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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在经历了13天艰难的多边、双边讨论和谈判之后，参加第四轮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的中国代表团团长武大伟先生以主席声明的形式宣布：此轮六方会谈暂时休会，并将于8月29日开始的一周恢复第二阶段的谈判。
第四轮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是在谈判进程中断了13个月后重新启动的，来之不易，因此世界舆论和参与各方都希望本轮会谈能产生突破或取得重大的具体成果。但是，休会的决定说明，实际的谈判进程比人们预期的要更为复杂和艰难。
于是，如何评判截至目前的第四轮会谈，并预估第二阶段会谈的前景，如何看待六方会谈机制本身的价值和前途，就成了人们所关心的问题。
2004年6月第三轮六方会谈结束后，关于朝核问题的多边国际谈判陷入停顿。其间，形势的发展一度使人担忧。美国继前年指责朝鲜为“邪恶轴心”之后，在2005年初又给朝鲜贴上了“暴政前哨国”的标签。朝鲜方面不仅以强烈的口头语言予以回击，而且在今年2月10日宣布自己已经拥有了核武器并无限期中止参加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为避免形势恶化并重开六方会谈，中国和韩国进行了大量的说服、沟通、斡旋、调解工作。加上朝核问题关键当事方美国和朝鲜自今年春天以来也开始调整政策，于是在多方努力下，旨在解决朝核问题的六方机制终于得以重新发挥作用。
第四轮六方会谈一开始就是希望与困难并存的。从希望方面看，朝、美、韩、中都有更大的动力解决问题。在朝鲜方面，今年4月以来其态度明显变得更为灵活。朝鲜发展核武器的直接原因是寻求安全上的自我保障，特别是美国将其定义为“邪恶轴心国之一”、并对另一同属“邪恶轴心”的伊拉克进行军事打击之后，朝鲜的这一决心就更坚定了。而朝鲜发展核武器的深层原因则是借此摆脱经济困难、外交孤立处境、以及解决国内的政治问题。但是，自2002年10月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以来，事态的演变证明，如果朝鲜仅仅按照自己的逻辑行事，将无法达到任何其所期待的政策目标。相反，通过六方会谈机制，以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最符合朝鲜自身的利益。另外，据西方媒体报道，今年以来朝鲜的宏观经济形势恶化，经济的压力使朝鲜方面有了解决问题的紧迫感。
在美国方面，布什政府第一任期所推行的单边主义外交遭遇巨大困难，美欧同盟的裂痕、伊拉克的安全烂摊子，都迫使布什当局在其第二任期改变政策，也就是更多地以谈判和合作方式来实现其政策目标。这是布什政府在朝核问题上态度灵活化的大背景。在美国国内，由于朝核问题久拖不决，民主党对布什政府的批评增加。加上今年4月美国情报机构警告朝鲜即将进行核试爆，这使布什政府也有强烈的紧迫感来寻求尽快解决朝核问题。于是，在今年的5、6月份，美国放下身段，通过所谓“纽约管道”（即朝美两国驻联合国使团的接触管道）与朝鲜方面进行了双边接触，并在接触中表明“承认朝鲜是主权国家、不侵略朝鲜、承诺在六方框架内与朝鲜进行双边对话”等立场，而美国的新态度和新立场给了朝鲜方面重回谈判桌的理由。
在韩国方面，通过积极推进南北关系和加大在平壤与华盛顿之间的斡旋力度，韩国为六方会谈的重开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韩国的动力在于，如果朝核危机长期化，对韩国的经济发展极为不利；如果朝核危机演变成公开的冲突，韩国将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还有，今年以来韩国整体外交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主动性，卢武炫总统提出韩国要做东北亚的“平衡者”就是一个证明。在整体外交积极主动的影响下，韩国自然希望在六方会谈中发挥更大作用。另外，通过主导六方会谈进而主导未来的朝鲜半岛统一进程更是韩国的长期战略目的。
在中国方面，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中联部部长王家瑞、国务委员唐家璇相继访朝，以及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作为胡锦涛主席特使访问华盛顿，中国进行了大量低调而有效的工作，从而为谈判的重启做出了自己特殊的贡献。中国的考虑应该是避免朝核危机长期化和升级、避免六方机制失效、避免朝核危机久拖不决而影响中国的外交大局，特别是中美关系。
从困难的视角看，人们在第四轮会谈之初就注意到，朝美这两个关键对手的实质立场分歧依旧，甚至有所扩大。朝鲜方面在今年2月10日宣布拥有核武器后，一度要求将朝核谈判的主题从朝鲜半岛无核化改为核裁军；后来则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定义不仅指北方的核武器问题，而是指整个半岛无核化问题。美国方面则要求朝鲜现在必须放弃一切核计划，包括和平利用核能的计划，未来在符合严格的验证条件后才可以考虑允许朝鲜和平利用核能。另外，美国国会通过了朝鲜人权法案，于是美国政府还在六方会谈中提出了朝鲜人权的问题。客观存在的困难是第四轮会谈耗时费力，步履维艰的基本原因。
历时13天的第四轮第一阶段会谈大致可以分成四个部分：第一天（即7月26日），六方表态，都肯定了六方会谈机制的重要性，表示愿意为会谈的成功做出贡献，其目的在于获得国际舆论的支持。第二天，各方（特别是朝、美双方）表明实质政策立场。第三、四天，通过密集的双边和多边谈判讨价还价。第五天（7月30日），会谈进入寻求具体成果阶段。六方围绕中方提出的第一至四份共同文件草案，试图确定已经达成的共同点，并弥合分歧，为制定一个有约束效力的并能指导问题解决途径的框架文件而努力。
从现象上看，第四轮第一阶段会谈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会期长，堪称马拉松。截止到8月5日，本轮会谈的时间己经等于前三轮会谈的总和了；第二，双边会谈多，也是截止到5日，各种双边接触和谈判已达72场，此后两天又有多场双边会谈：第三，各方（特别是关键的朝、美两方）态度较之以前灵活，但是立场分歧尤存；第四，就解决朝核问题的关联度看，出现了明显的同心圆现象，即朝、美是问题的关键，中、韩是重要的参与者，日、俄处在外圈；第五，当然是指休会，从而使本轮会谈被分成两个阶段。
本轮会谈始终面临强大的国际舆论和公众心理压力，那就是要产生某种具体的结果。但是，在谈判处于僵局的情况下，休会无疑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休会意味着外交活动继续进行，武大伟先生在宣布主席声明的时候强调，“在休会期间，六方代表将向各自政府报告会议情况，研究解决分歧的途径。休会期间，各方将继续保持沟通和磋商。”另外，休会意味着第二阶段会议将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向前推进，而如果干脆举行新一轮会谈，那是可以推倒重来的。
第四轮第一阶段会谈给第二阶段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六方13天的努力至少取得了如下成果：一是各方对于相互的立场有了更清楚的了解；二是各方对于六方会谈机制的价值有了更充分的肯定；三是与会各方有了更多具体的共识。正如武大伟所说，如果将会谈形容为爬山，“我们已经看到了山峰”；“到目前为止的会谈中，已经达成许多共识，这些共识是在过去三轮会谈的基础上取得的，也是过去三轮所不能比拟的”；“我们己经在万里长征的途中，打了一个很好的胜仗”。
对于8月底恢复的第二阶段会谈，人们自然期待能达成最后的共同文件，但是，事情的复杂性告诉我们更应该保持一种现实的心态。武大伟已经在其讲话中提醒人们，恢复会谈后，“我也不敢保证会达成协议”。问题的关键还是朝、美两方要表现出负责任的政治决断力。导致第一阶段会谈陷入僵局的议题，从表象上看是朝鲜方面将其弃核的范围限定在“核武器及其相关计划”上，要求保留其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包括保留轻水反应堆；美国方面坚决反对朝鲜保留轻水反应堆，其理由是轻水反应堆所涉及的浓缩铀技术可以很容易地转化为核武器的计划关键部分，而过去朝鲜就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眼皮底下进行了核武器开发。不过，双方真正的问题还是缺乏战略互信。在本次会谈中，朝鲜方面将与美国关系正常化放到更高的地位，以此作为弃核的前提；然而，就今天的布什政府而言，完全没有准备好与朝鲜关系正常化的政治条件。因此，双方的基本立场差距仍然是巨大的。
不过，即使复会后的第二阶段会谈不能产生共同文件，只要六方会谈进程得以继续，那么第四轮会谈就仍然是值得肯定的。
自2003年8月首次六方会谈举行以来，六方会谈机制的价值屡屡受到质疑；但事实证明，就目前而言，六方会谈仍然是不可取代的最佳选择。从负面的逻辑看，其他政策选择（如美国主张的提交安理会并通过联合国实施制裁），或不可行，或结果更不确定，并且成本更高，或本来就不应该（如美国并未完全放弃的军事选择）。从正面的逻辑看，六方会谈已经在过去两年起到了阻止朝核问题升级的作用，并且促使各方达成了一些共识，如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通过对话解决问题、分阶段解决问题、并且在实施过程中实行同步走原则，等等。
六方会谈之所以引人关注，是因为朝核问题关系到各方重大的安全利益，如解决不好，后果严重。同时，六方会谈本身反映出东北亚复杂的国际政治形势，这无疑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冷战时期在朝鲜半岛曾经存在一个北三角与南三角并立的战略结构，即中、苏、朝北三角对美、日、韩南三角。随着苏联解体，北三角不复存在，朝鲜的不安全感剧增，这是朝鲜发展核武器的一个背景。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一段时间，南三角也开始发生变化。美日同盟进一步巩固，韩国与美国、日本的关系却有不同程度的疏离。另外，日本在靠近美国的同时，更加坚定地和技巧地推进自己的政策目标，在本轮会谈中日本不顾其他各方的意见，强烈要求将日本单方面关注的绑架、导弹等问题放进六方会谈中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在本轮六方会谈中，中国外交官的智慧受到与会者的赞扬。美国代表团团长希尔在7月30日和8月2日两次对新闻界表达了这种看法。所谓中国智慧一是指善于调和，能够在尖锐对立的立场之间找到共识；二是指善于把握谈判的节奏，如在会谈的第五天及时地将会谈从以争吵为主的讨价还价阶段，转向以谋求共同认识为主的共同文件起草阶段。
中国是在2003年初正式介入第二次朝核问题的解决进程的。而在中国发起六方会谈机制之后，中国的建设性作用显得更为突出。从那时开始，六方会谈一个有趣的方面就是人们可以从中看到中国新外交的一些理念和实践。所谓中国新外交包括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原则的新安全观的提倡，还包括外交主动性的加强、对多边主义的尊重和积极参与多边外交、主张谈判解决问题、寻求双赢或多赢、寻求不同文明和不同政治信仰体系之间的平等对话、强调经济合作的价值并且主张共同发展、尊重国际法和国际秩序、强调发挥多边国际组织的作用、推行睦邻外交等等。可以说，上述所有都能在中国参与六方会谈的过程中找到例证。从这个角度看，未来的六方会谈将为人们提供观察中国新外交的一个绝佳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