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国的交通枢纽、著名的商贸中心、中国第一人口大省的省会,与周边武汉、济南、西安等省会城市相比,郑州的城市规模偏小,城市化水平在全国省会城市中属中等偏下。为了改变这种现状,为了尽可能缩小与其他发展较快的兄弟城市的差距,郑州市决策层进行了一次大胆的尝试——“引博从政”。
“引博从政”
2001年7月的一次调研让郑州市委书记李克感到一份前所未有的沉重:郑东新区的规划工作已开始,工作人员中学历最高的为本科,没有一个硕士。而郑州2000多名县处级干部中,全日制本科毕业的不到1/3。个别单位10年没进过一个大学生,有的城建部门的领导连图纸也看不懂,根本无法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李克书记刚上任时,包括他在内,郑州市市属单位有3名博士,且都分布在基层企事业单位,县处级领导干部队伍中基本是空白。
没有高层次人才,必然会影响郑州市与兄弟城市之间的竞争,势必会影响到郑州的发展速度。
“没有人才就等于没有了机会。”李书记深深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当“引博”这两个字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他脑海里时,“引博从政”的计划也正式提上了日程:仅有博士学位以上的人才有资格报名;空巢引凤,把市里副县级的职务留给博士;人才对于郑州应该是多多益善,首先从急需的城市规划、现代物流、高效农业等专业着手,引进一批博士充实到副县级领导岗位上。
2002年郑州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们经过一番仔细认真的准备后,大胆地向全国公开了55个副县(处)级领导职位,条件是:求职者必须持有博士学位!就这样,郑州的“引博”轰轰烈烈地开始了。网上,铺天盖地地招聘博士的信息吸引了众多的眼球,郑州市委副书记郝建生亲自带队,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等214个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重点院校、科研院所发出引博信息,报名者纷至沓来。半年后,列出的55个副县(处)级领导职位人员几乎全部到位,到位人员无一人不符合博士条件。人齐了,但其他事情也接踵而至。“高学历就是高能力吗?”“我的官龄比他们的年龄还要大,他们到底能干些什么?”“刚刚毕业的博士生,除了啃书本没有别的本事!”“论实践经验他们根本没有,当官可不是做学问!”——一时间,各种质疑铺天盖地。
博士新风
众多的怀疑和多年形成为习惯的机关作风,不但给了博士们一个“下马威”,同时也让决策者们感到了压力。想要让老百姓和机关里坐了一辈子的人们明白“引博”的重大意义,只有一个办法:通过博士们的实绩来证明。
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王鹏,与其说是个政府官员,倒不如说更像一个学者。作为郑州市委组织部“五顾茅庐”从清华大学引进的第一位博士,他一到任,就在郑东新区规划方案国际招标评审论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面对20多位国际知名的规划专家,他直接用外语与专家讨论专业问题。日本一位著名的国际规划大师感叹:没想到中国内地有这样年轻、高水平的官员!如今,王鹏分管了原来由两名副局长分管的5个重要的业务处室。一年多来,他参与的十几项重大规划项目,全部顺利通过了审批。
中科院博士高照良是水土保持方面的专家,2002年3月任中牟县副县长以来,他到黄河滩区实地调研,提出因地制宜改良树种,这一决策将为滩区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童丽萍博士担任郑州市建委副主任后,敢于向世界著名建筑规划设计事业所提出质疑,促其修改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建筑结构方案,为政府节约了约1亿元的建设投资。
市建委主任魏深羲谈起本单位的3位博士副主任时赞不绝口。他说:“博士的专业优势提高了工作效率,改善了建委的对外形象。”
因此,大家认为,“博士从政”至少产生了两大效应:一是博士们工作热情高,有朝气,有活力,一心做事,琢磨事不琢磨人,给党政机关吹来了一股清新的春风;二是博士们知识面宽,又善于学习,激发了机关干部尤其是年轻干部的学习热潮。
“排异反应”
不少博士很快便显露出不同凡响的才华和作用,但也有些博士遇到了这样那样的“排异反应”。
担任郑州市某区副区长的一位博士说:“排斥的压力来自各方面,刚到任时人家不信任你,说一个刚出校门的年轻人怎能担当起重要的职责。”有一位博士大胆提出了改革方案,由于触及到一些部门和个人的利益,各方面的压力便向他袭来。他深有体会地说:“光凭一腔热血是不行的,基层的实际工作比做学问复杂,艰难得多。”还有一位工作业绩突出、受到方方面面称赞的博士,谈到受挤压的感觉时说:“你一旦威胁到别人的位置和利益,就会有麻烦等着你。”
一位社会学博士认为,产生“排异”现象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博士一来就给个副处级职位,而不少干部干了很多年却还没到副处级,心里自然会不平衡;二是博士实际工作经验不足,基层情况又不是很熟,受到非议也在情理之中。
因此,有的单位领导由于考虑到“引博”会影响本单位原来干部的提拔,于是便顶着不要;有的单位勉强接收了,但博士一来便被晾到了一边,几个月不给分配工作;更有甚者,个别领导生怕博士超过自己,处处给博士的工作设置障碍。郑州博士联谊会会长、《郑州日报》副总编辑聂震博士说,博士们在一起讨论得最多的是如何尽快融入新环境,如何让别人了解自己、接受自己。这也是博士们最苦恼的问题。
“排异反应”在当年的年终考核中也有所体现。当时到位的52名博士,多数考核情况良好,但有少部分博士优秀、称职票不到一半,其中有六七人还不到30%。市委组织部调查分析后认为,主要原因是博士到位时间短、干部群众对博士了解不够。目前郑州市引进的博士,有2/3曾有工作经历,1/3是“三门”博士(家门、校门、机关门),“排异反应”较突出的主要在这1/3中。
二七区副区长傅静博士认为,学位不等于能力,如果博士不正视自己在实践经验方面的不足,结果只会更加脱离群众。登封市副市长何宏波博士说:人才不是任命出来的,是在竞争中淘洗出来的;我们必须敢于与其他干部在同一平面上竞争。
其实,郑州市关于“引博从政”是非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过。有人认为,博士一来就给个副处级,说白了,就是将“博士帽”与“官帽”画等号,将当政人才与高学历专业人才混为一谈,不符合我国公务员“凡录必考”的原则。一位从政博士谈到自己的苦恼时也说:“如果我是考进来的,在工作中提拔,就不会有这些麻烦了。”
对此,郑州市委有关领导称,郑州引博虽未经公务员考录,但并非“来者不拒”,而是有选择的。从政博士们也认为,学历不等于能力,并不是说所有的博士都能从政,有条件从政的只是获得博士学位中很少的一部分人。“学而优则仕”虽不值得提倡,但“仕”则必须“学而优”。
在相关的问卷调查中,有一半博士将从政看作是“丰富人生阅历,提高个人价值和提高社会认可度”的一次机遇,目的是“为将来更好的从事专业研究积累实践经验”。多数博士“希望继续在党政机关干下去”,也有的明确表示:仅将从政作为“人生的尝试”,还将选择更理想的岗位。
现代的择业岗位,使这批博士领导干部不同于传统的党政干部,他们对流动自由有较高要求。一位在领导岗位上干得很出色的博士说:“两年前,我的价值可能是年薪20万元,有了从政的经历,我的身份可能达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有更适合发展的机会,我会考虑离开。”而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副主任、经济学博士向昀来郑之前,已与香港一家企业签订了工作意向书,放弃高薪来郑州的他却说:“郑州市引博虽没有优厚的物质待遇,但郑州给了博士干事创业的平台,这比高薪更为珍贵。”
中央党校研究室赵杰博士认为,在日趋激烈的人才争夺战中,党政机关要拥有高层次人才,不仅要靠“高官”、“高薪”等办法,更要靠能进也能出的开放机制和“能者上、庸者下”的公平竞争机制,使各类人才各得其所。
虽然目前郑州还没有一名博士因为待遇、环境等问题而离开,但如何管理好这支高层次人才队伍,制定合理的流动与激励机制,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郑州市委明确提出,在双向选择、来去自由的大前提下,对不适应领导岗位、违纪违法的博士要调整出领导班子,促其成长,做到动能管理,优胜劣汰。
“为郑州做点什么”
胡文杰是郑州市郑东新区管委会总工程师,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后。从美国回来后,一心想创业的胡文杰是在一次偶然机会听到郑州市“引博”消息的。当有人问到为何选择来当郑东新区的总工程师时,胡文杰回答得很简单:“能够为郑州做点什么。”他还说,其实“引博从政”本不应该是条新闻的,“一个城市引进先进的专业人才,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郑州的郑东新区被称作“郑州的浦东”。作为郑东新区管委会总工程师,胡文杰深知肩上的担子很重。在整修新区中,胡文杰负责龙湖水系工程。龙湖是整个郑东新区规划中的点睛之笔,规划水域面积6平方公里。目前,工程的初步设计已经成形,建成后的龙湖水系将集郑东新区的景观、生态、供水、旅游、防洪、调节气候等功能为一体。胡文杰说他早已经习惯了在郑州的生活和工作,每天辗转于家和单位之间,忙碌着也快乐着。
华东理工大博士毕业的李俊杰讲过:家在郑州,根就在郑州。于是毕业后,他放弃了上海华东理工大教授留给他的一个最好的职位,毅然回到了郑州。因为家在郑州,他几乎没有向组织提一点要求,一头便扎进了工作当中。学化工出身的李俊杰起初并没有想到会把自己分到公用事业局。在公用事业局他分管燃气、自来水公司、公交公司、热力公司、污水处理厂等工作。李俊杰结合自己所学的东西,努力地工作。在单位里,他参与单位的管理工作,同时也能和下面的同事们一起讨论一些专业的知识,真正地成了沟通领导和下面关系的桥梁。
很多初来的博士都会有种不适应的感觉。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安排,副处级以上的领导工作时间应该配有交通工具。当然,上班也属于公事。但是李俊杰对司机天天接送他上下班不习惯,就买了一辆自行车骑车上班,公车只在出外办公时才坐。
如果说郑州吸引胡文杰和李俊杰的是因为想为家乡出力的话,那么在北京求学近10年的饶为国则完全是因为看中了郑州这块“宝地”,没有几个城市的领导能够做到这样大规模的“引博从政”,因此可以看出,郑州蕴涵着极大潜力。
“我看中的是郑州的政策,我一直觉得人最重要的是能够有一个良好的空间供自己发挥。而郑州就为像我一样的人提供了这个平台。”饶为国说。学习道路建设的饶为国始终把吸引自己来郑州的理由归结在郑州出台的这些良好的政策上,“郑州领导出手真的很大气,我想这势必会为郑州引进更多的人才”。
明智的道路
中国向海外派遣留学生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从1872年到1978年间,出国留学人员约13万。而1978年以后的20多年间,我国派出的留学生近40万人之多,其中有1/3的人(14万多人)已经学成归国。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又掀起了新的一轮回国创业浪潮。其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于以下
几点:在全球经济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一枝独秀,连续几年都保持了7%以上的高增长率。尤其是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申请举办2008年奥运会成功的背景下,人们对中国未来几年的经济形势普遍持乐观的态度。而且,目前中国政治稳定,法制逐渐完善,投资环境进一步改善,再加上13亿人口的市场,这对全世界而言,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国际企业纷纷进军中国市场,而拥有西方的先进技术、西方的风险投资及商战理论、丰富的中西沟通经验和人际关系资源的中国海外留学人员自然而然地成为开路先锋。
海归人士绝大多数都是中华民族的精英。未来的社会是人才竞争的社会。“海归派”以其国际化的学历背景及在国外涉足高科技领域的技术优势,正在成为人才市场的“新宠”。
据专家预测,今后5年较为走俏的职业是销售、市场、律师、物流、分销、银行、金融、保险、基金管理等职位。因为这些行业在国外已经发展得很完善,而中国在这些领域还相差较远。加入世贸组织后,这些行业将会在中国迅速发展,而曾经在国外这些行业中工作过,并把这些工作经验带回国的“海归派”人士无疑将会大受欢迎。
这些海外归来的博士们在工作中也可从身边的同事身上学到许多行政管理经验。张震宇是从英国、德国留学归来的经济学博士,现在是郑州市新东新区管委会主任助理。他坦言,在专业上自己的确比这些基层领导要强,但在行政管理上却是一个小学生,需要向他们好好学习。
大胆倡导“引博从政”决策的郑州市委书记李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话语中透着对“引博”工作的无限自信。他告诉记者:“‘引博’在最初是被迫无奈,郑州市把它作为一项政策推出;当‘引博’的政策取得阶段性的成功后,郑州将把它作为一种激励的精神。没有人才,我们就虚心大胆地引进,虽然奉行的是‘拿来主义’,但是其中的的意义重大。”他还说,现在郑州需要“引博”,再过几年,这些在岗的博士们将会带来更多的博士。这样一来,我们郑州就会在领导班子中形成一个“博士层”,到那个时候,人才将不再是困扰我们的突出问题。
郑州“引博从政”目前已经一年半,郑州市委知识分子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吴同欣告诉记者:事实证明,“引博从政”这条路是十分明智的。博士们专业化的知识在自己的工作岗位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同时,岗位提供的良好环境也有利于他们继续创新;博士们的出现无疑给原来的领导班子里注入了新鲜的活力,他们的到来无形中让决策者的视野无限扩大。最重要的是博士们在工作岗位上还起了沟通领导班子和专业技术人才的桥梁作用。“引博从政”也为培养高层次复合型领导人才开辟了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