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y Reference 2006年10月13日，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会宣布，将2006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孟加拉国的穆罕默德·尤努斯，以表彰他“自下层为建立经济和社会发展所作的努力”。一周后的10月21日，穆罕默德·尤努斯受邀访华，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孟加拉国乡村银行小额信贷国际研讨会”上，对中国小额信贷的制度设计提出了明确的改进意见。
2006年12月22日，事先没有任何征兆，国家银监会出台了一份名为《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的文件，在整个金融界引起了强烈震动。2007年1月29日，银监会趁热打铁，又一口气发布了《村镇银行组建审批工作指引》等六个文件，对如何组建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工作程序进行详细解释。
2007年3月1日，四川仪陇惠民村镇银行和四川仪陇惠民贷款有限责任公司挂牌营业，成为第一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首家村镇银行的贷款业务中，给予小额农户贷款最高贷款金额不超过2万元，贷款手续非常简单方便。
这一系列出乎意料的事件出场，让世人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判断：2007年将是我国农村金融的破冰元年，小额信贷的春天已经到来。
“一春常是风和雨”
“借问银行何处有，警察遥指中关村。”据说，这是几年前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到西部地区考察时，一连几十个县都没找到银行，一时有感而发，后来成为坊间盛传的笑话。
故事让人发笑，但同时也反映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在我国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为广大群众服务的金融机构大量缺失。于是，缺失的金融机构和落后的经济相互交织，形成经济滞后的恶性循环。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农村正规金融机构无法为农民提供较好的金融服务。例如，从1999年开始，以农行为代表的国有银行大规模撤并31000多家地县以下基层机构，造成农村金融机构大面积缩水。而即使是坚守在农村阵营的邮政储蓄，却只能吸收储蓄，不发放贷款。能够提供贷款的只有农信社，但由于政府干预、管制政策和历史包袱等原因，农信社官僚作风严重，服务意识和服务能力极其有限，根本解决不了贫困农村地区的信贷需求。
调查显示，在我国的2.4亿农户中，约有1.2亿有贷款需求，其中只有10万农户在近年的各方支持下，享受到了国家的小额贷款。
由于通过正规渠道、在正规机构贷不到款，急需购买生产资料的农民向地下钱庄借钱的现象络绎不绝，部分地区地下信贷的星星之火，渐成气候。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李建军教授说，从山西平遥的现状看这种担心犹甚。地下信贷作为一种自然金融，在我国农村由来已久。山西平遥，是中国近代金融业兴起的见证。“日升昌”的后人，在平遥古地继续传承先人的发展轨迹，开展融资业务，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与人和。在当地，持有百万甚至数百万资金的县乡民间人士不少，不愿投资实业的他们，将手中的闲散资金用于民间放贷已蔚然成风。这些民间金融主要以私人钱庄、“水钱”（赌场的高利贷）和所谓的财富信托计划等方式存在。如山西璞真案中，浙江人聂玉声在晋中地区非法集资竟达6亿余元，其热势可见一斑。
这些现象正好说明了我国银行体系在支农方面的整体不作为，无奈之下，农户和个体工商户只有选择高利率的民间信贷。因此，在旺盛的市场需求面前，民间信贷风生水起，也是形势所趋。
由此可见，我国小额信贷有着广阔的市场空间。小额信贷除了帮助贫困和低收入家庭发展生产、摆脱贫困以外，关键在于它对实现就业、稳定社会、构建和谐社会有很大的作用。
农民渴望小额信贷支持
“绿柳才黄半未匀”
针对以上情况，山西平遥民间金融的“阳光行动”，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在当地政府的主导下就已经展开。当时，为解决三农贷款问题，平遥采取的是由政府主导设立基金会的办法，即由基金会向农户吸收存款，存款利率略高于银行，再由基金会向有需要的农户发放贷款。
试点主要在平遥的岳壁乡、洪商镇等地展开，基金会筹得资金几千万元。但由于基金会是由政府管理的，产权不明，那些资金多数由政府出面贷给了乡镇企业，然而贷出的款项不断产生呆账和坏账，贷的钱收不回来，造成集资人取钱时没钱支付的现象。
“一度事情闹得很大。后来，还是由政府财政埋的单，县财政也因此长期拮据，而基金会的账目则是统一转给了县农信社。基金会前后存在了也就三四年。”当地某财政官员称。之后从2003年起，央行付出上千亿元巨资投入农信社改革，为农信社撇除坏账，进行股份制改造，通过全国农信社系统推广无抵押担保的小额贷款，曾被寄托了相当期望；然而，数年下来，这些农信社并没有改变服务观念，贫穷农民的金融服务缺失现象并未改观。因为，农户贷款的小额性、用途多变性、抵押物不完善等特点的存在，使得小额贷款在广大的农村地区的成功开展不断受挫，成为一个难解的结。
“竹外桃花三两枝”
2006年10月13日，当年度诺贝尔和平奖产生-——孟加拉国的穆罕默德·尤努斯成为第一个以银行家和经济学家身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人。尤努斯的孟加拉国乡村银行小额信贷的成功，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和争相效仿。
而在引进小额贷款模式方面，十几年来因受困于各种呆板的规章制度，我国一直处于蜻蜓点水的状态。河北易县扶贫经济合作社，是与平遥基金会同一时期成立的小额信贷机构，是中国最早引进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的民间小额信贷机构。10多年过去了，由于受到“只贷不存”政策的影响，融资难的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目前全国共有二三百家采用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或以类似机制、理念运行的小额信贷机构，不过能良好运转的还不到一半。
相比较而言，从监管制度上看，孟加拉国乡村银行并没有受到政府“只贷不存”的限制，而是规定当地农村的钱要用于当地，限制资金流出。尤努斯说：“孟加拉国乡村银行很重要的资金来源就是贷款人的存款。提供存款服务，也是对农民很重要的金融服务。有存有贷，建立起一整套机构，才能互相支持。”
现在，不光在贫穷国家，就连美国、加拿大、法国、挪威等发达国家的小额信贷也进行得如火如荼。从各国发展小额信贷的经验看，要使参与小额贷款的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最关键的是利率的高低。小额信贷与银行一般贷款的操作程序不同，有额度小、成本高的特点。有较高的存贷差才能弥补操作成本，不能用一般银行对工商业或者较大的农业项目的利率水平来套小额信贷的利率。在国际上成功的小额贷款的存贷差一般高达10%～20%。
同时，小额贷款要取得成功，要有一套与一般商业银行不同的贷款与还款机制。这种机制首先要打破以不动产抵押为核心的贷款抵押机制。因为，农民一般不具备过多的可抵押的不动产，因此需要另辟蹊径。通过投资项目的未来现金流甚至通过几户联保等方式替代不动产抵押，不能以传统商业银行的“坐商式”经营。
对农民借贷者的培训是小额信贷成功的又一关键所在。国际上开展的小额贷款项目都要对贷款户进行有针对性的大规模培训，以提高他们对市场、新技术的熟悉程度以及运用贷款的能力。为此，国际小额贷款项目均要拿出一大笔培训资金来。然而，我国农村信用社不具备对农户大规模培训的能力，这就需要各级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介入，把农村的技术工作者及有关部门发动起来，配合小额信贷项目，不断地给农民培训，向他们提供市场信息。有关部门应该从财政中拨出专项资金来加强对参与小额信贷的农民的培训。
小额贷款主要是为农户的种植、养殖业服务的，而这些行业受天气、市场的影响很大。因此除小额信贷机构本身需要建立风险储备金之外，还应该配合农业保险，以减少小额信贷机构的风险。
在合适的机制下，小额信贷完全可以以商业化的形式存在并大规模发展。根据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的研究，世界上投资回报最高的10个小额贷款、微型金融银行的回报率远高于全球最好的大型商业银行。印尼人民银行（从事小额贷款业务）2003年到美国主板市场上市，一年后股票价格上涨了3倍。
农民积极参加农村信用合作社组织
“春风又绿江南岸”
连续四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不断强调农村金融改革的必要性，并逐渐形成了农村金融市场可以向内、外资同时开放的政策导向。2007年1月1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切实把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发展作为金融工作的重点，不断满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对金融的需求。要加快农村信用社改革步伐，调整邮政储蓄存贷款政策，启动邮政储蓄改革，推进农村小额贷款业务发展，探索农村小额信贷组织试点，发展农产品期货和农业保险……
1月29日，中国银监会下发了《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村镇银行组建审批工作指引》、《贷款公司管理暂行规定》、《贷款公司组建审批工作指引》、《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农村资金互助社组建审批工作指引》等系列文件，作为2006年12月22日《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的相关配套文件。这几个文件的主要内容是：规范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的设立与退出、组织机构、公司治理及经营行为，规范其组建审批的工作程序以及组建之后如何管理和监管。
其中，《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确定了村镇银行的业务范围：可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等。
目前，银监会初步确定了6个省、区的36个县、市、乡、镇作为首批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的试点地区。除村镇银行可吸收公众存款外，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均不得吸收公众和非社员存款。
令业内人士振奋的是，系列文件还规定：境内外银行资本、产业资本和民间资本都可以到农村地区投资、收购、新设以下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这彻底打破了民间资本不能从事银行类金融业务的惯有政策障碍，意味着让民间资本长期垂涎的“金融业务许可证”也不再是无法祈求的梦想。
“春来江水绿如蓝”
政策一经出台就受到嗅觉灵敏者的追捧。目前，除7家国内银行外，银监会已收到国际金融公司、德国复兴银行、ACCION（美国“微贷行动”组织）、法国丰沛（Planning Finance）、FINCA等的申请，希望借助国际小额信贷机构进入中国，参与小额信贷试点。
竞争已经开始，在已经以社团法人的形式成立了农村贷款互助合作社的河南濮阳县，当地的信用社已经感受到了压力。据称，该县信用社的负责人在不久前的一个内部会议上严厉地说：必须改变工作作风，人家农民自发成立的贷款互助合作社的口号是“贷款像买东西一样方便”，人家的工作人员上门服务，群众不用出村就能享受到贷款等服务。如果信用社再不变，几年以后可能就要丧失农村市场。这些后来者将有效地打破农信社在农村市场的垄断地位，向贫困农民提供小额信贷将成为包括农信社在内的农村金融机构必然开展的重要业务。
银监会有关负责人表示，3月1日四川仪陇的第一家村镇银行的开业，只是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兴起的一个开端，通过建立这一批金融机构，将大大改善长期以来我国广大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低、金融供给不足、竞争不充分的状况。
仪陇银行的开业像春天，和煦的阳光洒满大地，也似刚刚唱响的农村金融“春之声”，它让久盼的农民感到温暖，嗅到了希望。
尤努斯和他的穷人银行
穆罕默德·尤努斯所倡导的小额信贷业务，帮助全球数百万人口摆脱了贫困，因此被称为“穷人的银行家”、“小额贷款之父”。
故事可以追溯到1976年，当时一个20多岁的弱女子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位名叫苏菲亚的编织竹条的农村贫困妇女，忙碌一整天，最终却连肚子都填不饱。尤努斯得知，她连买竹条的5塔卡（相当于22美分）都没有，为此只能去借高利贷。而她所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经过放贷人的残酷盘剥后，她每天辛苦劳作的收入还不到2美分。
这一幕深深地刺痛着尤努斯，他当时想到的是劝说当地银行向那些贫困的人发放贷款。然而银行的回应是，如果没有担保人，就不可能借钱给他们。尤努斯意识到“仅仅是很少量的钱就能改变穷人的命运”，于是萌发了“小额贷款”的想法。在收集了42名贫困妇女的名单后，尤努斯以自己的名义向银行贷款27美元，再分别贷给她们。
尤努斯说“我可以直接给她们27美元，这一点都不难，但这种施舍不能改变她们悲惨的命运。只有通过银行贷款给她们，才能让她们看到这是走出贫困的机会。”事实正如他所说，不久后贷款中的大部分人还了款，并摆脱了贫困。
尤努斯认为，“将钱借给有钱的人，改变不了什么，但如果将钱借贷给贫困的人，却能改变一切。”当年，他的“格莱珉银行”成立了。1983年，他的银行得到政府的批准，得以正式注册。这就是全球第一家小额贷款组织。
尤努斯相信，穷人本身能够创造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信贷是每个人应该享有的权利，就如同获得粮食的权利一样。他和他创办的银行向穷人发放贷款时，不需要穷人签署法律文件，也不需要物资抵押。“我们是穷人的银行，彼此之间应该建立信任。”尤努斯说。这在银行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银行贷款通常需要抵押品，而穷人没有值钱的东西。
事实证明，穷人完全是可以信任的。格莱珉银行的还款率高达98.99%，这是世界上任何一家成功运作的银行都无法比拟的。自乡村银行创立以来，小额信贷受到了当地穷人的热烈欢迎，近6成的借款人和他们的家庭已经脱离了贫穷线。与此同时，2005年，格莱珉银行的盈利达到1521万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