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y Reference “北京共识”以及与其相反的各种有关中国的描述，都是伴随中国崛起而产生的自然反应，是围绕中国崛起而必然出现的国际关系大调整、国际战略思想大调整的一部分、中国正经历着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最为复杂的转型。
对于中国之外的人士，“北京共识”似乎是来自于北京的共识；而对于北京的人士，“北京共识”是来自发达国家学者对中国的评价。
2004年5月温家宝总理访问欧洲前夕，美国学者在英国媒体上发布了一份名为《北京共识》的报告。该报告在“华盛顿共识”的背景下肯定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道路。在西方“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的形势下，“北京共识”全面肯定中国经验、试图将中国经验带向国际思想市场的做法，确实有着不同凡响的舆论动员效果。
“北京共识”将中国经验概括为“三个公理”和“三个定理”。作者是一位在跨国机构中工作的经济学者，这份告也首先是在英国媒体上发布的，因此人们自然将其视做代表西方的观点；而根据作者自己的描述，该报告是基于与中国大学、智囊团和政府机构人士100多次非正式的讨论，也就是说，对于海外人士来说，“北京共识”实际上是来自于北京的共识，作者试图传达的似乎也是这样的印象，因为他说要将中国的经验带向生机勃勃的文化市场。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奇妙景象：对于中国之外的人士，“北京共识”似乎是来自于北京的共识；而对于北京的人士，北京共识是来自发达国家学者对中国的评价。事实上，舆论的反映也是很奇妙的：中国的学者对于“北京共识”大多都持谨慎的态度，而国外则将之看作中国的宣传攻势。
在笔者看来，“北京共识”以及与其相反的各种有关中国的描述，都是伴随中国崛起而产生的自然反应，是围绕中国崛起而必然出现的国际关系大调整、国际战略思想大调整的一部分。中国正经历着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最为复杂的转型。试举一例说明这一点：世界开始感觉到美国崛起的1820年，美国人口只有1000万，而世界开始感到中国崛起的2003年，人口为13亿，是美国1820年人口的130倍。1820年的世界处于英国治下的和平时期，假如说当时美国的人口是英国人口的130倍，很难设想英国将采取什么样的办法对付美国，当时的欧洲列强面对130倍于英国的新强国的崛起，又会采取什么样的集体行动呢？我们知道，美国的崛起引发了全球格局的大调整，“美国威胁论”也曾流行于欧洲大国的舆论界。但最终，美国以其强大的实力和思想创造力，参与了世界格局的重建。与美国比较起来，中国喊起对国际关系的冲击，将会更为强劲，所引起的争论也势将更为激烈。中国参与世界格局重建的进程也会更加曲折。如果从美国参加一战后的巴黎和会视作美国崛起的标志，美国的崛起过程持续了差不多100年。中国的最终崛起，恐怕也不会少于100年，考虑到中国的规模、历史传统和国情的复杂性，所费时间或许会更长一些。因此，围绕中国的辩论，就远未尘埃落定，“共识”也就远未形成。
当然，从纷乱的现实中抽绎出某种“共识”是一个方便的办法，藉此思想可以掌握住现实。就此而言，“北京共识”实际上反映了学者们试图把握中国的一种努力。这样的努力，不会止于“北京共识”。今后，还会出现新的所谓共识。因此，如果将中国看成是世界思想市场的活跃基地，我想是有根据的。谋求把握未来的人，会有兴趣到中国来，寻求线索、题材和灵感。对于这些探询者，无论中国的转型是成功还是失败，都一样有价值。
而问题在于：确实存在着一种倾向，试图将中国的成功经验推向世界，向他国输出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的作者就代表着这样的倾向。我也更愿意相信，“北京共识”确实是来自北京的共识，是北京（中国）相当多人的内心渴望，那就是被认可、被赞扬的渴望。下面的引文，是这一心结的表达：在整个亚洲乃至整个世界，都会遇到某些国家研究中国的兴起并努力寻找自己能够在本国实现其中哪些奇迹的趣闻轶事。25年前与中国交战的越南现在就有学者在研究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试图从中寻找可能有助于中国发展的某些线索。河内新近创造的经济符咒，可以从邓小平20世纪70年代末的一次讲话中提炼出来，即“稳定、发展、改革”。世界银行召开了一次北京会议，主题是“其他国家能从中国学习什么”。具有性格魅力的发展中国家领导人，从巴西的卢拉到泰国的他信，都朝北京赞赏地点头。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素帕猜·巴尼巴滴解释说：“中国强有力的经济成就应当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灵感源泉。”20世纪90年代中国确立的以贸易为基础的“走出去”战略现在也成了一项让思想全球化的任务，将“北京共识”带入生机勃勃的文化市场。
在他们看来，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思想市场的有力竞争者，尤其是“华盛顿共识”的有力竞争者。在他们看来，中国故事真正的价值，不在其实力的迅速提升，不在于其是世界物质市场的“工厂”，而在于中国转变成了思想市场的“供应商”和世界“思想工厂”。
面对“北京共识”，相当多北京的学者之所以持谨慎态度，原因在于他们清楚地知道，迄今为止，“中国模式”还基本上体现在经济领域。而且，其经济成就，也是在相当特殊的制度条件下取得的。这些制度条件不仅难以复制，而且本身还面临着改革的压力。新的制度尚未建立起来，制度创新的阻力很大。而如果没有新的制度，或者创造不出新的制度，自然也就谈不上中国模式“走出去”参与竞争的问题。从国际经验来看，“走出去”有两大层次，第一层次是产品、技术和人才走出去，第二层次是制度、文化和思想走出去，第二个层次的走出去才是真正的走出去。以此验之与中国，则显然还没有走出第一阶段。
所谓模式，可以看作是成功回应挑战而结晶下来的人类经验。它是物质成就、制度成就和文明成就的稳定的集合体。过去25年间，中国成功地回应了各种经济难题，保持了连续和快速的增长。这种增长堪称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中国取得的成就被称作“中国模式”，但是，这一模式有没有可能向着普世的国际模式的转化，却仍然是一个未知数。这将取决于中国模式自身的长期表现和中国解决世界性问题的能力。或者这样说：中国是否能够克服近代以来的制度锁定，走出不发达循环，创造一个可持续的、稳定的制度形态。
历史上，每一个霸权周期中的领导国家，都创造出了许多重要的制度。比如，英国为现代世界贡献了议会制度、法治、产权制度、市场制度和工厂制度等等。从1688年到1720年，伦敦完成了金融革命，用一套有效的政府信用制度取代了粗制滥造并受王室的随心所欲所制约的制度。英格兰银行成立于1694年。到18世纪，已经成功地建立了一套稳健的公共财政体系。威尼斯执掌欧洲经济霸权数百年，原因也是创立了一系列制度。它所创立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保护了财产所有权和合同的强制执行。它在发展国际汇兑和信贷市场、金融和会计业务方面是先驱者。以定期支付利息的强制性政府贷款为基础，它创立了一个有效的政府公债市场。拿破仑领导下的法国，因为其革命的意识形态而拥有巨大的软实力。黑格尔把拿破仑称作“马背上的绝对精神”。拿破仑临死前曾声称：“我用以传之万世的，不是我的政绩和武功，而是拿破仑法典。”他曾创立科学院制度、现代大学制度、整个大陆体系的成文法制度。私有财产制度在拿破仑法典中“像数学逻辑一样严格建立起来”。苏联在与美国争霸的时代，也创造出了许多重要的制度，如计划经济制度、集体农庄制度、国有企业制度等等，这些制度支撑起了强大的国家经济，并吸引了许多国家，包括中国的追随。
对中国而言，进行各项制度创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是第一位的任务。中国要做的，不是输出模式，而是学习别国的经验，汲取别国的教训，坚持不懈地进行制度改革、制度创新、坚持可持续的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观；避开权贵资本主义陷阱，致力于建设一个充满关怀的宪政国家；与世界分享增长，走一条和平、共赢、开放和自由的道路。
也许只有在完成了这些任务之后，才会有真正的“北京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