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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9·11之后，国际恐怖活动愈演愈烈，国际反恐局势更加严峻。仅今年以来，就发生了如下恐怖袭击事件：
6月12日，车臣开往莫斯科的列车遭恐怖袭击出轨；
7月7日，英国伦敦地铁发生连环爆炸案。爆炸至少造成37人死亡，700多人受伤；
7月9日，英国第二大城市伯明翰遭恐怖威胁：
10月1日，印尼旅游度假胜地巴厘岛发生连环爆炸事件。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死亡人数至少26人，另有100多人受伤，其中包括许多外国游客；
就在本期杂志截稿之际，10月29日10时，印度新德里帕哈干吉大市场发生爆炸，随后萨罗吉尼市场和高维普里也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死亡人数为61人、伤188人。印度警方将此次爆炸定性为恐怖袭击，并将嫌疑目标锁定为恐怖组织“虔诚军”……
血淋淋的事实使我们有必要追问国际恐怖活动的根源是什么？国际社会的反恐合作是否行之有效？国际恐怖活动能否彻底铲除？为此，国际反恐专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怖研究中心主任李伟接受了记者的来访。
国际恐怖活动的根源是什么？
记者（以下简称记）：今年以来，国际恐怖活动愈演愈烈。从伦敦地铁爆炸案到巴厘岛爆炸案，从伤亡人员血淋淋的脸上，我们能不能读出国际恐怖活动的根源是什么？
李伟（以下简称李）：根源是个很大的课题，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说清楚的。总的来说，我们对根源的理解从以下几个方面切入：一、对根源怎么认识本身就存在着很多分歧，美国和西方国家认为的恐怖活动的根源和发展中国家认为的根源有差距；二、实际上我们是从外部谈恐怖活动的根源问题，恐怖组织内部也有自己的根据。我们认为有几大方面：第一、贫困；第二、贫富差距。贫富差距反应出几个方面的差距，如国家内部的、地区内部的、国家间的差距问题和区域间的差距问题等，这都可能导致恐怖活动；第三、国际关系有很多不公正、不民主的事件，还有民族、宗教的冲突与摩擦问题，这是当前恐怖活动上升比较深层次的原因。
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就可能产生恐怖主义；但是也可能会产生像上世纪50、60年代的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但是当前的国际环境跟上述年代有了很大变化，利用这些矛盾走向极端就导致了恐怖主义。这是我们在研究根源问题的时候提出来的一些说法，但是其他国家也提出不同的根源说法。比如美国，它提出三个方面的结合，一个是贫困问题，一个是腐败问题，还有一个是政府代国家问题。它认为这样的结合会产生恐怖主义。它把根源问题的重点放到一个国家的内部，而不是把它放到一个大的国际社会的背景来看。目前，很多发展中国家同意前一种看法、反对后一种看法。
记：现在主要的恐怖组织的理论依据是什么？
李：恐怖组织认为他们在整个国际社会中处于一种被压迫、被掠夺、被侵害的地位。我们可以从他们的网站上、文宣上、包括进行一些自杀性恐怖活动分子留下的遗书中看到，他们以捍卫自己的宗教、文化权利为依据，来抵抗西方对他们本国的掠夺，包括异教徒问题等等。
9·11爆炸现场
目前国际恐怖组织和活动有何变化？
记：如果把9·11作为一个分水岭，9 11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的恐怖活动有什么变化？
李：我们看来，9·11以后，国际恐怖势力是一个方面：国家反恐是另外一个方面。恐怖活动是恐怖和反恐这一对矛盾相互作用的结果。我们先看第一个方面，国际恐怖势力。国际恐怖势力在9·11以后经历了两个方面的变化：第一，我们认为国际反恐从各个方面都加强了打击，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个成果的存在。包括比如摧毁了“基地”的训练营地，推翻了扶持它的塔利班政权等等。而且各个国家也不断地挫败了很多未遂的恐怖事件，在这个层面上说，国际恐怖势力遭到重创。另一个方面，我们看到，9·11以后，国际恐怖势力在活动手法和组织形态上有一些大的变化。第一，“基地”以鲜明的反美、反西方的旗帜，反对包括美国和它的盟国入侵伊拉克，这使得很多激进组织和恐怖组织纷纷宣布投靠“基地”。无形中，“基地”本身的力量得到很大增强。第二，我们看到，不断进行恐怖活动分子的年龄大都是18～20岁；从他们的年龄分析出，他们一定是9·11以后加入恐怖组织的。9·11以后，基地组织仍然在不断的发展，它的发展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全球化和本地化的结合。全球化反映出“基地”的网络和它的同盟的一些组织。分布在全球，形成真正的全球化的网络。跟爱尔兰共和军、埃尔塔不同，它们虽然也有一定的全球化，但是并没有真正的全球化，主要还是区域性的恐怖组织。另外，在发展人员上，“基地”采取极端的意识形态。在9·11以前，他们向年轻人灌输极端的恐怖意识形态大概需要10年的时间；但是9·11以后，只需要1～2年，甚至更短的时间。为什么会这样？这与伊拉克问题、虐囚问题、亵渎古兰经问题……包括它在采取军事行动中伤害无辜的平民问题有关。这些都成为恐怖组织在招募人员时活生生的宣传素材。当前的国际环境对他们极端理念的灌输起到了很大的刺激作用。所以，在此情况下，恐怖组织招募人员的速度会更快。我们发现，9·11以前，大的恐怖活动频率两年一次，9·11以后是一年两次。另外，“基地”的活动特点是，本·拉登成为精神领袖，与各个组织遥相呼应。恐怖组织之间相互有联系，但是也能相对独立。9·11以后，“基地”分散、小型化，各自根据本国、本地区的不同情况来进行活动。所以它就没有必要必须由“基地”核心来指挥行动。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很多活动痕迹，这是9·11以后它为了应对国际反恐，理念不断改变、发展的一个现象。
记：目前，国际恐怖势力主要有哪几股？
李：很难说是哪几股。他们以“基地”为核心，形成一个“双反”的国际恐怖组织，包括伊斯兰、圣代、伊斯兰祈祷团、穆斯林兄弟会等等。这样一来，就给人一种印象，好像伊斯兰宗教容易产生恐怖组织。其实人们忽略了另外一个方面：真正从事恐怖活动的人在伊斯兰信徒中只是极少数，并非主流。我们不能说这些恐怖势力就代表了伊斯兰文明。
此外，很多恐怖组织处于一种很隐蔽的状态，主要是“基地”原有的网点，还有1998年和“基地”结成同盟的恐怖组织，比如埃及、东南亚、南亚、中东、北非等地区的恐怖组织。9·11以后很多组织宣布投靠“基地”，如阿尔及利亚等地的一些恐怖组织。
记：我们现在是否基本了解他们的领袖、人员、装备和经费来源等情况？
9·11爆炸事件图像
9·11爆炸事件图像
李：为什么国际社会反恐那么难呢？因为这些恐怖组织主要是靠一种意识形态来组成的。为什么萨达姆在美军占领伊拉克以后有人愿意出卖他，而本·拉登这么长时间没被抓获？我们知道信仰，和世俗的、靠着权利和金钱来交易的理念是不一样的，所以有的信仰是很难渗透的，比如仅是“基地”的三号人物，国际社会也不知道抓获了多少。联合国有一个综合制裁名单，包括“基地”和塔利班，但是抓的人都对不上号，因为他们的护照都有很多个。资金有多少？我们不知道。他们的武器通过什么方式获得？我们不知道。他们掌握不掌握核武器？我们也不知道。恐怖组织不是一个正规武装力量，隐蔽性非常强，没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并且随时根据情况改变计划。到底是哪些人、在哪些时候、以什么手段、袭击什么样的人？国际社会无法得到这些情报。恐怖组织在暗处，可以随时调整，认为成熟的时候就要进行一次袭击。我们在表面上看到这些活动是成波浪形式的；但是，事实是：发生一起恐怖事件后，国际社会高度警戒，全面戒备；你戒备，它肯定不会动了，过一阵子你放松警惕，它又出动。这是两个矛盾相互作用的结果。另外，恐怖分子既可以从事简单的又可以从事很复杂的恐怖活动，而且，人数也很灵活。这就是它的复杂性。
伦敦地铁连环爆炸场景
国际社会反恐合作举步维艰
记：9·11之后，美国政府在全球树起了反恐大旗；中国政府也坚决反恐；巴基斯坦也因迅速反恐与美国结盟甚至藉此加入了国际主流社会……这是否说明国际社会对反恐有了高度的统一？
李：高度的不一致。为什么呢？全球反恐实际上就是一个合作问题。国际反恐需要一种合作，因为恐怖活动是一种跨国的行为。但是美国说，我自己做好我自己的反恐就可以了；这还是不行的，必须要国际合作。我们把全球的反恐分为三个层次：全球性的、区域性的、双边性的。高度不一致指的就是全球性的反恐合作。9·11以后形成了一种道义上的全球反恐，因为9·11不仅对美国而且对整个国际社会都是一种伤害，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作用下，全球道义上的反恐合作展开了。大家都支持美国打击基地组织；但是伊拉克的情况，却是一个反恐被“借用”的例子，是美国为了谋求本国在全球的战略利益而进行的“反恐”。这样，全球性的反恐处于一种名存实亡的状态。为什么说名存实亡呢？大家提出要反恐，但是这个反恐怎么“反”，有问题，对根源认识有问题，对恐怖主义如何界定有问题，反恐的方式也有问题。表面上的反恐，一涉及到具体的问题就困难重重。所以今年安南在联合国的改革问题上有1/4的篇幅谈到了当前的反恐和发展，想通过综合性的反恐公约，并以此解决两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一个是定义问题，我们如何界定谁是恐怖组织；第二是反恐的先发制人。这两个问题是今年绝对解决不了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全球的反恐联盟名存实亡。
区域性的反恐，我个人认为，它处于一种形式大于内容的状态。我们知道，在9·11以后，所有的区域性的合作组织，包括东盟、阿盟、拉美的合作组织，都把反恐纳入区域性合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马来西亚成立了反恐中心，非洲的阿尔及尔也成立了反恐中心等等。每一次合作会议，其中一项很重要的没有提出来，就是反恐要加强各方面的合作。区域性的合作组织，是相对能够寻求的相同点更多一些的合作组织。但是，具体涉及到国家主权问题和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还是使得国际合作的难度相对比较大一点。第三个层面，出现了一些反恐的军事演习，但是具有实际意义的还是当前的反恐双边合作。因为双边合作，对于两个国家来说，之所以要合作，是因为这个问题已经危及到双方的利益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无论是情报交流、司法合作等方面，双边合作是在这三个层次中做得最好的。但是恰恰是双边合作在国际反恐中的局限性最大，因为它毕竟超出了两国的范畴，遇到的问题多。从双边、到区域、到全球反恐，属于一种递增的效果，但恰恰是递增的效果在目前成为一种反比的状态。所以，目前国际社会反恐合作举步维艰。
伦敦地铁连环爆炸后消防人抢救现场伤员
“双重标准”激化国际社会矛盾
记：现在针对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俄罗斯反恐的立场，国际社会对美国反恐的“双重标准”提出了质疑，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李：双重标准哪个国家都有，但美国体现得最为明显。它的双重标准最大限度体现在它把任何的恐怖威胁同美国一个国家的利益联系起来；如果超出这个范畴，它就把它作为另外一个问题来看待。美国国务院有一个全球恐怖主义的年度报告，其中说得很明白，界定恐怖组织有三个标准：第一、这个组织必须是外国的；第二、符合法典所界定的恐怖活动的标准；第三、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构成了威胁。从这点来看，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的恐怖主义未必是恐怖组织。比如，俄罗斯车臣问题，美国认为这是种族问题；还有爱尔兰共和军等。1995年，克林顿在白宫会见爱尔兰共和军新芬党领袖亚当斯，当时英国人很生气。由此可见，双重标准是制约当前反恐合作的一种因素。全球的反恐不能由一两个国家去主导，否则容易使国际反恐出现偏差。尽管联合国在目前的反恐中的作用还未得到进一步体现，但是一定要把握方向。因为包括综合治理、解决恐怖主义的根源问题，靠一两个国家为主导，会使得国际社会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记：当我们面对中东的儿童炸弹和其他的人体炸弹的时候，我们对反恐的决心和信心是否还是跟以前一样坚定并且充满希望？
李：我们历来认为反恐是很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地看待。如果只看表面，而不能从问题的深层次根源上来看，你就很难看到反恐有什么希望。之所以说反恐没有希望，就是各个国家在解决恐怖主义根源问题上认识不一致，特别是作为一些大国采用双重标准，对反恐认识不一致产生很大的副作用。面对儿童炸弹，你不得不深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而且，如果不能正确地认识到这种现象的根源，必然会出现“今天打一个，明天出现两个”的局面。现在美国人想要改变反恐观念，变“战争”为“斗争”，但这种观念的转变对美国人来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变成“斗争”以后，它要把反恐问题放在一个更广泛的国际层面上来考虑，但是它恰恰没有看到，这种恐怖组织并不是政权。从这点来看，我们看到不同国家只为谋取最大的国家利益，因此，国际的反恐合作前景不容乐观。
记：目前，国际社会在反恐问题上采取了哪些有效措施？
李：目前，国际社会是想采取有效措施，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在9 11以后通过一系列的决议，还有最近我们知道的反对核武器扩散等等，这是第13个反恐公约。联合国安理会还成立了专门的反恐委员会，各个国家在反恐的投入上也越来越大，并在寻求城市建设中反恐的软肋，比如地铁等等。但是单纯的防范性措施对打击恐怖分子来说，并不是行之有效的方式，正所谓“防不胜防”。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我们不可能回到那种闭关自守的状况。
既然恐怖活动做不到彻底防范，那么就要从根源上着手，一步步去解决这些问题，以达到彻底铲除的目的。
中国也面临着恐怖主义的威胁
记：劫机是以前中国遭受的主要恐怖活动之一，前几年又出现了“东突”组织，国际恐怖势力对中国有什么影响？主要方式是哪些？
李：首先，中国作为国际社会中的一员，同国际社会一道要去反恐。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在一系列的反恐公约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中国要为国际社会的安全和稳定负起责任。另外一个方面，中国也同样面临着恐怖主义的威胁。第一，“东突”势力也是国际恐怖势力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东突”也在巴、阿边境和国际恐怖势力在一起。所以，它对我国从西部向内地渗透的趋势和潜在的威胁依然存在。这是我们需要警戒的最大的问题。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认为中国也不是国际恐怖活动中的一片净土，国际恐怖势力也有可能在中国搞一些经济上的、物质上的恐怖活动。我们不仅仅要把恐怖事件看成恐怖活动的一部分，有些恐怖活动是我们看不到的，但是危害很大。不能以是否发生恐怖事件评判存在不存在恐怖活动。特别是中国2008年北京奥运、2010年上海世博会，国际恐怖分子可能到时候会有所动作；而且，他们也可能在我国发起针对第三国的恐怖活动。
记：面对国际恐怖活动，中国政府和人民应该做好哪些准备？
李：我个人认为，要防患于未然。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在发生恐怖活动以后才进行反恐。那时候花的人力、物力和投入远远大于我们事先的投入。而且，反恐像电脑一样，向下有个兼容的作用，如果我们在这个层面上能够做好应对人为的恐怖活动的准备，那么在应对突发性的恐怖活动时，就可以说是更加地绰绰有余了。做好预防对我们社会的安全会产生一个促进作用。维护社会稳定，使得我们反恐的结果更上一个台阶，是整个社会生活质量的一个保证。所以，无论是在防控上、还是各种监控手段上甚至在在其他方面上都要做好反恐。当然，大家可能觉得隐私被侵犯了，但是如果没有安全的保证，我觉得这种隐私也大可不必。因为这毕竟还是在公共场合。我们长期处于和平年代，对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可能没那么灵活，比如伦敦地铁爆炸案如果发生在中国的话，可能由于场面的混乱，造成的伤亡人数会远远高于恐怖袭击直接造成的伤亡。目前我们每个公民的安全防范的自救、他救的意识提高了，但还需要逐步加强，比如，现在幼儿园就有如何自救的课程，这就属于提高生活质量的一个层面。
记：您能告诉我们的读者，如果发生恐怖事件，我们应该如何去应对？
李：对不同的恐怖活动我们有不同的应对方式。恐怖活动包括很多，比如爆炸、核扩散、生化武器等，在封闭场所和开放场所我们的应对方法也不同，这是个很大的课题。今后，我们可能要做一本公民安全防护手册，这不是一言两言就可以说清楚的。此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不管发生什么样的恐怖活动，我们都要保持临危不乱的状态，如果一慌乱，就会发生像北京密云、伊拉克那样的踩踏事件。这样，它造成的伤害可能比恐怖袭击本身造成的伤害要大。再一个，公民要培养自救和他救的能力。在同一个场所，不同的人处于不同的位置，你有可能成为伤害他人的人。我们的公众场所有儿童、妇女，在这种场合，如果你只顾自救，可能就会伤害到别人。所以，我们要自救和他救结合起来。
记：请您介绍一下反恐研究中心的职能和研究方向。
李：我们反恐研究中心成立于2001年3月。在此以前，从1983年开始，我们就开始跟踪研究国际上的恐怖活动，每年撰写两份关于国际恐怖活动趋势的年度报告；随着恐怖活动对国际社会造成的危害越来越大，我们院就专门成立了一个反恐研究中心。这个中心主要跟踪研究国际恐怖活动的特点、规律，包括深层次的一些原因，以及重大的反恐活动。同时这个中心还研究反恐面临的难题、取得的经验教训。总而言之，它在反恐和对恐怖的研究上，更多地是从一些战略性的高度看待恐怖活动的，有时候也涉及到一些具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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