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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敏的名字在我国的学术界越来越为大家所熟悉，尤其在大学经济系的研究生中间，可以说无人不晓。因为他与我共同主编的《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一、二、三集，已经成为经济系研究生的必备参考书。”这是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亚洲开发银行驻华副代表兼首席经济学家汤敏的随笔集《千虑一得》序言中的开场白。
语调轻柔、为人低调，在北京西长安街亚洲开发银行驻华代表处的办公室里，汤敏给了记者谦谦书生的第一印象。事实上，他也以书生“干政”著称：除去国际组织高层的身份外，他的以政策研究为主的学术活动，就是向亚洲各国政府提供咨询、建言献策。在回国就职的短短几年内，他的研究成果通过不同的渠道送达到政府各个部门，甚至国务院；其中不少成为制定政策的依据，在国家经济生活中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由此汤敏也实现着他学以致用的经济学理想：
——1998年，为拉动内需，他与夫人左小蕾大学“扩招”的设想，被时任总理的朱镕基采纳，次年增加高考招生47%；
——去年4月，国家宏观调控之初，他“冷热兼治”、“防热治冷”的观点，被吸收为“有保有压”的战略决策；
——去年12月，国家在财政政策转型时，纳其“中性偏紧”的建议，从积极的财政政策转变为“稳健的财政政策”；
其他诸如建立农村“低保”制度。全面解决农村温饱问题，从实行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入手。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国际油价上涨对亚洲和中国经济的影响和加快开发利用煤气层，提高采煤安全性等等观点和建议，虽然从宏观、中观到微观，有的是在亚行体系内形成，有的是自己独立的思考，但无一不是呕心沥血、千虑一得。“由于他特殊的经历和视角，他能看到许多本国的经济学家看不到的问题。他又和在发达国家工作的经济学家不同，因为他有多个国家的比较经验，这比只在一个国家里看问题显然更为宽阔，特别是他的经验是从发展中国家得来的，而且是从亚洲国家的经验中得来的，所以对中国是特别有价值的。”作为前辈和老友，茅于轼对其评判可谓入木三分。
汤敏1953年生于北京，1977年考入武汉大学数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转而搞起了经济预测和经济数学，1984年赴美留学。获得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经济系博士学位后的汤敏面临人生的重要选择：美国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同时邀其就职。经过慎重考虑，他选择了后者。原因是，在读书时，汤敏就对发展中国家的成长问题情有独钟，而亚洲大部分都是发展中国家，对其成长规律的研究将是一项意义重大的工作。跨进亚行大门后，他先后在马尼拉总部研究部和规划部做研究员，个人兴趣也从学术转向政策研究，足迹踏遍亚洲各国，在东亚经济、区域间经济合作、亚洲债务、亚洲金融市场等领域内颇多建树，先后出版了《亚洲成长三角区区域间经济合作的一种新形式》、《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成长三角区理论与实践》等著作。2000年，汤敏作为亚行驻华副代表兼首席经济学家回到祖国工作。
在政策咨询之外勇于实践，是汤敏从经济学的角度看问题、在市场洗礼中解决问题的特点。早在留美期间，他就和中国留学生、学成回国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一起发起成立了留美经济学会，研讨经济问题；他和夫人还分别担任了一年的理事，负责编杂志和筹款。在国内他参与茅于轼在山西临县湍水头镇龙水头村发起的“小额贷款计划”，用孟加拉“乡村银行”的经验扶贫；2001年，他们看到农村人口贫困和就业无门的境况，考虑到城市保姆需求的市场广大，决定创办一所面向市场、成本低廉、所学实用的“保姆学校”。2002年上半年，这个学校创立了，地点在北京通州，校名为“富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重视教育问题，是汤敏在研究经济现象中的突出表现，除上述“扩招”、“免费义务教育”之外，他还呼吁由海外华人筹资、完全按照国际惯例办一所中国的“哈佛”大学，希望像香港科技大学一样后来居上，引领中国大学与国际全面接轨。
最近，在亚行发布《2005中国经济展望》之后，记者专访了汤敏。
本刊记者（以下简称记）：在去年有关中国经济发展是否过热的讨论中，您特立独行地提出了“热的同时，在对三农的建设投资中过冷”的观点，令我记忆犹深；请回忆一下这个观点形成的过程。
汤敏（以下简称汤）：去年4月份，当全国形成经济“过热”的共识、中央推出宏观调控的决策时，我提出了“冷热兼治”、“防热治冷”的观点。我观察到，当时有一部分经济是过热了，但同时还有许多领域是“偏冷”的，如农业、中小企业发展和服务业等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就业至关紧要的行业。这是中国经济的特点，在其他国家是不存在的。我提出这个观点，主要是吸取以前宏观调控“一刀切”的教训，对最容易受伤的行业进行保护。中国是个转型国家，宏观调控并不完全由市场来调节，在很大程度上靠“半行政式”的杀手锏。这个观点很快引起了高层的重视，后来国家宏观调控的口号就是“冷热兼治”、“有保有压”了。
提出这个口号，是不是问题就解决了呢？不见得。所以我们又提出了一系列的看法，如去年9月，我们建议政府对中小企业的发展网开一面。因为分析当时的银行贷款形势时发现，虽然全国贷款大幅度下降，但中长期贷款继续以20%的速度上升，掉下来的全是短期贷款。短期贷款主要是流动资金，是中小企业维持正常运转、“活”下去的关键。“压”不容易，“保”就更难。因为“保”的这些行业长期就是偏冷的。我们建议银行的贷款结构向短期贷款倾斜，大力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把“压”的“棍子”打向中长期贷款；而这个问题解决的关键靠高层的行政引导。
记：取消农业税后，农民增收的形势是否就乐观了呢？
汤：取消农业税，对农民的增收，应该说是对农民的减支，肯定是有很大的作用：农民得到了实惠；取消了地方政府借此层层加码的理由；农业税的征收成本高达70%，实际税收很少，不“养人”了。虽然取消农业税非常重要，但它的影响是短期的，第一年成效非常大，第二年、第三年就没有了。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保障农民收入的增加，或者说是减少农民的支出，应该不断出台新的政策和措施。
记：您对此有何建议？
汤：其中主要的一项，也是我们重点呼吁的，就是从实行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入手，进一步减轻农民的负担。当前的农民增收趋势是不易持续的，只有不断开拓新领域，才能保证农民收入在较长时期内持续。对农民来说，减支就是增收。这比取消农业税对农民减支的成果更明显。农业税人均50元左右，而教育费用人均高达160元（小学生）和260元（初中生）。按照河北“一费制”的数据匡算，全国农民每年的义务教育负担为210亿元，如果全部减掉，等同于增加农民平均收入0.5～2个百分点；同时它对农民减负、增收、减贫和消费乃至加强农民青少年的基础教育有着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记：全国实行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国家负担得起吗？
汤：义务教育本来就属于公开开支的领域，是公共开支的一部分。除了发达国家以外，亚洲绝大部分国家，包括人均GDP只有中国三分之一的老挝、柬埔寨、孟加拉和尼泊尔等国都实行了免费义务教育，中国的国力与财力应该说也已经能支付免费义务教育的需要。当然，鉴于县级财政对此投入已经很大，有些甚至难以为继，我们建议对此的新增资金需要主要由中央和省级财政分担。
记：如何实施呢？
汤：按照轻重缓急的次序，第一年可先在西部及中部贫困地区实行，第二年推广到全国。原则上，农村与城市应一视同仁；但实行“一费制”后，城市一般家庭的压力已大大减少，可拖后几年实行，也可以对低保家庭子女与农村同步实行。
记：1998年11月，您与夫人左小蕾上书中国政府高考“扩招”，使次年的高考招生增加了47%；但是“扩招”后出现了诸如校舍、师资和就业等等一系列的矛盾和困难，是否只算经济账、没算社会账？现在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汤：这些问题是“扩招”扩出来的吗？没扩之前，这些问题就不存在吗？大学生就业，双向选择，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过去计划经济，学生毕业统一分配，百分之百就业了。目前就业的时间有长有短，这个百分比不断变化，是正常的。另外，就业难问题不仅仅是大学生一家的问题。像下岗工人、下岗干部就业难问题，以及农民工进城找工作难等等问题，是个社会性的问题，不能孤立地看待。反之，因为“扩招”，这批学生受到了大学教育，在以后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了优势。因为“扩招”，加速了教育改革的力度和速度，社会配套工程也因之完善、匹配。如果我们坐等教育改革到位之后才“扩招”，那么这上千万名大学生就失去了受教育的权利了。任何措施都有利有弊，我们能做的就是正确看待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没有什么事情是十全十美的。
记：因为“扩招”，引出了教育产业化这个问题，您如何看待？
汤：我们从来没提“产业化”，从最早的文章到现在，谈的都是国家应该把最多的钱用在基础教育上。大学是非义务性教育，国家对大学生的补助不应该“一刀切”，而应重点针对贫困学生。中国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在全世界都是低的，但在有限的教育经费中，分给大学的比例又是全世界最高的，分配不合理。
记：请介绍一下亚行在中国的情况。
汤：亚行是一个国际组织，中国1986年加入，是第二大股东。亚行目前在华投资140亿美元，投资领域主要在基础建设和环保行业，大约修了3000公里的高速公路和几十个污水处理厂。亚行在中国投资的质量，在亚洲是最好的。因为是国际组织，亚行对贷款的要求非常严格，如在十几年前就对所有的项目提出了环保的要求等。
记：贷款是低息吗？
汤：不，跟商业贷款的利息差不多，但贷款时间较长。
记：您是驻华副代表兼首席经济学家，具体职责是什么？
汤：一是研究和制定亚行在中国的投6资战略和发展战略；二是做中国政府的政策咨询，进行经济调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