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y Reference “环球巡演最重要的是我们讲述了一个中国故事”
本刊记者（以下简称记）：2000年5月，我参加中国爱乐乐团成立时的新闻发布会，您提出了“国内一流、亚洲前列、世界著名”的发展目标；今年初欧美巡演，您认为爱乐在哪方面接近或已经达到这个目标？
余隆（以下简称余）：我觉得爱乐通过五年的努力，到现在的确是走得非常健康也非常快，而且顺理成章；但这更多是因为我们付出了很多的努力。这当中，爱乐曲目的积累量和工作量一直是遥遥领先的，而且我们对自己各方面的要求一直都是非常高的，从各种评判结果也能看出我们的努力。这个问题已不用多说什么。
记：巡演过程中，不同国籍的观众对爱乐的欢迎程度有何异同？他们最欣赏哪些曲目？朗朗与爱乐是“人保戏”还是“戏保人”？
余：最重要的是爱乐在任何一个国家巡演都要体现中国的人文价值观。中国的乐团作为一个“乐团”来说，世界上比比皆是：重要的不在于一个乐团的一场演出——我们很多乐团都有这样一种心理，觉得能出去巡演就怎样怎样了——巡演当然是一个业务上的历练，但更重要的是要有这样一个意图：你要为国家做些什么事情。环球巡演最重要的是我们讲述了一个中国的故事，让大家对中国的人文价值观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让大家通过一个乐团更多地了解中国的现状特别是中国的文化现状。因为，文化也包括了政治等各方面的涵义在里面。所以我们要有目的地去宣扬中国的人文价值观，这就需要我们这些文化工作人员去做。
西方观众是爱看朗郎还是更喜欢交响乐？我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含糊其辞，其实一开始票的销售情况那么好，很大原因是因为朗朗；但观众看完后反馈的消息反而是称赞爱乐，他们没想到中国有这样一流水准的乐团。当然去看演出之前不一定是因为我们乐团而去的，肯定是为朗朗的人居多，这是很自然的，我从未避讳过这个问题。
记：经过5年的发展和巡演的洗礼，您切身体验到爱乐与国际著名的乐团相比，有哪些可比性和改进性？
余：可比性谈不上，因为乐团就是乐团，不存在比的问题。改进还是必须进行的，包括整个行政架构、基本结构，我觉得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可是有些改进不是人力能够做到的——一些现实问题包括现实条件，未必能达到国外乐团那样的环境。但我相信，总的发展道路从“文革”结束后就开始逐步拓宽，到现在近30年的时间，尤其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这10多年，音乐是发展特别快的。
但与此同时，我们自身也应该具备这样一种意识，就是说，你应该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去工作。要知道，结果是可以逐步改观的，所以你要提出更高的要求来，而不是说逐步提高——这样就很难改变你最后的结果。就像我们很多东西要和国际接轨就不能“逐步”，就像跟你自己家的孩子讲“你能不能逐步讲礼貌？”——这不是一个正确的逻辑关系。而应该是让他马上接轨，变成一个专业、职业的模式去做；那么由于你按这样的模式，你最后的成功才会变得更有可能。
记：央视和李嘉诚的经费还继续给么？
余：我能不能不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是改革的一项，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一个结果出来，所以还得保持原来的方式；但其他一些具体做法上我们也许会有些改动，目前还在探讨之中。
记：类似的巡演目前有无计划？
余：有！巡演不单纯是一个历练的机会，更多是通过我们和其他具有国际性水准乐团的交流——交流当然是相互的，有进来、有出去，为的是彼此了解，让彼此的文化价值观能有一个更好的相互学习的机会。
记：乐队成员有多少是引进的？
余：没多少，大都是中国人。
记：巡演中《大地之歌》和《满大人》哪部更受欢迎？
余：不能这么说，它们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因为《大地之歌》是用中国人的眼睛看中国人，而《满大人》是透过外国人的眼睛看中国人。让观众去体会由不同视角得出的不同观点，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记：今后爱乐还有哪些活动？
余：当然是继续保持这个乐团。我觉得，这次世界巡演并非代表我们已经达到终点；而应把其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小结，必须去推动爱乐本身机制和结构上的改变，应该以把爱乐真正变成国际第一流乐团为目标去付出更大的努力——这不是一两代人就能完成的，可能需要几代人。我觉得不要把爱乐巡演看成是完成中国音乐历史使命的工作，这只是在漫长的中国音乐道路上向前跨进了一步而已，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音乐节的成功就是依靠了“专业化、职业化”
记：北京国际音乐节越办越好，成了北京的一张名片，您当初创办时的动机是什么？
余：1997年我刚回国时，感到中国缺少举办国际性文化活动的平台，正好我所学专业和经历都有助于中国音乐，就搞起了音乐节。我当时的目的非常单纯，只觉得需要平台做沟通，没想到会做这么大。可能世界上的事情，你越是从单纯的目的出发，就越能做好吧（笑）；目的不单纯，有些事情反倒很难做。
记：请谈一下音乐节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
余：北京国际音乐节在国际乐坛非常有名，但是它的历史地位不好由我们来评说；它的作用肯定是不可抹杀的，作为文化互动交流的平台，至少推动了中国对国际一流艺术的了解。音乐节作为一个窗口、桥梁，使世界对当代中国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我始终认为中国对西方的认识远远多过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因为中国人一直在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的东西；而西方对中国的了解还处于一种比较程式化、比较保守的看法之中。所以有一个平台让大家互相了解，这就是它的重要作用。
记：请介绍一下音乐节的运作程序？
余：很简单，六个字：专业化、职业化。音乐节的成功就是依靠了“专业、职业”这两个不变的程序。爱乐现在也是在尽量往这方面做。我不能说爱乐现在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但大多方面，尤其是在艺术范畴上，我是这样要求的，而且是非常严格地要求。
记：今年音乐节有哪些亮点？
余：现在没法回答，主要是歌剧。虽然已经定了，但得等到在新闻发布会上才能透露（笑）。
“我觉得只有古典美才是永恒的美”
记：您四岁跟随外祖父、我国著名的音乐家丁善德学习音乐，到现在成为当红的指挥家，您对古典音乐的最大感受是什么？
余：我一点也不反对现代音乐和流行音乐；我好像是在所有搞古典的人中最能接受其他东西的人。我也和其他音乐合作，包括跨行与京剧合作，这大家也都是看到的。最大的感受是，我觉得只有古典美才是永恒的美，是种不变的美。这种美恰恰是我们现在需要的。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变化很快，市场也变化很快，这使得大家经常有找不到空间的感觉。我觉得人应该把自己锁在一种比较朴素的状态中，各方面尽量简单和朴素——就像我前面说过的，你的动机要尽量简单点儿，可能你才会活得愉快点儿，周边的工作也会轻松点儿，任何事都能接受的比较顺一点儿。我觉得人还是应该回到一个本来的面目，只有你内心深处的一种渴求感才能让你更加愉快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另外，古典音乐应该是个严肃的状态，我觉得因为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很多人变得太浮躁：多听古典音乐，人会冷静下来。当然这是从我的角度来说的，其他人可能不这么想。
记：数据显示，全球古典音乐出版的数量在逐渐下降。
余：对，都快成了边缘音乐了（笑），这个我一点不否认。
记：在音乐诠释中，您对歌剧最为擅长，是刻意而为还是天赋异禀？
余：刻意？没有什么刻意，只是我个人喜欢而已。因为歌剧是一个体现艺术全方位的东西，歌剧所涵盖的音乐、戏剧、美术、灯光……所有的各式各样的形式是一种综合的艺术。我个人比较喜欢去驾驭一些引发你很多兴趣的东西。对于艺术来说，最重要的是你对它要有兴趣；不仅仅是艺术，所有的事都是这样。如果一个人去从事他不欣赏、不感兴趣的事业，那会是一种痛苦。只有从内心发自的兴趣开始，才能从造诣上拔高。
记：在你的指挥生涯中，哪一场音乐会你最为难忘？是索尼老板保利晕场您临时“救驾”吗？
余：爱乐的首演，2000年12月16号，一个重要的日子。至于索尼老板晕倒，那是一个花边故事，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事实，但并不是一个历史事件。只是一个发生的事情而已，或者说是一个事故传为一个佳话。
记：您最欣赏的音乐家和指挥家有哪些？
余：非常、非常、非常多。
记：对你影响最大的？
余：我外祖父啊、李德伦啊……这些人对我的影响都挺大。西方的音乐家接触的太多了，我可能是中国音乐家里接触西方音乐家最多的了，我相信在中国历史上接触西方音乐家最多的就是我；因为无论从哪方面我接触的都比较多。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就是跟我的生活发生过关系的，学习、生活方面，大家有个互相的交流。
记：据您观察，中国交响乐走向世界，还要付出哪些努力？
余：我觉得中国交响乐现在已经走向世界了，我们这个世界是个开放的世界，我们已经把自己的很多东西在国际舞台展示出来了，包括爱乐在内，很多乐团都已经在国外演出过；中国的作曲家，谭盾、叶小纲……经常在国外演出，这都是走向世界的标志。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国内应该把音乐的制度维护得更好、把它做得更好，使今后一代代人在音乐道路上的行进更顺畅，我觉的这很重要。而且，我们应该更多地搞开放式的活动，让更多的人可以便利地和我们交流。中国音乐家现在已经是世界上的佼佼者，像王健、朗朗等；我们这一代音乐家应该说是非常幸运的，无论是留在国内的、还是从海外学成归来的，已经让全世界通过这一代年轻人了解了中国艺术和音乐家的现状，这已经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
（本文照片由余隆提供）
余隆档案
余隆，是活跃于当今国际乐坛的杰出的中国指挥家，他于1964年出生于上海的一个音乐世家，自幼随其外祖父、著名作曲家丁善德教授学习音乐。他曾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及德国柏林高等艺术大学。出色的音乐天赋及优越的音乐教育为余隆的艺术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他能够迅速成长为卓有成就的指挥家。
1992年，余隆出任中央歌剧院常任指挥。同年，他创办了首届北京新年音乐会，并连续三年担任指挥。1998年，余隆发起创办了北京国际音乐节，并担任艺术总监。2000年，余隆参与创建了中国爱乐乐团，并担任艺术总监和首席指挥。2002年6月，余隆率中国爱乐乐团参加了在波多黎各举行的卡萨尔斯音乐节，随后还举行了美国西海岸巡演。同年9月，余隆再次率中国爱乐乐团赴日本、韩国巡演，所到之处均深受欢迎。2003年5月起，他在作为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总监与中国爱乐乐团艺术总监和首席指挥的同时兼任广州交响乐团音乐总监；9月，余隆率领中国爱乐乐团赴欧洲巡演，获得听众和评论家的高度赞扬；11月至12月间，余隆与大提琴家米沙·麦斯基和广州交响乐团一道进行大规模巡演。2004年兼任上海浦东东方艺术中心艺术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