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人语：

9月19日，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在中央党校举行。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通过这次学习实践活动，要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以及党员干部党性党风党纪方面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着力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提高领导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能力。

地方官员的政绩观与发展观无疑深刻影响着当地发展导向。

在任期间要有特色“思路”与“作为”，已成为地方官员“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惯性心理体现。上届没有做完的事情可能就不做了，不论是城市整体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还是进一步规划开发区或者工业园区，每任领导上任都喜欢定一些战略目标，上一些项目，确立一些招商引资的指标，引发一些竞争和赶超。

盲目“另起炉灶”，不仅是部分地方领导更迭后引发的较为突出的问题之一，规划与建设的大规模“改弦更张”，也让地方各级官员忙碌不堪，“白加黑”（白天加晚上）和“5+2”（工作日加周末）成为普遍现象。

有专家指出，实际上，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继续发展，是很多地区取得重大社会发展成就的重要经验。

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之际，《中国报道》从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园区发展及官员心态三方面，与读者共同探讨：地方官员究竟应以怎样的“科学发展观”指导工作实践？如何才能忙得更有“效率”？

市政建设“风水”跟着领导转？

本刊记者　何晶

市政建设的规划需要科学和理性的思考，具体的实施更需要强有力的经济实力和强大的执行力。官员换届的因素给市政建设带来的影响不容小视。我们对过去失败的教训应该引以为戒，而更希望它能成为一种积极和正面的推动力。

“来到这里12年，发现市政建设总是搞‘一窝蜂’似的运动。”这是在北方某城市里住了12年的小刘被问起对于当地市政建设的看法时，冒出来的第一句话。“当年大搞绿化，墙拆了不少，可绿倒没有多见，却着实打击了这里的第三产业。隔了一段时间又搞起了‘三年大变样’，拆沿街门脸，拆城中村，整顿污染企业，刚开始还真有点轰轰烈烈的感觉。”小刘仔细回想一下，巧的是，这些当地市政建设的大动作都是在当地政府换届不久之后开展的。

而在上海工作的小梁的家乡似乎就比较幸运一点，“前一届政府搞了很多市政方面的建设，换届之后，现在也一直还在进行当中。不过与某些地方纯粹靠财政预算不同，我们家乡搞建设基本就都指望那边最大的一家企业出资。”

今年1月，全国31个省区市又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省级人大、政府、政协的领导班子，新一轮的换届已经完成。

背后的换届因素

“新官上任都会有一些新的变化，”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行政管理学研究所所长毛寿龙教授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新上任的官员一般都会采取新的举措，比如在规划上有新想法，或是加大执行力度等。基本上会落实在几个方面：修建政府大楼、交通网络、标志性建筑、小区等等。最近几年也开始出现一些和比较热门的会展相关的，例如会展中心、体育馆等。”城市基础性设施建设中，房地产开发修建小区、景观大道、环路、标志性建筑、广场、办公大楼，进一步规划工业园区等等也都是重头戏。

“但其中存在的‘面子工程’、‘政绩工程’也比较明显。”毛寿龙教授也表示，“一方面，我们不能说这些规划或工程纯粹是做秀、为了面子，但是对于现在的政府官员来说，在任的时间比较短，而且都要讲究有自己特色，所以这样就会出现几种情况：一是可能上届没有做完的事情就不做了，如果给别人弥补，那么功劳就是别人的不是自己的。因此就会出现一些烂尾工程。二是由于新官上任之后地方的发展思路发生变化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比如说，可能本来是规划东城发展的，那么新官可能就会转到西城发展了。还有一个，可能这种地方发展思路来说，官员的主观因素在里面起的作用比较大，主观因素比较强。”在地方城市建设中，地方发展思路更多是以官员个人的意愿为主，而不是集体智慧结果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甚至还出现过这样的现象：如果当地在任的官员，个人比较喜欢桥，那么城市里就会看见兴建大量的桥；如果官员比较喜欢西式建筑，那么城市里在官员在任的时期就会到处都能看见新建的欧式建筑。“官员的主观意志占很大的成分，这样就会产生一些在项目规划建设上的遗留问题；也可能因为要争取时间，从而在城市的拆迁、土地使用以及民工工资等方面不同程度地产生一些问题。这些都可能会加大城市的财政负担。”毛寿龙教授说。

“刚上任的领导都要讲究一点‘三把火’的，”一位不肯透露姓名的地方官员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叹道，“有些就喜欢搞些形象工程，不考虑地方的长远利益。眼光就盯在任期之内，急功近利。城市的市政基础设施要好，才会有发展的后劲；要不然就是外强中干。只考虑形象工程、大工程是要不得的，‘群众利益无小事’嘛。”这位地方官员的确是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也许并不是每一个地方官员都是这么想。

而对于市政建设来说，土地是“财神爷”。从以往的历史经验来看，我国地方在经历近20年的四次政府换届后，无论是固定资产投资，还是土地开发，都经历了一个高峰期，并屡创新高。这被有些媒体形象地称为地方政府的“圈地运动”。但是，如何把握这种换届因素，从而真正为百姓、为社会谋福利，突出换届中的积极作用，这是值得思考和正视的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换届因素已经成为地方市政建设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动力之一。“总体上来说，城市发展包括新官上任之后的市政建设等方面，从大的局面上来看还是符合发展趋势的。出现的问题并不是很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官员的措施也推动了整个城市的发展。比如说在居民小区、政府大楼、交通网络、文明城市的建设等各个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中国城市的发展虽然的确是存在各种方面的问题，但是，总体上都是欣欣向荣的。跟以前相比，现在城市发展的面貌可谓是日新月异，差别非常大。”毛寿龙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于目前的城市建设还是持相当肯定的态度。

换届因素的背后

2008年各省市领导换届期间，中共中央组织部对各省区市人代会、政协会期间派驻督导组以进行指导和督查。“目的在于加强对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换届工作的政策、有关法律和章程的指导，加强对换届风气的监督，受理群众反映换届选举问题的举报，督促坚决防止和严肃查处拉票贿选等搞非组织活动的问题，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

而这种“风清气正”在换届选举完成之后还能维持吗？还能维持多久？为什么不能维持？应该如何维持？

对此，毛寿龙教授分析道：“一个是由于我们现在的地方官员任命主要还是以上级的意愿为主，所以新上任的官员就会倾向于做很多领导更容易看得见的政绩。可能就会忽略细节。其次是由于现在官员的任期基本上是5年，任期比较短。任期越短，城市建设的周期也就越短，所以很容易出现一些问题。还有是因为地方官员的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程度还不够充分，所以往往在城市建设决策等方面的‘长官意志’就会比较明显。这样一来，也使得地方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效率比较低。这就对地方领导人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和更高的要求。这些现象都是由于目前的一些制度不完善导致的。”

香港《大公报》曾刊登评论文章，将一些领导干部“不是定下心来做艰苦细致的工作，打持久战，而是追求轰动效应，打速决战”的心理，称之为“短跑心态”。其具体原因说来：“上级‘迫’的。有的地方，上级领导给下面定下一些不切实际的指标，迫使下面的干部产生‘短跑心态’。”

“四邻‘比’的。现在一些领导干部走马上任伊始，就要制造轰动效应，动辄是大手笔、超常规、跳跃式。”对于这一点，毛寿龙教授也提到了城市之间存在的激烈竞争：“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也是。某些城市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有魄力的发展，城市发展规划得很好；而一些其他城市的领导与之一对比，心里就很着急，就要想尽办法来加强本地的建设，要求在自己的任内、短期内，城市面貌要大变样。有的城市甚至是提出了‘振奋人心’的口号：‘一年小变样、二年中变样、三年大变样’。这样就显示出了官员在地方城市建设方面的迫切性，而这种‘迫切性’与各城市之间不同程度上的竞争是有关系的。这种竞争既会带来有优势的发展，但也会产生一些问题。”

还有一点就是“私心‘捞’的。某些干部私心太重，把个人升迁看得高于一切，贪图更快地出政绩，以增加升迁的砝码。”

而我国对官员的考核长期以地方经济GDP增长为主的标准，也使得一些地方出现唯GDP增速论干部上下的简单做法。这样造成的不利后果，即是使部分地方领导单纯追求短期经济增长，不顾长远协调发展，对群众关心的切身利益问题不闻不问，甚至为了“政绩”不惜损害群众利益，致使一些地方GDP增速虽快，但群众却无法分享发展成果，有的地方还因追求畸形发展背上沉重债务。

“但目前来说，还是有一定的改变了。”毛寿龙教授分析说：“比如说百姓民生、维护稳定、环保等其他一些考核标准也提上了日程。但是从地方来讲，经济发展的问题非常迫切，所以尽管现在‘唯政绩观’相比以前是有一定的改观，但是对官员来说，发展的压力还是很大。发达地区会和国外发达城市比，而不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比，各地发展的迫切性都很大。”

打破恶性循环

国家和政府也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以经济增长作为考核干部政绩中心指标的考核体系的弊病已日益突出，因此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和办法。

中共中央组织部2006年印发了《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着手从操作层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在干部考核中的指导作用。要求各级政府必须充分理解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经济和政治协调发展的观念指导下，架构新的干部考核制度。这就要求作为省市县乡党委和广大地方的领导干部，在继续抓好发展要务的同时，还要注意协调各种关系，真正执政为民，造福于民，率先领会并积极落实科学发展观。

新考评办法突显出一点：它更多地体现了民意，通过引入群众满意度等新指标，尽量防止干部考察中容易出现的失真失实现象。比如，新的考评办法细分为民主测评、民意调查、实绩分析、个别谈话和综合评价五个基本环节，其中，GDP增长等可量化的经济指标，只是实绩分析的考核重点。更多的涉及干部执政能力和执政效果等无法量化的内容，则整合到民意调查环节中，通过群众满意度来进行全面检验。这样做增加了群众对干部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实现了从依靠少数人考核干部，到依靠广大群众评价选拔领导干部的重大转变，力争更全面、系统、客观、公正地考察干部。

相应地落实下来，继中组部新考评办法出台之后，各地也开始陆续有切实、相应的措施出台。2007年4月河北省永年县出台的《河北省永年县2007年度干部考核指标》中，将直接关系民生的内容都作为刚性任务列入。在拟订的干部考核指标中，农村生态保护、农民工劳务输出、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城乡低保覆盖率、工业产值耗能指数等，都是首次被列入。环保、民生等问题也都纳入了实际考核的指标当中。而就在河北省措施出台的前不久，内蒙古、浙江和四川等地，也已进行了“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干部考核试点。

2006年，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贺国强在全国“两会”上就曾明确提出，提拔干部的新标准，将不仅看GDP增长等“政绩”，还要看群众对执政满意度的“民心”。

2007年，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在向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十九次会议作国务院关于节约能源、保护环境工作情况的报告时也曾表示：“要把节能减排作为考核地方政府领导班子政绩和中央企业负责人业绩的重点内容，实行节能减排问责制。”马凯表示，要制定发布《节能目标责任评价考核实施方案》、《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考核办法》，将考核结果作为对地方各级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依据。

毛寿龙教授对本刊记者说道：“从技术性的措施方面来讲，各级政府要加强落实责任制、加强发展各方面的评估，不仅是上级评估，也要加强民主评估、人民群众的评估等等，采用多元化的评估方法。而从制度上来讲，则要强化领导决策的责任制，加强对其的问责制。也可以尽可能延长领导的任期，最好是能够保证其任期的完整，不要频繁地更换；还可以对有能力的官员给予连任的激励性措施，从而保证其政策的连续性。”

这些法律法规、办法和建议，最终的目的都是要扭转部分领导干部的畸形政绩观。让地方市政建设的“风水”不再单纯围绕着领导转。我们希望看到：这里，山长青、水常绿。

以往各地市政建设中出现的种种不当、过失，应引以为戒

路面重复施工“喊疼”，行人苦不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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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南路经过几年的施工改造，建成了双向六至八车道的交通干道，刚刚于9月30日举行了通车典礼。可仅仅到10月份，施工单位又在部分路段把刚修好的道路挖开重新改造，给市民的出行造成了不便，也浪费了宝贵的市政建设资金。无独有偶，2007年3月，郑州市花园路与纬一路交叉口西北角的一条百米人行道也遭遇再次“开膛”的厄运，而此次距上次开挖仅５个月。
广场短期内重新建设，耗资不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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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玉门是我国第一个天然石油基地的兴建地。玉门市是酒泉市所属的县级市，人口18.9万人，2004年全市财政收入为1.4亿元。随着石油资源的日渐枯竭，玉门市即开始了迁城之旅，玉门市委、市政府由玉门市迁往77公里外的玉门镇，玉门镇的一部分随即更名为玉门市新市区。甘肃玉门市新市区广场于2003年8月份建成，该广场占地7万平方米，铺设彩砖2.4万平方米，设施包括大型花坛、喷泉和城雕，总投资为690万元。但在2005年10月中旬，该广场又被扒掉地面彩砖重新建设，其新建总投资达1500万元。原广场共铺设彩砖2.4万平方米，按一平方米16块计算，总有彩砖38.4万块。
路灯装了又拆为哪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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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2005年6月30日的《成都商报》报道：成都市人民南路全线绿化带上2000柱地灯刚刚投入使用就被拆掉。据了解，被拆掉的2000柱地灯全部安装在绿化带的地面上，高约1米，呈方形柱状，每柱造价高达数百元。于2005年1月开始投入使用，仅仅亮了很短的时间。对拆除原因，成都市重大办某副主任说：“我们接到了市民和专家的很多反映，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点：一是认为它又矮又黄，与人民南路的景观氛围不协调；二是这种灯影响交通安全；三是对植物的生长不利。”听起来那些柱地灯被拆掉好象有比较充分的理由，但是经不起敲打：为什么在安装之前就不能预见。
迟迟不拆迁，天天没水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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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榆林市城区星云巷内近百户人家，每家每户都有取水工具。这个位于榆林市区内的地方，却一直没有自来水，居民吃水依靠各家院内的水井。随着榆林市政建设的加快，井的水位逐渐下降，有的机井打了二三十米深，也抽不出水来。每年3月初开始，这里连续有几个月的时间，井里抽不出一点水来，无奈的居民们只好到一两公里外的熟人家里取水，或到一些没有人施工的工地上“偷”水。居民们多次向城建等有关部门反映困难，得到的回答是这里过几年也许就拆迁了，所以没有考虑基础设施。可居民说，拆迁迟迟看不到迹象，但天天要吃水，不知没有水的日子何时是尽头。

工业开发区为何“发而不展”

本刊记者　董彦

有的“圈地”被闲置，有些土地则被层次比较低，对环境破坏大，没有长远生命力的项目匆忙填满，以应付上级领导检查，满足当地领导政绩的需要，三五年后又荒芜闲置了。

2007年，郑州江海工业园破落闲置的厂房和园区

1547年，意大利的里窝那被辟为自由港。在随后的几百年中，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工业园区经历了从自由港、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到科技工业园区这样一个过程。我国的工业开发区建设在短短的十几年内完成了工业化国家或准工业化国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过程。随着我国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工业开发区建设已成为各地关注的热点。

作为产业集聚的新高地、招商引资的主战场，工业开发区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城市化进程源动力的作用，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工业开发区兴起，这一地方工业的发展模式所带来的矛盾与问题也日益突出，如随意圈占大量耕地，违法出让、转让土地，越权出台优惠政策，开而不发，破坏生态等等，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和农民利益。这些问题集中反映了工业开发区发展与竞争的无序性和盲目性。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助理高国力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地方领导搞建设往往是盯着开发区做文章。每任领导上任都喜欢定一些战略目标，上一些项目，确立一些招商引资的指标，引发一些竞争和赶超。盲目建设开发区是地方领导更迭后引发的各种现象当中较为突出的一个问题。

发展不只是经济增长

各级政府官员为何如此热衷于兴办工业开发区？

这里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官员任期，二是政绩考核。从前者来看，政府官员任期短直接导致官员行为短期化，从而使长性的项目决策缺乏风险约束；就后者而言，工业开发区的数量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本届政府财政收入的多寡，因此其数量指标成为地方官员的主要政绩之一，这无疑会激发决策者的开发动机。两种因素的互动促成了工业开发区的数量迅速增多。

追求政绩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考核制度本身的缺陷。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强调“发展是硬道理”。这里“发展”二字的含义是经济社会全面的进步，而不仅仅是经济增长。但在实际考核中，上级政府对下级的考核指标体系中却非常突出GDP和引进资金额。随着考核指挥棒的指向，各级政府官员往往把“发展是硬道理”理解为“经济增长是硬道理”。而“经济增长是硬道理”又往往被理解成建工业开发区就可以带来经济增长。因此，区域发展就是建设工业开发区。

而据高国力介绍，我国工业开发区的管理体制是，开发区归当地政府来领导，开发园区的人事、财政和党政关系都在地方。国家对开发区进行的是业务指导。这种特殊体制决定了地方政府加强和改善对开发园区的管理十分重要。中央各部门即便出台更多方针政策，也只能是针对开发园区发展的不同的领域，对地方进行指导。但他同时强调，今后这种指导肯定会加强，包括从法律上考虑制定相关的条例和法规。

“镇镇建区，乡乡办园”

工业开发区的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是园区数量太多，盲目发展。高国力表示，我国各种各级开发区过去曾“满天飞”。开发区过多过滥，已严重背离了设立开发区的初衷，并带来了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一些地方以建开发区为名圈占土地，甚至“镇镇建区，乡乡办园”。

国家对这种乱圈乱占所造成的土地资源大量浪费非常焦虑。高国力表示，2003年宏观调控以来，国家加强了对开发区用地的清理整顿。清理之后有一条原则，即开发区只能由国家和省两级政府来审批，市县以下一律不得再进行审批和设立开发园区。他进一步表示，整顿后的开发区在数量和质量上，基本符合我国各地区现阶段工业发展和经济发展水平。目前，开发区的用地是比较集约的，对新进项目都基本制定了准入门槛，这对于下一步集约用地做了很好的准备。

但整顿后的工业开发区也面临着地区发展差异带来的不同境况。据高国力介绍，一些如浙江、江苏这样的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县内开发区的土地已近饱和，由于没有宽裕的土地供其使用，于是他们采取了“一区多源”的方法，将原来不是开发区的区域，也包含到园区里来，享受开发区的政策，达到变相扩大开发区的目的。但总体来看，东部很多地区目前针对开发区的管理已非常规范，也很严格，探索出台了很多具有典型和借鉴意义的管理办法。如天津的滨海新区在加强硬件管理的同时，还引入了法律、社保、就业信息等软件方面的服务。这说明，一些沿海地区开发区的建设和管理水平已发展到了一定阶段。

目前，中西部的开发区则存在着经济基础不强，产业不够多的现状。他们担心，国家今后对开发园区的审批尺度会越来越紧，因此提前圈定较大数量的土地，“这与当地的经济发展实力不完全匹配，有的‘圈地’被闲置，有些土地则被层次比较低，对环境破坏大，没有长远生命力的项目匆忙填满，以应付上级领导检查，满足当地领导政绩的需要，三五年后又荒芜闲置了。中西部多多少少都存在这种现象，有些地方已经比较突出了。”高国力对此比较担忧。

“清”是手段，“理”才是目的

工业开发区的泛滥成灾，是一些地方政府违反科学发展观，甚至违反政策和法律行为的结果。在工业开发区的清理之后，会不会再一次出现盲目建设的高潮还很难下定论。

2008年5月，河南省开封市经济开发区正在建造现代化厂房

从以往经验来看，各地工业开发区建设一直没有摆脱“圈地——整顿——反弹”的怪圈。对于清理整顿工业开发区而言，“清”只是手段，“理”才是目的。在总结工业开发区“清理”的阶段性成果时，还应看到“理”的路还很长很长。为此，在分析工业开发区“热”成因的基础上，有必要对工业开发区决策的科学性进行研究。

针对如何划分开发区管理权问题，高国力表示，如果国家既审批又管理，虽然能“一竿子捅到底”，但国家很难有那么多的精力。同时，还会造成开发区和地方利益的隔离，不利于双方的发展。

但他进一步表示，现在可以重点探索如何更好地监管和分工合作，给予地方“有放有收”的自主权。高国力解释道，一方面，给地方放开手脚去干的自主权；而另一方面，需要按照国家的法律和省里的规章加强监管。这是比较适合现阶段经济发展的管理模式。但目前的重点是，国家如何保证地方尽可能按照相关法规和国家指导对开发区进行建设和管理。这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探索性的任务。

此外，国外也有一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一些国家非常重视发挥行会、协会一类中介机构（具有很高的专业力量为保证，运行相对独立，是介于政府和社会之间的第三方力量）对工业开发区发展的监督、约束和宣传作用。“这是我国现阶段比较薄弱的。”高国力表示。

地方官员：忙要忙在“点儿”上　专访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副所长房宁

程羽

领导班子换届以后，一方面，应该发挥年轻的、新领导班子的积极性、创造性；另外一方面，也要有科学的政绩观、发展观。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继续发展，实际上是很多地区取得重大社会发展成就的重要经验。

“凡是完不成招商任务的单位，一律不提拔干部。凡是后备干部都一律安排到大项目一线锻炼、考核。除了公检法和纪委，其余任何机关都有招商指标，人大与政协亦不例外，比如城建局和宣传部是每年1000万元，卫生局是2000万元的指标，经贸委是4000万元。”

这是江苏省某市近几年所推行的“霸道招商法”。

“一切为了大项目，为了大项目的一切”。此城市某城区办公楼上赫然悬挂的这个标语横幅，其内容精髓在国内其他地方的发展过程中亦非鲜见。改革开放30年中的中国多数地方，或早或晚，都曾经、正在或者准备如此奔跑奋发。

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背后，是越来越繁忙的官员

9月19日，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在中央党校举行。

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着力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这是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的此次学习的部分要求。

地方官员的政绩观与发展观无疑深刻影响着当地发展导向。那么，地方官员究竟该以怎样的“科学发展观”指导工作实践？本刊记者专访了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副所长房宁教授。

中国报道：近期发生的山西襄汾溃坝和三鹿奶粉事件中，针对地方领导的行政问责引人关注。您如何看待这两件事情中，地方政府的角色与作为？

房宁：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发展迅速，各方面成就巨大。从政治和历史发展角度来观察，我认为有两个“积极”的背景因素：一是市场经济调动了市场的积极性和力量，而世界上其他众多国家搞市场经济，却并没有取得像中国这样大的成就，原因就在于第二个积极因素，就是政府。我们既能够调动千百万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积极性，同时还能把人民的智慧和力量集中起来，“集中力量办大事”，这造就了中国的奇迹。

可以说，中国的发展，与政府的规划、管理、引导、调控密不可分，但这其中，不可避免也存在一些问题。

中国要发展，政府和官员个人的作用发挥十分重要。同样的制度条件下，如果政府和官员能够做得好，制度就能起到很积极的作用，反之，制度会成为弊病。

制度不是一条线，也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范围要如何操作，官员需要掌握尺度。

中央从2004年开始提出科学发展观，这实际上就是对各级政府在规划、管理、引导、调控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提出的新的指导思想。发展还是首要任务，但是，要实现科学地发展，这与片面强调量的积累，也即通俗的“GDP主义”大不相同。

山西非法采掘煤矿，三鹿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以及现在许多问题的出现都不是孤立的。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情况，首先是一些市场主体片面追求利润。但在这背后政府到哪里去了？表面上看是政府监管不力，但是为什么监管不力？其实还是对科学发展观落实不到位。三鹿集团，无疑是当地增加GDP的主力，也是纳税大户。

但是，是不是只要是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就是好的？现在是非已经很清楚了。从根本上来讲，这还是一个各级政府以及官员，怎样能够真正正确认识科学发展观，在工作中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以科学发展观为标准来做事情的问题。

中国报道：根据“十七大”报告的部署，今年是“行政问责年”。因为溃坝事件，孟学农请辞，有媒体称其为“悲情”人物。您怎么看官员在这两起事件中的反应？

房宁：我个人很同情孟学农。官员勇于负责是好事，但孟学农辞职，公众还是有疑问：什么样的责任应该由哪一级的领导来担负？

这其实进一步引出了一个制度建设的问题，建立问责制当然很必要，但是，我国的官员问责制才刚刚建立起来，需要完善的地方还很多。

山西溃坝这件事情的责任，应该有一个具体层级划分问题，责任应该细分。作为不同级别的行政首长，甚至是党政一把手，在哪些问题上担负责任？如果出现问题，在多大程度上要接受什么样的处罚？问责制应该严密、完整，甚至公开。

从社会心理上来说，“官员辞职”就是要给社会一个交代，是要“服众”。但由于社会公众未必了解政府内部事先的约定或制度，“服众”的效果就未必好。

中国报道：您以前曾表示，逐渐露出苗头的官商一体现象需要引起高度重视。您认为这两件事情中是否存在这个问题？

房宁：现在这两件事情还不好说。但是目前的确有些群体性事件，比如云南孟连的胶农冲突，还有我以前在四川汉元做调研，了解到的那里发生过一些群体性事件，背后都是有官商一体的经济动因。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一个体制机制性的腐败，而且更加隐蔽，更不容易确定责任与界线。

这应该进一步引起高度关注。搞市场经济最重要的，就是要官商分明。一方面，这对市场秩序是一种保障，其次也有利于保持廉洁的政风。

浙江省义乌是欧美国家“圣诞”商品进货的主要渠道。今年，义乌出口市场由过去的小玩具、塑料纸等低端商品逐步向服装、高档玩具、等高端商品延伸，产品附加值进一步提高

公共权力不能私有化、集团化、利益化。但官商一体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有时候界线不清，其隐蔽性也在此。有些领导的直系亲属经商获利，说不清楚究竟是把领导干部的影响力转化为一种市场资源，还是确实凭自己的经营和努力取胜。

这个问题，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反腐倡廉建设的过程中，很值得进行深入研究。

中国报道：就您所了解，官员换届后，造成的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浪费，或者政策频繁调整等现象，是否普遍？

房宁：官员换届具有两面性。刚才我提到，中国的发展依靠“两个积极性”，其中，政府的积极性很重要。政府官员吐故纳新，日趋年轻化，也是对政府工作的一种支持和保证。那么，新上任的干部干劲很足，也是好的。

但同时，这其中当然也会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发展得好的地方，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在2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七八任领导班子，但始终“咬定青山不放松”，始终沿着确定的且被证明是正确的发展战略的方向去努力，20多年一以贯之地坚持正确的发展战略，从而使之脱颖而出，取得巨大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例如浙江的义乌和台州，义乌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小商品集群点，台州则发展成我国一种内生性的乡土工业化产业集群，成为我国基建加工等重要行业的重要加工基地。

领导班子换届以后，一方面，应该发挥年轻的、新领导班子的积极性、创造性；另外一方面，也要有科学的政绩观、发展观。如果已经确定了被证明是正确的、有效的发展战略，就应该坚持并不断完善、推进，而不要轻易地另起炉灶。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继续发展，实际上是很多地区取得重大社会发展成就的重要经验。

中国报道：在很多地方，官员片面追求GDP，造成自身压力也很大，甚至很多招商的官员不堪重负，反而自己下海。您如何看待官员的这种心态？

房宁：中国的发展，各级政府官员功不可没。中国官员现在很忙、很辛苦，“白加黑”（白天加晚上）、“5+2”（工作日加周末）成为普遍现象，甚至把个人情感、健康都投入了工作。

这就需要做一个区分，官员要忙在点子上，忙在科学发展观上，不要忙在所谓形象工程上，更不能忙在为个人谋利的事情上。

科学发展观要落实到科学的政绩观，科学的政绩观又要落实到官员考核评价的机制上。这样才能有一个好的指挥棒，促使广大官员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去作为，把工作干到实处。

官员太忙，不仅和我国现在快速的事业发展有关，同时也和工作方式有关。应当关心广大干部的生活和健康，官员需要合理的娱乐和休息，这样其实更有利于工作，也是可持续发展嘛。官员的文化修养也应引起高度的重视，这关系到干部队伍素质的提高，也与反腐倡廉关系密切。一个格调高雅、志趣高尚的官员，是不易腐败的。应当重视官员的学习，注重提高广大干部的文化修养和格调。

（本刊记者董彦、何晶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