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街记忆
城市是国家的面孔,了解一个国家,我们借助于城市。认识一座城市,街道是捷径,尤其烙了岁月痕迹和民生百态的经典街道,它们是城市的魂。
每座城市里都有数不清的街道。然而总有那么一些,或奢华,或古朴,或厚重,以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沉淀脱颖而出,巴黎香榭丽舍大道,纽约第五街,香港铜锣湾,北京前门大街,上海南京路,西安西大街,重庆解放碑,莫不如此。
恢宏的回顾以外,走近这些街道,触摸它们的变迁,感受城市的生长。
先行者沉浮录
他们是这样一些人:或始于商界,或由政转商,或草根创富;
他们的人生几经沉浮,传奇经历,耐人寻味;
他们身处30年改革的历史之河,一直循着最湍急的水流。有的人已经覆没,有的人还在前行……
或者,可以用“悲情”两个字来形容其中某些人多舛的命运。但这些先行者的成败史,终将成为中国改革30最宝贵的一份记忆。
专题
○土地使用制度,怎样顺应经济发展的强劲需求而展开?
○可再生能源如何成为我国能源产业的战略支点之一?
老街记忆
前门情思
本刊记者 王新玲 摄影 刘思功 薛楠 王硕
1900年
1935年
1957年
2006年
2008年
北京,一座有着3050多年建城史和850多年建都史的历史文化名城。
前门大街,北京中轴线上距故宫最近的一段,紧邻天安门广场南端。
这里汇聚了从皇家气派到百姓生活的各种商业形态,也见证了新中国各个时期所发生的重大变革。
到了前门,才算进了北京城
在北京人心中,前门既是一座城楼的俗称,又是一个地区的代表,更是北京城的象征。人们往往认为,到了前门,才算真正进了北京的都城。
前门大街形成于明代正统初年(公元1436年),至今约有570多年历史。明清以来,前门大街一直是历代皇帝天坛祭天、南苑狩猎、南下出巡的必经之路。它全长840米,北起月亮湾,南至珠市口,是老北京传统风貌、史迹文物保存最完整的地区之一。
自明清以来,这里一直是北京建筑文化、商贾文化、会馆文化、民俗文化、梨园文化最为发达和繁华的特色街区,是一座鲜活的古今北京民俗风情博物馆。
民国初年
几多变迁,于历史中重现
上世纪60至70年代末,是前门大街的鼎盛时期,那时,前门与王府井、西单并称为北京的三条“金街”,是人们购物、聚餐的重要场所之一。北京人对前门的感情很难用语言描述,全聚德的烤鸭、都一处的烧麦、月盛斋的牛羊肉,亨得利的手表、大北照相馆的全家福,更有相声、北京琴书、京韵大鼓,往日的“口福”和快乐留存在北京人的记忆里,成为他们的骄傲。
八、九十年代,前门大街很多老店铺被拆除,兴建起商厦大楼,竖起高大的广告牌,甚至出现了假冒伪劣商品。地下管网和空中电线交错紊乱,基础设施落后,无法吸引新的商业形态进入。“无论从历史风貌还是商业发展来看,都呈现出衰败景象。”天街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田耘告诉记者。
2007年5月9日,前门大街开始了历史上的第五次修缮,最终修缮方案是恢复前门大街民国初年的风貌,以一组当时的老照片为依据来完成。
2008年8月7日,修缮一新的前门大街开街迎客。
奥运会男子马拉松比赛经过前门
街区片断中,繁华初现
现在的前门大街两侧,原先的月盛斋酱牛羊肉馆、一条龙饭庄、庆林春茶庄、全聚德烤鸭店、都一处烧麦店、大北照相馆、中国书店、亿兆商场、通三益干果海味店等12家“老字号”全部回迁。政府设立“前门老字号发展专项资金”,每年拨款1000万元扶持前门商业老字号。此外,包括苹果电脑、星巴克、伯爵、劳力士、阿迪达斯、耐克、普拉达等在内的20多家国际知名品牌也将进驻。
重新开街至9月7日,前门大街共接待国内外游人442万,平均每天接待游人13.84万,日最高接待游人32.3万。
60年代末,在前门大街附近居民的眼中,前门的全聚德似乎是给外国人开的“专场”。附近几条胡同的孩子们吃过晚饭,总有人大呼一声:“上全聚德看大鼻子去喽!”如今,北京烤鸭已经成了寻常百姓家的盘中常物,游客们既可以在全聚德买外卖,也可以买“保鲜装”带回千里之外的老家。
广和楼是前门大街不可不看的一处景观,这里封存着老北京对梨园文化最初的记忆。关于广和楼的神话,为人们熟知的是京剧大师梅兰芳在这里处子登台并一炮而红,那年的他只有11岁,在《长生殿·鹊桥密誓》中出演织女。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电影、电视等的“入侵”,广和楼为了维持生计,放过电影,办过交谊舞比赛,还一度做过游戏厅,并改名广和剧场。1996年后,这里再没有举行过京剧演出。开街后,目前尚未开始营业。
20世纪30年代,亚洲大药房
2006年,全新大药房
2008年,亚洲大药房建筑风貌恢复
8月7日,前门大街开街,全聚德、都一处等老字号开始营业
铛铛车,昔日重现
北京很地道的发音,应是铛铛(diang diang)车。1924年,北京引入第一辆产自法国的有轨电车,从前门到西直门。在那个没有交通规则的年代,“铛铛铛”的声音被用于提醒路人避让电车。随着这一声音响遍街头巷尾,京城人力车的时代也宣告终结。
1966年,无轨电车的出现,很快终结了必须破坏路面平整的有轨电车的历史使命。
如今,前门大街上这两辆体长12米、宽2.3米、高3.7米的铛铛车,对年轻人而言,无异是电影中旧社会繁华都市特有交通工具的真实还原。在北京市民赵先生的记忆里,老铛铛车的司机是站着的。
奥运后重新运行
民国初年
于细微处,品浓浓京味儿
现在的前门大街,每一处都透着古风古韵,也都有它的来历。有一部分沿街路灯被设计成白色的鸟笼。古往今来,老北京人无论皇亲国戚、还是市井街坊,尤其上了年岁的,都钟爱清晨或黄昏拎着鸟笼子到公园里、在皇城根下四处遛鸟逗趣,还有人喜欢就着鸟声耍起太极,玩着棋牌。某种程度上,鸟笼已经成为老北京市民生活的一个文化符号。
还有“拨浪鼓”路灯,“拴马石”垃圾筒、条几形和连鼓形石砌凳子,以及仿故宫铜器文物的街头花盆。
天安门疏可走马,大栅栏密不透风
“大栅栏”,北京人读这三个字为“dashilar(大石栏儿)”,音是错的,但叫了几百年。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现代汉语的周一民教授认为,这个读音属于地名的特殊读音,保留古音。
大栅栏原先是前门大街廊房四条,“头顶马聚元,脚踩内联升,身穿八大祥,腰缠四大恒”,说的就是早年间大栅栏的繁华景象。形容它的人气,更有“天安门疏可走马,大栅栏密不透风”的比喻。
275米长的街上,有明代即已开业的六必居酱园,清代康熙年间开业的同仁堂总店,嘉庆年间开业的马聚元帽店、内联升鞋店,还有瑞蚨祥绸缎皮货庄,北京第一家电影院——大观楼电影院也在这里,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就是在这里上映的。
(部分图片由前门大街管委会提供)
摄影/薛楠
“十里洋场”的前世今生
本刊记者 何流 摄影 郑宪章
“起于物欲横流的奢华之地,迄于钟磬梵呗的清净之地”。东起外滩,西迄静安寺的上海南京路,自诞生之初,就是一条纠缠着光荣与屈辱、交融与博弈的不平之路。
直到现在,南京路依然是所有外来游客的必游之地,对他们来说,南京路是感受上海独特历史与人文的最直观、最便捷的途径。诸多近现代的往事与回忆在南京路以“物化”的形式存在着,是几代人心中不老的传说。
静安寺
现代之始
南京路代表了中国的现代之始:中国之有煤气灯、电灯,从这里始;中国之有铁藜木路、有轨电车、自动扶梯,从这里始;中国之有霓虹灯、摩天楼、大型游乐场,均从这里开始。
对于草根百姓来说,这些现代化的成果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他们不仅能近距离地接触,而且能够免费享受其中的一部分。1918年诞生的“永安百货”是全国首个启用“日光灯”的场所,锃锃亮的摩登玩意儿一时引来很多人看新鲜。1926年的“新新百货”是全国首家装冷气的商场,夏天总有大批人来享受免费空调。
南京路倒映着中国的现代化开始之路,是被动的、闯入式的。它本身就是租界里的英国人为了丰富自己在异国的生活而建的,他们不仅将跑马场、面包房、洋布店等西方现代生活方式植入这个因不平等条约而开放的口岸,也带来了现代商业社会的文明法则。这对于自古以来“抑商”的中国传统思想,是一个破题之作。人们爱逛南京路,实质是在享受“金钱面前人人平等”的现代商业文明。可以说,南京路奠定了中西文明融合的基础,是海派文化的发祥地。
“白相”南京路
沪上女作家程乃珊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白相”南京路是上海人的指定节目,是最具代表性的海派休闲。“白相”在上海方言里就是“玩”的意思,上海人常说去南京路“白相、白相”,意思就是去南京路逛逛、玩玩。毕竟,南京路的繁华是一种富人和平民都可以负担的消费。富人可以在那里获得最国际化的消费体验,平民百姓也可以去轧轧马路,感受一下大都会的声光魅影。
“十里洋场”时代的南京路是“摩登”和“浮华”的代名词。20世纪30年代,南京路几乎集中了所有全国最知名的老字号,吴良材、沈大成、五芳斋、老介福……同时西风日盛,“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四大公司直接从伦敦、巴黎、纽约进货,据说从伦敦或巴黎来的贵妇都能在南京路上找到自己钟爱的品牌,从牙膏、发夹到香水、内衣,一样不落。那时候,国际上对南京路的评价是:“地球上最世界主义的马路”,其风光程度可见一斑。
“文革”时期,即便南京路沿街的橱窗都被大字报遮盖得分不清店铺类型,上海人仍时不时去南京路“白相、白相”,那时称“数电线木杆”,大概是因为南京路上除了木电线杆以外已无风景可看了吧。所以程乃珊说,南京路之于上海人,更像是一种精神的归望。
与南京东路相比,南京西路弥散着一种浓郁的欧陆贵族风情。旧时南京西路上不少店铺大门紧闭,顾客推开门,叮当一声,柜台后探照灯一样的目光“唰”地一下射过来,附带一句“Can I help you?”(有什么可以帮您的?)这种高高在上、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服务,吓得老百姓“白相”不起。因此,旧时上海人“白相”南京路,一般从外滩到今天的步行街为止。
1901年
20世纪30年代
20世纪80年代
2002年
“大马路”的尴尬
上海人是从弄堂里走出来的,对南京路这条最早的商业街,上海人稀罕地称为“大马路”。一个“大”字,就将南京路的地位区别了开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人都以“大马路”为荣,外地人也都知道“北有天安门,南有南京路”。
但现代商业文明是以高度作为评价指数的,黄浦江畔的上海也在不断地刷新着自己的高度。南京路再宽,没有高度;上海,需要用高度来证明自己。对高度的渴望,注定让南京路离“上海人的骄傲”越来越远。不是南京路退步了,而是上海走得太快了。南京路——昔日的“时尚制高点”,各界名流的逐利场,现在多少有些尴尬。它没有维持老上海的风情,亦没有赶上时代的潮流,无法取悦旧人,也难以吸引新人。
游人如织的南京路,还能维持多久表面的“繁荣”?
回归“休闲”
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时代,南京路的变化不是很大,但它依然是那时全国顶级商业街的象征。当时上海的轻工业产品,像服装、布料、钟表等,都是全国最好的。在那个物资匮乏的时代,不管是外地人来上海出差,还是上海人去外地访友,都会买些这类商品,而这些东西最齐全的地方就是南京路了。
改革开放以前,南京路可以算是上海零售业的中心。那时候,人们常带着炫耀的口气说:“你看我这东西是在南京路买的。”仿佛“南京路”三个字就代表着一种品质上的保证和高档次的消费。
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情况有所改变,上海本地人不再去南京路买东西,“只有外地人才去南京路,上海人买东西去淮海路。”家住浦东的林大叔说。渐渐地,南京路给人的感觉是牌子很响,但东西不够实惠,不适合天天生活在上海的老百姓们。
进入90年代,南京路作为上海商业中心的地位逐渐弱化。现在上海大大小小的商圈有十几个,上海人逛街有了太多的选择。要论国际品牌,淮海路、徐家汇早把南京路甩在了后头,卖外国货也不再是南京路的专利。这与整个城市的发展步伐也相一致,原来市中心在南京路、豫园、外滩一带,90年代开始建设徐家汇商圈,10年左右它就成为了上海的“副中心”,2000年之后又开始开发五角场,到现在也已经初具规模。
2000年,在南京路东起河南中路、西至西藏中路一段,建成了一条步行街,南京路逐渐由“商业价值”回归其“休闲”意味。按上海陈女士的话说,“南京路时时去都挤满了外地、外国来的游人,上海本地人根本懒得去凑那个热闹了”。现在的南京路,属于外地人。外地人来上海,南京路、外滩、东方明珠,是首选的三大节目;南京路,岿然不动还是排在第一位,稳坐“中华第一商业街”的宝座。
(陈婷婷、贺林对此文亦有贡献,部分图片由上海市黄浦区区志办提供)
唐风古韵西大街
本刊记者 王新玲
西安,古时长安,十三朝古都,盛唐所在。“西有罗马,东有长安”是它在世界历史中地位的写照。3100多年的建城史上,周、秦、汉、唐等十三个王朝在此建都,历时1100多年。至今,它仍与雅典、开罗、罗马并誉世界四大文明古都。
西安西大街,城墙内东西中轴线的西部,东起钟楼,西至安定门,全长2088米。自古以来就人文荟萃,商贾云集。西大街之名启用于明神宗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至今四百多年。
今天的西大街是西安著名的商业街区,也是中国目前唯一一条仿唐商业街。这条满载历史气息又日益时尚的老街聚集了无数的精华与精彩。
人们从钟楼、鼓楼开始认识西安,从都城隍庙、西门大井等古迹中感受长安往事,各类美食、回坊一条街中,西安百姓生活近在眼前,百盛、世纪金花等大型购物中心里,我们可以触摸到古城前进的脚步。
钟楼是西安市的标志性建筑,也是西安市的中心
20世纪50年代
20世纪70年代
2008年
2001年,改造前的西大街
西大街几多变迁
解放后,西大街成为西安市传统的商贸中心和交通主干线。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大街以城隍庙为中心形成了西北最大的匾牌、戏装道具、小百货等商品集散地,从事这些行业的商铺500多户,上至绫罗绸缎、下至针头线脑,成为西安商品贸易、居家采购的主要街区之一,城隍庙商场更是人们进城必去的地方之一。
辉煌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随着市政府对南大街、北大街的改造,以及东大街的快速发展,西大街成为城区内最破败的一条主要街道,商业地位逐渐下降,许多杂乱无章、破旧的建筑充斥在狭窄的街道两侧。
改造历时4年,2005年1月,西大街以盛唐风韵重新呈现。改建后的西大街从原来不足20米拓宽为30米,双向四车道。街道两旁,以唐风为主的中国传统建筑鳞次栉比,沿街遍布的钟鼓楼广场、鼓楼西广场、市委北广场、城隍庙广场和安定门南北广场等休闲场所,将西大街再次融入到百姓的生活。
在西大街生活了60多年,对西大街的变化看在眼里,喜在心上。看过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锣鼓喧天,红旗遍地的西大街;看过钟鼓楼墙上贴满大字报,店铺惨淡经营,失去往日繁华的西大街;看过街道狭窄,两侧尽是破旧建筑的西大街。而如今,一条宽敞、干净、古香古色的仿古商业街,让我感到西大街又焕发了新的光彩。
西大街居民杨明学
2088米,名胜古迹集聚
都城隍庙
钟楼是西安市的标志性建筑,也是西安市的中心。相传钟楼下有巨大的海眼,修建钟楼是为了镇压蛟龙。鼓楼和钟楼遥相对应,毗邻鼓楼的是化觉巷清真大寺、北院门回坊文化风情街。西安都城隍庙也是西北地区闻名遐迩的集民间文化娱乐、进香朝拜、小商品市场为一体的胜地。西门始称安定门,瓮城内有西门大井,井水甘甜,是老西安著名的水源地之一。
今日西大街:美食天堂
无论对于游客还是西安人来说,西大街都是可以“大饱口福”之地。同盛祥牛羊肉泡馍、德懋恭水晶饼、德长发饺子宴等老字号名不虚传,还有广济街口的老童家腊羊肉,相传慈禧在西安避难期间闻香停辇,品尝后赞不绝口,故得名“辇止坡老童家腊羊肉”。老字号之外,西京国际饭店、西安钟楼饭店、美华金唐国际酒店、大香港湖粤酒楼等,为这条街增加了霓虹味道和现代气息。
此外,回民一条街,也就是北院门回坊文化风情街不可错过。这是一条关于西安小吃的街,贾三灌汤包、肉夹馍、各类凉皮、柿子饼、泡馍、锅贴、烤肉串,每个摊位上浅尝则止,一家家逛下去,饱了却依然不尽兴,这是最正常的情形了。还有灰皮纸包装的绿豆糕、柿饼、油茶和民间的工艺品等,作为小礼物,是很不错的选择。
20世纪70年代,老童家腊羊肉
商圈串起繁华
西大街上串珠般分布的大小四个商业圈,是西大街商贸业发展的原点。
钟楼商圈位于西安市中心,不仅是西安居民购物、观光、休闲、娱乐的首选之地,也是外地客商、游人钟爱之地,聚集着西安商贸业的巨大人气与财气。紧邻钟楼的世纪金花购物广场,名店云集、精品荟萃,引领着古城时尚消费潮流。
位于西大街中段的百盛商圈,最为显著的标识是时代百盛西大街店。民生百货的入驻,使这里的现代商业氛围愈发浓郁。加上修缮一新的西安都城隍庙,时尚消费与传统文化在这里交融,共同吸引着消费者和游客。
西门商圈主要是大型超市和餐饮企业,为古城市民搭建了平价消费的平台,澳门都捞海鲜火锅等餐饮企业,又奉上来自南方的餐饮文化。
最具商业发展潜力的是桥梓口商圈。香港ITAT已经营业,唐人街商业步行街即将有众多名企入驻,同方丽人街正在招商……
2008年,西大街局部
目前,西大街商业零售总额以每年32%以上的速度持续增长,已经显示出强大的商业生命力。
世纪金花落户西大街已经10年了。改造后的西大街,恢复了往日的繁荣,又成为“中国著名商业街”,作为西大街的企业我们感到由衷的自豪。
金花企业集团副总裁曲家琪
(本文图片由西安市连湖区宣传部提供)
西大街印象
张劲:70后,西安人,现居北京。
离开家乡西安很多年了,西大街说是被狠狠地改造了,变身仿古文化街,去年回家时去过,没什么印象,因为太新了,太好了,让我一时回不了神,又或许对家乡的记忆从我离家那一刻起就停了。所以,我所有对这条街的印象都是旧的,阴天一样的灰色。
西大街是以钟楼为轴心向西的一条老街。没改造前,宽窄仅容两车道,总是灰灰旧旧的,沿街是些总让我怀疑生意衰败的小铺面,其间又属做印刷的居多,间或有卖戏装和锣鼓家伙的店,每周从学校返家的车上都会流连地看,总觉得这街给我时光停滞的旧时的气息,现在想来,可能跟印象中的戏装店营造出的氛围有关吧。
路南有条小街叫“竹笆市”,看名字也能猜出是专卖土特产的,这条街让所有老西安人都会常常光顾原本灰暗萧条的西大街,因为在超市盛行之前,谁家置办家居用品和厨房用具等杂物时,总要来竹笆市逛逛。更何况,这条街上有家著名的本地人热捧的小吃店,叫“樊记肉夹馍”,旁边有家影院,不过看不看电影,都不妨碍进店吃个热乎乎的肉夹馍。很多年过去了,店还在,生意也依然那么好,永远乱哄哄,也永远飘着那股熟悉的香味。
西大街的中段,路北,是老城隍庙。和各地的城隍庙一样,前面有条繁华的商业街。小学时,每年的新年前,会和同学去那儿成摞地买贺年卡,也买点女孩子的零碎儿。到了初中,就叛变去有自动滚梯的大商场了,开始学着大姑娘的样儿逛繁华的东大街、骡马市。去年回家时,在爸妈的带领下去参观改造后的城隍庙街,看到了当年被老商业街遮蔽住的城隍庙主体,居然仍旧保持着恢弘的建筑,雕梁画栋的门窗似乎在哀叹香火的衰败和整条商业街的命运。
白天的西大街是灰色的,夜晚却是灯火通明的美食街。
“桥梓口”是条有名的回民食品街,就在西大街上,挨着城隍庙不远。华灯初上,街口挤满了各种卖食品的三轮车,车顶挂着亮亮的小灯,照着各种牛羊肉制品,烤羊肉串,蜜饯干果,各种饼类。每当可怜的公车被卡在狭窄的街中央,烤羊肉串的浓烟弥漫在混合着其他香味的空气里时,都会流着口水恨不得一脚踹开车门,跳下车吃一顿。
再往西走半站地,就能看到西门的城墙和城门洞了。公交车到这儿要穿城门行驶,慢慢地驶出西大街,往西郊开去。穿过城门时,总会让人生出些思古的情怀,难以抑制地去想象这是个古代的闹市,好像太平公主逛的那个元宵灯市般,华丽又落寞。
是的,华丽而落寞,正是西大街留给我的印象。
钟鼓楼广场音乐喷泉
先行者
三十年三十人
1979 容志仁
媒体评语
他当年的成名,浓缩了改革开放大潮初起时的冲击与浪漫。
语录
“你是足球名将容志行的兄弟吧?”
——胡耀邦接见时握着他的手打趣道
“这是个有独特经营思想的年轻人,我们的社会就需要这种人,媒体要报道。”
——1980年,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对他的评价
关键点
靠100块钱起家,在广州西华路上开了只有几平方米的“容光”小食店。
个体户虽然赚钱,可在当时却是件不光彩的事。1980年,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接见个体户代表,会上很多人都不敢说话,容志仁却带头把自己的生意经讲出来。任仲夷一拍桌子当即表示,媒体应该给予报道,《南方日报》随后用一个整版报道了容志仁。
容志仁名扬全国,外地人到广州,有的专门打的来“容光”吃肠粉。容志仁还作为个体经济代表,进京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接见。
轨迹
容志仁,广州最早的个体户之一,也是全国第一位成名的个体户,曾经是一代创业青年的偶像。1979年初,回城知青容志仁申领了个体执照,靠100块钱起家,在广州西华路上开了只有几平方米的“容光”小食店,推出每位一角,有粥有粉的“学生餐”。这是当时全城最便宜的早餐,恐怕也是后来“搭配式”快餐盒饭的萌芽。容光小食店由此一炮打响,大受欢迎,生意红透西关几条街,名震羊城。
上个世纪80年代初,逐渐富裕起来的人们开始讲究衣着,容志仁在1987年转行做时装,创办凯莎琳服装店,成为当时广州很有名的高档时装店,创下他事业的第二个高峰。
但不久他就在国内销声匿迹。之后,他出国游历,用5年时间去了十几个国家。1994年回国后,他婉拒了许多人要和他合资重新做起“容光”的要求,改行从事文艺演出事业,担任一家广告公司负责人。
如今,容志仁用多年来经营所得买了几间铺子,专门用来出租,过着普通人的平静生活。
1980 陈兴昌
媒体评语
他的私营企业执照号是0001。
先行者语录
过去老百姓对个体户都很鄙夷,大家都管他叫“街边仔”,那种伤害回忆起来总无法释怀。现在的人们无法体会当时人们的观念。
关键点
1979年,陈兴昌到工商局注册,成为改革开放后广州市第一批正式个体户。
1979年后,中国发生了巨变。当时广州做服装生意的人并不多,而且大多数人对时局仍不放心,不敢放开做生意。而陈兴昌却雷厉风行,敢想敢干,在别人对新形势忐忑不安时,他已经在这一年到工商局注册,成为改革开放后广州市第一批正式个体户。当时广州是全国最早开放的城市之一,许多外省客人到广州参观、购物,陈兴昌的童装非常受欢迎。在1981-1982年期间,甚至有人连夜排队抢购他的童服。
轨迹
陈兴昌,浙江宁波人,中国第一代百万富翁。1947年他到了广州这个服装的“处女地”,那年陈兴昌30岁。
开始时,只是一个“穷小子”的他只能给人打工。1952年,他和同行的妻子商量自立门户,开起了“夫妻店”,因为,当时大家都逐渐不穿西服了,所以,他们的“业务”大部分都是加工时装。当时店里只有一台“蝴蝶牌”缝纫机。那时见订做西装的顾客变少了,陈兴昌便大胆改做女装、时装,很快便扩展到有3台衣车。
在改革开放以前,老百姓对“个体户”都很鄙夷,那时大家管他叫“街边仔”,邻居看他不顺眼,极少有朋友跟他接近。就连儿子成年后也难以找到对象,因为大家一听说是“街边仔”的儿子,就避之唯恐不及。辛苦、贫困,并未令陈兴昌一家放弃创业的念头,但不被社会所接受,得不到别人的尊重,那种伤害曾让他在老年时回忆起来仍无法释怀。
1979年后,陈兴昌开始雷厉风行的做生意。1988年,他又领到了由广州市工商局发出的穗私V1副字0001号的营业执照,公司名称为“广州市昌兴时装有限公司”。后来,他又毅然斥资买下北京路和文明路两个旺区的商铺,重新挂上“昌兴”的金字招牌。据熟知广州商业变迁的老广州人说,1985年前后,陈兴昌已经与另外3名企业家并称为广州的四大百万富翁了。
2007年6月29日,陈兴昌在广东病逝,享年90岁。
1981 步鑫生
媒体评语
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
先行者语录
谁砸我的牌子,我就砸谁的饭碗!
关键点
步鑫生,1980年出任浙江省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在他的带领下,小厂打破“大锅饭”,进行全面改革,企业飞速发展,一年后成为全省行业的领头羊。1988年,由于经营不善,步鑫生被上级免职。
轨迹
1983年,步鑫生的事迹成为全国典型,“步鑫生神话”轰动全国。一位美联社的记者在1984年5月20日的一篇报道中生动地描述道:“他的工人威胁要杀他,他的妻子由于过度担忧终于病倒而住进精神病院。但是,浙江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先生,顶住了压力,成为中国改革浪潮中的一名佼佼者。这位52岁的裁缝的儿子,在昨天会见西方记者时,讲述了他同‘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战斗的经过。”
如今,步鑫生把自己的退休地点选在了上海。他解释选择的原因是,虽然落叶归根,但他不想定居海盐。因为那里,会让他想起很多伤心的往事。
1982 禹作敏
媒体评语
“历史造就了他,但历史的发展又淘汰了他。”
先行者语录
“没有我禹作敏,就没有大邱庄的今天。”
“局长算个球,我要当就当副总理。”
“垮我禹作敏,大邱庄都得垮。”
“我觉得自己犯罪严重,我愿意接受惩处。”
关键点
他把大邱庄由一个华北盐碱地上的讨饭村变成全国最富有的村庄后,突然变得狂妄起来。
1993年,8月23日和24日,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禹作敏和7名同案犯所犯罪行进行公开审理,因犯窝藏罪、妨害公务罪、行贿罪等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8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前车之鉴》的社论,文章指出:“决不允许在党内和人民政权内出现谁也管不了的‘土围子’和‘土皇帝’。”
轨迹
禹作敏,1930年出生在一个世代农耕的家庭里,兄弟四人,他排行第三,曾被称为“大邱庄庄主”。
他担任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党支部书记后,把大邱庄由一个华北盐碱地上的讨饭村变成全国最富有的村庄。作为大邱庄奇迹的缔造者,禹作敏的声望达到了顶点。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发表之后,大邱庄抓住经济复苏的机遇,在钢材上狠狠赚了一大笔钱。全国媒体掀起了一个报道大邱庄的热潮,禹作敏已俨然成为“中国第一农民企业家”。
然而,就在声望达到顶峰的时候,这位极有智慧的“人精”突然变得狂妄起来。有一次,6位部长级别的官员到大邱庄开会,禹作敏既不迎接又不陪坐。当会议结束,一群大大小小的官员聚集在院子里准备离去的时候,他却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与相熟的记者闲谈,对门外的喧哗置若罔闻。
后来,他更是胆大妄为地命令上万名本村及外村的农民手持棍棒和钢管把守在村的各个路口,与武警全面对峙,并声称“一旦警察进村,就要全力拼搏”。
禹作敏被判刑后,被押送到天津市第一监狱进行改造。1999年10月3日,禹作敏在天河医院因心脏病忽然发作,经抢救无效离开了人世,结束了自己“改革风云人物”的一生。
1983 年广久
媒体评语
“中国第一商贩”
先行者语录
“我1976年的时候就赚了100万。那时的100万能抵得上现在的1个亿啊!”
“我相信邓小平,相信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方针不会变。”
关键点
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指出:“我的意思是放两年再看,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了吗?”
“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元,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邓小平南巡讲话中又一次提到了“傻子瓜子”。
轨迹
年广久,被称为“中国第一商贩”,“傻子瓜子”的创始人。
1963年,年广久因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出狱后为了维持生活,年广久炒起了瓜子。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时,年广久的炒瓜子小作坊已经发展到100多人的“大工厂”,红极一时。1983年底,有人把年广久雇工的问题反映到上面,于是,年广久是资本家复辟,是剥削的说法开始传播起来,中共安徽省委派专人到芜湖调查年广久,并写了一个报告上报中央,惊动了邓小平。
1986年春节前,傻子瓜子公司在全国率先搞起有奖销售。1987年底,芜湖市对年广久经济问题立案侦查,1991年5月,芜湖市中级法院判决年广久犯有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3年。令年广久没有想到的是,邓小平又一次保护了他,在南巡讲话又一次提到了“傻子瓜子”,让年广久起死回生。
对于邓小平,他心中充满感激,但他也认为邓讲话事出有因:“要不是我自己做出了贡献,领导人会为我讲话么?他讲‘傻子瓜子’,也不是对我一个人,他是对全国千千万万个‘傻子’讲的!”2000年8月,年广久将“傻子瓜子”的商标等全部卖给了长子和次子。
1984 李经纬
媒体评语
“让李经纬的悲剧成为历史”
先行者语录
“我首先是退休,以后做什么再说吧。”
关键点
一个被贬的小酒厂的厂长,一张没人要的配方,成为了健力宝这种“魔水”传奇的开始。
李经纬成功创造了“东方魔水”健力宝,15年雄踞中国“民族饮料第一品牌”。但他因在企业产权改革中与地方政府交恶被迫退出管理舞台,后因查出“涉嫌贪污”,成为继红塔集团褚时健后“晚节不保”的第二人,老景凄凉。
轨迹
李经纬,童年在广州东山区孤儿院里度过,擦过皮鞋,做过印刷工,官至三水县体委副主任后,又被“贬”到三水酒厂当厂长。结果,他成功地创造了雄踞中国“民族饮料第一品牌”15年的饮料建力宝。
1983年初,李经纬到省体委探望堂兄。在那儿,他得知广东体育科研所正在研究能消除运动性疲劳的电解质饮料,但是没有厂家愿意生产。当过13年体委副主任的李经纬,深知营养型饮料对运动员的价值。听到消息后,他坐不住了,马上找到体育科研所要求合作。历经128次试验,“魔水”终得成功。
1984年4月,经过李经纬的百般努力,一批连包装都还没来得及印的健力宝被摆上了亚足联会议的圆桌。中国也能生产这么好的饮料的消息传到了国家体委。当年6月,在确定中国代表团自选饮料的会议上,健力宝成为首选,200箱健力宝就这样上了奥运。1984年奥运会后,健力宝一直处于高速发展期,上世纪90年代,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进军中国,健力宝也于1994年创业10周年之际,宣布进军美国市场。
最终导致健力宝衰落的是集团与地方政府的股权之争。李经纬虽然缔造了健力宝,但健力宝不是他的,他仅是三水市的一个科级干部。从1997年开始,健力宝的销量开始以每年七八万吨的速度下降。
2001年1月,李经纬突发脑溢血被送往医院抢救。2002年10月13日,他因为涉嫌贪污而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同时被监视居住。李经纬的四个老部下有三个被双规,一个逃亡。
1985 马胜利
媒体评语
“下坡与上坡一样快,思想太超前不符合实际。”
先行者语录
“英雄成就一切事,贵在知之而即行。”“吃亏吃在了好大喜功上。”
“不学习就要落伍,活到老、学到老。”
关键点
“中国马胜利造纸集团”成立的日子是1988年1月19日。接着马胜利转战贵州、云南、浙江,“旋风般”地承包当地造纸厂,但他的“霉运”也随之而来了。
轨迹
马胜利,上世纪80年代的他在全国家喻户晓;90年代的他曾一度销声匿迹;2004年的他东山再起,他就是国企承包第一人。
1986年,在石家庄造纸厂门口出现了一件“搞怪”的事。马胜利竖起了一个1.5米高的大牌子,上面写着“厂长马胜利”。人们提及20多年前红遍中国的“企业承包第一人”马胜利时,总会随之想起这样的细节。干国企时的老马,轰动一时,先是毛遂自荐,由普通工人当上销售科长,继而竞争做上一厂之主,再而走马上任,成为拥有百家国有造纸厂的中国马胜利造纸集团当家人。其时,“马承包”要比他的名字更响亮。
但改革的路是艰难的。1995年10月是马胜利人生的又一转折。上级主管部门通知开会,会开了5分钟,马即被免职,理由是造纸厂效益连年下滑。马胜利下岗了,媒体报道的标题就是“马失前蹄”。此后,他一度“沦落”为一位守着几百块退休工资度日的普通老人。
如今,马胜利已是奔七十的人了。被免职后他曾表示,目前还有精力,如有机会,仍想回到国企行列。2004年其加盟青岛双星集团,任双星集团副总裁兼双星马胜利造纸集团总裁。
1986 关广梅
媒体评语
“由她引发的‘姓资姓社’大讨论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里无法磨灭的事件。”
先行者语录
“不管是顺利还是遇到困难,我都将坚持改革。”
关键点
关广梅,到底是姓“社”,还是姓“资”?
1986年6月,经济日报上刊出了长篇通讯《关广梅现象》和《本溪市委、市政府的一封吁请信》,文章以“本溪出了个关广梅”开头,既描写了关广梅实行改革过程中取得的种种成绩,更真实地反映了她在改革中面临的阻力和困惑。并在随后通过多篇深度系列报道,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关于商业企业实行个人承包、租赁和租赁群体的经营方式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即所谓姓“社”、姓“资”的大讨论。正是这场实质上关系着中国经济改革性质认识的大讨论,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轨迹
她,曾是辽宁省本溪市蔬菜公司所属“消防副食品商场”营业员,1984—1986年,她先后承包、租赁了消防商店、东明商场、光明副食商店,1987年组建起东明商业集团。
而事实上,关广梅像大多数改革初期的企业家一样,没有任何经验和理论借鉴的他们往往在凭一种天生的经商天分和对于市场的敏感干事业。
承包本溪东明副食商场时,关广梅大胆提出创“三个一流”,即一流店貌、一流服务、一流效益。至年末,在5个月的时间里赢利3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倍。关广梅租赁的3家副食商场,整体效益都明显提高。
然而,改革的阻力和麻烦还是伴随着商场和个人不断提高的经济收益到来了。1986年开始,关广梅个人租赁经营群体引起了社会各界或是或非的种种关注。
如今,1950年出生的她已经58岁了,“公司不开了,什么都不干了,养老了。”她在很坚定地回归平凡。
1987 张兴让
媒体评语
“国企围墙内的变革者”
先行者语录
“人尽其力,物尽其用,时尽其效。”
关键点
张兴让提出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倡导组建了石家庄市第一个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的松散型联合体——东方塑料联合公司,他赢得了“张联合”的称号。由于参考日本同行的经验,推行了以“人尽其力,物尽其用,时尽其效”为原则的“满负荷工作法”,一扫企业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弊端,“张联合”又变成了“张管理”。
轨迹
以石家庄第一塑料厂为龙头的第一个打破地区界线的经济联合体——东方塑料联合公司宣告成立,张兴让承诺每年增缴利税100万元。之后,供、产、销联合体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本着“人尽其力,物尽其用,时尽其效”的原则,他借用设备运转满负荷的概念,发明了“满负荷工作法”,在赢得无数奖励的同时也让他遭到了不少非议。
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张兴让和他的第一塑料厂最终走向了下坡路。如今的张兴让已不愿多提2000年以后的日子。他如今每月领取厂里230元的工资,还有从部队转业的700多元补贴。每天早晚,他都会骑着破旧的自行车上下班。
1988 吴仁宝
媒体评语
“中国农民思想家”
先行者语录
“家有黄金数吨,一天只能吃三餐;豪华房子独占鳌头,一人也只占一个床位。”
关键点
1992年3月1日凌晨3点钟,也即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公布的第二天,吴仁宝紧急召集党委开会,下达了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借钱吃足”(钱借得越多越好、原材料吃得越多越好)。吴仁宝的第四个儿子、现任华西村党委书记吴协恩回忆,父亲判断中国经济将面临新一轮的大发展,华西村要集中血本,抢占市场。吴仁宝的“豪赌”大获全胜,3月11日,小平讲话传达后,全国掀起建设高潮,原材料价格一路上扬,一吨6000多元的铝锭,3个月就涨到了1.8万多元。外界盛传“吴仁宝开个会,赚了一个亿”。
轨迹
当了48年村官的华西村原党委书记吴仁宝,带领村民艰苦奋斗,把华西村从一个农业小村建设成为如今工农商并举、年销售收入达400亿元,村民户户有别墅,家家有1~3辆汽车,每户存款少的有100万多元,多的超过1000万元,空气清新、民风纯朴、村容洁净、安居乐业的“中国第一村”。
华西村1961年刚建村时是有名的贫困村、讨饭村。吴仁宝是华西村的第一任村支书,彼时的吴仁宝给群众留下的印象是“人很精明”。1978年,华西村建起了塑料纺织厂。80年代,当分田到户、土地承包流行时,吴仁宝冒了句“领会中央政策,闷声发大财”,没有分田到户,继续他的集体经济“副业”。
1999年,华西村在国内A股市场上市,创“村庄上市”的先例。2007年,华西村总资产超过160亿元,销售收入450亿元,上缴利税超过8亿元。如今,“大华西村”的版图已扩展到30平方公里,人口达到3万多人,“天下第一村”名副其实。
1989 张瑞敏
媒体评语
“哈佛讲坛中国企业家第一人”
先行者语录
“有缺陷的产品就是废品。”
“经营企业就是要经营人,经营人首先要尊重人。”
关键点
1988年之前的国营企业序列中,海尔是籍籍无名之辈,也没有得到国家政策的特殊倾斜,正因为有了一位杰出的领导者,才使得海尔在行业内率先完成了技术改造和管理提升,迅速脱颖而出。在管理实践中,张瑞敏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与西方现代管理思想融会贯通,自成一家,创造了富有中国特色、充满竞争力的海尔文化。从“日事日毕、日清日高”的OEC管理模式到每个人都面向市场的SST市场链管理,张瑞敏认为,管理中国企业只能用中国式的管理模式,他的公式是:日本管理(团队意识和吃苦精神)+美国管理(个性舒展和创新竞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精髓=海尔管理模式。
轨迹
1984年,张瑞敏由青岛市原家电公司副经理出任青岛电冰箱总厂厂长。1991年12月,在青岛市委、市政府的指示下,青岛电冰箱总厂、青岛电冰柜总厂和青岛空调器厂组建起了青岛海尔集团,张瑞敏带领着海尔从一个亏空147万元的集体小厂走进了全球500强。2000年6月,海尔集团对组织体系做出重大调整,张瑞敏由集团总裁改任首席执行官,成为中国家电企业的第一位CEO。他确立了海尔“名牌战略”的思想,创造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奇迹。
1990 柳传志
媒体评语
“中国IT企业教父”
先行者语录
“90年代以前,中国的创业和外国的创业有很大不同,早期在中国创业,没有奉献精神,创业实际很难实现。如果我比别人多一点什么的话,就多了点这种精神。”
关键点
上世纪90年代初,柳传志敏锐地感觉到电脑家庭化的时代已经到来,推出了中国第一个家用电脑品牌“联想1+1”。他通过坚持追求一些朴素目标,达成外界难以想象的成就:实现了联想控股的企业股份制改造,建立了产权机制和激励机制,将西方现代化的管理理论与中国企业实践相结合;总结并提出了“企业管理屋顶图理论”等管理思想,形成了系统的以“建班子、定战略、带队伍”为理论核心的联想管理体系,使联想逐步成为一家符合现代企业制度、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公司集团。
轨迹
1984年,在中国科学院干了13年的柳传志“憋得不行”,决定下海,那一年,他已经40岁。中国科学院创办北京计算机新技术发展公司(联想集团前身),柳传志是公司创办人之一。1986年任总经理,1989年升为总裁。香港联想于1988年创始时,柳传志成为香港联想主席。1997年,北京联想与香港联想合并,柳传志出任联想集团主席。在过去的20多年里,从给500台IBM计算机做维修和培训的小业务起家,联想一步步前行,最终成为中国PC产业绝对的领先者。
1991 俞敏洪
媒体评语
“教师首富”
先行者语录
“从绝望中寻找希望,人生终将辉煌!”“做人如水,做事如山。”
关键点
“岁寒知松柏”,俞敏洪今日之成就是从昔日的苦难、失败中脱胎出来的:高考数次落榜,出国也屡遭失败,在北大沉寂7年。1991年,他开始了艰辛的创业,1993年创办北京新东方学校,2003年成立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他被誉为“留学教父”,将中国人望而生畏的托福、GRE考试变成了福特式的生产线。俞敏洪的意义在于,从他的个人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90年代“出国留学”是中国特定时期的社会特征,顺应时代潮流做出正确的选择是成功的必要条件。而俞敏洪在新东方大力推行他的商业哲学:“东方的精神,西方的规矩”。他带着一帮文人完成了中国教育产业与资本市场的初次对接,而他自己也从一个普通教员走向了“教师首富”,并把一个梦想变成了影响无数人的产业。
轨迹
1985年,俞敏洪从北京大学毕业,留校任教,1991年辞职,顺应90年代的出国热,1993年11月16日,俞敏洪创办了北京市新东方学校,担任校长,从最初的几十个学生开始了新东方的创业过程。截至2000年,新东方学校已经占据了北京约80%、全国50%的出国培训市场,年培训学生数量达20万人次。“新东方”开创了中国民办教育发展的新模式。2000年,他携团队成立了东方人投资有限公司,向教育产业化进发;同年,新东方与联想合作成立了联东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了新东方在线网站;2006年,他带领“新东方”在纽交所成功上市,成为中国大陆在海外上市的第一家教育机构,而俞敏洪也成为“中国最富有的老师”。根据2007胡润百富榜,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总裁俞敏洪排名富豪榜第134名,个人资产55亿元。
1992 鲁冠球
媒体评语
“中国企业常青树”
先行者语录
“正因为有了改革开放,万向才有今天,我是改革的受益者、实践者,也是见证者。”“改革开放对万向而言,最大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就是市场经济。”
关键点
鲁冠球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实践者和见证者,在鲁冠球的“创业经”里,改革开放30年,就是“万向”解放思想、从小作坊走向世界的30年。而万向的成功,亦离不开鲁冠球个人的远见卓识、积极进取和敢为天下先。
让人尤为惊奇的是,只有初一文化水平、从来没有接触过任何企业管理知识的鲁冠球在很早就尝试着管理工厂的方法,开创了“基本工资+计件(时)工资”的先河。
轨迹
1990年10月,万向集团正式成立,鲁冠球成为万向集团的法人代表。1994年1月10日,“万向钱潮”股票在深交所上市,同年,外经贸部正式批准万向集团在美国成立万向美国公司的申请,1990年至1999年,万向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目前万向集团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汽车零部件生产商。万向集团不仅仅是通用、福特、克莱斯勒等世界500强企业的供货商,“万向系”更以194亿元的资产控制额成为中国内地资本市场控制榜第一家。
1993 王石
媒体评语
“房地产行业的领军人物”
先行者语录
“万科把自己放在高峰,这样才能有做大事的胸怀。同时也要把自己放在低谷,这样才能吸收别人的长处。”
“登山对我来说是一种生活方式。谈判时,我往那儿一坐就有优越感,我在山上一呆就能呆一个月,你能吗?无论从意志上还是体力上,你都磨不过我。”
关键点
房地产是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重要增长点之一。王石率领的万科发展壮大的历程几乎与中国改革的进程同步,见证了近年来中国重要经济命脉的发展和成长。1991年1月29日,万科在深交所的上市,拉开了万科万亿元市值的伟大征程。值得一提的是,在众多地产大腕的公司中,万科是最早完成股份化并成功上市的。在1991年的环境下,能做到这一点确实需要具备高瞻远瞩的眼光。也正是由于万科及早完成了上市,才保证了在之后的发展中有一条宝贵的资金来源渠道。
轨迹
王石1951年1月生于广西柳州,兰州铁道学院给排水专业毕业。1983年到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公司工作,1984年组建“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任总经理。1988年中心改组发行股票,更名为“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开始涉足房地产业。1991年,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交易,王石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1999年2月辞去总经理职务。1994年,王石荣获“深圳市第一届优秀企业家金牛奖”。1998年1月,王石受到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接见,2000年王石入选“中国经济风云人物”。
1994 史玉柱
媒体评语
“曾是中国最著名的失败者”
先行者语录
“我曾经是一个著名的失败者,我害怕失败,我经不住失败,所以只能把不失败的准备工作做好。”
——史玉柱坦言,最爱看的一本书是《太平天国》,因为想研究太平天国为何失败。
关键点
“巨人大厦沦陷”,是史玉柱从商史上最著名的失败。
上世纪90年代,国际著名电脑公司大举进入中国,在电脑行业尝到甜头的史玉柱意识到危机的存在,萌生了“二次创业”的想法。也就是此时,史玉柱投身到房地产行业。1994年,设计70层的“全国第一高楼”巨人大厦破土动工,计划3年完工。而1996年巨人大厦资金告急,第二年被媒体报道陷入财务危机,只建至地面三层的巨人大厦停工。巨人大厦沦陷后,史玉柱欠下了2亿多元的债务,巨人集团名存实亡。
轨迹
1991年,29岁的史玉柱成立了巨人公司。他研制的巨人6403汉卡在市场上卖得十分火爆,仅1993年一年就实现利润3500万元。此后,史玉柱提出“二次创业”,走多元化扩张之路,巨人大厦就是他在房地产市场上的一个大手笔。1997年,巨人大厦因资金问题而流产。2000年,“人间蒸发”两年后,史玉柱开始运作“脑白金”,后又进军网络游戏产业。2007年11月1日,史玉柱旗下的巨人网络集团有限公司成功登陆纽约证券交易所,总市值42亿美元,成为在美国发行规模最大的中国民营企业,史玉柱身价也突破500亿元。2001年,他当选为“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
1995 周冠五
媒体评语
“国企改革者中的巨人”
先行者语录
“一定要公平,按劳分配。”
关键点
“非钢化及财团式道路”,是周冠五的首钢发展战略中引起争议的一点。
1995年,雄心万丈的周冠五提出首钢的“非钢化及财团式道路”,打造一家类似日本三菱和韩国大宇的财团式企业。首钢在此后很长时间内都实行多元化方针。有人认为,成为多元产业的企业集团的时期,是周冠五和首钢的黄金时期。而在周冠五后接任首钢集团党委书记兼董事长的毕群,则如此描述当时的首钢——“一团乱麻”:结构乱、财务乱、管理乱、负债不合理。
轨迹
由贵溪军分区的一个副参谋长转而筹建首钢(前身石景山钢铁厂)。1979年,年近60岁的周冠五赶上了一场重大变革——这一年,国务院宣布,首都钢铁公司等八家大型国企率先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验。在周冠五的带领下,首钢以“承包制”和大规模的并购而成为中国企业改革的先锋。1994年,首钢以823.7万吨的粗钢产量一跃而成国内钢铁业群雄之首。同年11月,周冠五被评为“中国改革风云人物”。周冠五还积极探索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结合,组建成立华夏银行。1995年2月,周冠五受其子周北方经济犯罪的牵连黯然下台。2007年,曾经的副部级企业家周冠五因病去世,享年89岁。
1996 赵新先
媒体评语
“三九教父”
先行者语录
“社会上有这么多资产闲置,是三九下山摘桃子的大好机会,千万不能错过,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关键点
赵新先掌舵三九集团19年,通过收购兼并,打造了一个庞大的“国企航母”。
1996年,赵新先第一次带领三九集团“下山摘桃子”,收购了国内生产中药针剂最早的厂家——四川雅安制药厂,令这个山穷水尽的企业获得新生。此役使得赵新先信心大增,于当年宣布成立三九投资管理公司,委派60多名干部奔赴全国,专事收购兼并工作。从那时起,一直到2001年,三九集团共收购了140多家地方企业,平均一个月收购两家,三九迅速扩张为全国最大的中医药企业,所属企业遍及除了西藏之外的所有省、直辖市、自治区,形成了医药、汽车、食品、酿酒、旅游饭店、商业、农业和房地产八大行业。
轨迹
赵新先是一个学者型的企业家,1964年毕业于沈阳药学院(现沈阳药科大学),曾著有我国第一部《中药注射剂》专著。1985年,赵新先在深圳近郊的笔架山创办了深圳南方制药厂,即三九集团前身。1987年春天,999的标志开始席卷全国。三九鼎盛时期曾经跨八大行业,但大规模的扩张也为三九埋下隐患,扩张之初,企业的负债率为19%,到1998年时,负债率已经达到80%。赵新先曾经在三九的厂史陈列室入门处,放了一艘航空母舰的模型,甲板上放了数十架代表集团二级子公司的飞机,飞机最多的时候达到98架。到1991年底,三九的销售收入达6.39亿元,利税近亿元。1992年,三九集团引进战略投资者——泰国正大集团和美国花旗集团,开始与外方合作。组建三九正大药业公司(即三九药业的前身)。1998年,三九脱离部队管理。为了符合国内资本市场要求,三九收回了外方股权,2000年3月,三九医药上市成功。2001年,赵新先接下坪山镇高尔夫球场项目,后改名为三九健康城,耗资近30亿元。2001年8月,中国证监会对三九医药作出通报批评,披露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三九集团违规占用资金。2003年,三九集团再陷债务危机。2004年5月16日,时任国资委党委书记的李毅中亲赴深圳,宣布免去赵新先在三九的一切职务。2005年11月21日,赵新先被刑事拘留。2008年6月赵新先低调复出,加盟南京小营药业集团。
1997 王志东
媒体评语
“受资本层抛弃和伤害最大的一个互联网先驱”
先行者语录
“其实我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自己的江湖名声,我觉得,我应该是一个在职业操守方面不会给别人留下任何把柄的人。”
关键点
王志东的最大功绩之一是完成新浪上市。当时的新浪成为公认的中国互联网的领跑者。
2000年4月13日晚10时,新浪网在纳斯达克股票市场正式挂牌交易。业界评论新浪是在四面楚歌、八面埋伏中挂的牌。在一个无可选择的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下,新浪做了第一个“吃螃蟹者”。对历经的种种磨难,王志东说:“这是领跑者必须付出的代价。”
轨迹
1997年10月,29岁的软件工程师王志东领导的四通利方获得了650万美元风险投资,这是中国互联网的第一笔风险投资。1997年底,王志东完成了与美国华渊资讯网公司的合并,创建新浪网公司,成了当时影响力最大的第一新闻门户网站。此后,王志东一直担任新浪网的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的职务。在王志东的操作下,新浪赶在搜狐和网易之前,成功登陆纳斯达克。2001年6月,王志东突然被公司董事会集体解职。虽然王志东通过媒体声明表达了震惊与不解,但局势已无法挽回。2001年12月,王志东创办了北京点击科技有限公司,任总经理。
1998 褚时健
媒体评语
“中国最具争议性的财经人物”
先行者语录
“无论规则合不合理,接受了就要遵守,触犯它就要付出代价。”
关键点
头顶无数光环的褚时健最终栽倒在经济问题上。
1996年底,中共中央纪委接到举报,对褚时健展开调查。后根据检察系统侦查,褚时健贪污的金额为700万元左右,按律难逃死罪。而在1999年初的北京两会上,十多位企业界和学界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联名为褚时健“喊冤”。有人说,“一个为民族工业做出如此巨大贡献的国企领导,一年收入竟不如歌星登台唱一首歌!”有人据此总结了“59岁现象”,即当时国有企业的老总普遍收入偏低,这可能导致他们在退休前大捞一笔。而褚时健的问题暴露时,他已经57岁。“59岁现象”被认为是制度造成的障碍。
轨迹
1979年,39岁的褚时健上任云南玉溪卷烟厂厂长,当时这家厂只是云南数千家默默无闻的小烟厂之一。褚时健当上厂长后,狠抓质量和营销,创出了“红塔山”、“阿诗玛”等品牌。到90年代中期,玉溪卷烟厂已经稳坐中国烟草业第一把交椅,并跃升为世界第五大烟草企业。1997年,“红塔山”无形资产高达353亿元,居中国企业品牌之首。1990年,褚时健被授予全国优秀企业家终身荣誉奖“金球奖”。1994年,又被评为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而在1998年1月,新华社通电全国:云南省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褚时健严重经济违法违纪案。1999年1月9日,经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时年59岁的褚时健被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99 唐万新
媒体评语
“中国第一庄”
先行者语录
“但凡拿我们的生命去赌的,一定是最精彩的。”
——赌徒唐万新因此走上不归路。
关键点
唐万新商业战略中最重要的是“三驾马车”。
上世纪90年代,唐万新通过购买法人股的方式,先后成为新疆屯河、沈阳合金和湘火炬三家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组成了德隆系的“三驾马车”。此后,唐万新对这三家老牌国有企业实施战略重组。这3支股票5年之内全数涨了10倍以上。到2001年3月,德隆庄家从这种坐庄活动中总计获利52亿元。
轨迹
1992年前后,唐万新在西安低价收购十余家公司法人股,转卖至新疆和深圳两地,不到一年间即获利5000万至7000万元。1992年,后来被称为“德隆系”的唐氏事业起点的新疆德隆国际实业总公司、乌鲁木齐德隆房地产公司相继成立。1994年,德隆承包了新疆金融租赁在武汉证券交易中心的席位,唐万新由此获得第一个金融管道。在后来的一年多时间里,以新疆金融租赁的名义,唐万新在武汉、北京等地融资3亿多元,账外循环,全部由德隆直接使用。1997年,德隆内外兼修全面控制“老三股”的手法,德隆“股市第一庄”的地位由此奠定。1999年,唐万新将总部从新疆迁至上海。德隆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在上海成立,次年8月,唐万新将德隆体系整合为金融与实业两翼,自己作为最高负责人同时主抓产业整合。2004年4月13日,德隆的资金链彻底断裂。此后,唐万新曾短暂出逃,但在回国后即被逮捕。
2000 倪润峰
媒体评语
“家电霸王”
先行者语录
“急症必须用急药来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用自己的价格优势去拼掉对方的品牌优势。”
关键点
倪润峰率领长虹在中国家电行业掀起了价格战。
1996年,为了应付国际跨国巨头的挑战,同时为了在国内混乱的家电市场中杀出重围,倪润峰率领长虹先行降价。此次降价在中国彩电史上史无前例,包括康佳、TCL、长城、熊猫、创维等国内品牌先后降价,从此国内彩电企业在与国际品牌竞争中获得了生存空间,但长虹和倪润峰也开始背负“价格屠夫”的恶名。虽然,价格战对产业本身和部分品牌有伤害,但这同时带来了国内家电市场的相对集中,使得国产家电具备了与外国竞争的实力。
轨迹
1985年5月,倪润峰开始任长虹电视机厂厂长。在倪润峰带领下,1996-1998年,长虹集团连续三年蝉联全国电子企业百强之首。2000年,倪润峰贸然发动的彩管囤积战失利,他被迫宣布辞职。仅仅8个月后,57岁的倪润峰重新回到长虹集团担任董事长。此后,倪润峰对上市公司股权进行的改造进展艰难,恰巧又遭遇资金风波。2004年7月8日,对一代强人倪润峰来说,是个谢幕的日子。公开说法是他到了国企老总60岁退休的年龄大限,不公开说法是长虹近年的国际化战略出了问题。总不管怎样,倪润峰这回是彻底“引退”,结束了他在长虹长达20年的掌权历史。
2001 李书福
媒体评语
“狂人李书福”
先行者语录
“我不绝望。我说竹笋在石头底下要长出来很难,但是也能长出来,要寻找石头的缝长出来。”
关键点
李书福制胜的关键是“做中国最便宜的轿车”。
在汽车行业,民营出身的李书福展现出无比的豪情。1998年8月8日,李书福造出的第一款汽车“吉利豪情”正式下线。当时中国最便宜的天津夏利轿车售价近9万元,而“豪情”的价格仅为5.8万元。为了应战,夏利开出3.18万元的“跳水价”,吉利马上调整为2.99万元,此价一出,业界集体沉默。
轨迹
1993年,李书福的厂子制造出中国第一辆踏板摩托车。1998年8月8日,李书福造出的第一款汽车“吉利豪情”正式下线。当时,根据国家的汽车产业政策,所有的资源和政策都向三大国有汽车集团集中,吉利获得合法正式“准生证”的希望渺茫。在李书福的坚持和多方努力下,2001年11月,“吉利JL6360”获得了汽车许可。作为中国生产轿车的第一家民营企业,李书福创造的吉利因此被写入史册。
2002 仰融
媒体评语
“颠覆者仰融”
先行者语录
“华晨出身不好,在当时的条件下,有些事不得不迷。华晨经历的一些事,不管别人怎样迷惑,到今天我可能也没有权力说清楚。”
关键点
1992年,“华晨中国汽车”在纽约上市,让仰融“一战成名”。
1992年,中国还没有成立证监会,仰融的一切运作无先例可循。他筹划成立了非营利性的“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发起人是中国人民银行教育司、华晨控股、中国金融学院和海南华银,注册资金210万元。至此,仰融戴上了一顶显赫的“红帽子”。1992年9月,华博将其在华晨中国的股份转让给了基金会。仰融全权管理、控制和支配基金会在华晨中国的股份。被转让的华晨中国的股份以基金会的名义持有,基金会拥有了华晨中国55.85%的股权。1992年10月,“华晨中国汽车”在纽约上市,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成为第一家海外上市的中国企业。
轨迹
1991年,仰融以1200万美元买下沈阳金杯汽车40%的股份,后又扩大到51%,成为控股方,另外在百慕大设立了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1992年,“华晨中国汽车”在纽约上市。仰融频频涉足其他领域,到2001年前后,华晨系的市值高达246亿元,旗下拥有5家上市公司,形成了中国汽车行业一个前所未有的“金融-实业”交融结合的体系。2001年,仰融与英国著名汽车公司罗孚谈判,规划在宁波建汽车基地。2002年3月,辽宁省委派工作小组全面清查沈阳华晨。2002年10月14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济庭正式立案受理。2002年10月18日,辽宁省检察院以涉嫌经济犯罪为名批准逮捕仰融。
2003 孙大午
媒体评语
“中国农民的英雄”
先行者语录
“看似可喜可贺,其实是可悲可叹的人物。”
关键点
孙大午人生的转折在于“非法融资”。
从1995年开始,孙大午从亲戚那里筹钱,由大午集团出具借据,给予一定利息。孙大午给这种融资模式命名为“金融互助社”。在河北省徐水县大午集团所在的郎五庄,几乎家家都把钱存在大午集团。大午集团给储户统一的借据作为凭证,把存款分为两类,活期的没有利息,定期的给予3.3%的年利息,不扣除利息税,这近乎当时存款基准利率的2倍,而且不管存款多少都接受。2003年5月27日,孙大午被捕,罪名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先行者
轨迹
1988年,孙大午正式辞职下海,后创办大午集团。到1995年,大午集团已经成为中国五百家大私营企业之一。2000年前后,大午农牧集团已经拥有16个工厂。但在大午集团发展高峰时,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凸现,于是孙大午想出“金融互助社”的方式。2003年开始,长期活跃于“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之间的大午集团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2003年10月30日,河北省徐水县法院一审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孙大午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2004 陈久霖
媒体评语
“江湖企业家”
先行者语录
“中国人在世界上也可以成就索罗斯那样的投机家。”
关键点
曾被封为“英雄”的陈久霖,从石油期货交易中尝到了投机的苦果。
2003年,美国攻打伊拉克,全球油价猛然上涨,卖空的陈久霖陷入困局。他铤而走险选择注入资金,继续赌博。此后,陈久霖通过各种方式一次次地补仓,但是都没有能够挽救危局。同年11月29日,中航油不得不在高价位时斩仓,造成5.5亿美元的实际亏损。
轨迹
1997年,36岁的陈久霖受中国航油集团委派,前往新加坡接手管理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7年之后,这家公司净资产增长890倍,经营业务扩展至国际石油贸易,还于2001年在新加坡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成为中国国有企业在海外创业的标本。2003年10月,陈久霖被评选为“亚洲经济新领袖”。2003年下半年开始,中航油(新加坡)进入石油期权交易市场。但从此时起,中航油(新加坡)已然涉身险地,因为这已经是明目张胆的投机而非套期保值。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陈久霖终于尝到了投机的苦果。伴随着期权交易,公司的亏损面也逐渐扩大。不久东窗事发,陈久霖很快凭旅游签证逃往新加坡。2006年3月,新加坡初等法院以隐瞒公司巨额亏损且涉入内线交易等罪名,判处陈久霖服刑四年零三个月,并罚款27.7亿美元。
2005 朱江洪
媒体评语
“被资本挽救的企业家”
先行者语录
“格力不强求多元化,空调销量达不到1000万台,格力都不敢轻易将精力转移,汽车、纺织等行业即使再赚钱,格力也不会进入。”
关键点
朱江洪的沉浮经历源于格力的“父子之争”。
朱江洪是格力的创办人。但格力电器在资产上隶属于珠海特区经济发展总公司,这是一家带有强烈行政特色的国有企业集团,它拥有格力的品牌、重大决策及人事任免权。由于体制的限制,朱江洪一直十分苦恼,并尝试与上级理清资产和管理关系。结果2003年后,格力集团连换3任董事长,与朱江洪争夺控制权异常激烈。
轨迹
1991年,朱江洪出任珠海市一家濒临倒闭的小厂厂长,很快就瞄准了空调行业。1996年,格力电器上市,格力空调则从这一年起连续11年产销量和市场占有率稳居行业第一。但后来因为众所周知的“父子之争”,珠海市有关领导暗示年近60岁的朱江洪随时做好退任准备。但后来格力集团的股改,使得朱江洪的命运陡转,2006年8月,他被任命为格力集团的董事长、法定代表、总裁和党委书记。
2006 龚家龙
媒体评语
“中国民营石油第一人”
先行者语录
“天发集团是我没有要国家一分钱,只是用国家的名义办起来的。企业发展起来以后,一直面临着姓‘国’还是姓‘民’的困惑。”
关键点
龚家龙曾提出,要打造一个“中国的民营石油航母”,成为中石化、中石油之外的“第三极”。
2005年,龚家龙联合30多家民营石油企业在北京成立全国最大的民营石油联合企业——长联石油控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8.7亿元人民币,业务涵盖石油天然气的勘探、开采、炼制与销售等。后来,龚家龙打算通过长联石油来转移天发股权,但因为长联石油没有石油业经营的四大通行证,所以无法进行实质性的操作。龚家龙的财务丑闻爆出,被警方逮捕后,民营石油企业结盟瞬间瓦解。
轨迹
1988年,龚家龙注册成立“荆州地区生产生活资料产品经销公司”。1993年3月,“荆州地区物资开发公司”正式更名为“天发集团”。1998年,国务院对石油市场进行整顿,把成品油的批发、零售、仓储、进出口的经营资格全部收归中石油和中石化两大石油集团。天发集团相关的经营陷入困境。2005年,龚家龙联合30多家民营石油企业成立长联石油控股有限公司。但2005年末,龚家龙被爆出财务丑闻,很快被警方逮捕。2008年9月,龚家龙出狱,而天发集团所有资产也将在3~5年内被全部分解重组。
2007 宗庆后
媒体评语
“不倒翁”
先行者语录
“马路上到处都是钱,关键是谁能够敏感地发现。”“我是属鸡的,黎明即起,到晚不歇。”
关键点
2007年,中国商界最热闹的“官司”要属“娃哈哈”和达能的舆论大战。1996年,宗庆后通过与达能的合资完成了第一次产权重组。1999年,宗庆后设法让政府同意把国有资产的54%转让给他和他的团队,此后,他开始大规模地设立“体外公司”,先后设立了61家游离于合资母体之外的非合资企业,这些项目的规模及经营业绩甚至超过了合资企业,而且使用的是“娃哈哈”品牌。2006年底,达能提出抗议,提出要么终止使用“娃哈哈”品牌,要么把体外公司卖给达能,由此引发了达娃之争。宗庆后呼吁“保护民族产业”,而也有媒体认为饮料行业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竞争性领域,国家保护没有必要。
轨迹
1987年,42岁的宗庆后承包校办企业经销部,靠代销汽水、棒冰及文具纸张起家。1987至1991年间任娃哈哈营养食品厂长。1991年,宗庆后带领“娃哈哈”跻身全国工业企业利税500强。在宗庆后的悉心经营管理下,“娃哈哈”成为中国最大的食品饮料生产企业,全球第五大饮料生产企业。2006年,“娃哈哈”与达能的纠纷浮出水面,宗庆后以“保护民族产业安全为名”擂响战鼓。此后,宗庆后又被爆出漏税等丑闻。2008年8月,“娃哈哈”商标归属问题长达一年多的争议终于尘埃落定,最终以确认“娃哈哈”集团商标依法归属娃哈哈而收官。
2008 顾雏军
媒体评语“新寡头”
先行者语录
“等我老了,走到大街上,希望听到有人指着自己喊:看,那个老头就是冰箱大王!”
关键点
与顾雏军有关的最著名事件之一是“郎顾之争”。
2004年,经济学家郎咸平教授发表了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盛宴中狂欢》的演讲,直指顾雏军使用多种伎俩,“利用一些地方政府急于加快国企退出的思路,将收购与改制打包在一起,玩了一把双方互惠互利的双赢游戏。”在此演讲后第四天,顾雏军发出律师函,声称其造成了诽谤。后来几乎所有经济界重量级的学者都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构成近20年来经济理论界规模最大、火药味最浓的一次大论战,也被称为“中国改革的第三次大争论”。
轨迹
1988年9月,顾雏军发明了格林柯尔制冷剂。1997年,顾雏军创办格林柯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并于2000年7月在香港创业板上市。2001年,顾雏军控股的顺德格林柯尔公司斥资5.6亿元,收购了时为中国冰箱产业四巨头之一的广东科龙电器20.6%的股权。此后,顾雏军通过资本运作,使得格林柯尔拥有了4家A股公司和1家香港创业板公司。2004年的“郎顾之争”使得格林柯尔的问题日渐暴露。2007年5月18日,格林柯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正式在香港退市,鼎盛一时的格林柯尔系完全瓦解。2008年8月19日,科龙集团诉顾雏军案一审判决生效,顾雏军被判三罪并罚,获刑12年。
专题
中国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三十年
邹晓云
如果我们当初仍然坚持在意识形态中进行争论,落后的土地使用制度会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中国也许会错过高速发展的最佳时机,那将是不可估量的历史损失,也会是严重的历史错误。
上世纪80年代,经济改革已经全面推开,作为重要经济要素的土地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改革的对象,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了新的土地使用制度。新的土地使用制度的核心是土地使用权与所有权分离,土地使用权可以流动和转让。直到现在,所有的土地使用制度都是在此基础上的深化和继续改革。
农村土地承包:土地流动雏形
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是应经济发展的强劲需求展开的。改革初期,大批国外公司和集团(当然也有一些国内企业)开始向中国投资,有办生产企业的,也有进行成片土地开发的,都需要使用土地。这是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促进因素。这些公司或集团很在意能够在中国获得廉价的土地,因为这能为他们的企业降低经营成本并带来好的收益和回报。另一方面,与国内的企业不一样,他们来自市场经济体制,对土地产权非常看重。
众所周知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下进行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土地不是商品。因此,我国的宪法也规定土地是不可买卖的。可是,如果土地不是商品谈何买卖何交易?土地是否可以买卖还涉及到我们的改革是姓“社”还是姓“资”,这是一个非常原则的问题,也是一个敏感的政治话题。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来没有将土地出让给外国人,这样做是不是涉及到主权问题?这和过去的租界有什么关系?如果这样做,因为土地是国有的,显然不能够以无偿的方式给外国公司使用,又应该建立怎样一种有偿使用的关系?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这确实是一个难题。
观念上的争议似乎一直存在着,好在最终还是采取了务实的态度,最初是采用出租的方式向外商供应土地,后来又仿照香港的模式,通过政府出让使用权实现土地的流动,比较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1988年,国家为此相继修订了宪法和土地管理法,准许土地使用权的依法转让。1990年,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并同时发布了《外商投资开发经营成片土地暂行管理办法》。一些地方政府也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法规,使土地使用权出让更加合法和规范化。
这是一个重要而明智的选择。土地作为一种公共资源、经济要素和生产力,理应最大程度地满足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求,并发挥最大、最有效的作用,而不应该受某种思想观念或主义所局限。在社会和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要求土地能够自由流动,符合全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所以是值得肯定和选择的。事实上,在改革当初,社会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多的改变,大多数人对土地的自由流转已经理解并能够接受,在农村的土地承包制度实际上已经是一种土地流动的雏形,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准许城市土地使用权转让是在已经启动的土地改革上向前迈进的一大步。
2005年11月8日,“中华土地拍卖第一人”陈少湘先生正在主持拍卖兰州市的一块土地的使用权
关于土地是否能够流动的争论几乎一直持续着,直到近十年,随着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成果越来越显著,人们才开始慢慢将争议搁置在一边。当初对土地有偿使用的怀疑大致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害怕陷入土地私有的泥潭,带来社会的倒退,但是在今天看来,土地使用权的有偿使用制度并没有使我们的社会倒退,相反,带给我们的却是勃勃生机;二是害怕离开国家所有会失去对土地的控制权,特别是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中浸润的社会体制和制度,很难适应这一变化,但是,国家对土地的控制不仅仅在土地所有权上,还有很多方式同样有效,比如土地利用规划以及其他有关的宏观调控措施和手段等。对于一个国家机器来说,这是鱼和熊掌如何选择的问题,显然应该根据最需要去选择,就是尽快让土地流动起来。如果我们当初仍然坚持在意识形态中进行争论,落后的土地使用制度会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中国也许会错过高速发展的最佳时机,那将是不可估量的历史损失,也会是严重的历史错误。
后来不断推行的国有企业改制,也是推动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最重要的力量。在这场一直持续到现在的改革中,为了提高企业效率,土地一直是重要而关键的改革对象,从国家计划配给到不断以各种形式,如作价入股、授权经营等方式转变为市场配给。还有一股推动力量是,民营企业和私有企业的不断发展,也对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提出了很多的需求。土地作为国有资源,如何与私营企业发展相结合,这一切都在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中得以顺利解决。
土地进入市场:凸显要素优势
土地制度的改革一开始就是以解放生产要素,满足经济发展为使命的,这也是土地制度改革最有意义的地方。土地制度改革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允许土地使用权流动,解决了国有土地不能够买卖,土地要素不能够进入市场的难题,这对构建一个真正意义的经济市场体系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我们知道,在市场体制建设前期,资本、劳动力、技术,以及土地之外的其他资源都已经进入市场配置的轨道,土地的不能流动,已经成为当时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从后来的效果看,如果没有土地使用权进入市场,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以及金融市场等都难以得到迅速的发展,市场经济的体系将仍然是一潭死水,无法被激活和放大,也出现不了现在的运行效率。后来的住房改革、企业改制等,都需要以土地的市场化作为基础。所以可以说,土地进入市场是当时以至现在中国整个经济产生巨大活力的重要因素。
其次,土地进入市场后,其价值充分显现,带来了海量的财富。由于土地使用权的流动,各方面的资本通过转让、购买股权、租赁,以及抵押、担保等手段不断流向城市,大大地促进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土地曾一度被看作为城市政府的第二财政,可以说,大多数城市发展以及目前所能看到的现代化面貌,都依赖于土地创造的财富。据统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有近80%来自于土地出让或者出租收益。改革之初,通过转让土地获得收益,然后将所得收益用于改造城市,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反过来,由于城市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城市地产价值又随之大幅度提高。人们在改革中发现了土地的价值,城市土地也逐步成为投资对象,地产价值及其所带来的延伸间接价值被不断放大、增值,并体现在不同的经济运行体之中,为社会财富的创造和积累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也是土地作为一种经济要素所发挥的作用。
第三,土地通过市场方式配置后,使我国在经济发展中的比较优势凸现出来。改革前,中国在经济上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由于土地要素的成本和价格都比较低,在整个国际市场中处于一个“洼地”,这在很大程度上吸引了国际资本向中国流动。由于能够拿到土地,在低成本劳动力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很快成为所谓的世界加工厂,大量香港、台湾、日本、韩国,以及美国、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到中国内地开办工厂,或者与中国的企业合作、合资、联营,这启动并大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到现在为止,世界知名的制造企业几乎都在中国开办有工厂。显而易见,如果没有土地的吸引力,如果没有土地制度的变化,要这些外资到中国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为了更好地利用土地吸引外资,国家和地方在改革初期都曾经出台过一系列的外商外资用地政策,除了国务院颁布的《外商投资开发经营成片土地暂行管理办法》外,天津、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地政府都颁布有外资企业使用土地的管理办法。在这些管理办法中,大都包含了对外资进入中国使用土地有鼓励性的条款和规定。土地的市场成本优势,在中国内部也成为一种经济竞争的手段。直到现在,仍然有很多地方以土地作为招商引资的条件。随着经济的发展,早期发展的地区已经面临产业转型阶段,并逐渐在土地方面失去了优势,一些资金和企业纷纷向内地土地成本更加便宜的地方转移。可以预计得到,在现在的土地制度下,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土地的这种要素优势仍然会继续存在并被不断地发扬光大。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管理办法》已正式出台
土地使用制改革:任重而道远
从目前的情况看,土地要素的市场配置情况仍有诸多令人不满意的方面。比如说,城市和农村的土地配置依然是二元结构,而且农村远远落后于城市。农村土地必须依靠征用后才能成为国有土地,才能够流动。现在实际上只有城市土地有市场可言,农村土地并没有市场。农村土地如何解决进入市场的问题已经提出了很多年,但是进步一直很小。
阻力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地方政府就是最大的阻力。从目前的情况看,大多数地方政府是不支持的。因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改变目前的征地制度。如果征地制度改变了,地方政府可能就会失去对农地转为建设用地收益的控制权,而现阶段,地方政府对这部分收益是非常看重甚至具有很强的依赖性的。如果失去甚至会改变政府的收入模式,也会带来其他更多经济和社会方面的问题。一些大的行业也不希望改变这种模式,比如铁路部门、水利部门、公路建设部门,以及城市房地产投资开发者,他们担心,如果采取市场化的方式供应农地,必然会增加经营的成本。仔细考察我们的农地使用制度,事实上完全是按照城市既得利益者的立场与需求设计的,这当然与所谓的发展初期农业支持城市发展的理论有关。但是,就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看,这种理论不可以再继续支撑下去了,我们应该有所改变。
这种二元结构带来了很多畸形的现象。比如由于农村土地价格远远低于城市土地价格,政府为了牟取差价利用征地政策大量征用土地,最后使得大量农地被占用。在一些城市周边,原有的基本农地已经不复存在(按照国家的法律,即使是依法占用后,也应该在别的地方建立同质同量的新的基本农地,但事实上很多所谓的补充的农地根本就没有落实)。
又比如,农民由于没有获得较高的征地补偿,经常出现上访,也有的农民是因为自己的土地没有被征用,失去了获得土地收益的机会而告状的。总之,由于农地与建设用地价格的巨大差异,形成了很多矛盾,给社会稳定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还有与此相关的是,不少政府官员通过控制农地转为建设用地的交易进行寻租并牟取暴利,这种现象屡见不鲜。但是,对于市场经济而言,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将农村和城市的土地依据交易成本最低原则进行配置,既浪费资源也很不经济,并且影响到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二个不能令人满意的是,城市土地市场结构不合理,政府主导过于集中。按照法律和政策设计,除了土地出让市场之外,还有转让市场,但事实上转让市场几乎是不存在的,政府对土地市场具有很强的控制力量。一是因为政府利用土地征收制度和土地储备制度,将土地集中在自己的手中,所谓一个龙头进水,一个龙头出水。土地使用者几乎没有渠道从第三方获得土地,所以无从转让。二是政府对土地的转让有严格的限制,即使有土地也很难转让出去。
这种状况导致土地市场供需各方力量不能够均衡,容易出现大起大落的情况。有时候是土地供不应求,出现众人抢地的现象;而有时则是供大于求,供地遭到冷遇。这当然有其他大的市场供需背景的原因。只有政府一方供地,理论上,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决定供地的数量,但是,由于单一的供给主体完全缺乏对市场需求的判断及调整能力,也没有调整供给的动力,所以要达到一个很好的市场配置效果几乎是不可能的。
第三个问题是,我们的市场缺乏一个利益调整的机制。市场是受利益牵引的,利益均衡则市场均衡,土地市场也是一样。但是回看我们的土地市场,在政府、利益集团、土地最终使用者(比如购房者、企业业主)、农民等方面,在利益上是没有得到很好的平衡的。被征地农民失地失利、城市居民购买不起房屋、企业主因为房租过高而不能赢利的情况在我国已经非常普遍了,但是另一方面,政府和利益集团成为了土地利益的最大赢家。首先是缺乏一个土地反垄断机制。
整体上看,土地市场的权利基本上控制在政府和相关利益集团手上,并形成为一种垄断力量。比如政府对土地出让市场的垄断,房地产开发集团对购买土地和房屋开发的垄断,使一般公众几乎没有购买土地的权利,因而也就没有获利的权利。其次是缺乏系统的税收机制。在均衡的市场条件下,要依靠税收来调整利益的不平衡。但是,我国的土地税收体系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和发挥作用。比如土地增值税,它可能适用在土地流转的各个环节,如征地过程中,或者是土地出让过程中,还可以是土地转让中,但是很遗憾,我们只是在转让的过程中适用土地增值税。由于土地增值税的缺失,土地在流转过程中价格缺乏一个平衡器,可能带来畸高或者畸低的现象,影响市场的稳定。
2008年8月,浙江杭州市郊区,农田旁的大厦
再如土地财产税,或者称为不动产税,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建立起来。土地财产税的主要目的是解决政府在土地方面获取收益的途径,如果有了,可以大大缓减政府卖地的动力,同时还能对土地囤积和大规模占用进行调整,有利于提高土地的市场配置效率和土地的合理使用。
土地市场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而不仅仅是完善操作层面上的事情,要跳上一个更高的平台,从配置要素、资源,以及调整利益出发,融入到整个经济体系之中去,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任重而道远。
邹晓云
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研究员
专题
可再生能源三十年
李俊峰 童建栋 于午铭 王斯成 殷志强 王仲颖
改革开放30年来,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国的可再生能源产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取得巨大的成就,正在成为我国能源产业的战略支点之一。
新疆的风力发电站。新疆风能利用区总面积达15万平方公里,可装机约8000万千瓦
长足发展的30年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并把农业和能源建设列为发展重点。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得到了相应的重视,除水电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蓬勃发展外,自1978年开始,风电、太阳能、现代生物质能等技术应用和产业也在政府的支持下稳步发展,小水电、太阳能热水器、小风电等一些可再生能源技术和产业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
“十五”和“十一五”期间,我国进入了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发展时期,水电建设大中小并举,开发建设速度显著加快;通过采取特许权招标等措施,积极推进风电规模化发展:以送电到乡和解决无电人口生活用电为契机,发展太阳能光伏发电、小型风电,推动分散式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的发展;围绕改善农村环境卫生条件和增加农民收入,积极发展农村户用沼气;通过市场推动,大力推广普及太阳能热水器;以技术研发和试点示范为先导,积极推动了生物质能发电和生物液体燃料开发利用。
2006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以下简称《可再生能源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2006年以来,各类可再生能源增长迅速。水力发电年新增装机容量突破1000万千瓦,累计装机容量达到1.4亿千瓦,尤其是小水电发展居世界前列,达到了5500万千瓦;风力发电2007年当年装机突破340万千瓦,2008年估计当年新增装机容量将突破500万千瓦。国家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和“十一五”发展规划的目标均将提前实现:太阳能光伏发电电池产量超过1000兆瓦,超过日本和德国成为世界第一生产大国;我国的太阳能热水器产量和累计使用量分别达到了1500万平方米和1.3亿平方米,一直稳居世界第一;截至2007年底,全国户用沼气达到2623万户,年新增400万户以上;大中型养殖场沼气工程已由2000年的855处发展到2007年底的8576处;全国年沼气产量达104亿立方米。
通过《可再生能源法》的实施,初步消除了可再生能源投资的风险,各类投资主体纷纷增加了对可再生能源产业的投入。近年来,可再生能源企业上市开始成为企业成功融资的标志,太阳能光伏发电、风力发电和太阳能热利用企业开始纷纷上市。民营资本和风险投资的介入,也给可再生能源制造业注入了新的活力。装备制造业,特别是风电和太阳能制造业发展迅速。同时吸引了国外大型装备制造集团的介入,我国可再生能源装备制造产业开始形成,并且在各个领域形成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和企业集团。
我国颁布《可再生能源法》,在该法的推动下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取得了优秀的成绩,同时也产生了良好的国际影响。2005年底召开的“北京国际可再生能源大会”、2006年在纽约召开的“世界可持续发展大会”、八国集团首脑会议等国际高层会议,都高度评价了我国发展可再生能源的积极意义和作用。
小水电:农村建设中发光
改革开放以来,小水电在我国农村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它已不单单是解决农村能源问题的一种技术和手段,而是形成了一个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并重的新小水电行业,成为了中国农村精神、物质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大支柱。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政策与技术结合在一起,我国的一些山区农村建起了不少小水电站,并逐步形成了一些区域性的农村电力市场,电力已经成为现代农村社会一项无处不在的基本服务。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并把农业和能源建设列为发展重点,中国小水电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邓小平同志亲自倡导下,国务院决定开发利用中国丰富的小水电资源,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电气化农村。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先后三批农村水电电气化试点建设,农村水电初级电气化县数量,至2000年已建成了653个。
同时,在大电网供电地区也开始了电气化县建设。在它的带动下,到2000年底,全国共建成小水电装机2485万千瓦,年发电量约800亿千瓦时,全国有近800个县主要由小水电供电,农村电力市场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进入新世纪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将农村水电列为覆盖千家万户,促进农民增收效果更显著的农村中小型基础建设和公共设施,并要求进一步改革开放,增加投资规模,充实建设内容,扩大建设范围。
据最新统计,截至2007年底,全国已建成小水电站48934座,总装机5386万千瓦,约为改革开放前的12.5倍。这一装机规模相当于两个半三峡工程,并超过了世界各国小水电装机的总和,占了2007全国水电总装机的37.1%。小水电的发展不但保证了乡镇工业和农村家庭用电的持续增长,并使得小水电供电区内乡、村、户的通电率从改革开放前1977年的83.7%、53.6%和不到50%,达到了2007年的约99.9%、99.8%和99.3%,基本上解决了全国农村约3亿人口的用电问题。
但我国在小水电可持续发展方面仍然存在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国家应在鼓励发展小水电的同时,加强对环境保护的监督和约束,突出小水电服务农村和富裕农村的特点,真正使小水电的发展造福当地。其次,电网企业要落实国家政策,给于小水电公平合理的待遇,获得与大水电和火电公平发展的机会。同时建议国家财政应继续扶持小水电的发展,并加大扶持力度,尤其是在以小水电代柴地区的扶持力度,应充分体现小水电服务农村、富裕农村的宗旨。
风电:三阶段发展大有潜力
自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随着世界风电的渐成气候,我国各地也纷纷自行研制或者引进国外风电机组,建设示范风电场,进行试验研究,取得了有益的经验和教训。在这个探索阶段中,各项工作主要处于试验研究范畴,距离产业化、规模化、市场化尚有很大距离。但是,起步的探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为我国风电事业的发展准备了条件,奠定了初步基础。
1989年到2004年,是我国风电产业发展的积累阶段。这15年间,我国风电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历了既艰难又辉煌的发展历程。在政策、技术等方面,我们经历了学习引进国外经验、结合实际积极消化吸收、创造性地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各类决策举措的过程。积累阶段为中国风电的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准备了良好的条件。
以2005年2月28日《可再生能源法》通过为标志,中国风电产业发展进入了爆发阶段。这既是应对全球能源与环境新形势的历史要求,反映了国家和全社会对发展可再生能源事业的重视与认同;也拉动了产业发展,是行业长期积累能量的合理释放。
我国风电发展历程中,政府政策扶持是风电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早在1994年,原国家电力工业部制定下发了《风力发电场并网运行管理规定(试行)》,为解决当时普遍存在的风电上网难、确定电价的困扰及推动风电发展等问题起到了关键作用。此后国家颁布的《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方案》等一系列政策和法律成为风电发展的重要动力。同时,我国风电产业发展充分吸收了汽车工业和通讯产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坚持以我为主、国产为主的方针。
世界各国普遍看好我国的风电市场,认为中国有希望在2015年以后超过德国和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风电装机国家和最大的风电设备供应国。全球风能理事会还预计,2020年,中国风电装机有可能达到1.5亿千瓦。总之,我国风能资源丰富,电力需求充足,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风电市场之一。
国内最大的太阳能发电工程——广东汕头华能集团南澳风力光伏互补并网发电研发基地
农村能源建设:显著改善生活条件
截至2007年底,全国户用沼气达到2623万户,在2000年848万户的基础上翻了一番半还多。沼气技术已从单纯的能源利用发展成废弃物处理和生物质多层次综合利用,并广泛地同养殖业、种植业相结合,成为发展绿色生态农业和巩固生态建设成果的一个重要途径。沼气工程的零部件已实现了标准化生产,沼气技术服务体系已比较完善。
湖南农村的沼气储气罐。目前全国拥护沼气池已超过2000万户,总产气量超过80亿立方米
到2007年底,全国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约为300万千瓦,其中蔗渣发电约170万千瓦、垃圾发电约50万千瓦,稻壳等农林废弃物气化发电和沼气发电等约80万千瓦。在引进国外垃圾焚烧发电技术和设备的基础上,经过消化吸收,现已基本具备制造垃圾焚烧发电设备的能力。
我国已开始在交通燃料中使用燃料乙醇。以粮食为原料的燃料乙醇年生产能力为102万吨;以非粮原料生产燃料乙醇的技术已初步具备商业化发展条件。第二代生物液体燃料技术也在研发之中,可望在2020年前后发挥重要作用。
因地制宜地在农村地区开展省柴节能灶炕、太阳能利用、小风电、微水电等农村小型能源设施建设,成效显著,深受农民欢迎。这些小型能源设施有效地解决了农民的日常生活用能和边远地区无电农户的生产生活用电问题,显著地改善了农民的生活质量。
在农村能源建设中,我们也总结出了很多突出经验。政策和法规是各项事业发展的根本保障。经过深入调研,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国家和有关部门就出台了一系列农村能源建设的政策和法规。此后,我国还相继推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退耕还林条例》、《可再生能源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这些都为进一步开展农村能源建设工作奠定了法律基础。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目前还建立起了由国家、省、地(市)、县四级组成的管理和推广体系。同时,国家在农村能源和生物质能源国际合作方面大力推进多层次、全方位的对外开放,积极拓展双边和多边技术合作领域,相继与全球环境基金(GEF)、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世界银行(WB)等各类机构开展农村能源开发和利用项目方面的合作。在引进和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的同时,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扩大了我国农村能源事业在国际上的影响。
但整体来看,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能源发展中仍然存在诸如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不平衡、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滞后、科技投入和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等主要问题。
太阳能利用:不同的道路走向成功
我国的太阳能利用取得重要成就的领域主要集中在太阳能热利用和太阳能光伏发电两个方面。
在太阳能热利用方面,目前最广泛应用的技术是太阳能热水器,主要用于提供生活洗浴热水,为提高中小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到2007年,我国太阳能热水器总集热面积运行保有量约13000万平方米,年生产能力超过1500万平方米,使用量和年产量均占世界总量的一半以上。太阳能热水器已基本实现了商业化,形成原材料加工、产品开发制造、工程设计和营销服务的产业体系,同时还带动了玻璃、金属、保温材料和真空设备等相关行业的发展,成为一个产业规模迅速扩大的新兴产业。这其中,尤其是我国自主创新的真空管热管技术,技术水平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中国可再生能源法的颁布和实施,不仅催生了中国风电产业和市场快速增长,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光伏发电产业的蓬勃发展。2005年底,中国光伏发电电池总产量不足100MW,而到2007年,中国太阳电池产量1088MWp,已超过日本(920MWp)和欧洲(1062.8MWp),成为世界第一大太阳电池生产国。
在太阳能热利用方面,我国太阳能热利用技术和产业发展走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通过“产、学、研”结合,自主开发生产用的关键设备,在我国已形成了完整的配套的产业链,走出了我国在太阳能热利用方面自己的道路,建立了我国太阳能热利用技术和产业领先地位。
而太阳能光伏发电的技术和产业的发展,则走了一条与太阳能热利用截然不同的道路。中国光伏发电企业在国内市场狭小、支持力度不足的情况下,走出了一条利用国外技术、国外市场和国外资金迅速发展壮大的道路,这方面的成功与发展也得益于我国投融资体制和金融市场改革。
除上述水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以外,还有地热能、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资源,在我国也具有一定的资源潜力和广泛的利用前景。
我国地热能的开发利用,受到两个明显的条件限制:一是资源条件,二是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其开发利用,目前主要限于城市及周边地区,如北京、天津、西安、昆明等大中城市,主要是中低温利用。在我国北方地区,开发利用地热资源主要用于供暖和农业温室等。海洋能资源虽然丰富,但除了在80年代建成了浙江江夏潮汐电站之后,由于技术问题和开采成本问题,发展基本停滞,近期没有太大突破。
(本文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牵头组织编写,李俊峰副所长统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