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y Reference 中国正在崛起为全球性强国。中国周边国家以及在当前世界秩序中占有重要位置的国家，皆以十分复杂的心情注视着这一今日世界上最为重大的事件。
中国正在崛起为全球性强国。中国周边国家以及在当前世界秩序中占有重要位置的国家，皆以十分复杂的心情注视着这一今日世界上最为重大的事件。“中国问题”——从儿童玩具到神舟六号，从劳工工资到人民币，从环境污染到海外购并——都成为国际舆论讨论的热门话题。在“中国威胁论”信奉者的眼中，中国几乎就是一个“问题大国”，类似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
撇开各种反华势力有意“妖魔化”中国不谈，客观地说，有些担忧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如果我们承认，中国的转型性崛起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重大问题，那么面对其冲击感到或多或少的不适应，或许就可以理解。尤其是在我国转型过程中，确实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问题，比如官商勾结、贪官外逃、生态危机等等，如果在中国崛起过程中将这些问题也带进了国际体系，国内的严重问题外溢进世界系统，那么可以设想，这样的崛起一定会引起争议甚至引来他国的联合围堵或遏制。
因此，对我们这些注定要亲历中国崛起过程的人来说，主要的工作就不只是说服别国“不那么想”，而是发挥智能解决国内存在的严重问题，避免这些问题外溢出去，从而引起世界的紧张不安。如果我们成功地解决了这些问题，一个和平、安全、尊严和适于居住的中国出现在世人面前，那么中国的崛起就将为世界树立一个典范，中国也因为这样的崛起而成为解决人类群体生存困境的健康力量和世界公益的主要提供者，中华文明因此将迎来第二次壮丽的日出。
为了实现这一光明的前景，我们需要思考中国崛起的时代背景，并联系这一背景勾画我国的发展道路。
全球主义兴起与中国崛起
那么，当今时代最基本的特点是什么呢？我的回答是：全球主义的兴起。
冷战结束后，民族主义失去了进攻的势头，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衰落的趋势。这种趋势在欧洲表现得最为充分。在一些地区，民族主义虽然有过短暂的复兴，并酿成南斯拉夫的分裂和战争，但是就世界总的形势看，民族主义开始了向全球主义的转型，民族主义开始让位于全球主义，前者如果脱离了后者，就无法存在下去，阿富汗在塔利班治下出现的文明的毁灭就是这样的例子。
全球主义纪元的出现，得益于对两次世界大战的反省、核武器的毁灭性威力引起的恐惧以及全球性问题的出现。这些因素合在一起，引起了全球的思想革命，可以将这一革命称作全球化革命，其结果就是全球主义的产生。
全球主义意味着全球共同体成为民族国家中个人的认同对象，当这些认同成为支配性的行为模式和思想意识的时侯，全球主义就出现了。全球主义揭示了国家、民族等传统共同体的限度，但同时，全球主义又是国家、民族共同体生长的条件，它为国家提供了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一个向度和基础。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想解决本国的问题——更何况世界性的问题——就不能不把全球主义纳入政策框架。那种仅仅在封闭的边界之内解决问题的领导人或集团，都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因此，我们说中国的崛起是发生在全球主义时代的事件（参见拙著《中国崛起：通向大国之路的中国策》）。在谈论中国崛起时，要认识到，全球主义构成了中国崛起最根本的约束力量。也正是由于这一约束性力量的存在，使中国的崛起不同于20世纪前30年的德国崛起。
德国走上军国主义的扩张道路，是与当时的世界形势相关联的。从19世纪后期开始，欧洲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运动，是王朝国家向民族主义的转型。在20世纪的头30年，民族主义成为一种主宰性的思潮，在这期间，世界主要的社会政治运动，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要与它携手合作或至少不同它作对，否则就不可能成功。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的1914年8月，欧洲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在最后关头全部转向了支持本国政府的战争决定，其逻辑就是：不这样做，就等于政治上的自杀。各个民族国家为争夺生存空间展开竞争，商业的扩张和海外殖民要求发展海军和陆军。在德国，谁应当拥有太阳光下最大的份额这件事，总是趋向于以战争来解决。德国首相俾斯麦给德国人民的教导是：“德国人，用你们的血来思维！”德国如此，其他强国也奉行着虽然较弱但几乎是相同的逻辑。以赛亚·伯林这样概括这一民族主义的逻辑：“极盛时期的民族主义便达到了这样一种立场：假如满足我所归属的有机体的需要变得与实现其他群体的目标不可调和，那么，我或者我不可分割地属于其中的社会便别无选择，只能强迫那些群体屈服，必要时就诉诸武力。假如我的群体——让我们称它为民族——想自由地实现其真正的本性，就必须清除道路上的障碍。凡是阻碍着我所认为的我的——也就是说，我的民族的——最高目标的东西，就不能允许它具有与这种目标同等的价值。”
在全球主义时代崛起这一事实，决定了中国的崛起一定是成为全球主义国家，而不是民族主义支配下以邻为壑的国家。具体地说，全球主义不只是中国崛起的条件，同时还应当是中国崛起的内在逻辑和目标。
中国处在多重转型中
中国正处在多重转型过程中。概括地说，这一多重转型包括三个方面，即（1）工业化和市场化转型；（2）宪政转型；（3）中华民族的文明转型。所谓中国崛起指的就是这一复杂的转型过程的展开。
就工业化和市场化转型来说，历史上，欧洲国家在进行这一转型的时候，伴随着海外殖民和军事扩张之下的全球市场扩张，其国内政治基础是所谓的“铁和黑麦的联盟”。在全球主义时代，中国显然不再有可能走欧洲的道路。中国的工业化和市场化转型要通过与世界市场建立起多重的联系和平地展开。在这一过程中，要实现国家与市场、国家与企业的分离。国家的归国家，企业的归企业。例如，中海油购并美国尤尼科公司之所以失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海油的国家性质使反对者认为公司只是国家的代理人，他们认为购并行为是在公司民族主义外表下的国家扩张。实际上，国家在这样的情况下根本派不上用场。
我国的民主化或宪政转型，同样需要全球主义视野。民主化或宪政从内部为国家的权力设置了限制，而全球主义则首先从外部揭示了国家的限度，随之又进一步深入国家内部，与公民权利运动一道，推进国家向着全球主义转变。在“中国制造”引起的国际争议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劳动力成本较低，这部分是由我国劳动力几乎无限的供给特点决定的，同时，缺乏民主化的权力表达机制也是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一个原因。如果不能遵循全球主义的权力逻辑，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宪政表达机制，“中国制造”将会越来越多地被视作国际问题，这势必影响中国制造的进一步发展。
文明转型是21世纪中国面临的重大课题。中国的崛起，究其实质，乃是中华文明的崛起，这将意味着中华文明的第二次日出。那么，这是否就是说世界的中国化呢？是否意味着中国传统文明的复兴呢？许多人是这样看的。但是如果考虑到全球主义兴起这一背景，那么上述看法就是不准确的。在这样的时代里，全球主义将嵌入中华文明内部，成为中华文明生长的内在动力和基本机制。获得了全球主义维度的中华文明，与其他具有同样特质的文明一道，构成普世文明的一部分。获得了普世性的中华文明，是全球公益的提供者。而如果脱离开全球主义，中华文明就不可能发展，生存也将面临危机。
中国崛起与全球主义的互动，将是把握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线索。我们理当期望出现两者相互推进的良性格局。■