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月份牌”

默片时代妖冶放荡的杨耐梅、端庄贤惠的张织云和开创电影新风的胡蝶、阮玲玉等大幅的明星玉照，经过画坛高手擦炭素描加水彩的处理，再附上英美烟草公司或大药商黄楚九的药剂广告，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几乎贴满了大上海的街头、商店和时髦家庭的显著位置，构成民国绚烂、迷离的世俗景象。

这种集商品广告、新式画面和月历于一体的名叫“月份牌”的印刷品，1949年之后，逐渐式微乃至消失，仅仅作为背景，出现在《战上海》或反特影片中。事实上，这种承续了明朝万历年间开创的与印刷工艺相结合的世俗的绘画样式，与以郑振铎为代表的古版画研究者和以鲁迅为领导的新兴木刻运动一样，共同倡导了万历精神在民国的复苏，从某种意义上，还支持了孙中山提出的“恢复中华”的革命口号。

“月份牌”的存在空间横亘整个民国时期，主要生产基地是上海，其雏形来自于最早抢占上海滩的外资企业为宣传产品配发的广告招贴。最初，1910年代招贴的主要画面是西式肖像、风景；不久，中国本土画家将传统本版年画上常见的题材如戏剧故事搬到招贴上，用刚刚学会的中西结合画法表现时事题材，介入到月份牌的创作中；上世纪20～30年代，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时髦女郎及其养尊处优的城市生活场景作为最主要的表现内容。

与结缘于西方商品的海报一样，月份牌的印刷也有赖于西方的石版彩印艺术。这种技术失真率低，色彩鲜艳如初，成本低廉，其艺术效果和经济效益都远远超过了中国传统的木刻年画。作为民国最大的时令性印刷品，老百姓们可以不花钱就可以获得。通常，你只要买两盒英美烟草公司的纸烟，就可凭盒内附装的赠券换取一份月份牌。

“月份牌”最早的绘制高手是国画家周慕桥，他沿袭民间画师在绢上描绘重彩古装人物的程式进行创作。为“月份牌”焕发生机的是郑曼陀，他创造性地运用羊毫笔蘸炭精粉擦出素描形象，再置染水彩的方法表现时装淑女，开创月份牌画一代新风，曾受到岭南画派领袖高剑父的赞赏。“月份牌”最辉煌时期的代表画家是浙江海宁人杭樨英，杭不但破解、掌握了保守的郑曼陀式的画法，而且由于模仿了迪斯尼彩色卡通片，表现的人物结构较上一代人更准确、生动，人物形象更新潮、开放，所以甫一出品就供不应求。以其名字命名的“樨英画室”共出品画稿40余种，占民国时期总量的1/6。杭之后的重要画家为1989年去世的金梅生。

虽然随着民国的兴衰而兴衰，但月份牌的艺术价值直至今天仍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在艺术史上，这种社会底层的艺术样式由于注重对城市现实生活场景的描绘和反映，一举扭转了自19世纪以来中国画家不注重（或无力）反映现实的传统。有趣的是，这种艺术现象又在今天的一批青年艺术家身上产生了反映：以方力钧、宋永红、王广义等为代表的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波普和玩世写实主义潮流，到了1993年，出现了艳俗化的倾向（他们作品中的艳俗花朵类似于月份牌的繁复花边）；尤其是祁志龙的《Chinese Girl》系列，更是去掉了月历的40年代的月份牌的“翻牌”——只不过现实中的主角换了个人，具有了反讽商业消费的意义。

由于上述原因，月份牌的收藏活动自其产生后就发生了。目前最大的藏主是前苏联境内的一些博物馆或私人。现藏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博物馆的《中华大汉民族月份牌》，自上至下画着孙中山、黎元洪、溥仪等“政治明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国内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在民间收藏人士薪火传继和为牟取暴利而开动的商业盗印活动的刺激下，月份牌的价格和销路大涨，目前，盗印的影星胡蝶的月份牌，在北京官园旧货市场上，已卖到了数百元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