史，阅兵是一种共通的隆重的军事仪式。中国早在3000多年前的周朝，就有了“观兵”或“观师”的仪式。

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人民解放军同样有阅兵的传统。在部队出征、凯旋或者纪念节日期间，都会举行阅兵式。人民军队最早的一次阅兵，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举行。此后，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硝烟中，中央领导或各战区指挥员的历次阅兵，更使军心大振、捷报频传。

但真正称得上隆重且具有扭转乾坤意义的，是开国大典的阅兵式。

历史不会忘记，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等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由海军、步兵师、战车师、骑兵师共16400人组成的受阅部队，人民空军的第一支飞行中队接受检阅，天安门广场上30万群众共同欢庆新中国开天辟地的一天。

“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在新中国第一次阅兵式上，武器都是在战场上从敌人手中夺过来的。为了防备意外空袭，有两架参加阅兵的飞机携带实弹受阅飞行。这些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新中国的来之不易。

1950年-1959年，新中国每年举行一次国庆阅兵。1960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决定，改革国庆活动制度，实行“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逢大庆举行阅兵”。“文革”十年，阅兵被作为“形式主义”取消，连国庆节的群众游行也于1971年后停止。

1984年，时隔25年之后，中国政治生活的中心——天安门广场又迎来了盛大的国庆阅兵和群众游行。这次阅兵给中国乃至全世界一个鲜明的印象：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在世纪之交的1999年的国庆阅兵式上，我军陆军航空兵、海军陆战队、武警特警队和预备役部队首次编队受阅，阅兵规模大、装备新、机械化程度和科技含量程度高，让世界刮目相看。“中国速度”不仅仅在经济领域，也体现在军事装备领域。

今年是新中国60华诞，也是第14次举行国庆阅兵式。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选择了以“厉行节约”的方式，向世人展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形象。当海内外媒体纷纷将焦点对准阅兵几大看点的时候，或许有人从中读懂了一种历尽沧桑之后的智慧。

（本专题特别感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杨鲁大校的大力协助）

我爱我国家

一心装满国，一手撑起家。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在世界的国，在天地的家。有了强的国，才有富的家。
国是我的国，家是我的家。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国爱万家，我爱国家。
——《国家》

国庆阅兵分列式中的海军学员方队正在通过天安门广场。

红-9地空导弹方队接受检阅。

10月1日，首都各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是多机编队的领队梯队。（右上）

三军女兵方队正在通过天安门广场。

2009年10月1日

为了壮观的这一天

本刊记者 温志宏

10月1日清晨，5点整，中国北京。

午夜时分的阵雨一扫京城几日阴霾，此时空气微凉，夜色中隐约有晨星闪烁。多数市民依旧恬然酣睡。而为了几小时后天安门广场盛大的国庆阅兵典礼，筹备各方彻夜忙碌，以分秒计算的倒计时已经开始。

凌晨1点，位于人民大会堂和毛主席纪念堂制高点的媒体记者及设备，已通过安检就位。凌晨2点，前日下午到达北京东站的9个履带战车方队开始向天安门方向机动。凌晨3点，装备方队中其余21个轮式方队，从通州阅兵村向天安门开进。此时，参加广场背景表演的8万各校中小学生，也陆续到达集合地点。

凌晨4点半，14个徒步方队的受阅官兵准时起床。一小时后，他们领枪集合，乘坐大巴赶往天安门。9月30日，是万人徒步方队3月进驻北京郊区沙河机场阅兵村进行全封闭训练的最后一天。常规训练之后，队员们第一次获准40分钟的留影拍照时间。晚上，含着军医最后一次巡诊分发的润喉片，男队员刮胡子，女队员试妆。不少人是数着数字强迫自己睡着的。为了正式上场时拿出最好的状态，所有人都铆足了劲。

5点45分，晨曦悄然来临。北京市海淀区中华世纪坛门口，最后一批来自国内外的媒体记者拎着大包小包，携各型摄影摄像器材集合安检。晴朗微云的天色让大家对稍后的庆典拍摄充满期待。“好久没这种心情了，见女朋友都没有今天这么激动。”国际广播电台一位年轻记者和身边人笑言。

6点30分，路灯尚未熄灭。记者搭乘媒体组大巴，前往天安门广场西临时观礼台。驶入长安街，两侧国槐与银杏高大齐整，路面以米标记的游行标示线清晰可见。广场东西两侧饰以56根民族团结画柱，60只巨型红宫灯点睛般悬空而挂，喜庆壮观。参加背景表演的中小学生已经在广场席地而坐。8月底刚结束整修工程的长安街，即将接受新中国成立60年来最不同寻常的一次检阅。

以天安门为中心，在原来的东西观礼台下，10排红地毯铺设的庞大临时观礼台准备就绪。负责此区域安保的北京武警某队队员，从30日夜里开始上岗，一夜未眠：“这是国家的大事，也是我们的职责。”和记者说话时，他眼神依旧警觉，不时扫视往来人员胸前所配证件。

群众游行以“我与祖国共奋进”为主题，分为奋斗创业、改革开放、世纪跨越、科学发展、辉煌成就、锦绣中华、美好未来七个部分。

7点整，数十辆清洁洒水车最后一次扫过长安街。西临时观礼台的记者采访区，不断有媒体连线后方，做庆典报道前的设备调试。来自英国广播公司、美联社、路透社、波兰电视台、加拿大广播公司、芬兰赫尔辛基新闻等多家境外媒体及部分自由记者也陆续来到西临时观礼台，进入工作状态。

对于境外媒体来说，中国此次大规模阅兵式中最为可观之处，在于展现一支现代专业的军队风貌，以及即将亮相的各种新式武器装备。虽然细节的关注点各异，但几乎所有外媒都认可一点：国庆阅兵式将是中国人为之骄傲的时刻，中国各方面的综合实力在不断增强。

7点30分，应邀参加国庆典礼的嘉宾们也陆续通过安检，进入天安门两侧东西观礼台。李敏是北京某单位代表，生于50年代的她认为能参加国庆60年阅兵盛典是“我们一代人的荣幸。国家在风风雨雨中走过60年，非常不容易”。

来自北医三院的高炜作为满族代表，刚刚参加完国务院第五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与一位裕固族朋友一同走上观礼台时，她表示：“民族团结来之不易，要珍惜各民族其乐融融的和谐深情。”

9月中旬，青海省玉树县公安局局长青鹰就得到消息，说有可能去参加国庆典礼，他兴奋不已：“今年我47岁，能代表藏族同胞参加国庆大典，机会难得，或许一辈子就这么一次。”但因身处公安战线，岗位特殊，青海玉树地区维护稳定的任务繁重，他又有所顾虑：“不能在紧要的时候离开岗位啊。”直到9月26日，接到最终可以前往北京的通知，他感到“非常高兴。一晚上都没睡好，5点钟就起床了”。

河南省共有14位代表应邀来京参加国庆庆典，其中包括郑州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杨郑安、商丘市市长陶明伦和河南太行振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金荣等。听到记者称赞自己佩戴的粉色头纱十分漂亮，黄金荣高兴地告诉记者：“这是我们回族的传统民族服饰。”陶明伦和杨郑安昨天一夜也没有休息好，倒不是因为晚饭时因为激动而喝多了酒，而是担心凌晨还在下雨的北京，万一天亮后还是阴雨怎么办：“我们还想，观礼台露天，要不要准备雨衣。结果早晨醒来一看，天气这么晴朗，真是人心振奋。”对这些地方领导官员来说，北京并不陌生，但“常看常新。60周年庆典前的京城，尤其气氛热烈祥和，让人惊喜”。

接近国庆的这几天，北京地区不少手机彩铃用户，把自己的电话铃音换成一首好听的《国家》：一玉口中国，一瓦顶成家。都说国很大，其实一个家。有了强的国，才有富的家。国的家住在心里，家的国以和矗立……

9点半的天安门广场，来自国内外各地的20余万人齐聚。伴随着大型MV作品《祖国颂》播放，乐声响起，鼓声隐约。中国的首都北京，已为即将开始的生日献礼做好了准备。祖国60华诞，不论身在何方，相信亿万中国人心念相同：国是我的国，家是我的家。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2009年10月1日，10点整。60响礼炮庄严，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众多国际友人搭乘“同一个世界”彩车通过天安门广场。

十一世班禅与中国道教协会会长任法融等在天安门城楼观礼。

观礼嘉宾不时站起，鼓掌向队伍致意。

在共和国庆典的档案里

无论受阅者，还是“备份人员”，在共和国庆典的档案里，都镌刻着他们的奉献。

林玉华

1949年阳春三月，历史的镜头聚焦在北平西苑机场。

为迎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入城，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阅兵即将展开。3月25日上午8点开始，参加受阅的炮兵、装甲兵、摩托化步兵等部队相继从驻地出发，开往西苑机场。而在西苑机场的入口处，簇拥着160多位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

下午5点，四颗信号弹灿然升上了天空，宣告“阅兵式”开始。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以及林伯渠等中央领导乘敞篷吉普车依次排列在机场跑道上。当检阅车驶近各界群众的队伍面前，人群中爆发出震天动地的欢呼。

西苑阅兵，揭开国大典阅兵的序幕。

开国大阅兵

时间定格在1949年。

7月下旬，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筹备委员会。彭真（时任中共北平市委第一书记）、聂荣臻（时任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华北军区司令员兼平津卫戍区司令员）、林伯渠（时任新政协筹备会代理秘书长）、李维汉（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为副主任。筹委会拟定开国大典包括三大项目：（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二）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式；（三）各界群众游行活动。

开国典礼筹委会成立了阅兵游行总指挥部，由聂荣臻担任总指挥，杨成武等担任副总指挥。

从受阅部队盛夏三伏进行训练，到清理天安门广场上的垃圾，布置天安门城楼和广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天辟地的一天，中华民族历尽劫难获得新生的一天终于来临了。

10月1日下午2时55分，毛泽东和朱德一前一后，随后是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等一代开国元勋和600多名出席政协会议的委员、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的100级台阶。

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委员、代表们，看到广场上30万群众恢宏热烈的场面，许多人都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此时，毛泽东主席神情肃穆而又庄重。他迈着稳健的步子走到麦克风前，环视了一下广场上沸腾的人群，平缓了一下呼吸，用他那洪亮的湖南口音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此时，站在天安门城楼播音位置的丁一岚和齐越，面容镇定而心潮难平。作为新中国历史的见证人，开国大典可以说是他们一生中的“巅峰时刻”。

丁一岚穿了一件蓝色双排扣列宁服，留着齐耳短发。齐越穿着系领口的灰色干部服，精神焕发。开国大典前，周恩来曾亲自过来询问丁一岚、齐越的准备情况。得到满意的答复后，周总理点头笑了。

为了组织好开国大典的播音工作，也是共和国第一次“实况转播”，从中央广播事业局的领导到新华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都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庆典当天，广播事业局副局长梅益亲自坐阵指挥。电台特派记者在预有准备的情况下写就大部分播音稿。梅益则坐在播音台的一侧，一张一张地看稿，适合播出的立即示意交播音员。

丁一岚和齐越认真地交替朗读着广播稿，全神贯注地把开国大典的盛况，恰如其时地、一幕一幕地告知海内外的亿万听众。

参加开国大典的受阅部队都是具有光荣历史传统、战功卓著的部队，有突破乌江，四渡赤水，开辟雪山草地通道的先头团队；有挺进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打破“皇军不可战胜”神话的尖刀部队；有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略决战中屡立功勋的英雄群体；也有从国民党军队起义过来，为人民解放作出贡献的官兵。

下午4点，南苑机场的17架战机依次起飞。当其中一架受阅飞机从天安门上空掠过的时候，扩音器中传来充满深情的介绍：“飞机编队中有我们新华广播电台的忠实朋友、第一个驾机起义的国民党空军上尉刘善本，还有其他投向光明的飞行员。刘善本作为人民解放军总部的代表，光荣地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

1946年6月，正当蒋介石调兵遣将进攻解放区，点燃内战烈火的时候，时为国民党空军上尉参谋的刘善本，经常收听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他借运送无线电器材的机会，驾驶国民党空军B—24型轰炸机起义，冒九死一生的危险飞到革命圣地延安。在受接见的时候，刘善本握着毛泽东的手说：“毛主席，我终于到你这边来了！”毛泽东风趣地作了一首打油诗，说：“刘善本，性本善，驾着飞机反内战”。周恩来称赞刘善本是国民党空军起义人员的“一盏明灯”。继刘善本之后，国民党空军先后有43架飞机、80余人起义。

开国大典上，有12架飞机的驾驶员是刚刚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军飞行员。阅兵结束的当天晚上，朱德总司令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的“开国第一宴”，招待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受阅的陆海空部队代表和驾机驾舰起义的原国民党空、海军人员。朱总司令亲切地对几个驾机起义的飞行员说：“你们是新起义的，我是老起义的。我们的空军要大发展，你们是空军的‘种子’，将来大有作为。……从今天起，我才真正是陆海空三军总司令了！”

1949开国大典上的现场播音（左为齐越，右为丁一岚）

“小平您好”

1984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

沉寂了十几年之后，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广场，又找回了中国社会政治生活晴雨表的感觉。广场上空蔚蓝色的天幕上，飘浮着16个直径6米的宫灯型气球，上面镶着的大字依次连贯起巨幅横标：“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

天安门城楼的“门眼”——位于城门中央上方的毛泽东画像，已经历了五种样式。

最初的画像毛泽东头戴八角帽，由中央美术学院画家周令钊和陈若菊夫妇参照延安时期拍摄的毛主席像绘制。据说有人反映：“毛主席像的眼睛是向上扬的，没有看着群众。”这句话传到毛泽东耳朵里，他表示意见提得对，要换一个画像。1950年初，由新华社修版制作的半侧面领袖像，成为毛主席首幅标准像。北京市人民美术工作室副主任辛莽带领画家左辉、张松鹤等共同绘制了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50年代中期，毛泽东头像换成了梳着分头、身着中山装的正面像。1959年，中央有关部门决定为毛主席拍摄制作一幅新的标准照片。1964年，北京市美术公司承担绘制天安门毛主席像的任务，王国栋等3人以毛泽东半侧面、双目平视的照片为摹本绘制。由于当时极“左”思潮泛滥的影响，有人提出质疑，认为这幅标准像只露出一只耳朵，令人有毛泽东“偏听偏信”的感觉。“文革”期间，经周恩来总理审定，毛主席像改为现在定型的正面肖像，并于1967年元旦正式公开发表。

十年动乱结束，70年代末，中国社会迎来了一场巨大变革。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通过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开放拉开了序幕。在“文革”中屡遭政治斗争风浪冲击和磨难的邓小平再次走上中国历史的前台。

当时，被国际新闻界誉为“国际政治采访之母”的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采访邓小平时，单刀直入地提出了一个为全世界所关注的问题：“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邓小平明快而干脆地回答：“永远要保留下去。”

1981年3月10日，邓小平（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在地安门东大街的寓所召见了总参谋长杨得志和副总参谋长张震，明确指示：部队阅兵式、分列式好久没搞了。不能说阅兵式、分列式是形式主义。它对部队作风培养有教育意义。阅兵对军队在人民的观瞻中有好处。

1960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改革国庆活动制度，实行“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逢大庆举行阅兵”。这本身是一个反映勤俭建国方针的决定，然而，在这个决定背后，冷酷的现实是：由于经济上的急躁冒进和自然灾害的影响，阅兵只能使人感到强颜欢笑式的窘迫。后来，中国又陷入了“文革”长期的政治动乱之中，军队内部的阅兵被当作“形式主义”取消了，“逢大庆举行阅兵”的决定也失去了实现的可能，就连国庆节的群众游行，从1971年后也悄然停止了。

度尽十年动乱的劫波，国庆35周年大阅兵，是自1959年以来25年间，中国第一次向世界公开展示自己的武装力量。

1984年10月1日，黎明时分。

等待检阅的中国人民武装力量的42个方阵整齐地排列在东长安街上，不同类型的各式坦克、装甲车、各种火炮的牵引车，以及各类导弹的巨型弹体也已如待命的士兵一般整装待发。与此同时，参加游行的14万群众，从南池子、王府井大街、东单北大街集结起来，等待出发的命令。

盛大的阅兵式结束后，在欢快的《歌唱祖国》的乐曲声中，国庆群众游行开始了。

在首都大学生的游行行列里，当北京大学方队通过天安门广场时，突然有几个同学打出了一个横幅：

“小平您好！”

顿时，从城楼上，从观礼台和广场上，无数双眼睛发现了这个特殊的镜头。

北大当时有10000多名学生，从中选出2000多人参加学生游行队伍，另选出2000人参加仪仗队。

同学们报名相当踊跃。为便于组织，学校有关部门相对集中地从各系中挑选整班整年级的学生，利用课余时间组织进行训练。暑假期间，三伏酷热，同学们每天下午集中排练，一个个汗水淋漓。那时没有什么补助，天气炎热时只供应一点汽水。

9月下旬，在天安门广场搞了两次合练预演。每次预演，都是在深夜进行。同学们手持纸花，高呼口号，严肃认真，整齐一致。

预演结束后，游行指挥部有关领导提出意见，群众游行这样齐步走显得太死板，不活跃。并特别指出，青年学生要把那种健康活泼、风华正茂的精神状态表现出来。

9月30日晚上9点，北大生物系81级的郭庆滨、李禹、栾晓峰等同学在宿舍里一起商议：光是呼喊口号，挥舞花束，不能充分表达内心的感情。最好制作一条横幅，来表达当代大学生的心意。

正在这时，同班同学毛小洪、常生来找纸笔，他们的想法不谋而合。随后陆续有一二十人参加了议论。有人说写“改革要加速”，但大家觉得不能完全反映大家的愿望。同学们想到：邓小平同志历尽坎坷，屡遭磨难，但痴心不改。他领导的改革开放大业以及在科教等领域的拨乱反正，给知识分子和广大群众带来了实惠和福音。这时，有人脱口而出：就写“邓小平同志你好”，这一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但又觉得这七个字显得不够亲切。当即有同学提出干脆就写“小平你好”，然而仔细琢磨又感到不够尊敬。“这好办，在‘你’字下面加上个‘心’字！”

“好主意，就这么办！”于是，一条让大家满意的横幅就这样定下来了。

随即同学们马上行动。李禹拿来自己的塑料床单作衬，“小平您好”四个大字由常生执笔，写在了四张淡绿色大纸上，然后贴在床单上。就绪后，同学们又犯了难：游行指挥部三令五申，游行人员除了带道具（纸花）外，其他任何东西都不准带进游行队伍。为了不被组织者发现，他们小心翼翼地把横标裹了起来，外面绕以彩带，顶端缀以纸花，变成了一把高大的“花束”。等忙完这一切，已经是过了午夜零点钟了。

10月1日凌晨4点，同学们就起床了。大家怀着激动的心情，护卫着这把“花束”站进了游行的行列。早晨六七点钟，他们就乘车到达了东长安街的指定集合地点。

群众游行开始后，青年大学生的队伍行进至金水桥边，这时，由常生、于宏实等同学一下子打开了横幅，高高举起，朝着天安门方向亮出了“小平您好”四个大字。

这时，同学们兴高采烈地欢呼起来：

“小平您好！”

同学们仰望城楼，满脸喜色：“小平同志向我们微笑招手呢！”

此时，学生们的情绪更加活跃，他们将手中的鲜花抛上了天空。

学生队伍中一时出现了“骚动”，激动、欢乐的情绪达到了高潮。

学生游队伍中的负责人担心出了什么事儿，回头一看，是“小平您好”的一条横幅，那高高悬着的心才算落下来。

人民群众、青年学生用这种最为朴素的方式，以这种最为直白的语言，自发地表达对人民领袖的热爱和祝愿，这在建国以来的群众游行中还是第一次。

世纪大检阅

世纪之交的中国，处处洋溢着盎然生机。

北京，沿长安街西行，在中央电视台和军事博物馆之间，一座迎接千禧之年和21世纪到来的纪念性建筑——中华世纪坛，横空出世。它是50诞辰的人民共和国面对华夏文明发出的历史回波，它是13亿中国人民对21世纪的热烈拥抱。

从长安街举目东望，由1万多名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武装警察、预备役部队和民兵组成的17个徒步方阵，由各种新型的主战坦克、装甲战车和战略导弹发射车组成的25个车辆方阵，依次整齐地排列在从劳动人民文化宫东红墙至北京站路口绵延2公里的东长安街上。

国庆50周年阅兵，是1984年大阅兵之后15年来新出现的新兵种首次参加受阅，也是自1988年实行新的军衔制度以来第一次阅兵。人民解放军、武警、预备役部队官兵一律身着“87式”毛料军服，大檐帽上镶有“八一”红星、齿轮稻穗和天安门、橄榄枝图案的新式军徽，上衣翻领上戴有代表不同军兵种的领花，双肩佩挂金光闪闪的肩章。

10时45分，一阵清脆响亮的声音穿越长街，带着青春的豪气飞向天安门上空。由352名身穿绿色军衣、蓝色西服裙，脚蹬黑色皮靴的女军人组成的女兵方队，踢动着健美的双腿，正步向前走来。“最美的方队”在观礼的人们心中掀起一阵阵涟漪。

这支女兵方队是以白求恩军医学院的学员为基础，从北京军区范围内选调通信兵、卫生兵、文体兵等女兵组成的。白求恩军医学院的前身是1939年创立的晋察冀白求恩卫生学校，成立60年来，为部队培养了23000余名优秀医务人才。1984年，学校首次组成全军唯一一支女卫生兵方队参加了国庆35周年大阅兵，博得了社会各界的赞扬。今天，她们代表的是当今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中国女军人群体。

走在女兵方队最前面的两名领队女中尉军官，成为万人注目的“娇”点中的焦点：一样的身材高挑，一样的秀美漂亮，一样的举手行礼，一样的腰挎手枪，一样的军姿潇洒，一样的落落大方……她们是来自白求恩军医学院的孪生姊妹花——张薇薇和张莉莉。她们虽然只有22岁，却已有9年军龄。

姐妹俩出生在辽宁省鞍山市的一个普通家庭。1990年底，13岁的小姐妹一起特招入伍，当上了北京军区某后勤分部的文艺兵。她们常随文化服务队走边防，上哨所，足迹踏遍了北疆的草原、戈壁和深山，将婀娜优美的舞姿奉献给一线官兵。在向军区首长汇报演出和中央电视台文艺晚会《当兵的世界》、《18岁的梦》等节目中，小姐妹精彩的演出犹如出水芙蓉展露出自己的“尖尖角”。1995年秋天，姐妹俩又一起踏入了军校的大门。姐姐学的护理专业是3年，妹妹学的检验专业是2年。1998年7月，张莉莉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被评为优等生。她本可以到一个条件优越的单位去工作，但她却主动要求留下来和姐姐一起参加国庆阅兵。有的人背后劝姐妹俩：“真傻，干嘛放掉好好的专业和去向，自找苦吃呢？”姐妹俩回答得干脆：“能参加阅兵是一生的光荣！”

在大阅兵的舞台上，有台前的明星，也有幕后的英雄。

在直升机梯队，流传着一个“备份机长”的故事。一年前，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国庆阅兵集训的名单上，被誉为“试飞骄子”的郭福顺激动得心都要跳出来了。但进入阅兵村以后，指挥部要求上报飞行编队定人定机定位名单，这就意味着有人要当“备份”。谁都不愿意放弃驾机通过天安门一展雄风的机会。正当组织上左右为难之际，郭福顺却出人意料地主动提出：担当备份机长。作为备份机长，他只能跟随编队飞到华润饭店便折头回飞。此时，距离天安门阅兵观礼台只有3分32秒的航程，就这样与一生难逢的机会失之交臂。

这样的“备份”人员，在每个空中梯队、每个车辆方阵、每个徒步方队都有。没有人计算过，在阅兵村里有多少这样默默奉献的无名英雄。而在受阅官兵和游行群众之外，还有不计其数的人为了阅兵的顺利进行承担着“志愿者”的任务。

在共和国庆典的档案里，也镌刻着他们无私的奉献。

张仃：新中国的首席设计师

从来没有一个画家像他这样几乎参与了新中国的一系列重要美术设计工作，而这位白发老人，始终纯真明净，唯有艺术，是他毕生的追求。

本刊记者 孙玲

摄影/吴隽

车子缓缓地开上门头沟九龙山的一处住宅区。秋天的风有些微微凉，空气中夹杂着一些青草和泥土的清香。在一小片竹林和银杏树的掩映下，用石头搭建的一栋简易的西欧民间小楼显得格外雅静。这栋楼的设计者兼居住者就是新中国的首席设计师张仃先生。

拜访张老时，他正在二楼的卧室休息。93岁的他满头银发，留着两片沙白胡子，蓝色的藏布衫朴素而又大方。虽然有点耳背，话也不多，但说起话来依然神采奕奕，时不时地吸上几口烟斗，然后轻轻地吐出一串烟雾。递上我们的杂志，张老看着封面缓缓地读着：中国报道。一屋子里的人都笑了起来。

早在30年代，张仃先生就自己来到延安，投身到革命活动中。当时延安的物质条件十分艰苦，可是人的头脑却是新潮的。张仃设计成立了一个作家俱乐部，木头搭成的小酒吧，罩上蓝白土布，一盏盏小油灯，折叠的木椅靠着墙，上面铺上牛毛毡……这样的设计在今天看来也很摩登，更不用说在当时西北这样一个荒凉的边远小城了。作家俱乐部很快就成为了文化娱乐中心，吸引了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首长以及一大批文化人前往。

在毛主席号召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开展军民大生产时，张仃利用现有的条件设计了一个展览，展示了军民大生产的成果，连美军观察组的记者团都大加赞美。他给青年艺术剧院设计的山门，让艾青情不自禁地感慨：张仃到哪里，摩登到哪里。

张仃在设计上的艺术才华和创作精神自延安时期就给中央领导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新中国开国大典的一系列筹备工作需要最得力、政治上最可靠的人，张仃作为中国共产党自己的艺术家，自然成为首选的设计人员。

1949年夏天，张仃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从东北调到北京，在香山的双清别墅编辑《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三年战绩》。在作为东北代表参加了第一次文代会后，周恩来把他留了下来。张仃住进了中南海的“待月轩”，负责改造“怀仁堂”和“勤政殿”。

谈到当年改造“怀仁堂”的情景，张老回忆说，“怀仁堂当时是一个四合院，开会不能坐在露天啊，所以我就设计了一个棚顶，把这个四合院设计成了一个大礼堂。”之后，开国大典的筹备工作以及新政协的召开都是在怀仁堂进行的。“勤政殿”的改造，张仃已经记不清了，但可以知道的是，正是有了张仃的改造，“勤政殿”在日后成为毛主席进行外事接见活动的重要场所。

在开国大典的筹备工作中，张仃亲自参加了包装新中国的一系列设计工作，包括政协会徽、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邮票和第一套开国大典纪念邮票的设计等。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整个天安门城楼的美术设计也是由张仃负责的美术供应社完成的。

开国大典会场的布置分为天安门城楼上面和天安门广场两个部分。以天安门城楼为中心，城楼上的布置主要由张仃和钟灵负责；城楼下面和广场的布置，包括观礼台、金水桥和东、西三座门等，主要由张志祥和苏凡负责。

关于开国大典布置天安门城楼的这一段经历，张老至今清晰地记得，当时天安门城楼上左右各有4个格，中间格是空的，总共9个格。看着城楼的檐廊空旷而又单调，张仃想到：“在城楼八楹红柱间悬挂八盏大红宫灯，看上去才够喜庆！”他说，“灯笼是中国的传统，中国民间的老百姓过节过年都是挂宫灯，用宫灯有种喜庆的气氛”。

于是，张仃从传统宫廷的灯笼样式那里得到启发，设计出了圆球状带流苏的大红宫灯，钟灵把设计图拿给负责统筹大典活动的周恩来看，周总理一眼就看中了这八盏充满吉庆气氛的大红宫灯。根据测量城楼每楹的空间距离，每个灯笼的直径、高度都需要两米多。钟灵开玩笑地对张仃说：“灯笼做好后，里面可以坐四个人打扑克咧！”

离大典只有五六天的时间了，为了按时布置好城楼，张仃一行人开始满京城地寻找民间会扎宫灯的艺人，最终在西城的丰盛胡同和前门外找到两名老师傅。

由于灯笼太大，他们只能在城楼就地制作。老师傅和徒弟们不分昼夜地工作，几乎没有合眼，累得不行了，就在铺地的谷草席上躺一小会儿。一干就是三天三夜，临近大典的前一天，八盏瑞气盈盈的大红宫灯终于告成。

除了这八盏充满喜庆的大红宫灯外，城楼内檐的长条横标、城台中央悬挂毛主席像、城台两侧红墙上的标语牌等，都是张仃的设计成果。尽管标语的内容是中央定的，但采用什么字体、字体大小、如何实现视觉上的和谐等都体现了设计师的智慧。

开国大典的那一刻，当毛主席等领导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这17个字显得格外醒目，城墙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恰到好处地分布在两侧，八个大红宫灯增添了节日的热烈气氛，八面迎风飘扬的红旗令人心潮澎湃。在这背后，凝聚的是设计者的心血。

值得一提的是，开国大典时，当时的国徽方案尚未通过。在大典刚过的20多天，张仃也完成了国徽的设计。参与国徽设计的有两个小组，以张仃为代表的中央美术学院设计组以天安门为主体构架，富有革命历史意义；以梁思成为代表的清华大学营建系设计组以璧玉为主体，寓示完璧归赵、和平统一。最终，张仃的设计方案胜出。后来，周恩来总理将张仃的方案交给梁思成小组进行完善、深化，最终再由张仃制作为成品。

张老谈起国徽时说，“五四”运动从天安门开始，开国大典毛主席宣布新中国成立也在天安门，所以将天安门设计进国徽。“当时的国徽不是金属的，是木头的。当时没有金属，是我在前门找木雕工人雕刻的。”国徽的设计是张仃比较满意的作品，他曾多次表示，政协会徽设计时比较仓促，从艺术上说，国徽的设计要更好一些。1950年9月300，张仃带着美术供应社的工人，把直径1米多的木雕巨型国徽亲自挂上了天安门城楼，直到今天。

开国典礼后，周总理要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找张仃谈话，说国家准备成立一个典礼局，希望他留下来负责这个工作。张仃说，“我是做业务的，我还是愿意回到学校去”，于是，张仃回到了中央美术学院，继续他的艺术创作。

60年过去了，张老的艺术成就不胜枚举，作为开国大典的美术设计师，该是多么值得骄傲的事情，可这位白发老人却只有淡淡的一句话：“呵呵，这是国家的任务，没有什么。”这份淡定与朴实，让我们看到一个伟大的艺术家身上闪耀的光芒。吸着烟斗，他微笑的眼睛里写满纯真，在他的世界里，只有对艺术满满的热情。他只愿住在这片幽静的山上，写篆书，读鲁迅，听蝈蝈鸟鸣。

张仃，号它山，辽宁省黑山县人，1917年出生。当代著名中国画家、漫画家、壁画家、书法家、工艺美术家、美术教育家、美术理论家。
曾任教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曾任东北画报社总编辑，中国美术家协会全国壁画工作委员会主任。历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第一副院长、院长。
曾负责开国大典和政协会议的美术设计工作，历届国际博览会中国馆总设计，负责设计首都机场壁画《哪吒闹海》。出版有《张仃焦墨山水》、《张仃漫画》、《大山之子——画家张仃》等。其焦墨山水自成面貌，风格独特，是当代中国美术界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红色电波载起开国大典

王建春

共和国开基立业辉煌庆典的喜讯，正通过强大的电波传遍大江南北，传遍全世界。通信科长崔伦和保障开国大典的通信工作者心情尤为激动，泪流满面……

崔伦（1920-2001）出生在陕西省定边县，1938年1月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毛泽东主席在陕北公学的讲话启蒙了他和许多爱国青年的心潮，3月毅然加入共产党。同年12月，作为优秀学生骨干，他被选调到军委三局通校学习机务。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他一直奋斗在党和国家、人民解放军通信事业第一线。

1949年3月中旬的一天，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刚刚结束。一直跟随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转战陕北的通信大队长、军委通信总台副台长崔伦正在组织人员学习全会文件，突然接到命令，要求做好前往北平的准备。顿时，全台沸腾了，不断有人对崔伦说：“这是真的吗？前年不是还在动员紧急疏散，现在怎么就进北平了？”

军委三局早在2月中旬，就派军委通信总台田保洪副台长，带领部分报务人员先行进驻北平伪交通部大院，充分利用所收的通信设备开设了4部电台。3月23日，崔伦带领后续人员，分乘10辆大卡车，跟随党中央由西柏坡前往北平。

当时道路条件特别差，到处颠簸不平，但一路上大家心里格外高兴，早已把路途中的疲困驱赶得无影无踪。经过长途乘车行进，第三天终于到达北平。

进驻北平后不久，军委三局进行了机构调整。为了加强对全国电信事业的领导，三局的大部分人员都派到驻地邮电部门实行军管。1949年5月30日，军委电信总局成立，王诤任总局局长，李强、刘寅、王子纲和钟夫翔任副局长。军委三局原有的三个办公室缩编为一个办公室，下设通信、器材、管理等几个科，崔伦任通信科科长。

1949年6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任的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决定10月1日在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任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主任。签署开国大典阅兵方案后，周恩来在中南海对王诤说：“有关开国大典的通信联络及扩音设备方面的事情，由你们负责。”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军委三局立即做好部署，确定开国大典的通信保障任务由通信科牵头负责。王诤局长对崔伦说：开国大典的通信，重点是保证对受阅部队的顺畅指挥，保障好首都的防空通信。为通信联络方便，崔伦带领通信科由西山八大处搬到城里，住在了驻地军管电信局。接着，崔伦即刻与华北军区通信处及军委总台的负责同志，一起研究部署开国大典的通信保障方案。

当时，天安门城楼的金水桥两边，用木板搭起了东西两座观礼台，阅兵指挥部设在东观礼台上，通信枢纽便设在东观礼台。无线电网用美式报话机和电台（Ⅴ-101、SCR-284）开设了与受阅部队的联络，军委三局委派刚从西北野战军指挥部调回的李力同志负责现场组织协调，老报务员雷洪、袁玉体、谢跃恒等同志到现场值班。同时，还开设了有线电话总机（即电话组），分别与天安门城楼和东三座门、西三座门、千步廊各阅兵部队指挥部及王府井、东单集结地阅兵部队沟通联络。受阅飞机与南苑机场设立专线电话，华北军区航空处在北京饭店楼顶上设置了航空指挥台；为防止敌机空中骚扰，在朝阳门外东大桥、通县等地设立了防空报警电台。

军委三局委派技术专家傅英豪负责安装扩音设备，重点部署是在天安门城楼上，主席台中央安装了灵敏度较高的大理碳质方形话筒，城楼两侧安装了美式“九头鸟”扩音机喇叭，话筒旁边安装了升国旗的遥控电钮。在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完成后，崔伦陪同王诤直接到现场，对各项通信及扩音设施的安装使用情况一一进行了检验。

10月1日下午3时，毛泽东主席健步走到天安门城楼正中央，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伴随着28响隆隆礼炮，毛泽东按下电钮，通过有线电启动了天安门广场中央的升旗装置，第一面五星红旗在新中国的首都冉冉升起。

阅兵分列式开始后，受阅部队在“八一”军旗指引下，沿天安门城楼由东向西步进。崔伦看着阅兵部队井然有序地依次进行，人民海军方队、陆军步兵方队、一列肩背报话机电台的通信兵方队走过时，他和大家自觉地挺起了胸膛……

接着是炮车、坦克以排山倒海之势雄壮地通过天安门前，在同一时间人民空军第一支飞机中队的机群，排成“一”字形和“品”字形掠过广场上空。崔伦看见城楼上的毛泽东与朱德、刘少奇、宋庆龄等副主席和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还有功勋卓著的元帅、将领都用手遮挡着阳光望向天空，不停地用力朝天上挥动着，而广场上的群众把头上的帽子，手中的报纸、毛巾都抛向天空，人们的欢呼声盖过了飞机的轰鸣声。

无论怎样，通信指挥电台始终与受阅部队保持着联系，值勤人员聚精会神地呼叫、通话。就这样，开国大典的仪式通过强大的电波传向全国大地，传向全世界。

王建春 总参某部机关大校

与“天下第一兵”亲密接触

在阅兵村，我们见到了被誉为“天下第一兵”的程志强。他是穿着军装的外交司礼专家，是一个永远都停不下来的人。

本刊记者 温志宏 刘梦羽

2009年9月22日，程志强（左）在阅兵村指挥现场

开门，上车，关门。

从指挥部到阅兵村，短短500米的距离。他不是在对着记者说话，就是在对着对讲机说话。每隔几分钟，他就要通过对讲机询问一下阅兵村各个“村门”把守的情况，同时为接下来的首长视察布置最新任务。

上午，接待一批来自港澳台的记者；中午，在电话里和某媒体的记者相谈甚欢；下午，他又带着本刊两位记者进“村”了。

他是首都阅兵徒步方队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60周年国庆大阅兵进入倒计时阶段，加上甲型H1N1流感防控形势严峻，他的压力也与日俱增，他说最近老做同样的梦：“到处都是哨兵，记者们长着翅膀就飞进阅兵村了。”

这就是程志强，一个被誉为“天下第一兵”的大校，一个身着军装的外交司礼专家，一个永远都停不下来的人。

1984年，即将步入而立之年的程志强，迎来他一生中最精彩的一次亮相。在国庆35周年阅兵式上，高大威武的程志强高擎着“八一”军旗，在两名护旗手的护卫下，作为156人组成的海陆空三军仪仗队的领队，走在10370名受阅部队官兵的最前面。

那时，人们尊敬欣赏的目光齐聚这位身高1.85、英姿飒飒的军旗手身上。但很少人了解他为了这次特殊任务付出的艰辛。9个月时间的强化训练，程志强对自己的要求近乎苛刻。在训练中，他攥烂了4根旗杆，走完了一半“长征”路，穿破了8双鞋底加厚1厘米的特殊训练鞋……

不过，熟悉程志强的人都知道，他不仅练得严苛，更练得精巧。他想出的“十子训练法”成了仪仗队的训练标准：身体上挺顶帽子，纠正军姿照镜子，踢腿慢绑沙袋子，练习摆臂拉绳子，练军姿贴墙根子，脚尖上翘压脚面子，脚腕无力踢石子，腰不当家别棍子，量步幅用尺子，头型不正别针子。

在阅兵村的日子里，他白天训练，晚上骑着自行车到天安门广场，反复熟悉阅兵路线。经过上百次的测量之后，他发现预定的743.25米阅兵线，恰好是1984块方砖，如果用标准的正步走，这段距离要991步，8分33秒。他把这些数字牢牢记在心里。在大阅兵的当天，他真正做到了“一步不差”、“一秒不差”。

说起这些已被众多媒体传为美谈的当年的故事，记者忍不住感慨：“不愧是‘天下第一兵’！”而程志强的注意力似乎早已集中在今年国庆60年阅兵的训练现场，只简单地说了句：“人家都那么说罢了。”

早在1998年，记者在大学里的军事理论课上，就听过当时作为特约主讲人的程志强讲他的经历。香港回归时，他担任庆典活动升旗仪式总指挥，带领三军仪仗队的官兵们，经过5000余次升旗训练，最终伴随着《义勇军进行曲》，将五星红旗一秒不差地升上旗杆顶端。当年，程志强患病也不离开指挥台，直到有一次疲劳过度，从指挥台摔了下来，头晕眼花、浑身是血。

因为在香港和澳门回归中的突出表现，程志强曾获中央军委颁发的一等功。而军人的荣誉，有时是用血、有时是用泪换来的。入伍28年来，程志强只探亲回过3次家，累计不过59天，从来没有和父母一起度过一个团圆年。父亲和其他3位至亲去世时，他都没能赶回老家。当年结婚时，为了执行任务，是妹妹代他做了“新郎”。而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甚至没能去妹妹家看过一次。

在今年的阅兵式上，程志强的女婿朱振华经过严格选拔后，成为三军仪仗队的军旗手，“翁婿”同为军旗手被传为佳话。山西老家的妹妹听说哥哥和侄女婿上电视了，就打电话给程志强。

“我接了电话，就让小姨子去妹妹家里看一下，发现屋里只有一台黑白电视，还没有影。”程志强赶紧给妹妹买了一台电视。

今年国庆阅兵，已经是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副参谋长的程志强，担任徒步方队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分管指挥协调组、阅兵训练组、通讯保障组、行政管理组。从与地方、其他方队、媒体记者的协调，到日常的阅兵训练等，日日繁忙。从5月进入沙河阅兵村指挥部，他就没进过几次城。但每天不管多忙多累，他回到住处，都会打开线装的习字本练练书法。在他的电脑里，还存着不少他作词的歌曲，很多是写给妈妈的。在日复一日单调枯燥的训练生活中，是什么让他保持着创造力和激情？我们从中找到了一点答案。

“虽然爱好书法、写作，不过我的专业还是仪仗。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还是阅兵式。阅兵是国威、军威的体现，是民族尊严的象征，更是我军三军指战员战斗风貌的一种展示！”程志强用他浑厚的嗓音、铿锵有力地说。

那天在阅兵村，站在指挥台上的程志强，看着徒步方队排山倒海般地齐整走过，眼里充满了自信和豪迈。

马湘生：陆航“直升机王”的传奇

希望自己是一块坚实的基石，让后人走过去的时候感觉非常平坦。这就是我的目标。

本刊记者 温志宏 刘梦羽

与共和国同龄的马湘生是第一代陆航人，陆航发展是他职业生涯中最大的自豪与牵挂

“26秒”领队长机马湘生驾驶的直升机上的GPS差分系统显示。

在1999年国庆大阅兵的最后关键时刻，带领陆军航空兵（下简称“陆航”）梯队的马湘生，脑中只有一件事：“零”秒到达天安门广场。这意味着，一旦仪表显示的数据不是“26秒”，他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作出加速或者减速的判断，否则，整个陆航梯队将无法完成预定目标。

惊险的完美

天安门城楼和广场上的人们，纷纷举目东望，沿着东长安街向西，由5个5架直升机组成的楔形编队正向天安门飞来。这些直升机距离地面只有250米，仿佛一伸手就能触摸到它们旋转的飞翼。

飞机到达天安门的瞬间，身处驾驶舱的马湘生精力集中、丝毫不敢懈怠，他专注地对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航线，天安门城楼、天安门广场，这些出现在视线范围内的景物他都没有看到，他只是用余光扫了一眼广场上的人群。

“26秒，26秒，26秒……”坐在马湘生旁边的飞行员激动地报着。

在最后的这一段时间里，马湘生带领陆航梯队，精准地保持着同样的速度，“米秒不差”地到达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完美地表演接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以及几十万群众的注目礼。初次亮相国庆阅兵的陆航部队，因此赢得了海内外的高度赞誉。

此时，位于北京东郊的通州机场已经是一片欢乐的海洋。陆航将士们敲锣打鼓，欢庆英雄归来。

“刚下飞机，场面特别感人，大家都作常兴奋，我感到自己为陆航增添了一点光彩，可以说是问心无愧。”马湘生说。但紧接着，马湘生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巨大的疲惫感朝自己袭来，就像刚刚生了一场大病。

为了执行1999年国庆阅兵任务，已经担任总参谋部陆航部副部长的马湘生亲自执飞陆航梯队领队长机。但具有多年飞行经验的他也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因为这是中国陆军最年轻的兵种——陆军航空兵在国庆阅兵的第一次亮相。成败在此一举。

“我是领队长机，如果我飞不正，整个队形都跟着偏；我不准时，5个梯队都无法按时到达。”马湘生说。他要求每个飞行员阅兵训练不能少于100小时，他自己则飞了200小时，飞行强度远远超过了一般人。他白天飞行，晚上还要回到部里批阅文件，几个月里没睡过一个好觉。

当年，北京的高层建筑最高的已经达到270米，而直升机到达天安门的飞行高度要求是250米。在超低空飞行训练中，一开始，有的年轻同志很不适应，总是飞得超过计划高度。

“飞超低空就是这样，当你大速度通过的时候，只高出障碍物十几米，心理上很难承受。我跟大家讲，要相信科学，相信飞机仪表的指示，只要保持高度，就一定能飞过去。从地面看飞机梯队是平的，实际上僚机比长机高3米，我是第一架飞机，高度最低，我能飞过去，大家就能飞过去。”训练中，马湘生提出把飞行降低到150米，并率先垂范。

但是，即便练就了过硬的飞行技术，各种气象条件也是对飞行员一个极大的考验。

马湘生介绍，各个飞机的飞行条件不一样，譬如能见度，一般飞机要求3公里以上。而陆航按照机场飞行的标准，在有导航设备的前提下穿云着陆，对能见度的要求可以降到0.5公里。但阅兵时大机群编队，如果间隔不到1公里，看不到前面的飞机，所以陆航定下了1.5公里的目标。“建国35周年阅兵时天气不好，很多飞机强行起飞、降落。执行任务前，我想如果当天天气不好，谁对气象条件要求越低，飞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要做好充分准备。参加国庆受阅是一项军事任务，更是一个政治任务。适应不同的气象条件，也是陆航部队战斗力的一种体现。”马湘生说。

不过，在完美的背后，也有着鲜为人知的风险。

1999年阅兵当天，按规定大速度飞机在前，小速度飞机在后。当马湘生驾驶着直升机在规定的时间进入航线后，后面有一架轰炸机要超越。当时轰炸机和直升机的高度只相差50米，当轰炸机从头顶上飞过的时候，马湘生感觉就像两机相撞了，前机的尾烟让他根本看不见前方情况。千钧一发之际，马湘生保持镇定，利用自己的经验迅速调整好飞机状态，最终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超龄”特级飞行员

按规定，飞行员最大飞到52岁，特级飞行员可以飞到54岁。生于1949年的马湘生至今却还在飞：“到了年龄之后，我每年都做好了停飞的准备，但是总参谋部首长一年给我一特批。主要是让我带一带指挥员和师团长，进行战法研究等。所以，我飞了一年又一年。在中国飞直升机的飞行员中，我是年龄最大的。”

2007年7月29日上午9时54分，参加“和平使命—2007”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联合军演的中方陆军战斗群陆航分群第一梯队16架直升机，从新疆中部某机场开始转场飞行，启程前往俄罗斯境内的演习地域。马湘生担任此次军演联合战役指挥部副指挥员。

在起飞之前，不少年轻同志心里有顾虑。涉及到兵力投送的安全，中央领导也非常关注。已经担任副指挥的马湘生本来不用飞行，但因任务艰巨，军委领导临时决定让马湘生带队。

最危险的一关是中俄边境海拔4374米的友谊峰西侧山谷，飞机只能克服碎云和强气流干扰，穿过飘来的雨云，在山与云的夹缝中大胆穿行。在这种气象条件下，飞机很容易撞山。本来马湘生可以选择返航，但他坚持率领部队继续飞行，从第一天的下午5点飞到晚上9点，第二天又飞了8个小时。因为连续飞行，他患了肠胃病，胃疼地钻心，到了俄罗斯车里雅宾斯克州后，根本吃不下东西。领导让他去医院检查，他只是吃药缓解疼痛。等病情稍缓和一些，就又带队飞回国内。

当马湘生驾驶的飞机终于在河北保定某军用机场平安落地后，前来欢迎的总参某部领导一直盯着他看。他说：“怎么，不认识我了？”领导说：“是有些不认识了。”在执行任务的14天里，马湘生瘦了整整7斤，人已经脱了相。

这次任务，让马湘生深刻体会了“贡献”和“奉献”两个词的含义。虽然两者都是在讲付出，但说一个人有贡献，是织上、群众都认可；而说一个人在奉献，往往是在别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默默无闻地埋头苦干。“我们陆航人就是要提倡这种奉献精神。”马湘生说。

难言的放弃

离开了天空，“直升机王”马湘生最怀念的将是什么？

9月21日上午，国庆60周年空中受阅梯队预演，陆航的36架直升机编队分两组飞过天安门上空。

在城楼上观看的马湘生按耐不住地激动：“我感觉和1999年驾机飞行的时候一样，非常自豪，但也有些紧张。不过，我们的队形很壮观，是整个空中梯队中最大的。特别是所有飞机编队中难度最大的9机编队，更体现了我们陆航人攻坚克难的战斗作风。”

除了队形上的变化，与1999年国庆阅兵相比，今年陆航受阅飞机装备也有了很大改进。马湘生向记者介绍，前面18架飞机是“直9”侦察型，后面18架是“直9”武装型的改型，提高了夜战能力和攻击能力，从地面火力攻击发展成为具有空空作战能力。这些都标志着陆航在过去10年间向陆军主战兵种迈进的成绩，是众多陆航人共同努力的得意之笔。

马湘生是第一代陆航人。1985年，为组建陆航部队，马湘生被从空军调到陆军。1986年陆航正式组建，今年已经进入第23个年头。对于马湘生来说，陆航就像是他的一个孩子，从襁褓到成年经历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都难以忘怀。

马湘生与共和国同龄。今年国庆阅兵，有很多领导都建议马湘生再次带队，一是因为他具备飞行的条件：他是我军第一代陆航飞行员，先后飞过42种直升机，主飞武装直升机，多次去国外培训，飞行经验丰富，而且最近还在飞；二是因为他具有很强的业务能力和号召力；三是这次阅兵对他来说有特殊意义。国庆35周年阅兵，他在通州机场做保障工作，国庆50周年阅兵，他是陆航梯队的领队长机，如果今年参加，他就是第三次亲历国庆阅兵。

今年还是马湘生在陆航的最后一年，也是他飞行生涯的最后一年。多年来为马湘生的安全提心吊胆的妻子，好像在一夜之间读懂了丈夫：“你年轻的时候就热爱飞行，我一直让你别飞了，现在我想开了，你愿意飞就飞吧，但是一定要保证安全。”

为陆航操劳25年的马湘生本可以选择作为带队长机，在共和国60华诞的历史时刻，为自己的职业生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点，但他最终把机会让给了陆航部年轻的副部长。

“陆航今后的发展还会面临不少困难，年轻的带头人需要这样的机会经受锻炼。作为第一代陆航人，我希望成为‘创业者、栽树人、铺路石’。如果没有留下业绩就不能叫创业，栽树为了让后人大树底下好乘凉，至于铺路石，就是把自己看成一块坚实的基石，让后人从你头顶走过去的时候非常平坦。这就是我的目标。”马湘生说。

我们的1999

孙飞 通过天安门的那一刻，已经听不到音乐，也听不到解说。只有欢呼，欢呼我们发自内心的幸福。

1999年初夏时节，我还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大一新生。刚刚从阳光尘土汗水挥洒的军训基地，回到绿荫鸟鸣书声朗朗的大学校园，晒得黝黑的皮肤和焕然一新的精气神儿，都让我们感觉到.即将结束的第一年大学生活笃实而有意义。然而，一个好消息的到来，更让我们这些忙着总结和收获的校园新鲜人精神振奋——那就是代表学校参加建国50周年大庆的群众游行。

兴奋和期待迅速在期末备考的紧张氛围中蔓延开来，大家纷纷猜测，国庆游行到底是什么样？是电影《大阅兵》所呈现的那份庄严激荡？还是各行各业人民欢聚一堂的其乐融融？我们会走过天安门广场吗？会看到国家领导人吗？会唱歌跳舞吗……

随即展开的训练回答了所有的疑问。当二十几个院系的同学在操场上颇为壮观地列队站好时，教官却说，我们仅仅是参加教育方阵游行的六十五所高校之一。在国庆当天，整个方阵要随着游行队伍走过长安街，并且在经过天安门城楼的时候，挥舞彩旗、喊出响亮的口号，所有的动作都须整齐化一。

时值7月，训练时总是晴空万里。要是走得整齐、喊得响亮，蓝天白云便是好心情的大背景；如果状态不好、频频出错，盛夏骄阳也不免成为抱怨的对象。

在最初训练的时候，我们手里是没有国旗和彩旗的，于是必须假装手握旗子整齐挥舞，同时喊出口号。没想到真正拿到旗子以后，好多人反而不会走了。有人行进的时候戳到旁边的同学，有人挥舞的时候旗子被甩出去，队伍的整齐度大打折扣，原本已经取得的一点进步也荡然无存了。

以这样的状态去参加第一次教育方阵大合练，是谁都不乐于见到的事情，可是有限的时间和下滑的信心始终没能让情况有所改善。

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合练，却成为了我们整个游行经历的转折点，所以记忆也特别深刻。

也许是军训后重新穿上迷彩装给了我们别样的心情，或是面对其他院校同学激发了内心的荣誉感，从到达集合地开始，北师大方队就特别惹人注目。那天的记忆对我来说就像一支浑厚交响乐，从第一个音符起，随着教官的每一个口令，每一次整齐的动作，每一声来自人群的赞叹而渐入佳境。

第二天，我们在宿舍订阅的《北京青年报》上看到了关于这次合练的报道，除了训练中的严谨认真，我们和兄弟学校拉歌时的热情洋溢、午饭过后收集垃圾的环保意识，都在记者的笔下成为了北师大的闪光点。那一天，真的觉得特别光荣。

9月，我们领到了游行服装，也很快开始了真正的长安街演习。于是同学们当中又是一阵骚动和兴奋。是不是能看到参加阅兵的解放军队伍？真想亲眼见识见识三军仪仗队的风采！

那时，年轻的我们很难想象组织一场如此盛大活动的艰巨和困难，到了集结候场地点才知道，为了保持良好的秩序，我们是绝对不能随便走动的，必须坐在原地等待2到3个小时。然而所有的等待并非枯燥无趣，那些凌晨微凉的夜晚现在想起来是如此令人怀念，那么多认识、不认识的同学围坐在一起唱所有能想到的儿歌，或是为在北京寂静的夜空里看到庆典烟火的演习激动不已。

特别难忘的是紧邻我们的少先队员鼓号队方阵，那些小弟弟小妹妹身上背着鼓号，穿着短裤短裙，一定比我们更冷、更累，但他们也同样安静地彻夜等待着，一次又一次。

不能忘记的还有游行指挥部的工作人员，总是几个小时地站在指定位置为游行人员指引路线，或者在我们气喘吁吁跑回大巴的时候递上早餐。多年之后，当工作经验告诉我组织一次活动远比参与活动要辛苦数十倍，我更想感谢那时照顾我们的所有人。

10月1日，比想象中来得更快。

一切都已经很熟悉了，一样的路线，一样的音乐，一样的步伐，一样的队列，一样的伙伴，一样的口号……然而天空中的蔚蓝取代了演练时夜幕的黑暗，广场上的鲜艳取代了空旷，连我们的方阵，也在阳光照射下显现出了五彩服装和旗帜特有的绚烂。

这一次，我们没有再席地而坐，而是早早地列好队伍准备出发。在整齐的行与列之间，明黄、湖蓝、水粉、靛青、草绿的色彩错落缤纷，国旗、彩旗和许许多多校旗迎风招展。

只有在阳光下才能看到这么多的笑脸吧？只有这么多欢笑才能表达我们内心的快乐吧？

在一次一次地踮脚张望，一次一次地查看时间之后，终于看到方阵最前方的旗帜缓缓向前移动了。那一刻，我能感受到队伍里前所未有的安静，只有脚步和衣服摩擦的声音。

长安街，你还是和从前那样宽阔吧？只是这一次，你是不是可以长一点，再长一点？

如今，我已经回想不起望见天安门城楼时的心情了，耳朵用力地等待着属于我们的那支《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眼睛始终用余光看着排面的整齐度，心里还不停默记熟得不能再熟的口号——

“爱我中华！振兴中华！”

当这八个字响亮地冲出肺腑，有一瞬间，我觉得我们是同一个人，跳动着同一颗心，用同一个声音在说话。然而语言和步伐似乎跟不上心跳的速度，方阵里瞬间响起了同学们的欢呼，奋力摇动的旗帜和激动的呼喊迅速感染了整个方阵，于是大家都开始用最大的声音喊出快乐的心情。已经听不到音乐，也听不到解说，只有欢呼，欢呼我们发自内心的幸福。

在那一刻，我们忘记了苦练多时的整齐划一，只记住了内心最真实的感动。

如今，祖国已迎来六十岁华诞，而我们也将步入而立之年。但是在这一段回忆面前，时光荏苒的感慨却不再。十年后的今天，重新在网上看到那时我们雀跃的身影和幸福的呼喊，还依然有当时的激动和快乐。

亲爱的祖国，就让我们陪伴着您，永远这样年轻快乐！

小木 每当看到烟花在夜空中绽放的时候，我会忍不住跟身边的人讲：“我曾经看过最美丽的烟花。”

1999年的北京，那时我大二，在北京师范大学。我们98级学生经过训练、彩排，最后与北大清华和人大组成教育方阵，参加了国庆50周年的50万人游行。对我而言，中国的第50个国庆节，并不仅仅意味着特殊的某一天，那是和一群人共同走过的一段日子。

为了参加国庆游行方队，我们经受了十分枯燥和劳累的训练。训练从前一年，也就是1998年5月的新生军训时，就开始了。临近军训结束的某一天上午，突然部队军官把我们整个98级集合在一块空地上，拿着扩音器指挥我们齐步走。

地乃不毛之地，黑压压一片人移过，就扬起一片尘土。五月天的昌平，太阳已经开始肆虐。一遍又一遍的齐步走，向后转，齐步走，向后转，向前向右看齐……令人不解又不耐。那天我正感冒，头晕伴着头疼，感冒药片的后果就是让我更多了几分无奈。那时，我并不清楚我们此番举动目的和意义何在。只是和大家一样忍受着。训练我们的教官大概也同样在忍受着我们的无序混乱。

第二年的暑假，因为训练，参加国庆游行的很多大一外地新生都没有回乡探亲。第一次彩排是在夜里。我们身着胸口印有“北京师范大学”红字的白T恤和绿色迷彩裤，凌晨12点在操场依令集合，坐上专门的公交大巴前往天安门和其他队伍汇合彩排。

第一次彩排结束的场景至今心有余悸。因为通过天安门的时间是按秒计算，彩排之前，领队一再强调：“为了保证后面队伍能在准确时间经过，大学生方阵通过天安门后，需要马上跑步前进。”我们顿感不安，仿佛马上要百米冲刺。那时是夜里2点左右，大家年纪尚小，都来自不同城市，并不熟悉北京，而且周围同伴衣着类似，一旦跑散，夜色中根本难以分辨自己的队伍。

果不其然。紧张兮兮地走过天安门，领队一声“快跑”，队伍瞬间乱作一团，蜂拥向前。跑过长安街，拐入西单附近的停车场，才发现比跑步更恐怖的事情出现了：

面前停着上百辆几乎一模一样的大型公交车，而我要在其中找到搭载自己来到这里的那一辆……

那巷子里没有灯，是如此的黑，每辆车窗上贴着白纸黑字的简陋编号，只能借助依稀星光才能辨认出来。周围每个人都匆忙奔寻。混杂在一群陌生人里，我终于战战兢兢犹犹豫豫登上一辆车，还好，看到了同队隐约熟悉的脸庞。心总算落在了肚子里。

第三次彩排的那个凌晨，我们停留于天安门附近的一条街上待命。路灯昏黄，大家三三两两席地而坐，夜风清凉。等待的时间有些漫长。忽然两声礼炮的巨响，缤纷绚丽的礼花刹那绽放，铺满了我们头顶的整个夜空。我们都禁不住跳起来，仰望，惊呼，赞叹！礼炮阵阵，这一片礼花将逝未逝，那一片又倏地闪现，如此华彩，如此美丽，倒映在每个人的眼睛里。我们像一群小孩子仰着脑袋跳着叫着，手指着手拍着，如痴如醉……就像在苦行日久的旅途上，第一次真心诚意地感觉到不虚此行了一般。

那一幕场景，在经历了之前一次次枯燥甚至被惊吓的彩排之后，仿佛变得格外明亮，格外让人喜悦，几乎凌驾于最激动人心的国庆大典的正式游行。以至后来，每当看到烟花在夜空中绽放的时候，我会忍不住跟身边的人讲：“我曾经看过最美丽的烟花。”

转眼十年走过，当年游行学生方阵中的同学们，如今散落在各行各业，多已成家立业。已然记不清游行队伍里左右前后的面容，游行时的紧张和兴奋也已渐渐淡忘。只是那一片美丽绚烂的夜空，在脑海里一直清晰。那是一段无比年轻、青春正好的岁月。那是我们一群人共同走过的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