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y Reference 6月16日，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应邀访美期间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就中国的和平崛起与中美关系两大主题发表了讲演。
我注意到，这两年，美国政界和各大思想库的专家以及媒体，就中国的和平崛起会不会威胁美国的全球利益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从这些讨论中，我们听到了不少具有建设性、启发性、令人很感兴趣的重要观点。我今天的讲演也算是参加你们的讨论。不过，我不准备吵架，我只想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谈10点看法。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很高兴再次应邀来到华盛顿，特别是来到布鲁金斯学会这个美国重要思想库，跟各位沟通思想、交换意见。我们希望通过交流，加深了解，扩大共识，增信释疑，推动中美关系向着更加积极、更加稳定的方向发展。
我注意到，这两年，美国政界和各大思想库的专家以及媒体，就中国的和平崛起会不会威胁美国的全球利益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从这些讨论中，我们听到了不少具有建设性、启发性、令人很感兴趣的重要观点。我今天的讲演也算是参加你们的讨论。不过，我不准备吵架，我只想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谈10点看法。
第一点，过去20多年的事实告诉我们，中国的和平崛起对美国不是威胁，而是机遇。中国自上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就选择了一条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的发展道路。中国和平崛起意味着这既是一条国家发展道路又是一个国家发展目标。所谓发展道路，就是要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在同国际社会实现互利共赢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谓发展目标，就是要在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使中国摆脱不发达状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我们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就是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而不主张用暴烈的手段去改变国际秩序、国际格局；我们说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发展的难题，不给别人制造麻烦。二十多年来的实践表明，中国的这条和平崛起发展道路是能够走得通的。在中国和平崛起进程中，中国的实力不断壮大，美国也仍然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二者实现了同步发展，互利双赢；中美关系也已从过去主要是政治上的合作变为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安全等全方位的交流与合作。
第二点，随着中美关系的深入发展，美国对中国和平崛起的认识也在逐步加深。最近，我发现美国一些很有影响的媒体，比如《纽约时报》、《国际先驱论坛报》、《亚洲华尔街日报》、《新闻周刊》等，发表了不少对中国和平崛起客观、正面的评价或报道；著名的《外交》杂志近年来也一直坚持发表很有分量的深度分析中国和平崛起的文章。我还发现，美国国会最近关于积极推动中美关系的呼声开始多了起来，特别是有两位参议员先生提出了加强美中文化交流的法案，这也是值得欢迎的。在这里，我还要特别提到，布什总统最近有关中国问题的答问，基调相当积极。他强调，中国的崛起是“神奇的故事”强调中国是“巨大市场”、“经济机遇”和“安全伙伴”。强调美中关系的“复杂性”，力避简单化。特别是布什总统还三次拒绝了国会议员提出就人民币汇率体制通过特别301条款对中国实施制裁的要求。所有这些都足以表明，美国朝野和社会各界，已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正视并积极思考如何同和平崛起的中国打交道-这都是令人鼓舞的新气象。
第三点，中国领导层对于和平崛起进程中已经遇到的和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十分清醒。一个13亿至15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和平崛起，绝非易事。特别是在21世纪上半叶，中国既面临“黄金发展期”，又面对“矛盾凸显期”，其中，带根本性的是“三大挑战”：一是资源特别是能源的挑战；二是生态环境的挑战；三是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过程中一系列两难问题的挑战，比如沿海与内地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公平与效益的矛盾问题、城乡差别和贫富差距问题、改革与稳定的关系问题，等等。这“三大挑战”如果不能有效解决，不仅你们的担忧不能解除，中国的和平崛起也将非常困难。
第四点，至关重要的是，中国已经形成应对这“三大挑战”的“三大战略”。一是超越旧式工业化道路，推进新型工业化。我们决不走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旧式工业化道路，而坚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二是超越近代以来后兴大国传统的崛起之路和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冷战思维，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这是因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受益于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成全了中国和平崛起。三是超越不合时宜的社会治理模式，继续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包括构建政府调控机制同社会协调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同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同社会调解力量互动的社会网络，来提高执政水平、改进社会治理，等等。这三大战略，归结起来，就是在坚持对外和平与对内和谐及其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的基础上，引导13亿至15亿中国人，在同世界的互利共赢中使自己的日子过得好一些，对人类的贡献大一些。因此，中国和平崛起是维护世界和平坚定力量的崛起，而不是破坏力量的崛起，它将大有益于世界，而不是大有害于世界。
第五点，这“三大战略”以及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具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问题。这就叫做“中国特色”，这就叫做中国对内对外方针的相统一。就是说，我们把对外强调的和平崛起同对内的社会变革、社会改造联系在一起，着眼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和谐社会。比如：一是中国特色的节约型社会。我们本着“立足国内，节约优先，着力改善能源结构，适度发展对外合作”的方针，解决资源、能源不足的难题。过去20年，中国成功地以能源消耗翻一番支撑了GDP翻两番；未来20年，力争以能源消耗再翻一番来支撑GDP再翻两番。也就是说，中国要采取多种途径，力争今后20年的能源自给率至少不低于90%，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的、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道路。二是中国特色的城市化社会。中国劳动力有7.5亿人，农村劳动力有5亿人，富余劳动力除已进城务工的以外，在本世纪头20年大约还有2亿人需要逐步转移出来。这样大规模的国内人口转移，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三是中国特色的学习型社会。中国城市化进程要合理推进，就必须加强农村人口主要是农村青年的职业培训，努力构建以2亿农村人口的培训为最大特征的中国特色学习型社会。四是中国特色的地区协调发展社会。在今后20年里，中国将继续发挥东部沿海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三大城市群的引擎作用，同时实行振兴东北、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战略，逐步解决中国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
第六点，概括起来，中国和平崛起所做的只是“中国梦”，而绝不是别的什么梦。比如在能源消耗上，我们就做不起“美国梦”。美国现在人均年消费石油25桶，而中国人均消费不到1.5桶。如果中国人在21世纪向美国目前的耗油水准靠拢，那我们的能源消费要增加多少倍呢？10倍、20倍还是几十倍？这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都是难以设想的。又比如，在人口流动上，我们也不会做“欧洲梦”。欧洲的崛起是以6000多万人向海外移民、到处建立殖民地来实现的。那个“欧洲梦”，对当年的一些欧洲人来说，也许是美梦，但对由此而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来说，可就是一场大恶梦啊！我们只能在自己的国土上，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自身的人口流动问题。又比如，在增强综合国力上，我们也不想做“苏联梦”。请比较一下吧，中国在21世纪上半叶和平崛起进程中所展开的社会变革和民族改造，同苏联共产党勃列日涅夫时期一股劲地搞军备竞赛、军事争霸的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行径，同那种所谓的“世界革命”和“革命输出”，难道有丝毫共同之处吗！
第七点，中国走和平崛起发展道路，所追求的绝不是成为一个争霸世界的军事大国，而是要建成一个市场大国、文明大国、在国际社会起建设性作用的负责任的大国。以市场大国来说，20年前，中国被称为“最大的潜在市场”，而今天，中国庞大的市场能量已开始显现，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世界贸易增长和GDP增长做出了积极贡献。10年前，摩托罗拉等世界电信产业刚开始在中国安家落户，而今天，中国移动电话用户总数已达3.4亿，占中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还多。目前，世界500强绝大多数已进入中国。美国也有许多著名大公司进入中国，2004年中国外资企业出口前10中，美资企业就有3家，2004年中国外资企业出口美国的产品占外资企业出口总额的24.3%。如果美国也像东南亚国家那样，开放中国公民出境旅游，那么，庞大的中国旅游人口也会进一步带动美国市场的发展。以文明大国来说，中国的崛起就是要使中华民族的素质得到历史性的提高，使中华民族的文明得到伟大复兴。正如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所说：“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会给任何国家造成威胁，而是要用其富有活力的高尚的民族文化，去点燃人类文明之光！”
总之，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就是要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成为“不称霸、不争霸、不当头也不当附庸”，在国际事务中充分发挥建设性作用的负责任大国。
第八点，面对这样的中国共产党，面对中国这样的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美国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呢？欧盟委员会前主席普罗迪先生最近在中国的博鳌亚洲论坛上说过，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们不需要计量经济学的预测家们来预测哪一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或第二工业产品制造国，或者哪一年会成为世界第一或第二出口国。我们真正想要了解的是，中国将采用哪些价值观。我很赞同他的观点。美国人要搞清楚中国的和平崛起会不会威胁美国的全球利益，首先应当了解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领导层的新理念。
关于这个问题，我要郑重提请各位高度重视以下五个关键点：一是邓小平先生在他生命的晚年，把“中国现在不称霸，即使将来强大起来了也不能称霸，要以此来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作为政治交待；他还一再强调，中国要坚定不移地长期实行全面改革开放，坚持这条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二是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并更加强调了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中国要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强调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中国要积极借鉴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同时又要使中华文明同人类文明交相辉映。三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奉行“对外和平、对内和谐”，同时谋求对台和解的核心理念，这对中国的内政外交已经、正在并将继续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四是中国要在21世纪中叶实现和平崛起，这就够我们几代中国人包括领导层和广大人民很忙很忙的了。我们只能集中力量干好这件事，根本没有精力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威胁任何人。五是中国是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国主张用改革的方式而不是暴烈的手段来建设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如果看不到中国领导层的这些顺应世界潮流的重要理念、核心理念，就会对中国在21世纪的根本走向发生严重的战略误判，其结果将会犯历史性错误。
第九点，只要换一种思维、换一种胸襟、换一个角度，就会发现中美之间发展各方面交流与合作的内在机遇很多，中美关系的前景很光明。两年前，我就在这里说过，不要把中美关系看成“外力推动型”，似乎冷战时期争霸世界的“北极熊”和策动“9·11”的本·拉登，才是中美关系的“黏合剂”。一旦那个“北极熊”消失了，恐怖主义威胁基本摆平了，中美关系就又要出问题了。这种把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完全寄托在“外力推动”上，岂不是太可悲了？！有人说，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搞鹰派外交、持久冷战和损人利己。这是在用老眼光和旧理论看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很欣赏我的老朋友布热津斯基先生不久前在卡内基基金会谈论中国和平崛起时的一个说法，“当理论被证明不符合现实的时候，理论就应该修正同样，我也很欣赏曾在布鲁金斯学会工作过的理查德·哈斯的话，他说“中国只向世界输出电脑，而没有输出革命，也没有输出意识形态”。这些清醒的声音值得欢迎，值得肯定。因为，这是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我认为，无论从当前还是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中美关系都具有相当广阔的“同步发展空间”和发展机遇。
中美关系的第一个机遇，来自全球化时代两国利益的深度捆绑和互有所求。正因为这样，中美贸易额才从上世纪70年代末的5亿美元发展到今天1700多亿美元规模，同时，中国又将自己6600多亿外汇储备的70%以上购买了美国国债，这就使中美双方形成了轻易拆解不开的利益共同体和利害共同体。也正因为如此，才确保了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不至于动不动就情绪化和政治化。如果美方能够本着“非政治化”的原则来处理两国经贸问题，中美经贸关系必然会迎来又一次大发展，而绝不会是又一次大倒退。
中美关系的第二个机遇来自随着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所带来的“大国合作”的新安全观。我同意布什总统、赖斯国务卿一再强调的一个观点，“当今世界，大国之间发生战争是不可想象的”。今天，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成为我们共同的主要威胁和凶恶敌人。我们完全有条件在战略安全领域进一步展开深度合作。关键是建立战略互信。在这里，我想特别强调的是，中国对于美国在亚太地区各种形式的存在，包括军事存在，采取的是尊重历史和兼顾现实的务实态度，对东亚共同体所启动的亚太一体化进程也秉持“开放的多边主义”立场。那种认为中国要把美国挤出亚太的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主观臆造、恶意挑拨。
中美关系的第三个机遇来自两国重视处理地区热点问题和维护国际秩序的共同努力。亚太地区是中美共同发展的舞台。但这个地区冷战加热战，很不安定。因此，中美既面临清除冷战遗产的历史任务，又面对避免热战发生的现实挑战。中美两个大国如果能从这样的大视野看问题，就有可能排除“中国在搞亚洲版门罗主义排挤美国利益”这样的思想干扰，务实地携手解决现实冲突、思考未来布局，在兼顾各自利益的基础上谋求共生、共处、共同发展与共同和平。至于在维护国际秩序的稳定和共同推动国际秩序的改革方面，中美两国更加义不容辞和责无旁贷。我们应当以开放的胸襟共同探索新的国际经济、金融、政治、安全机制。
中美关系的第四大机遇来自中美两大文明的共存与交汇。我们认为，全球化时代不是“文明冲突”的时代，而是文化交流的时代、文明和谐的时代。现在，中美在文化资源和文化产业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已成为中国文化市场兴起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美国来说，深入了解中国文化也日益成为两国和谐相处的重要基础。我听说，犹他州一位州长候选人在竞选时承诺，一旦当选他保证在每个公立学校开设汉语教学。美国最近兴起的“汉语热”、“中国文化热”，以及我们刚才提到的美国参议院两位议员最近关于加强两国文化交流的提案，都预示着21世纪上半叶中美两国的文化交流将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目前，中美教育、文化、科技交流方兴未艾，奥运合作、防治艾滋病合作也有声有色。双方还在抓紧落实美国开放中国公民旅游的协议。中美文化合作的前景非常光明！
第十点，我还想强调，机遇不是等来的，而是共同创造出来的。前不久，一位美国前政要对我说，中美两国如果加强合作，21世纪将是非常美好的世纪，反之，中美关系如果发生倒退，21世纪对两国和世界来说将是非常糟糕的世纪。我很赞同这一观点。中美两国关系在21世纪的新发展，需要两国政府的共同努力，正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因此，在这里，我想对美国朋友们说，希望你们在如何看待中国崛起和如何发展中美关系上，也要实现“三个超越”：一是超越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的冷战思维，因为用这种思维看问题，很容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发生战略误判；二是要超越以价值观划线的“文化优越论”，因为当代世界已是多种文明长期共存、不同文化相互激荡的新时代；三是要超越后起大国必然挑战现存霸权的传统理论，因为它解释不了中国和平崛起的新道路和中国的崛起是维护世界和平坚定力量的新现实。
最后，我想用中国两位伟人的话结束今天的讲演。一位是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他在上个世纪50年代说过：“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一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他在上世纪80年代说过：“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我想把这两段睿智的哲人语言敬献给今天到会的美国朋友，希望你们能够认知它、传播它，也希望你们对中国和平崛起所抱的态度是接受它、欢迎它！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