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亚·古琦(MARJA KURKI)是芬兰著名的服饰品牌,曾为戴安娜所垂青,目前,在全球很多国家都有自己的分公司。最近,记者采访了其驻华首席代表薛锐霞女士。
细节的堆积就是一个品牌
本刊记者(以下简称记):在中国摆弄外国的丝绸需要相当的勇气,请问当初这勇气来自哪里?您又是如何付诸行动的?
薛锐霞(以下简称薛):原来的单位是一个很大的机构,我在里面就是一个螺丝钉,永远没有充分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我个人的力量别人看不到,每天我都觉得像是世界末日,这是外因。内因是我的性格,我特别喜欢那种通过自己的努力,做出相当漂亮的事情来获得成就感,我希望我的价值被充分体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玛丽亚·古琦本身太有魅力了,它总是有那么一种优雅的感觉深深地抓住我。
记:在当国际品牌的高层管理人员和树立个人的品牌面前,您选择了前者;您有没有想过若干年后,国际上也有一个由您创造的品牌?
薛:我不否认若干年后由我个人创办的品牌有流传国际的可能性。但我暂时还没有这方面的计划。现在我觉得在玛丽亚·古琦很开心。这是我的兴趣所在,更是我人生辉煌的增长点。
记:选择了玛丽亚·古琦,它肯定有着别的品牌不可替代的优越性,请您谈一谈这个品牌的背景和其优越性。
薛:首先创始人本身很有个人魅力,还有就是它的产品特别打动我,他们每季出的东西都能让我眼前一亮;而且,公司的内在理念和产品表达出来的含义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他们所表现的和他们所想表现的都重合在了一起,这种产品和经营理念表里如一的情况是很难得的。玛丽亚·古琦对丝绸质地的选择非常严格,还有了设计师的创意在里面,这两个条件是他们产品之所以优越于其他品牌的前提。玛丽亚·古琦有两个核心竞争力,一个是优秀的设计师团队,总部有10位个性鲜明的设计师,每年都有春夏和秋冬两个系列;一是高品质的产品,他们的产品无论是丝巾还是领带都有自己的独特优势,抗皱能力非常好,手感不会过软也不会过硬,颜色也是因季节而变,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主题颜色,永远不会有落伍之感。
记:作为中国首席代表,您认为它是奢侈品品牌吗?
薛:我自始至终都认为玛丽亚·古琦是个奢侈品品牌。奢侈品的两大重要特征,就是非生活必需品,限量、限渠道,它都拥有了;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价格,我们的丝巾每条价位都在500元以上,我们把购买力定位在商务高端人士。我认为,奢侈品不仅仅是生活用品,而是在你拥有它以后更能体现自己,比如说一个女人拥有了玛丽亚·古琦的丝巾,那么她就拥有了优雅生活的体现方式,就能让自己更加优雅地生活奢侈品有两种,一种是可以消费得起的奢侈品,一种是轻易消费不起的奢侈品,我们玛丽亚·古琦就是一个能消费得起的奢侈品品牌。
把欧洲文化带给中国消费者
记:玛丽亚·古琦在中国有着很好的市场反响,这些都是拜托您的功劳,请谈一谈您对于这个品牌的经营理念和营销模式的体会。
薛:无论怎样,只要这个产品要走向市场,那么,这个产品本身的竞争力就是最重要的。现在无论大企业还是小企业上上下下都在学营销,这是市场经济下最根本的流行风。他们营销的不单单是产品的质量——这个过程包括很多,如营销人才本身的质量、产品的实力以及企业本身的理念等等,而其中产品的实力最重要。我们现在中国的主流购买群体要比欧洲年轻得多。据我们统计调查,欧洲的主流购买群体年龄在35~50岁左右,因为这个年龄段在欧洲是比较成熟的年龄,属于成功人士并最有物质欲望的时候;中国的主流购买群体比欧洲要年轻一点,大约在27~45岁之间。造成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特殊表现。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他们年轻,有个性,经济独立,特别注重自己的自我感受,注意实现自我价值。他们的购买行为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我的愿望就是通过产品的媒介,把欧洲的文化带给中国消费者,这个产品我选择了玛丽亚·古琦,它没有让我失望,它把欧洲文化的精髓表现得淋漓尽致。那种平等、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简单、清纯的人生态度永远让人心仪,让人向往。
记:经过10年左右,您认为玛丽亚·古琦在中国现在的市场情形是怎样的?与以前市场相比有没有变化?如果有,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薛:变化很大。我们刚进北京的时候,市场购买力相对较低,这与当时人们的生活水平低有很大关系,从而影响到购买力。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我们的产品在白领人士中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我们的产品所蕴含的优雅品位也很好地传达给了我们的产品佩戴者。这种变化最主要的原因来源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个人品位的提升,同时,还有国内对国际品牌的接受和认知的程度。
时尚领域是个窗口
记:在中国本土经营国际品牌,您认为有可以与玛丽亚·古琦竞争的本土自主品牌吗?
薛:说实话,我非常佩服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比如海尔的张瑞敏、联想的柳传志、新东方的俞敏洪等,从到处贴电线杆广告到把自己的产业发展得那么大,他们每走任何一步都是不容易的。遗憾的是,目前在时尚服饰领域我还没有看到能与玛丽亚·古琦相竞争的相关产品的品牌,但是我相信以后肯定会有的,这只是个时间问题。时尚领域是个窗口,它能折射出政治、经济、社会等很多领域的各种现象。一个很明显的例子,“9.11”事件以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美国人们都不约而同地穿黑色衣服,黑色在那个时间段特别流行。但是,就时尚而言,中国和国际上有一定水平的差距,这个差距是需要用一个时间段来追赶的。追赶别的国家,还需要从源头抓起,从最基本的教育抓起,在美国如果幼儿画画搞临摹,那就认为是在剥夺孩子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记:感觉您与玛丽亚·古琦的结缘特别符合“天时,地利,人和”这一说法,设想一下如果当初缺少其中一个条件,您的人生现状将是如何?
薛:我相信世间所存在的因果关系。我的个性是因,目前的状况是果。当然,这个前提是选择了我非常喜欢的工作。我本身的性格决定了我的追求。如果我当时没有机会来开拓玛丽亚·古琦在中国的业务,那么相信我在类似的领域里也能够发挥我的长处。
设计的是一个理念而不是广告
记:现在您是一位经营时尚的商业人士,作为玛亚丽·古琦的中国倡导者,从个人角度出发,您喜欢玛亚丽·古琦丝巾的哪一点?
薛:最让我感到自豪的是我从玛亚丽·古琦那里体会了一种优越感和优雅感,这是它给我的最致命的吸引力;从事业角度来讲,它传达给佩戴者的那种优雅感是我从事这个事业的自豪;从个人角度来讲,它大大提升了我的优越感,让我没有做流行的奴隶。同一条丝巾搭配不同的服装,就有万种风情;不同的丝巾搭配同一套衣服也是不一样的感觉。
记:玛亚丽·古琦在中国的发展现状如何?有多少地方能买到玛亚丽·古琦丝巾?在您的预想中,玛亚丽·古琦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和规模是什么?
薛:我们在全国一共有20个专柜,主要都在上海、北京、成都等城市,其中,北京有3家。我们还有一项业务,就是给企业推广做特别设计,作为他们馈赠客户的礼物。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大企业客户,而且合作都非常愉快。现在我们在中国一共有两个机构,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北京。芬兰那边有着世界级的设计师为我们源源不断地提供着颇具变化的产品。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做的特别设计,侧重于将企业的理念与设计灵感巧妙结合,我们设计的产品是企业形象的体现,而非广告。
整整一个小时的采访是在轻松与笑声中度过的。她远比我想象中的要可爱。我认为,可爱是一个女人最可贵的特性。在中国国际化的今天,在中国本土经营着国际品牌的可能不止她一个人,但是她可能是这个庞大人群中最有勇气的一个——不怕有“班门弄斧”之嫌,在盛产丝绸的地方摆弄起别人的丝绸产品。可贵的是,她恰恰正是由于从我国丝绸与芬兰丝绸的区别中看到了差异,才走出了一条独木成林之路,一条可能是只有薛锐霞敢走的路。■
薛锐霞
英文名:Caroline
出生地:中国上海
性格:开朗、热爱工作,尤其喜欢做自己有兴趣、有价值的事,喜欢享受获得成功的成就感。
经历:20世纪80年代初期,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并就职于中国丝绸进出口公司。
20世纪80末期,毕业于比利时布鲁塞尔欧盟总部会议服务中心同传班。
1993年,加盟玛丽亚·古琦公司,负责亚洲地区业务开发。
1994年,带领玛丽亚·古琦品牌正式进入中国市场。
主要业绩:在中国市场建立欧洲服饰品牌玛丽亚·古琦,并使之成为中国的知名服饰品牌。
玛亚丽·古琦公司
玛亚丽·古琦有限公司成立于1976年,它是基于一位女性对美的激情和将灵感与乐趣带入饰品设计的产物。玛亚丽·古琦的主要产品是真丝围巾和领带,美丽的设计和丰富的色彩都是艺术之作,他们能给每套装束增添特殊的品位。
在建立公司后的几十年中,玛亚丽·古琦由一个女人发起的公司逐渐发展成为如今这样兴旺的跨国设计公司,并在世界很多国家成立了分公司。
玛亚丽·古琦创始人
玛丽亚·古琦,纺织品设计师,1939年出生于芬兰,毕业于赫尔辛基工商管理学院。
20世纪60年代末,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的玛丽亚·古琦在Kuusinen时装公司开始从事服装设计。8年的工作经验,奠定了她自己的设计风格和足够的自信,之后,她在自己家中开办了自己的公司。起初以经营芬兰手工艺品为主,进而发展为主营时装设计。
20世纪80年代,当一位受嘉奖的芬兰人以玛亚丽·古琦丝巾回赠给英国戴安娜王妃时,它的作品已在欧洲市场引导了这一领域的时尚潮流。目前,许多世界知名人士及皇室成员均拥有玛亚丽·古琦的设计佳作,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夫妇、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女士、芬兰前总统夫人、丹麦王子等等。目前,玛亚丽·古琦商标已在世界35个国家和地区注册,并成为世界时装界不可忽视的品牌。
玛丽亚·古琦因其作品的设计和创意独到,而应邀于1980-1984年间为芬兰奥林匹克代表团和1997年的世界冰球锦标赛作设计。在1988年之后,芬兰总统官邸和芬兰航空公司等大型机构和公司也经常向玛丽亚·古琦定购产品。此后,玛丽亚·古琦还多次在世界范围内推出个人作品展,其中包括1986年芬兰赫尔辛基设计中心作品展、1996年斯德哥尔摩芬兰驻瑞典大使馆作品展、1997年华盛顿芬兰驻美国大使馆作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