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y Reference 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撰文认为，过去几年，美国在对中国的认识上经历了一种显著的范式转变，即从“虚弱中国范式”向“强大中国范式”转变。范式转变给对抗论者增添了力量，它可能会导致过去美国政府所采取的这种政策发生改变。现实而建设性的美国对华政策应该是“带有保险的融合”政策。
由于人口众多、变化迅速、成功出人意料并且具有特殊的政治倾向，中国已成为那些危及美国的全球化趋势的形象代表。美国总统布什对此持折衷的态度，他试图保持美中关系稳定。他在5月31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指出：“美中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关系，美国人应该从这个角度审视它。”
但正如中海油试图收购优尼科事件引起的反应所显示，美国人开始带着不祥的感觉看待中国。过去几年，我们目睹了一种显著的范式转变，一种有缺陷的理论框架（“虚弱中国”理论框架）可能会被另一种有缺陷的理论框架（“吃了兴奋剂的中国”理论框架）所取代。伍德罗·威尔逊国际中心加拿大研究所今年4月进行的民意调查发现，31%接受调查的美国人同意“中国很快会支配世界”的说法。
这种常常得到夸大的感觉致使包括一些议员和国防部高级官员在内的许多美国人——他们不了解中国面临的严重问题——走上了经济防御和对外叫嚣的道路。布什政府单方面对中国纺织品实施了限制。美国国会对现已撤回的中海油对优尼科的竞购作出消极的反应。国家安全部门加紧了对“中国威胁”的分析。
范式转变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当代美国人第一次看到了处于文化大革命晚期的中国。于是，“虚弱中国范式”（认为中国是一个虚弱的发展中国家，政治脆弱，经济处于过渡阶段）的轮廓开始形成。
毛泽东1976年9月逝世后，邓小平上台。随后，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新政策的牢固确立，以及让其他国家对中国刮目相看，都需要时间。毕竟，1978年，中国的贸易额只占世界贸易额的0.8%。
很难说清，“虚弱中国范式”何时变成了“强大中国范式”（认为中国是正在崛起的大国，正在实现现代化，具有高度竞争力）。也许是在1997年至1998年，中国对亚洲金融危机进行干预，北京最初采取了比华盛顿更加大胆的行动。也许是在2003年，中国成为第三个将自己的航天员送入太空的国家。也许是在2003年2005年，华盛顿将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它期待中国向朝鲜施加压力。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经合组织的数据进一步推动了“强大中国范式”的形成。中国对外贸易增速是世界贸易增速的8倍。1995年至2003年期间，在全球化石油需求增长中中国的需求占68%。
最令中国担心的一个问题是，“强大中国范式”使外国人很容易忽略中国面临的真正问题。今年6月，我访问了江西省，这是中国最贫穷的省份之一。总的来说，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这里比沿海地区落后20多年。中国有思想的知识分子谈到了中国的“中国的乘除法问题”。除法问题就是，再大的总量，除以13亿人口，都会变成一个小数目。乘法问题就是，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13亿，也会变成一个大问题。中国领导人总是从加快解决国内难题的角度来看待外交政策。
尽管如此，北京的真正进步导致的最终结果时，人们现在从完全不同于数年前的角度看待中国。
政策辩论
过去7届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是非常稳定的，可以被称作“带有保险的融合”政策。正如约瑟夫·奈最近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发表演讲时解释的那样，这种政策的具体表现就是把“制衡”与“融合”结合在一起。“制衡”指的是，利用所有实力工具尤其是硬工具防止其他国家取得支配地位；而“融合”指的是，利用所有实力工具尤其是软工具引导中国加入互相依存的国际体系，希望中国能产生维护这套体系的责任感。
那些强调硬实力的人属于米歇尔·奥克森伯格和伊丽莎白·伊科诺米所说的“对抗论者”。他们以冲突迭起的视角看待未来的中美关系，认为中国实力增强必然会损害美国的利益，并因此断言，美国的利益在于增强自己的实力，阻止中国沿着实力阶梯向上移动。“融合论者”的观点大体上类似于奥克森伯格和伊科诺米所说的“迁就论者”，即不把国际关系看作零和博弈，相信对话的功效，相信国家尤其是正在崛起的大国可以被“社会化”，使其养成有益的行为习惯。两个思想流派长期以来处于平衡状态，这一事实解释了“制衡与融合政策”为什么会经久不衰。
从“虚弱的中国范式”向“强大的中国范式”的转变给对抗者增添了力量。这可能会导致过去7届美国政府所采取的折衷的对华政策发生改变。许多亚洲人士对此不胜担忧。新加坡一位前高级外交官对我坦言：“崛起的中国好过在我们身边崩溃的中国。”
“强大的中国范式”和“虚弱的中国范式”都捕捉到了现实中的重要因素，但只是部分因素。现实而建设性的美国政策必须把两者都考虑在内。“带有保险的融合”政策很好地服务于美国和世界。但首先要承认，在一些重要领域，中国是美国的竞争对手。事实是，在美国辛苦营建的国际舞台上，中国是一名越来越能干的竞争者。
竞争对手
一个国家的实力和竞争力是由国家的投资和储蓄、教育、卫生、能源以及合理合法的治理这几部分构成的。尽管中国在每个领域都存在重大问题，但它在前3个领域表现相对较好。在中国擅长的领域，包括美国在内的中国的竞争对手必须加强自己的表现。
许多关注中国发展的人尤其是对抗论者指出，从1990年到2004年，中国的国防预算每年以两位数速度增长。中国还积极发展太空计划，它强调实现空军、导弹部队和海军的现代化以及提高网络、通信、制导和侦察能力。美国国防部和情报机构表示对中国的高速发展感到迷惑。
6月4日，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新加坡举行的一个会议上说：“中国的国防开支远远高于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据估计，中国的国防预算位居世界第三，亚洲第一。既然没有哪个国家对中国构成威胁，中国为什么要持续增加军费预算？”
当时，中国外交部官员问了一个引起在场许多人共鸣的问题：“你真的相信中国没有受到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威胁吗？”你真的相信美国受到所谓中国崛起的威胁？”据报道，拉姆斯菲尔德说，中国没有受到哪个国家的威胁，他还说：“我们不觉得受到中国崛起的威胁。”
政策含义
如果我们相信拉姆斯菲尔德的话，这意味着华盛顿没有理由不坚持过去7届政府推行的不偏不倚的政策：促使中国融入世界体系，同时，以尽可能有益的方式保持该地区及世界体系的平衡。我们在亚洲应该避免陷入只有与日本结盟的“一个盟友战略”，避免过分关注遏制中国，以至于疏远那些不愿在北京与华盛顿之间作出选择的友邦。沿对抗主义道路前进将是极大的战略错误。正如一位澳大利亚高级官员对我说的那样，“我们会同你们一道登山，但不会和你们一道走悬崖”。
其次，华盛顿应该避免将它的回应过分军事化，因为撇开台湾问题不谈，中国其实是在经济和思想领域，而不是武装部队方面，对美国构成长期挑战。过分专注于防务会造成资源分配不当，从而削弱美国。
第三，中国和美国都需要采取安慰性政策。北京需要不断向该地区、全世界以及华盛顿保证，它不断增长的实力会得到建设性运用。美国必须采取安慰性政策，让中国相信，中国不断增长的影响力和不断提高的地位会得到接受，即便两国之间在一些重要方面互为竞争对手。
事实上，美国和中国应该就地区安全举行定期磋商。但球并不完全在美国一边。中国必须明确表现出这样一种意愿，即它愿意以建设性态度与美国共同管理使两国均获益匪浅的相互依存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